张謇的治理淮河理念

马俊亚

（来源：中国大运河  2023-05-28）

编者按：淮河、古黄河、大运河，自古命运交织、呼吸与共。从“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到饱受千年沧桑，淮河经历了什么？

百年前，一位满腔热血的赤子曾经试图改变淮河的命运，却一次次功败垂成。这个人就是张謇。他是状元，是实业家，也是“江海之子”“水利状元”。他提出超前的导淮理念，虽然当时未能实施，却在后世得到了印证。

淮河是新中国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如今淮水安澜，滋润万家。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马俊亚撰文分析了历史上的“淮患成因与张謇导淮理念”。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马俊亚

北宋以前，淮域是鱼米之乡。

南宋以后，封建统治者近千年的折腾，使其沦为穷山恶水之地。

张謇年轻时多次考察淮河。随孙云锦入汴后，亲身经历了黄河救援。实业甫一就序，张謇即着手治淮工作。

张謇治淮理念具有鲜明的超前性，即开放被视为无用的资源，由市场配置，通过市场手段化害为利。

这一理念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利商、利民、利国，但不利于通过资源垄断以谋求私利的官僚集团，也使担心影响其专制权力的封建统治者狼顾狐疑，是以最终难以成功。

治淮受挫，不是张謇计划过于庞大，而是专制官僚集团捍卫自身利益的力量太过强大。

黄河夺淮

“折腾”近千年

近代淮地、尤其是淮北土壤地貌和农业生态变迁，主要是黄河长期夺淮、朝廷在淮域兴建无数保运河工程的结果。

北宋以前，无论是史籍记载，还是考古证据，均表明中国的核心地区（甸服、侯服）主要居淮河、黄河之间。原来的淮地自然生态非常优越，宜稻米、小麦、蚕桑，民谚称“走千走万，比不上淮河两岸”。古人称淮安，“财赋殷繁，鱼米沃壤。”盐城，“士惇礼让之风，民乐鱼盐之利。”海州则为“鱼盐之邦”。海沭地区“晓市多鱼蟹，村庄足稻粱”。

宋高宗二年（1128）冬，“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这个决口历南宋、元以及明代中前期，未加堵筑，造成黄河长期南北分流。明弘治六年（1493），刘大夏始筑太行堤，把黄河北流的河道堵死，让黄水全部向南流入淮河。黄水入淮，通常不是一条河道，往往漫流为巨大的扇形行洪区，使得淮北生态雪上加霜。清人指出：“以全河赴淮，淮不足以当全河之怒，则溃决益多。”

由于淮水加上黄水均从淮河下游河道入海，造成河道经常淤塞溃决。万历七年（1579），潘季驯为了加大清水对黄河泥沙的冲力，在前人遗留的小规模的高家堰基础上大加增筑，完全截断淮河，把原来陂塘性质的小湖泊群连成规模巨大的一个水体，逼迫全部淮水以趋清口。从此就有了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这个事实上的人工大水库。

洪泽湖是一座建在平原上的大水库，北、西、南三面基本无堤捍水，只有东面一道高家堰大堤。“洪泽一湖，旧系民田，自黄河南徙，淮水停蓄，膏腴之产，俱付洪流。”

康熙《泗州通志》中泗州城被淹没前

1680年，洪泽湖水淹没了泗州城。经测量，泗州南城墙高度为5.8-6.4米。泗州永沉湖底，没有城墙、护城堤保护的广大乡村镇市被淹没之广也就可想而知。同时，淮河中游以及运河两侧形成了数以百计的较大湖泊，大量田庐永为水窟，亿万生灵沦为鱼鳖。此皆增筑高家堰等治水措施的影响。

直至清末，张謇已经意识到，淮河问题最终成为危害整个中国的全局性难题。他写到：淮河“迨入苏江北境内，则以千六百余里之河身，包括五十二万方里之雨区，集合七十二山河之支派，悉以我淮扬数万里之面积为归宿。而古来自由入海之孔道，夺于黄河者六百余年。河徙而北，置不治理，久已淤垫，又五六十年，而江北从此多灾矣……直接之患，江北独受之；间接之患，全国同受之。夫此非不可挽回之事，而熟视无睹，其咎安在？”

早年亲历黄河水灾

张謇感同身受

从技术层面来看，淮河问题源于黄河夺淮的影响。淮河水灾影响的主要地区是淮安、徐州、海州、凤阳、颍州（阜阳）、泗州等淮域地区，张謇所处的通海地区并非淮祸的直接受害区域，但张謇对淮河问题的关注非常人所能及。

张謇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1887年7月13日），作为幕僚的张謇跟随开封知府孙云锦赴任，取道六安—顺河集—正阳关—颍上县—颍州府—太和县—淮甸—新镇—周家口—大林港，于六月十六日（8月5日）抵达开封。这次行程事实上是对淮水的一次考察。

张謇抵汴不久，即遇郑州段黄河决堤，下游开封被灾严重。张謇日记称：“八月十四日，河决郑州东石桥，初三十余丈。次晨，孙先生（孙云锦）往决口查灾。决口越二日，宽至二百余丈，全河夺汴、颍、汝、涡而下灌，横经四五十里，灾民四散奔逃，不可数计。”

此次水灾是人祸，更准确地说是官祸。据张謇调查：“余老爷（余璜）每年领银十几万，只见他时常唱戏请客，任用外工司事李师爷（李祁）一味刻剥，已二年不加春厢，故有今口之变。”决口时，愤极的民众将李祁推入水中，李祁泅上岸后，民众又将其剖腹弃入水流。

张謇亲往水口勘查，道经中河厅中牟二堡、三堡，发现距省城开封仅60余里的重要堤防，“堤根啮缺，宽有不及丈者。”即便郑州处不决，“此处必有冲决之虞，决则省城受困矣。”河堤上无土无料，他发现有一石堆，高3尺，长2丈余，宽四五尺，“四面堆砌周密，其中处处架空而成。”

这次黄灾给张謇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写道：“灾民傍堤之南窟土，盖以柳条、蒿梗，相属数里不绝。呼其人而问之，谓近堤死者尚少，五六里外奔湍掩至，时当中夜，则人畜之漂没者不可殚记云。”张謇对民众深为共情，直斥封建官僚集团：“吾不知其何心也！”

八月二十四日（10月10日），张謇作《送徐敬亭归淮安》诗：“八月河南决，排空万派浑。鱼龙骄白日，鸿雁满中原……独怜千里外，东望有惊魂。”次日，诗称：“梦去黄流断，愁来黑发疏。”诗中体现了对淮河问题和民生灾难的深切关注。

1903年淮水再次为灾，安徽凤、颍、泗，江苏徐、海、淮、扬7府极贫灾民约400万，次贫灾民约800万。尽管“恩赈、官赈、中外义赈”不断，但仅能救助600万人。“灾荒影响及于全省，抢米遏籴，无县无之。上而督抚，下而绅商，百计合谋，筹款运粮，振施不能遍及。”

1904年，张謇实业甫一就序，就向清廷上《请速治淮疏》。深具国际视野的张謇告诫颟顸的清廷，“外人査我灾状者，咸谓置无算可耕之良田为荒区，造无算可饱之农民为饿殍，环球万国，惟中国有之。臣闻之深以为耻。按之万国公法，国有荒地不治者，他国得代治之。臣尤恐以上之言，展转流播，黠族环伺，从而生心，祸至抑无日也，故尤愿即归商办，以速其成也。”

张謇对专制政体造成的淮患自然了然于胸。1906年12月22日，张謇明确写道：“自宋河决澶州而河与淮合，自明刘大夏筑断黄陵冈而河遂夺淮，终明之世，迄于本朝，淮、扬遂永被其害。其所以被害之故，在治河之臣止治河而不治淮。”

他指出清廷在治淮事务上的拖延推诿：“前清沿元明之制，以转漕京师之故，专重治运，于河、淮之关系不加考察。至咸丰五年，铜瓦厢决，河自北徙，即有议者谓宜即此时治淮，不即治，淮必有灾。”他直斥：“坐视百万人民之死，残忍之至也。坐视百万人民之不死，而为乱，残忍之至也。储千万之款以坐视百万之民死与乱，是残忍而又残忍也。”

古黄河今貌     陆启辉 摄

超前的导淮理念：

开放资源、市场配置

导淮的根本难题不是经费缺乏、劳力不足以及工程技术方面的缺憾，而是专制政体对资源的垄断、对市场的畏惧。

对于导淮问题，张謇指出，只要开放资源，运用市场化途径，就可根治淮祸。

张謇的主张直指专制体制下的明规则——官员及其关系群体是主要利源的把持者。

在淮河下游河道长期被黄河侵夺、淤塞的情况下，张謇主张淮沂分治，使沂水不再作为淮水的支流，而是独立入海，对于根治有“洪水走廊”之称的淮北的水患可谓切中肯綮。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修筑的新沂河就是淮、沂分治，新沂河独立入海。

就治理顺次而言，张謇主张先苏后皖，先下游后上游。宣统元年（1909），江苏咨议局通过导淮议案，两江总督以经费困难予以掣肘。张謇设立江淮水利公司，先从淮阴清江浦设局测量，由南通师范学校附设的河海工科毕业学生承担。

1919年，张謇根据科学研究，发表《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提出：“将来淮水入海，只占来源十分之三，此十分之三之来水，不过以淮属为经行地，非引之至淮属而潴之也。”这在1949年后的治淮实践中被证明是非常合理的。

张謇的导淮理念具有鲜明的超前性。其未能达成目标，不在于其计划过于庞大，资金难筹，而是在于专制体制对市场经济的包容程度。

股份公司、信用制度可以作为资本集中的杠杆，使张謇在导淮问题上“不差钱”，但前提必须是打破官府对资源的垄断，开放资源配置，由市场对资源进行开发，秉遵“谁投资、谁受益”的基本规则，则治淮经费可咄嗟立办。

张謇认为，淮河流域土地资源废弃极多，应以农场形式开发利用，产生商业利益，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从而使荒弃之地得以全面垦殖，并为工业提供原料。

尽管张謇主张治理者必须是受益者，但对于治淮成功后的利益，并非是由治理者独吞。他具体规划受益者的次序为：国家第一、苏皖省督抚第二、地方农商业第三，公司第仅列四位。

治淮受挫，不是张謇计划过于庞大，而是专制官僚集团捍卫自身利益的力量太过强大，近代文明在传统中国举步维艰。这是张謇导淮难以成功的真正原因。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