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拟兴鱼堰充采芹会议》
的思想解构与当代回响
□ 黄彩萍
读原著，悟思想，传精神。百多年后，展读《张謇全集》中《拟兴鱼堰充采芹会议》（以下简称《鱼堰议》）一文，感悟追寻那时那景，心中敬意满怀。
《鱼堰议》是张謇在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下的思想突围，也是其传统“义利之辨”的近代转型和在地方自治模式上的创新尝试。可以说是张謇“父教育、母实业”思想的萌芽，其价值不仅在于提出“以实业养教育”的具体路径，更在于构建了一套融合经济理性、教育理想与生态智慧的治理框架，为当代公共事业发展提供了跨越时空的思想资源。
一、时代语境的再解读：制度崩溃与思想转型的双重变奏
（一）甲午战后的整体性危机与士绅的回应逻辑
张謇《拟兴鱼堰充采芹会议》的诞生，植根于1895年清末中国的深重危机。这一时期，甲午战争的惨败彻底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与落后，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列强环伺下领土主权丧失、洋务运动破产后的制度性困境、民生凋敝引发的社会动荡，共同构成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具象化图景。而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传统教育体系的崩塌尤为刺眼。
彼时的儒学教育系统已深陷腐败泥潭：学官倚仗职权向新生勒索“拜见礼”，廪生借“甄别”之名行敲诈之实，本应培育人才的书院有沦为利益交换场所之嫌。这种腐败不仅掏空了教育的育人功能，更摧毁了士绅阶层的道德根基，当“进学”成为权力寻租的工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便失去了现实载体。张謇在文中直指“学官廪生勒索新生”的积弊，实则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命题：国家救亡的根本在于人才，而人才培育的前提是清明的教育生态。
值得注意的是，1895年恰是张謇人生轨迹的关键转折点。这一年，42岁的他正在丁忧期中，褪去“状元”的光环，开始将目光从朝堂转向地方治理。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人，他既承袭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又突破了传统士大夫“重义轻利”的局限，敏锐地意识到，此时的教育危机呈现双重面相：表层是经费匮乏，深层是制度腐败。张謇在其日记中曾言“见学官勒索新生，廪保需索，至有破家者”，这种腐败已超越个体道德范畴，形成系统性的利益链条：学官倚仗“岁考”“科考”职权，廪生利用“保结”制度，将教育场域异化为权力寻租空间。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腐败正在摧毁士绅阶层的精神根基：当“进学”成为付费交易，“修身齐家”的道德训诫便沦为空谈。张謇在《鱼堰议》中直指“清季学官多不自爱重，以庠序为市井，索新生贽……”“通生员一食廪饩，有认派保试童之权，与学官朋比，为之耳目，勒索新生……”实则揭示了一个更严峻的命题：教育生态的败坏将导致救国人才的断代。
面对危机，士绅群体呈现出不同的回应路径：康梁选择制度变革的顶层设计，张之洞侧重“中体西用”的技术改良，而张謇则探索地方实践的底层突破。《鱼堰议》的独特性在于，它拒绝两种极端思维：既不寄望于朝廷的自上而下改革，也不依赖道德说教的感化力量，而是试图通过地方资源的重新配置，构建可持续的经费机制，为学风净化提供制度保障。这种将“义理”与“实务”结合的思维，正是清末士绅阶层中“经世致用”思想的进阶形态。
《鱼堰议》既非纯然的学术空谈，亦非应急性的权宜之计，而是融合了传统士人经世情怀与近代实业思维的制度设计方案。《鱼堰议》中“采芹会”的核心功能是支持教育，尤其面向寒门学子，通过筹集资金、提供助学补贴、设立书院或私塾等方式，帮助贫困子弟获得受教育机会，本质上带有教育慈善属性。故《鱼堰议》就是张謇旨在通过对闲置城濠资源的开发利用，将140余亩城濠水域转化为“教育基金”的生产载体，构建“渔业--教育”的闭环生态的一个专议，相当于当代的一个“两会”提案。不仅回应了清末教育经费匮乏与学政腐败的现实困境，更体现了其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的思维转型，及对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早期探索。
（二）江南士绅的地方性知识与资源活化意识
南通素有“江海门户”之称，属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河、江、海贯通，水网密布，为《鱼堰议》的诞生提供了物质基础。据光绪《通州志》载，通州城濠“周九里三十步，深一丈五尺”，因年久失修，“积潦成沼，芦苇丛生”，处于闲置状态。张謇的创新在于发现了这一“沉睡资源”的实用价值：“城濠之水，弃之则为无用，用之则为大利。”张謇在《南通公园记》中还提到利用“濠惟富水耳”建公园，让市民享受自然与人文之美，实现“偿劳以逸，偿苦以乐”等。这种资源活化意识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植根于江南地区“水乡治理”的地方性知识传统。
从历史脉络看，江南士绅对水域的开发利用早有传统，范仲淹修范公堤、苏轼浚西湖，皆体现“治水兴利”的治理智慧。但张謇的突破在于将水域功能从农业灌溉拓展至教育资助，实现了公共资源用途的创造性转化。其方案借鉴《范蠡养鱼经》“决水殖鱼，岁收千金”的经验，结合通州“潮汐往来，水质肥美”的特点（《致卢鸿钧函》），设计出“筑堰分塘，轮捕轮养”的养殖体系，以出租收益补充学官、生员及书院经费，旨在“高薪养廉”，涵养风清气正的学风，培育德才俱备的救国兴邦人才。这种对地方性知识的创造性转化，使其方案既具可行性，又有区别于西方模式的本土特色。
诚然，1895年的南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近代工业转型的初期，纺织业尚未成为支柱产业。张謇选择渔业作为实业起点，而非直接创办工厂，蕴含着深刻的现实考量：渔业投资小、周期短、技术门槛低，且依托既有水域资源，更易获得地方支持。这种“从易处着手”的渐进策略，与其后来“先实业后教育”“先小学后大学”的实践逻辑一脉相承，体现了务实主义的改革智慧。
二、思想肌理的纵深挖掘：从资源配置到制度创新的逻辑链条
（一）“实业哺教”的三重理论突破
《鱼堰议》最显著的思想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教育经费的筹集模式，构建“实业造血”的新机制。这种突破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经费来源的范式转换。传统教育经费依赖“学田租税”“官绅捐赠”“科举规费”三途，皆具不可持续性。学田遇灾则收减，捐赠靠自愿则不稳定，规费易滋生腐败。张謇设计的“鱼堰收益”属于“生产性资本”，通过租赁经营产生持续现金流，据其测算“堰成之后，岁收租金，可补学官束脩之半”“拨充学官养廉公费……廪生养廉膏火……学书……门斗……办考礼房……余充书院经费。”这种将“静态资源”转化为“动态资本”的思路，比后来“教育彩票”“教育基金”等模式早了半个世纪，具有前瞻性意义。
其二，义利关系的重新定位。儒家传统强调“重义轻利”，教育作为“义”的载体，与“利”保持严格界限。张謇则打破这种二元对立，在《拟兴五山树艺扩充书院经费议》中提出“利以义制，义以利行”，主张教育与实业“相资相益”。《鱼堰议》中，鱼堰的经营遵循市场原则，“听民承佃，按亩收租”，收益却用于“采芹会”教育公益事业，实现了“利”的社会性转化。这种“以利养义”的逻辑，为近代中国处理“公益--商业”关系提供了伦理范式。
其三，教育功能的近代转型。传统教育以科举入仕为核心，张謇在《师范章程改订例言》中明确提出教育应培养“修己治人，能救国危”的人才，将“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列为教育三大纲领。将教育目标从“为己”转向“为国”，从“应试”转向“实用”。鱼堰收益不仅用于“养廉”，在后续办学中更规定“岁取十之二，添置经史算学之书”，显示其对实业教育的重视，对培养救国实用人才的迫切。这种功能转型与后来通州师范学校“坚苦自立，忠实不欺”的校训形成呼应，标志着近代教育观的萌芽。
（二）制度设计的系统思维与技术理性
《鱼堰议》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出理念，更在于设计了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体现了技术理性与系统思维的结合。其制度创新体现在三个维度：
1. 治理结构的分权设计。张謇将鱼堰管理分为“筑堰”“养殖”“收支”三环节，分别由“水利局”“渔民协会”“学官会同乡绅”负责，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特别规定“每岁十二月将额拨之数，支用之数，赢羡之数，刊揭征信单以昭大信。”这一设计超越了传统“一人主掌”的模式，蕴含着近代分权制衡思想。据《张謇全集》收录的“征信单样本”，其记载详细至“鱼秧钱”“筑堰工价”等明细，这种精细化管理意识在清末地方治理中实属罕见。
2. 生态循环的系统构建。《鱼堰议》中的方案不仅局限于渔业，更设计了“桑-蚕-柳-羊-鱼”的立体生态链：堰边植桑，桑叶养蚕；种柳为薪，柳枝编筐；堰岸牧羊，羊粪肥鱼。这种循环模式如其在《公园治沼记》中所言“一物有一物之用，一事有一事之益”，资源利用率较单一养殖提升数倍。现代生态学研究表明，该系统的物质循环效率已接近近代生态农业水平，早于西方“有机农业”理念半个世纪。
3. 激励机制的精准设计。针对学官腐败，张謇拒绝“严刑峻法”的传统思路，转而延续始于清雍正朝的“养廉银”，构建“高薪养廉+声誉激励”的双重机制。一方面，“拨充学官养廉公费每员岁五百千”“增学官俸禄至岁百五十金，使无俯仰之虞”；另一方面，规定“若三年无勒索事，则由书院赠‘清风匾额’，载入地方志”。这种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结合的思路，比单纯依靠道德说教更具实效，体现了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把握。从《啬翁自订年谱》记载可见，此议虽因地方势力阻挠未能完全落地，但其蕴含的“以制度反腐”理念，成为张謇后来主持南通地方建设时的重要原则。
（三）思想演进的坐标：从《鱼堰议》到“父教育、母实业”
《鱼堰议》作为张謇早期思想的重要节点，在其“父教育、母实业”思想发展脉络中，对比后续相关文本，可发现三条清晰的演进线索：
1. 从地方尝试到区域实践。《鱼堰议》聚焦“通州”一城，而《拟兴五山树艺扩充书院经费议》将范围扩展至南通五山地区，而《海通泰如合习乐舞议》则覆盖苏北四府，显示其治理视野从“一城”到“一域”的拓展。
2.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体系。鱼堰属于小规模渔业，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则进入近代工业领域，1902年建立通州师范学校标志教育体系的成型，最终形成“实业-教育-公益”的完整体系，即地方自治发展的“三驾马车”。而《鱼堰议》中的产业反哺教育逻辑始终是核心，形成了我国早期“产教融合”的典范模式。
3. 从资源利用到制度创新。《鱼堰议》的“征信单”制度，后来发展为大生企业的“股东会”制度；生态循环思想的应用小至“大生”系实业王国，大至南通城市规划，最终形成“一城三镇，城乡交错”的空间格局。这些演进表明，《鱼堰议》并非孤立的方案，而是其治理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
三、当代价值的多维阐释：跨越百年的治理启示
（一）公共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创新
《鱼堰议》中“资源-产业-公益”的闭环模式，对当代公共事业发展具有直接启示。当前我国教育、文化等公共事业仍存在“过度依赖财政”与“市场化异化”的双重困境，张謇的实践提供了第三条路径：构建基于本土资源的造血机制。
在张謇的出生地南通市海门区，就有借鉴张謇“鱼堰模式”进行资源活化的成功案例。该地以“张謇故里、诗画海门”为主线，规划建设“张謇历史人文记忆轴”，在常乐镇打造了张謇纪念馆、颐生文博园、柳西半街、张謇文化广场、状元步行街、九龙岛文化湿地等，并整合青龙港、三厂等张謇实业创办地的张謇遗存，做亮“张謇故里小镇”这一品牌。以张謇文化为核心，融合了名人纪念、工业旅游、乡村休闲等元素，打造成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省级非遗文化示范传承基地，成为南通市重要的文旅目的地，吸引游客并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而海门区政府又反哺教育，建成张謇青少年研学中心，服务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沉浸式的研学活动，培育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国人才。
当然，张謇《鱼堰议》中，强调“收益取之有度”，规定鱼堰“第一年不收租，第二年缴租三百千，第三年五百千，第四年八百千，第五年一千千，第六年后率以一千五百千为额；旱则量减，大旱大减。”“每年只捕三成，留七成繁育”，这种可持续发展理念体现了他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远见：通过限制捕捞比例，保留足够数量的鱼类进行繁殖，避免因过度捕捞导致资源枯竭，既能保障当时渔业的稳定收益，也为后代留下可延续的生产资源，兼顾了短期利益与长期生态平衡。这种理念与他重视实业发展中“开源节流”“永续经营”的思想相契合，试图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维护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这对当前防止公共资源过度资本化、商业化，具有警示意义。
（二）生态治理的历史镜鉴与现代转化
《鱼堰议》中的循环生态思想，在新时代“双碳”目标背景下更显价值。其“桑-柳-羊-鱼”系统揭示了一个朴素真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可协同实现。当代生态农业中的“稻-渔-鸭”共生、“林下经济”等模式，本质上是对这种传统智慧的现代发展。
张謇在20世纪初，面对甲午战败，山河破碎，为实现救国之梦，必须办教育，育人才。而教育又必需资金，《鱼堰议》以鱼获金的同时，创新性地采用“鱼堰+植柳”的生态护岸方式；柳树根系能固土防蚀，树冠可遮荫降温，形成“以树养水、以水养鱼”的良性循环。这一做法至今仍在南通濠河景区（当年鱼堰所在区域）得到延续和发展。在南通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一是进行生态修复，沿濠河保留并新植柳树带，结合现代生态工程技术打造“会呼吸的河岸”；二是在濠河博物馆设置“张謇治水”专题展，将历史智慧进行文化活化；三是开发“柳编非遗工坊”等文创项目，进行产业延伸，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
当下的南通濠河边，已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汇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素有“江城翡翠项链”之称。整个濠河曲曲折折，迂回激荡，呈倒置的葫芦形状环抱老城区，曾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这生动诠释了张謇《鱼堰议》中展现的生态智慧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彰显了张謇生态理念的当代价值，为长三角地区“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三）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本土资源
《鱼堰议》中“精细化管理”“公开监督”等理念，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本土经验。张謇对筑堰的规定精确到“外堰宽一丈二尺，少则一丈。隔堰两重，宽一丈，少则八尺。”用工“一堰以二千工计，九堰须一万八千工，日役三百人，两月而竣，凡费九百千”这种量化思维在传统治理中极为罕见，预示着近代科学管理的引入。而“征信单”制度则与当代“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形成跨越百年的呼应，其启示在于：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将抽象制度转化为具体操作，将权力监督嵌入日常运行。南通市海门区作为张謇的故里，建立“监督一点通”平台：群众可在线投诉基层问题，纪委全程督办，形成“受理—转办—反馈—评价”闭环，提升监督效率。这在精神内核上与张謇的探索是相通的。当然，当时张謇的方案因“地方士绅阻挠”未能完全落地（《啬翁自订年谱》），这一教训提醒我们：任何治理创新都需平衡各方利益，培育社会共识，这也是当代基层改革应汲取的历史智慧。
结语
站在新时代，我们展读张謇《拟兴鱼堰充采芹会议》，不仅是为追溯“实业哺教”的历史源头，更在于发现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价值。这篇诞生于民族危机中的文献，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务实精神与创新智慧：面对教育腐败，不空谈道德，而是设计制度；面对经费匮乏，不依赖捐赠，而是创造收益；面对资源闲置，不任其荒废，而是活化利用。其核心不在于具体方案的可行性，而在于构建了一套融合经济理性、教育理想与生态智慧的治理框架。
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当我们面对教育公平、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等现实问题时，张謇的探索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参照：公共事业的发展需寻找可持续的经济支点，生态保护应与民生改善相结合，制度创新要扎根本土资源。从南通濠河的鱼堰到当代的“产教融合示范区”，从“桑柳循环”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历史的回响始终清晰。张謇在《鱼堰议》中展现的，不仅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智慧，更是一种面对困境的创新勇气——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最需要传承的思想资源。
（作者单位：南通市海门区张謇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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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南通档案馆编：《张謇地方自治档案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原载《张謇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