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张謇辩证看

□ 陆大柱

   2020年，张謇火出了圈。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点赞张謇，称他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让张謇一下子成为万众瞩目、各方热议的“网红”历史人物。这波有些迟到但终究到来的“张謇热”，让百年前南通先贤从历史深处走到时代的聚光灯下。

   张謇，何许人也？清末状元、实业之父、农商总长、军事参谋、立宪领袖、共和推手、教育先驱、水利专家、书法圣手……这么一长串闪光的名头，似乎都不能完全定义他的精彩一生。正如潘岳在《张謇是谁》一文中所言，“很多人想给张謇一个定义，却没有一个定义能完全概括。”张謇的人生非同一般、极不寻常，是一个立体化、复合型的百科全书式传奇人物。

   综观张謇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前、后半生，而1894年无疑是其人生中一个重要分水岭。

   1894年之前，张謇主要以学业为先，勤工俭学，为个人家族求功名。“读书、励行、取功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读书人理想的人生轨迹，张謇也不例外。他是大器晚成的清末状元。张謇自幼天资聪慧，4岁启蒙，5岁读私塾，12岁就以“我踏金鳌海上来”的对联语出惊人，16岁中秀才，33岁中举人，42岁中状元，看似圆满的背后，却有太多鲜为人知的艰辛困苦。从1868年走进考场，先后6次乡试、4次会试落榜，参加各级考试20多次，历经26个年头，其中直接消磨在考场上的时间就有140多天。苦心人天不负，1894年，慈禧太后60岁寿辰，特开恩科会试，在帝师翁同龢等人的力捧之下，张謇终于等到金榜题名时，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一朝梦想成真，站在乾清门外听宣那一刻，已过不惑之年的张謇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兴奋，反而有种莫名的苍凉厌倦之感涌上心头。他在当天日记里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他是崭露头角的名士幕僚。1874年，20岁出头的张謇跟随通州知州孙云锦调任江宁发审局，帮助办理文牍，后又投入庆军首领吴长庆的幕府，由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幕僚生涯。孙、吴两位贵人的赏识和提携彻底改变了张謇的命运，让这个偏远江海边长大的“乡下人”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积累了人脉，迅速成长为名噪一时的“江南名士”。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随庆军东征，负责“理画前敌军事”，撰写的《朝鲜善后六策》等文章，受到翁同龢等“清流”人士赏识。1884年，吴长庆病逝，张謇毅然谢拒了当时清廷两大红人张之洞、李鸿章的招幕，在当时留下了“南不拜张、北不投李”的佳话。

   1894年之后，张謇主要以实业为重，参与政治，为天下苍生谋太平。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人心。张謇历经半生才爬上科举殿堂的金字塔尖，本可以由此登堂入室、平步青云，有可能成为“状元宰相”，然而这位新科状元却辞官下海，选择走了一条不一般的别样人生路。他是彪炳史册的实业之父。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给在家丁忧守孝的张謇带来极大刺激，于是他接受张之洞委托，负责通海一带商务，决定在南通唐家闸创办大生纱厂。从起初“官督商办”到“官助商办”再到“绅领商办”，“千磨百折、忍侮蒙讥、首尾五载、幸未终溃”，大生纱厂终于在1899年开车出纱，后又相继建了二厂、三厂、八厂。到1921年，形成了以棉纺业为主体，包括轻工业、盐垦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等在内规模宏大的产业体系，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1922年，北京、上海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张謇以最高票当选为全国“最敬仰之人物”。他是举足轻重的政治明星。张謇在家乡兴办实业的同时，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几乎那个时期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他力促“东南互保”，为保全当时我国经济最繁荣的东南地区免遭战火涂炭发挥了关键作用；领导预备立宪，亲自起草《变法平议》，牵头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和江苏谘议局，发起组织了三次全国性的召开国会请愿活动；调停南北议和，辛亥革命爆发后，亲眼目睹了武昌起义的熊熊烈火，知道清王朝大势已去，便主动顺应历史潮流，由倡导立宪转向拥护共和，角色也由“通官商之邮”变为“通南北之邮”，说服袁世凯逼迫清廷退位，推动南北政权平稳交接，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被誉为“民国助产士”。

   此外，张謇还是中国近现代化的先驱。这个角色常被人忽略，却又极其重要。“建设一新世界雏形”，是他一辈子孜孜以求的地方自治梦想。潘岳曾讲，“张謇从来不是想建一个商业帝国，而想建设一个理想社会”。1915年，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后，张謇毅然决定远离政治中心，辞职回到家乡南通，一心践行自己的“村落主义”，办企业、兴教育、建城市、修水利、做慈善等各项社会公共事业，先后创造了20多项全国第一。经过前后长达30年全方位、系统性探索实践，将南通这个曾经江北小县城建设成为闻名全国的“模范县”，被外国友人誉为“中国的乐土”“理想的文化城市”，吴良镛先生也因此称其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张謇所开创的早期现代化事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即便现在看来都没有过时，某种程度与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五位一体”战略也有共通之处，对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张謇一生涉足领域太广、开辟事业太多、成就贡献太大，他的学识、才干、胸襟、站位、格局……都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思维方式，也超出了后来人的想象空间。永远不要以现代的眼光看待历史的问题！单一、片面、孤立的标准，根本不足以评价张謇的是非得失。只有从辩证法角度来看，才能更准确理解他前瞻的思想实践，才能更深入走进他丰富的精神世界。

   张謇的“为”与“不为”。张謇为了实业救国的理想，宁愿放弃自己奋斗半生才换来的功名和仕途，以“舍身饲虎”的决心，投身到充满艰辛、遍布险阻、为士大夫群体所不屑的商海之中，本身就有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冒险勇气，更有几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色彩。然而，即便张謇作出巨大个人牺牲，也开创了中国民族纺织工业先河，但仍有人对他的想法做法提出质疑，认为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纯粹的企业家，说他缺少企业家本位意识，没有做到“在商言商”，为社会投入太多，跟政治牵连太紧，做了许多本不该由企业做的“闲事”，最终连累了股东、拖垮了企业。在他们眼中，企业家最大的责任就是把企业做大做强做长久，多给股东分红、多帮员工增收，多为自己家族积累财富。这种说法显然并不了解张謇的人生志向，他从《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取“大生”两字作为厂名，又在《厂约》第一句话里开宗明义：“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张謇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真正的“儒商”。他的骨子里始终流淌着济世安民的儒家血脉，做企业的初心从来就不是为了个人名利得失，而是为了造福乡土、国家富强，办企业只是他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手段和方式而已。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连续10多年盈利已经给股东们带来了丰厚利润回报，他只是说服股东们从企业利润中提取一小部分用来做教育、慈善等公益事业，而自己则把全部家产都投入到了地方建设之中，甚至连负债也在所不惜。至于张謇为什么那样热衷参与政治活动，主要源于他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深刻认识，也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有关。他认为“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政治能趋于轨道，则百事可为”，因此主张要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政治改革，“以政兴商、以商促政”，为企业生存、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事实上，丰富的人脉资源、良好的政商关系也是张謇事业成功的关键要素，当年正是在张之洞、刘坤一这些地方大员的支持下，才顺利建成了大生纱厂。后来他所参与的“东南互保”、南北调停、成立江苏咨议局等众多政治活动，无非也是为自己企业经营争取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张謇的实业领袖地位也极大提升了政治影响力、社会公信力，为他后来在南通开展地方自治事业提供了政治保障。

   张謇的“变”与“不变”。处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大变局中，张謇以一己之力在清王朝、立宪派、革命党等各方势力之间斡旋调停，“一手托三家”“通南北之邮”，体现了他过人的沟通能力和社会声望，在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然而，这也让他常被后人诟病为“多变”。比如，在政治立场上，张謇最早是帝党骨干，见到清王朝大势已去，则决然剪掉自己的辫子，转投共和潮流，参与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被保皇党斥为“张、汤之罪”；作为立宪派领袖，组建过预备立宪公会，辛亥革命后不久就进入了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接着又一手把袁世凯推上大总统的宝座，并应邀加入了北京政府的“名流内阁”；又比如，在人际交往上，张謇开始觉得袁世凯品行不好时与之绝交，后来看中袁世凯政治才能又主动握手言和，最终认清袁世凯称帝野心后又与他分道扬镳；他与晚清著名学者沈曾植年轻时就是知己好友，又曾都是立宪派同道中人，但晚年发现沈曾植参与张勋复辟闹剧后，“志不同不相与谋”而渐行渐远。张謇确实一直在“变”，这种“变”更多是因时而变、顺势而变。因为时代在变、形势在变，只有顺应大势、与时俱进，才能紧跟历史潮流、站在时代前沿。他的变不是往坏处变、不是往后退变，而是往好处变、往前进变。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张謇怎么变，有一点始终没有变，就是坚持国家“共和统一”这个根本原则不动摇。他在清帝宣布退位之前所写《共和统一会意见书》中大声疾呼：“夫吾人之所谓为共和主义者，非谁某一族一姓之共和主义，乃合全国之二十二行省，及蒙盟藏卫，而为一大共和国”，与50天后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中提出的“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说法完全一致，这也是后来张謇被学界推断为诏书起草人的重要证据。可见，张謇所认同的共和，是“大一统”制度下的共和，他是个清醒的务实主义者，谁拥护共和他就支持谁，谁有能力维护国家统一他就支持谁。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喊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引发了满蒙王公的恐惧，日本趁机插手满洲，俄国策动外蒙独立，大中华分裂迫在眉睫。革命党武昌起义时高举的“十八星旗”，象征着建立不包括满蒙藏疆的十八省汉族国家，而张謇等立宪派主导的江浙等地则坚持使用“五色旗”，象征着包括满蒙藏疆在内的二十二省。正是在张謇等人的倡议推动下，最终促使孙中山正式提出了“五族共和”，这才让梁启超等人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设想有机会成为现实。

   张謇的“成”与“不成”。如何公允地评判张謇的事业，到底算成功，还是失败？不同的人对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答案。其中，大家最为熟知的莫过于胡适对张謇的评价：“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对这个看起来有些矛盾、实质上极其辩证的论断，张謇独子张孝若却颇为认可，他在给胡适回信中写到：“你说我父亲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遗留了许多实地勘验的具体计划……没有成功，不是失败吗？”其中，张謇最大的失败，莫过于他倾注全部心血、亲自创办的大生企业集团经过短暂的辉煌后，很快危机来临、接连巨亏，最后资不抵债由上海银团接管，这种结局对当时年过古稀的张謇是最沉重的打击。然而，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成败，一定要放到他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一定要结合他为后世留下的贡献价值来考虑。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这样评价过英雄人物，“他们在当时虽然失败了，但对后来历史而言，却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是大成功。”张謇虽然企业破产了、事业失败了，但不能说他这个人也是失败。因为“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虽然“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但他那颗滚烫的爱国心、那份炽热的乡土情却不会跟他一起“死”去。章开沅先生在《张謇与近代社会》中如此评价过张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这样地说，张謇和他的地方事业对当时和后世产生的影响，不会因大生集团的遇挫、张謇的谢世以及国民党对南通的控制而湮没无踪，也不会随岁月流逝而销蚀，相反却越加显得光彩夺目。”失败的英雄也是英雄，何况前面还加有“伟大”的定语，所以我们今天还以“成败论英雄”的标准来衡量百年前张謇的话，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张謇的“幸”与“不幸”。晚年张謇回顾自己实业之路时不禁感叹：“幸而利，幸而成”，却又“至于钝，几于败”，他把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张謇的说法未尝没有道理，只有时代的企业，没有企业的时代，企业家的幸与不幸，很大程度上在于所处的时代。很不幸，张謇活在那个被李鸿章称之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年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让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进入一个民不聊生、饱受屈辱的苦难时代。作为深受“三纲五常”思想熏陶的张謇，最初人生追求自然是效忠朝廷、辅助明君、建功立业，然而病入膏肓的清廷已吃不进他开出的改良药方，甚至对他希望仿效日本建立一个帝国博物院的设想都不予考虑。清帝退位后，他在南北政府中先后担任要职，但军阀混战、外忧内患的动荡时局也让他很多实业救国的计划都成为泡影，大生实业王国也在外国公司冲击挤压下轰然倒塌，就连他退归南通搞的地方自治也功败垂成。这样的结果对于张謇而言固然是不幸的，但大不幸中也有小幸运。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豪杰。新旧大变局的过渡时期，客观上也成了张謇这些实业家们的“黄金时代”。中央集权政府的涣散和缺位，给民族工业企业发展留下相对充裕的空间，让他们能自由进入到垦荒、盐业、航运、金融等许多国有经济垄断领域，张謇以自己企业名义兴办了淮海实业银行。软弱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控制因心有余力不足而有所放松，给张謇这些乡绅阶层搞所谓的地方自治提供了有利机会，他们才有可能做了许多本来只有政府才有权力做的事情。直至今天，张謇当初所开创的事业依然还惠及南通人民，当我们走在这座城市里，几乎每个角落都可以看见张謇遗留下来的事业，大至南通的一厂一校，小至南通的一桥一路，都能找寻到他的足迹。作为南通城的缔造者，张謇这个人与南通这座城永远地烙印在了一起，一个人造福了一座城，一座城也永远铭记一个人。对九泉之下的张謇来说，被后人记得难道不是最大的幸运吗？

   1926年8月24日，张謇带着遗憾和不甘离开了人世，留下“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的感慨。那么，如何评价自己一生？张謇生前就拟好了“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的墓联。他死后墓碑上不铭不志，既没有状元的头衔，也没有总长的官职，仅仅题刻了“南通张先生墓阙”七字，只想让别人知道他属于南通，其他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人非圣贤，张謇也并非完人，不能因其伟大而否认失败，也不能因其失败而否认伟大，真正认识、理解和学习好张謇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张謇当年在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大会上曾说，“鄙人愿我国人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其实，这句话用在他自己身上同样贴切。

（作者单位：南通市委研究室）

（原载：《张謇研究》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