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品格·模式：
章开沅视野下张謇遗产的当代阐释
—— 读《张謇感动中国》札记
赵京平
当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在2015年重提2002年“张謇感动中国”的命题时，他并非简单地为一位历史人物争取荣誉，而是在百年中国现代化的长时段视野中，重新审视一份未被充分消化的历史遗产。在《张謇感动中国》一文的结尾，章先生以其一贯的平实而深刻的笔触写道：“从现今的情况来说，最好是发扬其精神，学习其品格，借鉴其模式，把地方乃至全国的事情办好，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纪念。”这三个递进的层次，构成了张謇遗产的完整体系，也为我们今天理解和传承张謇精神提供了基本框架。作为中国近代化研究的开拓者，章开沅先生对张謇的研究超越了单纯的人物评价，上升到了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层面。
一、“不与草木同腐”：张謇精神的核心要义与历史超越
张謇精神的核心，是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士大夫情怀而又超越传统的现代爱国主义精神。章开沅先生敏锐地指出：“感动中国的人必定先受中国感动。张謇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这已经是无需说明的事情。但他受中国感动最深的一年却是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正是这一历史节点，完成了张謇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爱国者的转变。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正在京师等待殿试传胪的张謇在日记中逐条记下条约的主要内容，并悲愤地写道：“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这短短十三个字，凝聚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最深沉的家国之痛。与康有为选择变法、孙中山选择革命不同，张謇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也更为务实的道路——实业救国。他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明确提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蓗之利。” 这一论断，在当时“重商主义”思潮盛行的背景下，显示出了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
张謇精神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爱国主义落实到了具体的民生实践中。他所追求的不是抽象的国家富强，而是“富民”基础上的强国。他创办大生纱厂，最初的动机就是“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在通海垦牧公司第一届股东会上，他公开宣称：“凡鄙人之为是不惮烦者，欲使所营有利，副股东营业之心，而即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新世界雏型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 这种“建设一新新世界雏型”的理想，构成了张謇精神的最高境界。章开沅先生将其概括为“村落主义”，并指出这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而是“通过这个‘理想城’的示范与推广，建设一个独立、富强、幸福的中国”。
张謇精神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他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正是这种“不与草木同腐”的人生信念，支撑着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创办了数十家企业、数百所学校，建设了“中国近代第一城”。即使在晚年事业遭遇重大挫折、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治本维何？即各人抱村落主义，自治其地方之谓也。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这种在绝望中坚守希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精神，正是张謇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耻随浮荣虚誉”：张謇品格的历史呈现与当代价值
章开沅先生在文章中特别强调：“他的人格魅力甚至比他的事业成就更加使中国感动。”张謇的品格，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美德与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完美结合。他在《谢教育慈善募捐启》中自述：“仆兄弟农家子也，祖父耻负债，生平耻随人世间一切浮荣虚誉，及流俗猥下之是非，向不以为轻重。徒以既生为人，当尽人职，本吾所学与吾所志，尺寸行之，不可行则止。世不论治乱，亦无所为厌。”这段朴实无华的自白，正是张謇一生品格的真实写照。
张謇品格中最令人敬佩的，是他敢于突破传统、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他历经25年寒窗苦读，参加了20多次各级考试，“前后总共耗费25年生命，仅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有120天之多”，终于在41岁那年高中状元，登上了科举制度的顶峰。然而，他却毅然决然地告别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道路，选择了在当时被视为“末业”的工商业。这种选择，不仅需要顶住世俗的偏见和压力，更需要极大的自我否定的勇气。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对于一个年过40的科举文士来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社会里，张謇的这一选择，无异于一场价值观的革命。
张謇品格中最值得学习的，是他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作风。章开沅先生特别欣赏张謇1903年访问日本期间为自己设定的参观程序：“先幼稚园，次寻常、高等小学，次中学、次高等，徐及工厂。”以及他的“来调查宗旨”：“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村者；经验不请询政府及地方官优给补助者，请询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这番话看似保守，实则体现了张謇一贯的务实精神。他办教育，主张从基础教育抓起，首先创办师范学校，而没有如同其他地区那样“仓皇兴学即以大学为发端”；他办企业，从南通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纺织和农垦；他搞建设，科学规划，稳步推进，不搞花架子。这种“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务实作风，显得尤为珍贵。
张謇品格中最感人至深的，是他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他创办实业，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致富，而是为了“富民强国”。他“自投身实业以来，举所岁得，兄弟次第经营教育、慈善、地方自治公益事业，凡所当为者，自无至有，自塞至通，自少至多，自小到大”。据统计，张謇一生在教育和公益事业上的投入超过300万两白银，而他去世时，个人名下几乎没有任何财产。他在晚年写道：“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 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正是中国企业家最应该传承的品格。
三、“政学业良性互动”：南通模式的历史内核与当代借鉴
章开沅先生明确指出：“张謇所建立的‘南通模式’，并非十全十美的可以垂诸永久的模式，而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且不说它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就是在当时也并非所有地区，所有个人都能如此作为。我们今天只能从其事业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却不能更不必照搬这种模式。”这一论断，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和客观。然而，不能照搬并不意味着没有借鉴价值。南通模式所蕴含的系统发展观和治理智慧，对于今天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南通模式的第一个核心特征，是“实业—教育—社会”三位一体的系统发展观。张謇提出了著名的“父教育而母实业”的理念，认为“实业为教育之母，教育为实业之父”。他以大生纱厂的利润为基础，创办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同时，又以教育培养的人才为支撑，推动实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还致力于城市建设、医疗卫生、慈善救济等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谋求通海地区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吴良镛院士称南通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正是因为这是中国第一座按照总体规划进行系统建设的近代城市。这种系统发展的理念，对于我们今天纠正“唯GDP论”的偏差，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南通模式的第二个核心特征，是以绅商为主体的地方自治模式。章开沅先生在分析张謇成功的客观原因时指出：“君主专制主义虽然存在两千多年，而且已经发展到极为完备严密的程度，但作为县一级政府与乡村之间仍然留有较大空间，这个空间实际上由绅这一群体发挥中介乃至主导作用。”张謇正是利用了这一历史空间，以绅商领袖的身份，整合了地方的各种社会资源，在政府缺位的情况下，承担起了地方治理的责任。他通过地方自治，不仅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南通，也为中国的基层治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探索。在今天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乡贤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体系，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南通模式的第三个核心特征，是“政学业良性互动”的发展机制。早在1903年访日期间，张謇就感悟出了政、学、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士大夫生于民间，而不远于君相，然则消息其间，非士大夫之责而谁责哉？”章开沅先生对这一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揭示了政府、企业、社会三者之间分工合作的基本规律。所谓“政虚而业实”，就是政府应该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而不应该过度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所谓“学兼虚实为用”，就是学术研究应该理论联系实际，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南通模式的历史局限。正如章开沅先生所指出的，张謇事业的失败，与他自身的角色错位有关。“他原来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可以也应该关心公益回报社会，但是却需要恪守客观的分际，还得准确估量自己的承受能力。可是，他却越位承揽了许多本应由政府办理的事情，同时也就过度耗费了许多本应投入再生产的资财。”此外，南通模式过度依赖张謇个人的权威和魅力，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制度和机制，这也是其难以持续和复制的重要原因。这些历史教训，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章开沅先生的《张謇感动中国》，不是一篇普通的纪念文章，而是一位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他提出的“发扬其精神，学习其品格，借鉴其模式”的命题，为我们今天传承张謇遗产指明了方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需要发扬张謇“实业救国、民生为本”的爱国精神，学习他“脚踏实地、耻随浮荣”的高尚品格，借鉴他“系统发展、政学互动”的治理智慧。同时，我们也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客观认识张謇事业的历史局限，不能简单照搬南通模式。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纪念张謇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未竟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才是对这位伟大的开拓者最好的告慰。
2026年5月28日
（本文作者系张謇研究中心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