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射阳述略
□ 梁林军
近年来，关于张謇与射阳的论题，刊发了一些文章，出版了以此为题的著作，成为张謇与区域发展的研究热点。论张謇与射阳的关系，不易把握，盖因射阳建县较晚，立论容易有牵强附会、生拉硬扯的误会。民国初年，东台、盐城、阜宁已建县，今射阳、滨海、响水三县大部当时在行政上隶属于阜宁，今射阳所在地当时称为“庙湾”。据现存张謇的原始文稿，本文发现张謇从晚清时期就多次建议垦植苇荡左右营所属的这块江淮中间腹地，苇荡右营属地即今射阳、滨海、响水三县的大部。张謇的建议后来得到民国副总统、江苏督军冯国璋的有力支持，冯氏出钱、出力，在苇荡右营的南部（今射阳境内）发起成立庙湾华成盐垦公司，并且请张謇主持公司垦务。二人实属当时政商两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二人联手竟使得盐垦成为时髦，以后盐垦公司在江淮大地的设立如雨后春笋。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江淮荒滩成立的盐垦公司有近八十家，其中近半设在今射阳境内。张謇曾在1920年4月专程到华成公司考察，在射阳待了十天；在南通以外的盐垦公司中，这是张謇绝无仅有的考察行程。可以说，华成公司是张謇极为看重且倾注心力较多的盐垦公司。射阳虽然建县、成名较晚，但是若论张謇和盐阜地区的关系，射阳可谈之处较多，也有据可考，在盐阜各区县中具有代表性。
荒滩成沃野，难的不止是聚人开垦，而是上要疏通国家政策，下要厘清土地权属；盐垦公司不难成立，难的是有张謇这样主事的人，一片公心为江淮八百里，“兼施禹功与贾策”，他能既重视水利、教育、文明、区域发展等长远大计，又能注重用现代公司制度来汇集资金和人才，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满足股东回报、公众利益和社会价值的实现。
对射阳而言，张謇是有塑造之功的重要人物。荒滩之荒，全在于人。张謇积近三十年之功，把射阳从行政隶属、两淮盐业和苇荡左右营三方复杂的利益关系中“摘”了出来，又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具体参与了今射阳相当区域的规划和垦务，带动了一批有识之士参与射阳的盐垦事业，这为射阳日后建县打下最初的基础。张謇是学识与道德兼备的中国优秀士人的典范，在中国闭塞落后的时代，张謇又是具有世界眼光、开风气之先的先锋和先贤。就今天而言，回到张謇，意味着赓续传统——张謇所承载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担当、思想、智慧和精神是人们不能忘却的瑰宝。
一、旷土生财：张謇与江淮地区垦殖
江淮荒滩八百里，张謇上个世纪初成立通海垦牧公司时已有战略思考，他在南端的海门，好友沈云沛、许鼎霖在北端的海州、赣榆，各执一端、南北呼应。但苦于垦殖事业周期长、见效慢，呼应者寥寥。对中部腹地，张謇自晚清时期起已着手推动此处的垦殖事宜。此地不仅幅员辽阔，而且地形条件较好，虽有行政隶属，但土地权属单一，有相当面积属军方的苇荡左右营。一旦能够得到中央的许可、军方的支持，就可以在中部腹地形成非常大规模的垦殖区域，使南北得以连片、打通。可见，张謇当时对江淮荒滩垦殖事业的战略构想是“南北对进、中部生花”，可惜在中部腹地一直没有出现像沈云沛、许鼎霖这样有力的同道和伙伴。
张謇对江淮沿海垦务的观察和思考较早。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张謇从南通经水路赴海州赣榆选青书院任职途中，一路看到两岸荒草丛生、民生凋敝，曾心情沉重地写下《清河至赣榆道中十首》，比如“三载三经公浦路，东西南北镇劳人。无端磊落嵚崎客，又向荒凉寂寞滨”，又比如“不蚕不织不晨梳，村妇村娃日坐娱，谁复长官林大埔（前海州知州林达泉），木棉种绝女桑枯”[1]。他认为，苏北经济凋敝的主要原因在于“鲜工商之业”，要实现地区振兴必须兴办实业。“今所以缕述昔年之历史者，以明事之连类而及，而机之兆不自今始也。兆不自今始，而经之营之，使斥卤化为膏腴，萑苇易而禾稼，有旱潦之备而无寇盗之虞，则自今始。而并不能于十年、五年，决终之日也。下走幸其成，岂独为股东谋利哉！我江淮之间不获已而废不治之地，不获已而群不逞之民。”[2]张謇说，之所以详细叙述垦牧过去的历史，是为了说明事情的关联性，而机遇的征兆并非从现在才开始。虽然征兆早已开始，但通过经营将盐碱地变为肥沃的土地，将芦苇荡变成农田，使地方具备抗旱防涝的能力并完全消除盗匪的社会土壤和隐患威胁，这些工作得从现在开始，从我们开始，并且不可能在十年或五年内完成。张謇有幸见证、促成一些垦牧事业，但是他不只是为股东谋利，而是为了让江淮地区不再有荒废不治的土地，不再有风气不佳的人群。
1901年初，张謇与汤寿潜、李审之、郑孝胥、罗振玉等人拟定通海垦牧公司的章程，将创办的宗旨、要求开垦的界址、集股及处理地权纠纷的办法呈报两江总督，报告获准后通海公司取得开垦权。1901年6月16日，张謇在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中首先分析了清代垦荒政策的沿革。“皇哉我世宗宪皇帝之重农也。雍正初元，诏各省凡可垦之处听民垦报，戒自州县至督抚、胥吏毋阻挠勒索，又为之示桑柘枣栗柏桐榛楛之宜，彘羊之乳字，又定水田六年、旱田十年起科之例，谕搢绅以董率，而荣老农以官方。是时天下人安，政事清肃，然且宵衣旰食，为民生计若是其详也。”[3]清代的垦荒政策要追溯到雍正皇帝，雍正帝非常重视农业。雍正初年，他下诏各省，凡是可以开垦的土地，都允许百姓开垦并上报，并告诫从州县到督抚的官员不得阻挠或勒索百姓。他还指示种植桑、柘、枣、栗、柏、桐、榛、楛等适宜作物，以及饲养猪羊等牲畜，并规定水田六年、旱田十年起征税的条例。他要求士绅带头，并以官方荣誉奖励老农。当时天下安定，政事清明，但皇帝仍然日夜操劳，为百姓生计考虑得如此详尽。“今上皇帝前年四月重申祖训，谕各督抚劝民垦荒，禁吏苛扰，不定升科年限。二三州县固尝奉明诏矣，何报垦者寂寥未有所闻？属者各国渝平，倾天下之财赋，曾不足偿岁币。舍天地自然之利不取，将一取诸辛苦憔悴之民乎？贫者糜其膏血，无补于毫末，富者急其身家，祈免于有司之督过而恐不暇。胥天下日处于沸汤烈焰之中，是大乱之道矣。”[4]光绪帝在前年四月重申祖训，谕令各督抚劝民垦荒，禁止官吏苛扰，且不限定征税年限。虽然一些州县已经奉诏行事，但为何报垦的消息却寥寥无几？如今各国和平相处，我朝倾尽天下的财赋，却不足以偿还岁币。如果不利用天地自然的资源，难道要一味地压榨辛苦憔悴的百姓吗！穷人耗尽膏血，于事无补；富人忙于自保，唯恐被官府追究责任而自顾不暇。整个天下如同处于沸汤烈焰之中，这是大乱的征兆。
接着，张謇论述成立通海垦牧公司的原因。“论地利者，言矿与农。矿衰王无定效，农则无植而不生之土；虽童騃知之。虽然，敝一夫之力耕焉，日不过五亩，十其人倍焉，百其人又倍焉，千万其人而不已也，天下其犹有旷土。江北并海，自海门至赣榆十许州县，积百有余年荒废不治之旷土，何翅数万顷。今即通海中之一隅，仿泰西公司集资堤之，俾垦与牧。公司者，庄子所谓积卑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也。西人凡公司之业，虽邻敌战争不能夺。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通海于天下，此垦牧之地于通海，皆九牛之一毛也，不能一毛自馁而积之而已矣。搢绅倡先，抑亦懔宪皇帝之训乎。谨举章程，告我同志。”[5]一提到地，人们常常说起矿产和农业。矿产的兴衰难以预料，而农业则是无土不生的。然而，一个人耕种，一天不过五亩地，十个人加倍，百个人再加倍，千万人不断努力，天下仍会有荒地。江北沿海，从海门到赣榆的十几个州县，积攒了百余年的荒废土地，何止数万顷。如今就在通海地区的一角，仿照西方公司集资筑堤，进行垦殖和畜牧。公司，正如庄子所说，是积小成高、合小为大，合并众人的利益而为公众谋利的组织。西方人凡是公司的事业，即使是邻国战争也无法夺走。张謇建议天下凡有大业者，都以公司形式进行。通海之于天下，通海垦牧之于通海都只是九牛一毛，不能因一毛而气馁，而是要积少成多。
在通海垦牧公司章程中，张謇首先是申明宗旨。“第一曰申意。意有四：一务使旷土生财，齐民扩业；一为国家增岁入之资，收本富之利；一储通海小学堂、农学堂经费；一务使公司获最优之利，庶他州县易于兴起。”[6]其一是开垦荒地，创造财富，惠及百姓，增加就业；其二是为国家开辟稳定的税源，促进农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其三是为通海地区的小学堂和农学堂提供和储备经费；其四是确保公司收益的最优化，以此作为成功典范，使其他州县容易效仿推广。通海垦牧公司自1901年成立，到1911年开始有盈利，分发股息及花红，1925年获利最多，达12.4万余两；1911至1925年的15年中，所获纯利达84万余两，几乎为实际原始投资的3倍。在围垦阶段，举凡工程水利、租佃事务，都由公司统一经营。1915年、1925年根据股东会议决定，先后两次分田，所分得的田亩由股东“自管”，或由股东自行集合团体“共同管理”，也有一些小股东，仍委托公司代管。通海垦牧公司统筹垦区水利基本建设，管理以公司名义的对外投资，并且推动地方的秩序和发展。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海复镇已相当繁荣，镇上设有自治公所、学校、公园、运动场和警察所、典当行、钱庄、商店等，也为日后启东建县提供了基础。
在垦牧事业上，张謇并不孤单，得到海州的两位同道好友沈云沛和许鼎霖的追随，二人完全以通海垦牧公司为模版，在海州复制了张謇的垦牧公司模式，成立了海赣垦牧公司。这是江淮地区专事垦务的第二家公司，与通海垦牧公司相差四年时间，而江淮地区大规模的兴起垦殖公司还要在海赣垦牧公司成立后的十年，大致从1915年开始。事实上，江苏沿海的垦务完全离不开三人的倾力践行和推动。随着，沈云沛、许鼎霖在海州垦牧、兴办实业小有名气后，沈云沛因是进士出身，于1906年到清朝设立的邮传部任职，先后任署理尚书和左右侍郎，1910年改任吏部右侍郎，掌管全国文官的任命和考核。许鼎霖是举人出身，也一直在外地为官，1905年开始他积极参与张謇发起的江苏教育总会、预备立宪公会，并于1909年投身于江苏咨议局的筹备工作，后成为清政府资政院的民选议员、资政院总裁。此时沈、许二人在政治地位上迅速攀升，而张謇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他是孙中山政府的内阁成员，是南北议和的重要人物，他与袁世凯的特殊交情也使张謇为袁氏所看重，是清民更迭、民国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三人从晚清政府开始推动江淮沿海垦务，最终在民国初年盐垦事业得到疏通乃至爆发式发展。通海和海赣，一南一北，各执一端，它们的垦牧事业基本厘清了今江苏省的沿海边界。江苏的沿海垦务离不开张謇、沈云沛、许鼎霖三人数十年如一日的推动。
沈云沛与张謇是“同年”，经历相似，中举较早，但科举之路坎坷，赴京会试多次名落孙山，但和张謇一样，都坚持科举正途。沈云沛家境殷实但拒绝捐纳，张謇虽出身农家但随幕多年，早已名声在外，但一直拒绝保举。两人都在心灰意冷之时，在甲午年清廷为庆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的恩科会试中了进士，张謇在殿试中成为状元。沈云沛（1854—1918），字雨辰，号雨人，海州（今连云港）人。八岁时曾用“听缶结柴”之计退敌，被誉为“圣童”。同治十二年（1873），从海州赴江南贡院（南京）乡试，中第50名举人，是为清朝海州科举之第一人，年仅19岁。沈氏和张謇一样重视通过教育改变家乡，在海州（即今之海、赣、沭、灌地区）大力开办义学，将处于云台山自家肥沃的一千亩学田捐出充公，倡议当地的士绅捐地捐钱办义学。沈云沛于甲午恩科会试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终圆正途进身之夙愿。同年回家乡海州执掌郁洲书院，次年经张之洞奏请办团练。经历与张謇十分相似，可见二人也是惺惺相惜。期间，沈云沛来南通看望张謇，张謇在日记中曾有记载：“雨辰自乙未至我家，观我蔬圃，感而为此，而大乃百倍之”[7]。沈云沛在张謇家里住了很久，很受启发，回家后在海州创办种植试验场、果木试验场、海州面粉厂、肥皂厂、云台茶叶树艺公司等几家公司。1905年，沈云沛与好友许鼎霖共同邀请张謇来海州考察，请张謇帮助改定“海赣垦牧公司呈稿”。据张謇日记记载，1905年三月十二日，“晚，为雨辰、久香定海赣垦牧公司呈稿”[8]。上书获准后，沈、许共同筹聚资金，在海州、赣榆两地沿海荒滩兴办海赣垦牧公司。张謇来海州考察期间，在沈、许的陪同下游览了云台山，考察了沈氏创办的洪门果圃、树艺公司，张謇精通农事和树艺，对洪门果圃大加赞赏，指出树艺公司的问题：“树艺公司始事者徐绍垣、欧阳炳。欧以官场手法办此事，以湖南物产例此地，于海州风俗全无理会，其始贪种茶，茶亦湖南种，而不种松，茶死于寒冻弊之八九。他所规划率缪，宜所败矣。”[9]张謇认为沈云沛聘任的人完全是用官场的方法经营公司，不考虑海州的天气和实际，在海州种湖南品种的茶树在冬天要被冻死，应该主要种耐寒的松树。江苏的铁路建设离不开张謇、沈云沛的一再呼吁和规划，沈云沛在邮传部任职期间积极推动北线工程，并将“海州为终点”变成官方意见。因此，陇海铁路东段修到了海州洪门，奠定连云港日后成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地位。1916年，鉴于沈云沛对地方和国家的杰出贡献，民国政府授予他最高勋章，大绶一等嘉禾章。
许鼎霖与沈云沛是同乡、至交。许鼎霖（1857—1915），字九香，赣榆人。许氏本出身于官吏之家，但父亲因揭露官场营私舞弊被报复入狱，经慈禧拟定为死罪。许家的天塌了，母亲乔氏因病常年卧床，许鼎霖还有八九个弟妹，许鼎霖一面照顾家里，一面多次到苏州、南京甚至北京为父鸣冤。同时，许鼎霖不忘苦读，并在1882年南京江南贡院乡试中举人第二名，时称“许亚元”。许鼎霖联合一些举人一起上书鸣冤，恰逢左宗棠任两江总督，了解冤情后呈报朝廷释放其父。许鼎霖为父鸣冤七年，当父亲走出牢门时，许鼎霖跪地迎接，其孝行一时传为佳话。传统社会以孝治天下，百善孝为先，许鼎霖虽未中进士，但是后面能够得到清政府的认可和嘉奖，主持筹备江苏咨议局，以民选议员成为资政院总裁，他年轻时的孝行成为重要的政治资历。许鼎霖与沈云沛是至交，通过沈氏介绍与张謇相识，许氏在宿迁创办耀徐玻璃公司时，即由张謇牵头呈报商部核准备案，并曾邀请、陪同张謇察看宿迁的厂基。1905年，沈云沛与许鼎霖在张謇的帮助下联办海赣垦牧公司。该公司北起山东日照，南到淮安，南起响水口、北抵狄水口，南北长约三百里，总面积约2000公顷，核心区域为北部赣榆境内的鸡心滩、南部灌云境内的燕尾滩以及海州东云台山周围的滩涂。江苏海赣垦牧公司在海州设立总公司，在上海设立总账房，在东陬山、云台山、响水口、青口等处设立分所，面向社会发行股票公开筹集资金。海赣垦牧公司共筹得资金30万两白银，其中20万两由创办者分别认购，其余10万两也仅限于同行分认，不得附入洋股。在开展垦牧事业的同时，许鼎霖和沈云沛逐步开始兴办实业。海州一带盛产小麦，沈云沛和许鼎霖兴办了海丰面粉公司，在他们的带动下，海州境内成立了不少面粉公司。许多百姓进入公司做工，生活有了保障，沦为盗贼的人大为减少，海州一带的社会风气大有改善。海州一带也是大豆产区。1906年，许鼎霖联合张謇、沈云沛等创建赣丰机器油饼厂，请张謇呈请商部立案，商部批准并允许其在海州境内专办五年。在许鼎霖、沈云沛、张謇的努力下，到了民国初期，海州已开辟成为商埠，拥有油、面、玻璃等多家公司。开发苏北的经济，许鼎霖功不可没，也因此得到清政府的嘉奖，被赐予正二品封典，次年又晋升为一品。
沈云沛和许鼎霖在海州取得如此佳绩，成为在苏北发展实业的代表和名片。张謇有心成全和协助。许鼎霖积极参加张謇发起的预备立宪公会，在清末先后担任江苏省咨议局筹备总会办、资政院总裁，社会沟通和运作能力日强，对垦牧事业也有热情、专注，是张謇垦牧事业的有力伙伴。苇荡左右营所在的中部腹地，原由许鼎霖出面主事，而时任农商总长的张謇则在幕后。此时张謇还专门叮嘱许鼎霖说淮北的风气闭塞，应该在盐垦的总收入中专门提取修建堤渠水利的费用。可见，张謇注重垦务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尤其是垦区的水利工程是大事、长远的事，必须在一开始就设定好，不能在盐垦公司遍地开花时靠人们的觉悟去解决水利工程这些大事。许鼎霖在台前，张謇在幕后，在他们的一再坚持和努力之下，开发苇荡营地的计划得以开展。在时任农商总长张謇的呈请之下，许鼎霖被民国政府任命为苏北荡营垦务督办、江北贩务主办。遗憾的是，许鼎霖当时获准督办的实际是苇荡左营，右营的权属和开发一直没有说法。更为遗憾的是，许鼎霖积劳成疾，获准督办苇荡左营垦务之后不久就去世了。沈云沛此时也身体不佳，苇荡右营的事，只能张謇继续奔走呼吁了。
江北三杰中，张謇出身农家，沈云沛出身富商之家，许鼎霖出身官吏之家，张謇长沈云沛一岁，许鼎霖则要年轻几岁，许氏却“出师未捷身先死”，使得原来由他主导，从北向南，从连云港到今响水、滨海再到射阳河口的盐垦计划搁浅。从张謇为许鼎霖所作的挽联——“仕宦未崇，事农商未终，所苦在毕生疲于津梁，奈何无命；才辩得望，好议论得谤，乃复以贞疾厄其年寿，是则可哀”[10]中不难看出，张謇为许鼎霖的事业未竟、壮志未酬感到十分惋惜。张謇只能选择从南向北，从射阳河口到响水口，打通当时阜宁县的沿海地区，实现与沈云沛、许鼎霖打下良好基础的海州沿海垦区以及苇荡左营垦区连片。今天射阳地界的大部就成为张謇腹地中兴的设想和希望。张謇在日记中常常亲切称呼的雨辰、九香是他沿海垦务甚为倚重的好友。三人怀揣共同的理想和志愿，脚踏相同的路径和步调，头顶一致的道德和星空，他们不负少年时代的初心与所托，终将江淮八百里荒滩变沃野。
二、苇荡右营：张謇对射阳的设想和期望
今射阳所在的江淮中部腹地，为何能够能成其规模？张謇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分析过。1918年9月，在华成公司成立会宣言中，张謇明确说明，江淮临海绵延长达八百里的广阔土地上，就整地的面积而言，单一权属最大的就是当时军方所属苇荡左右营的区域。苇荡右营就是今天射阳、滨海、响水的大部分地方，当时行政区划归阜宁县，但是土地权属归军方。“下走农家子也，少习见闻于农，长游四方，又知国家农政必合旷土游民为一。江淮之间，濒海旷土迤长八百里，而以苇荡左右营两营地为最大。苇荡者，黄河夺淮时代以荡地产苇，供河工埽材之用。河既北徙，淮又中堙，无所用埽，即无所用苇。而地属于营，民不能垦；兵习事樵，又不知垦。荡则蕴巧取豪夺之奸，苇则窟剽掠椎埋之盗而已。清光绪之季，即为江淮巡抚恩艺棠言之，时未有南通垦牧公司也。及垦牧公司成，复先后为王、雷两提督言之。官办商办，未有所主张，惟以为垦则不可不如法，不可为地贩，不可为荡棍之所为，而迄未获行。此从前之历史也。”[11]张謇说自己是农家子弟，年少时耳濡目染于农事，长大后游历四方，深知国家的农业政策必须将荒地与游民结合起来。苇荡，黄河夺淮时期用来种植芦苇，供河工修筑堤坝之用。后来黄河北移，淮河也淤塞，不再需要修筑堤坝，也就不再需要芦苇。然而，这些土地属于军营，百姓不能开垦；士兵习惯于砍柴，也不懂得开垦。苇荡就逐渐成为巧取豪夺的奸商之地，芦苇丛中常常成了盗贼的藏身之所。在清光绪年间，张謇尚且没有自己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时，他已向江淮巡抚恩艺棠报告苇荡右营的情况，希望恩氏能够支持、协调此地的垦殖[12]。等到他创办通海垦牧公司之后，张謇又先后向王士珍、雷震春两任江北提督报告此地情况，希望能够得到军方的支持，对这些地方进行废灶兴垦。1905年，清廷裁撤江淮巡抚，设江北提督，全称“提督江北军务总兵官”，从一品，驻淮安府清江浦，江北提督虽为武职却也沿袭漕运总督、江淮巡抚所掌部分职权。张謇坦言，当时自己向官府、军方倡议时，并没有想到自己来亲自做这件事，官办还是商办他都没有意见，唯一的要求就是必须依法进行垦殖，主事的人不能成为土地贩子，此事也不能由流氓地痞或黑恶势力来主导。据张謇自订年谱，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张謇“为江北提督王士珍策垦海州苇荡营地”[13]，王士珍是袁世凯嫡系，是“北洋三杰”之首，于1908年底在袁世凯被勒令回家养病后申请开缺，一直到1910年才获准。1910年二月三日，张謇到江宁，住在咨议局，许鼎霖同在，二人一起约汪鲁门，洽商苇荡营事宜。汪泳沂（1859—1940），字鲁门，安徽歙县人，时任海州知州。“八日，久香去京，余去沪。久香之行不获已也”[14]，二月八日，许鼎霖去京，张謇到上海，张謇说许鼎霖去北京实属无奈。“二月二十一日，晤鲁门，说开垦海州苇荡营地事，有《垦事大要》属鲁门陈王提督。”[15]二月二十一日，张謇见到汪泳沂，沟通海州苇荡营地的垦荒事宜，并且请汪氏代陈《垦事大要》给江北提督王士珍，此即为年谱中所言给王士珍的献策。同年，“五月，江北提督雷震春至通，言苇荡营地可垦，须官为之。告之曰：‘不论官、民、军，正须先治堤渠，规画水道，勿负此地’”[16]，新任江北提督雷震春到南通拜访张謇，表示苇荡营地可以开垦但必须官办，张謇也明确表示不管是官办、民办还是军办，都必须先治理堤渠，规划水道，不要辜负这块地方。
1909年4月19日，张謇上书《上度支部大垦淮徐海荒地为规复海军及地方自治教育费基本说》，谏言江淮地区垦荒。度支部是1906年清廷推行“预备立宪”改革时，将原户部与财政处合并，更名为度支部，负责全国财政收支、税收征管、货币发行等事务。张謇认为财政的预备支出中，“言其表则海军为尤要，言其里则地方自治教育费为尤要（如咨议局，如各分科大学）”[17]，从表面的军事实力来看以海军建设最为紧迫，但从根本来看地方自治和教育费用最为紧迫（如咨议局和各分科大学的建设）。这些费用从何而来？张謇认为不必与民争利，而应该在各行省垦荒，做大增量。“今试举见闻所及淮徐海三属可垦之地，综其方域，约略计之，可分为四。方域最广者，洪泽、高宝、邵伯湖第一：自前年大灾之后，湖益加垫，就泓浚深，俾足容水，涸其淤滩，可得田数十万顷。海州、阜宁两属之苇荡营地，及其余之荒滩第二：地有已垦有未垦，或尚未堤未渠未生芦苇，次第经营，可得田数万顷。徐属骆马、微山湖滩地第三：治当如洪泽、高宝、邵伯而工较省，举其已涸与易涸者可得田一二万顷。黄河、运河滩地第四：地为乡民私垦者，殆已十之八九，未缴价，未升科，官吏以是为劫持之方、中饱之券，厘而正之，可得田万顷。每亩缴价，差别上下，约以一亩五角平均计，凡得田至少可十四五万顷（洪泽、高宝、邵伯姑以十万顷计），得银至少可七百万元以外。”[18]张謇分析江苏北部淮安、徐州、海州三地可供开垦的荒地，若能合理开发，可新增耕地十四、五万顷（约1400—1500万亩），并通过征收土地价款，获得至少700万元的财政收入。据张謇的分析测算，洪泽湖、高邮湖、邵伯湖周边的淤积滩地可开垦面积最大，可新增耕地数十万顷；其次是海州、阜宁两地的苇荡营地及其他荒滩，可新增耕地数万顷；第三是徐州境内的骆马湖、微山湖滩地，可新增耕地一至二万顷；第四类是黄河故道、运河沿岸的滩地，其中八九成已被农民私自开垦，但未缴纳地价、未登记纳税，地方官吏借此勒索百姓、中饱私囊，若清理整顿、规范地权，可新增耕地约一万顷。
如果要筹办的话，张謇将苇荡营地排在首位。“无已，差其难易，试先筹办，则海州、阜宁之苇荡营第一。苇荡营者，黄河南徙时，为南河总督所建设，分地蓄苇，以资埽工。营制分左右，置守备、千总以下等官，额设樵兵数百名，按兵征苇。今黄河改道，营成虚名。昔日之滩，壅为平陆，半已私垦成熟，半尚植苇，计在万顷以上。外有挡潮圩，圩外尚有较高之地五千余顷。此外较低之地，可以堤而田者称是。至于滨海未可即堤之地，一望无际，不在今日计划中。按地缴价，平均约计，可得银一百万元矣。”[19]南河总督是清代掌管江苏、安徽等地黄河、运河事务的最高官员，苇荡营是清代黄河改道南流（1855年铜瓦厢决口后）时期，由南河总督设立的官方机构，专门划地种植芦苇，用于制作防洪工程材料（如埽工、苇席）。苇荡营分为左营、右营，设有守备、千总等武官编制，配备数百名樵兵，负责芦苇种植与收割，并按樵兵人数征收芦苇。如今黄河已改道北流，苇荡营失去原有功能，名存实亡。过去的滩涂因泥沙淤积变成平原，其中一半已被百姓私自开垦为熟田，另一半仍生长芦苇，总面积超过一万顷。此外，苇荡营外围建有防潮堤，堤外还有地势较高的荒地五千余顷；更低洼的地带，若修筑堤坝亦可垦为农田，面积与前述相当；至于滨海地带那些暂时无法筑堤的大片滩涂（因工程难度大），目前暂不列入开发计划。若按土地等级征收地价，均价约每亩0.5元，总计可获财政收入约100万银元。
组织形式上，张謇建议以公司制为载体，由海军、地方自治和教育按六四比例分成，各自出资本金，按此比例分利。“其入手之办法如何？曰：请特简专员董督第一。苇荡营为樵兵之所稗贩，官吏之所享用，豪强之所兼并，深矣！不有事权，无以消疏，无以约束！曰：测绘第二。苇荡营地连两属，界错民灶，不先详测绘图，无以定界，无以息争。曰：计工第三。若何筑堤以捍相当之潮，若何辟渠以泻相当之水，若何分区以授相当之农，不为计工，无以集资，无以办事。曰：集资第四。比通海垦牧公司所用约计六十万推测之数也，测绘定，计工毕，则确数得。确数得而资不集，无以举事。且测绘计工，须用即须资；若何分任，亦宜预计。曰：订课农征租法第五。通海垦牧公司限田授佃，凡佃一户少或十亩，多不过四十亩。凡耕耨、培壅、收获，皆有划一之程、比较之法。而海州、阜宁民俗之习惯，不能尽同也。征租之多寡，视所产之丰啬，亦视产值之高下，又不能同也。若何可仿用，若何当变通，非因地因时熟思而审计，不能得事理之平，不能收推行之利，不订法无以持久。”[20]张謇具体提出开发海州、阜宁苇荡营的具体实施步骤：委派专员，赋予专断的权力；测绘土地，明确地界，避免纠纷；工程规划，比如筑堤、开渠、分田；筹集资金，可参照通海垦牧公司经验，约需60万银元；制定租税政策，需结合当地实际进行。张謇首先就强调应专门委派一名主管官员全权负责，因为苇荡营长期被樵兵倒卖资源，官吏中饱私囊，地方豪强肆意侵占，积弊极深！若无集中事权，便无法整顿乱象、约束各方。同时，张謇特别指出，必须全面测绘土地，苇荡营横跨海州、阜宁两地，边界与民田、盐灶交错，若不先精确测绘绘图，便无法划定界限，更无法平息争端。据张謇日记记载，此上书于二月二十九日十二时后脱稿，完成之后，张謇夜不能寐[21]。
度支部是预备立宪的产物，张謇又是预备立宪的关键人物。张謇抓住此时机，又于同年上书《上度支部苇荡营开垦后说》，详细说明苇荡营开垦的具体方案。在此期间，张謇已通过咨议局上报议案，即组织成立阜海开垦股份公司，开垦苇荡等处荒地。“荡地兼营灶官言之，约共二万余顷。苇荡左右两营原有地亩册，凡在册内者为兵地；册外为官地及灶地。”[22]张謇认为，苇荡左右两营原有地亩册，在册内的为兵地，册外的为官地及灶地。“夫苇荡左营属海州，凡樵兵五百七十三名；右营属阜宁县，凡樵兵五百七十一名。每名每年得饷钱十四千有奇。其营官守备以下，马乾廉俸，年约八千余千，合计每年二万四千余千耳。设自明末、本朝雍正初，既裁旋复。旧无额饷，例归外销；外销之原，则取给于黄河溢地之屯租。淮扬道司之每年额征五万余千，积久而疲，征仅及半，而犹与支数相当，遇荒则或仅征五六分之一矣。此欠饷之所由来。”[23]苇荡营自明末至清雍正年间多次裁撤又恢复，经费长期依赖黄河滩地屯租，而实际征收不足，导致长期欠饷。 张謇认为在成立阜海开垦股份有限公司后，应该由公司支付樵兵欠响。苇荡左营行政隶属海州，苇荡右营行政隶属阜宁县，左营有樵兵573名，右营有樵兵571名。每名樵兵每年军饷约为14贯钱。营中守备、千总等军官的俸禄及马匹饲料费，每年约8000贯钱，加上樵兵军饷，苇荡营年总开支约2.4万贯钱。该营没有固定财政拨款，经费历来靠外销，即地方自筹，而资金来源是黄河泛滥区的屯田租金。淮扬道每年应征收屯租5万余贯钱，但因长期拖欠，实际仅收一半左右，勉强维持开支；若遇灾荒，甚至只能收五六分之一。这就是苇荡营长期欠饷的原因。“然计自光绪三十四年至今，时不过三年，钱不过十万千耳。其地则册载左营六千三百余顷，右营六千一百余顷，凡一万二千四百余顷。黄河未徙以前，每一人例缴草三千数百束，束圆周铜尺三尺六寸（较通行裁尺九三折）。黄河既徙而北，则草无所用，而兵故不裁；地可以耕，而兵乃转卖。买者又转卖焉，而仍兵名。端绪诚纷，固未尝不可理也。”[24]近三年，苇荡营的收支总额仅约十万贯钱，而其登记的土地面积，左营有6300余顷，右营有6100余顷，合计1.24万顷。黄河改道前，每名樵兵需上缴芦苇3000多捆，每捆周长3.6铜尺；黄河向北改道后，芦苇失去用途，但兵额未裁。土地被樵兵私下转卖，买者又转卖，不过土地名义上仍是苇荡营所有。看起来错综复杂，不过，这些问题并非无法解决。
1914年，时任农商总长的张謇呈文《请先就淮北苇荡淮南盐场垦荒并分简专员呈》至财政部、国务总理，拟委派丁立棠、许鼎霖、吕道象为淮北苇荡、淮南盐场垦荒专员，其中许鼎霖即在此后被任命为苏北垦务主办。“查淮北河防苇荡地，本以产苇供河工埽料。樵用有余，给予河防之兵。河既北徙，苇无所用，樵、兵遂占其地而有之。五六十年来，不独展转私售，苇丛弥漫，并为盗匪之窟。其地向分左右两营：右营地在阜宁，约计三千方里；左营在灌云、东海，数亦相埒，或且过之。淮南盐场草地之可垦者亦多，向均分隶通、泰两分司各场。自前清道光以来，沿海涨滩日多，数倍或数十倍于旧额，草供煎而有余，地私垦者益众。前在江苏两淮盐政任内，业经会同前江苏都督及民政长，派员测量，分别区画蓄草及放垦之地。通属现已过半，泰属尚未举行。约计两属之地，亦在百万亩外。如其清理得人，测勘经营，初非难事。目前财政竭蹶，亟宜规画进行。”[25]淮北的河防苇荡地原本用于种植芦苇，供应治河工程（如埽工、防洪材料）；若产量有余，则分配给河防兵丁使用。1855年黄河改道北流后，此地芦苇失去治河防洪用途，樵兵和河防兵丁便私自占据这些土地。此后五六十年间，这些土地不仅被多次倒卖，还因无人管理而芦苇丛生，甚至成为盗匪的藏身之所。苇荡右营在阜宁县，面积约有3000平方里，苇荡左营在灌云县、东海县，面积相近甚至更大。“拟先就此项河防苇荡、盐务草地着手，并各派专员，实力经营，期以一年，必能有济。如蒙鉴许，拟请简任丁立棠、许鼎霖、吕道象办理灌云阜宁苇荡、泰属东台兴化盐城盐场地、通属掘港场盐场地清丈垦荒事务，以专责成。本部亦正在编订各种垦荒条例，为进行之预备。是否有当，理合会同财政部经由国务总理呈乞批示施行。”[26]在此政府呈文中，张謇建议先从开发淮北苇荡地和淮南盐场草地入手，并各派专员负责；其中，张謇推荐许鼎霖负责灌云、阜宁苇荡地的勘测与垦荒工作。
清末民初，沈、许二人都到京任职为官，许鼎霖有很大热情来推动、主持苇荡左右营的沟通和垦务，张謇也有意支持和推动；张謇将垦殖事业自南向北推动到今大丰一带，许鼎霖由海州自北向南推进到今射阳境内，从而打通江淮八百里荒滩。民国初年，在三人的不懈努力之下，苇荡左右营的垦务事宜终于有了突破，许鼎霖成为苏北荡营垦务督办、江北贩务主办，但遗憾的是当时只拿下苇荡左营的垦务。而且不久，许氏、沈氏先后离世，苇荡右营的垦务只能由张謇继续游说和推动。幸而后来得到副总统、江苏督军冯国璋的支持，冯氏愿意出钱、出力在苇荡右营的南部发起成立华成盐垦公司，唯一的要求是张謇参与发起；冯氏到北京任职后，一再请求张謇主持华成公司，而且在人事和管理上完全放手。华成公司南到射阳的原海通镇，发展战略是自南向北，张謇希望公司有所成就后再扩展至苇荡右营的北部，一直到响水口，与沈云沛、许鼎霖主持的海赣垦牧公司、苇荡左营的垦殖公司连片。张謇的三哥张詧此时在当时的五垛（今临海镇地界）发起一家盐垦公司，取名为阜通公司，此名的背后或许寄托了张謇对民国初期阜宁县沿海垦务的期待：阜宁沿海通，则江苏垦务通，而华成盐垦公司则承担着此项历史重任。张謇来华成公司考察时，专程到过阜通公司。（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张謇全集》第七卷，第76页。
[2] 《张謇全集》第四卷，第382页。
[3] 《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5页。
[4] 《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5页。
[5] 《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5页。
[6] 《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5-26页。
[7] 《张謇全集》第八卷，第606页。
[8] 《张謇全集》第八卷，第605页。
[9] 《张謇全集》第八卷，第607页。
[10] 《张謇全集》第七卷，第515页。
[11] 《张謇全集》第四卷，第381-382页。
[12] 江淮巡抚曾短期存在，且设立在通海垦牧公司成立之后，但恩寿长期在江苏任巡抚、布政使等职，张謇此处与恩氏的沟通时间应无误，冠以“江淮巡抚”大概是因为该官职虽短暂存在但独一无二。恩寿，字艺棠，满洲镶白旗人，曾任江宁布政使，于1901年九月被任命为漕运总督，此时，清廷已颁布停漕改折的命令，漕运总督已成闲职。恩寿未赴任，并于同年十月改为江苏巡抚，漕运总督则改任他人。1904年四月，恩寿再次署理漕运总督。1905年1月27日，清廷裁撤漕运总督，原漕运总督改设江淮巡抚，驻地在淮安清江浦。不足三月，清廷于1905年4月21日裁撤江淮巡抚，仅设置管理军务的江北提督。恩寿改任山西巡抚。
[13] 《张謇全集》第八卷，第1025页。
[14] 《张謇全集》第八卷，第698页。
[15] 《张謇全集》第八卷，第698页。
[16] 《张謇全集》第八卷，第1025页。
[17] 《张謇全集》第一卷，第170页。
[18] 《张謇全集》第一卷，第171页。
[19] 《张謇全集》第一卷，第172页。
[20] 《张謇全集》第一卷，第172-173页。
[21] 《张謇全集》第八卷，第679页。
[22] 《张謇全集》第一卷，第183页。
[23] 《张謇全集》第一卷，第183页。
[24] 《张謇全集》第一卷，第185页。
[25] 《张謇全集》第一卷，第413页。
[26] 《张謇全集》第一卷，第413-414页。
（原载《张謇研究》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