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郑观应慈善思想之比较
郭 耀
摘 要：张謇和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发展史上两位有着重大贡献的著名慈善家。清末民初，他们所从事的各项慈善活动构成了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向近代转变进程中的重要一环。通过比较二人慈善思想与活动，可以发现，张、郑都主张采取政府与社会结合的慈善救助方式；都重视慈善教育，并办有相当规模的慈善救助机构；都取得相当实效，赢得社会上的广泛赞誉。当然，由于个人经历与社会生活环境的不同，他们也存在着慈善动机、慈善活动范围及影响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异同，恰好折射出近代慈善事业发展进程的多元图景。
关键词：张謇；郑观应；慈善思想；慈善实践；比较研究
前 言
慈善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优良美德，现代慈善已经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李克强总理在会见第七届中华慈善奖获奖者代表时曾指出：要使慈善成为社会大众的一种精神追求和行为方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慈善意识也在不断的觉醒与提高，社会参与度不断延伸，全民慈善已蔚然成风。在这样的氛围中，慈善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回顾近代的中国慈善发展历程，张謇、郑观应二人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二人慈善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并在某些方面仍具有指引的意义。本文从几个不同方面比较了二人慈善思想的异同，最后就二人慈善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迪作了初步探讨，以冀对慈善文化的传播作出点滴贡献。
一、张謇与郑观应生平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他的“父实业、母教育”的主张和实践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在兴办实业、教育的同时，张謇大力兴办慈善事业，其慈善事业扎根南通，覆盖当地社会各个弱势阶层，形成近代较为完善的地方慈善体系。为维系慈善事业，张謇倾注大量精力，开源节流，广为募集。近代南通的慈善事业深深烙上张謇个人的印记。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其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后隐居澳门近六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全书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他提出的“商战论”，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对其后的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慈善思想是他丰富的社会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他倡导的种种慈善之举不仅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近代中国福利思想的许多方面都受到郑氏提出的慈善思想的启示，有继承更有发展。受郑观应和《盛世危言》影响的著名人士，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
二、张謇与郑观应慈善思想的异同
张謇、郑观应都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杰出代表，他们既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又是爱国思想家，二人的慈善思想都是基于民族大义而对民生、对国家命运进行的思考。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所处环境、各自经历等的不同，二人的慈善思想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之点。
（一）张謇、郑观应慈善思想产生的异同
1.张謇、郑观应的慈善思想都深受中国传统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张謇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儒家的民本精神和仁爱思想深深地体现在他的事业活动中。张謇曾说：“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1]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传统儒家伦理的核心——“仁”学思想是成为张謇兴办各项事业的重要思想基础。在从事慈善活动、举办慈善事业的过程中，张謇以儒家 “仁者爱人”、 “民吾同胞”的精神，克服了儒家“述而不作”的弊病，以“得寸则寸”务实精神和实际行动来对广大贫苦百姓表示深刻的怜悯和同情。传统思想对郑观应影响同样很大。他从 5 岁开始入私塾读书， 直到 17 岁才因 “小试不售” 而 “奉父命赴沪学商务”[2]。从小接受的中国传统教育为郑观应社会慈善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沃土。郑观应社会慈善思想的来源之一即是行善论。倡导人们行善，多做善事，赈济灾民。夏东元先生认为“由于受过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他们均不可避免地受到贯穿于其中的传统民本思想的浸染。”[3] 1850 年前后十年间，郑观应随父读孔孟经书和学习应试用的八股时文。传统思想在他的思想里深深植根。
2.张謇、郑观应的慈善思想都受西方慈善思想的影响。清末民初是中西异质慈善文化冲撞交融的时期，也是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的转型时期。张謇在这一时期就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教会在华东地区创办慈善机构的一些情况，还亲自参观了上海教会的慈善机构，并深有感触。由此，他“参用徐汇教会育婴之良法，开办一载，活婴千余”[4]；在参观耶稣教在上海设立的安老院后，他在南通建养老院；又因“我国北京、上海、烟台等处，虽亦有盲哑学校，然皆基督教会所设立”[5]于是创办狼山盲哑学校。张孝若曾说， 其父 （张謇）在民国以后经营地方事业的动机与英国人李提摩太的一番话很有关系。“李提摩太言：‘中国非真能实行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此比练海陆军为强。究竟有几省能试行否？’猝无以应，（张謇）强答之曰：‘或者沿江各省州县，有能行者，但一时不易遍及耳。’李云： ‘有三两处作模范即善，余日望之。 ’ （张謇）深愧其语。”[6]从张謇日后的实际行动中可见，李提摩太的话直接促使他竭尽全力地学习西方模式，改进管理方法，立志以实业的收益、一生的精力从事慈善事业。郑观应17岁就因科考落榜到上海洋行学习洋务，有二十余年的买办生涯。这使他对西方文化比较熟悉，正如他所言：“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7]对西方慈善事业郑观应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主张，对西方的优秀文化实行“拿来主义”。在《盛世危言》一书中，他特辟“善举”一节，对西方慈善机构的成立、种类以及在社会上的作用，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和点评。“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皆有恤穷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8]等等。他希望国内有识之士能够效仿，建立慈善机构，为各种弱势群体开辟生存之路。
3.张謇、郑观应慈善思想来源的不同之处。张謇与郑观应的慈善思想在渊源上有很多共同之处，当然也有不同之点，这种不同主要是因为各自所从事不同事业。以地方自治为己任的张謇，每每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观察社会，慈善思想多来源于对自己所要创造的“新新世界”的思考。张謇之所以热心慈善公益事业，有分担政府应当由承担却因种种原因无法承担的社会保障和救助职责的一面，“惟是教养二事，在前清时代应归官办，即在欧美国家，亦多属公立。謇等以自治之说试于南通，实因清季官厅之无力，及地方之无财，而时势急迫，潮流汹涌，又不容自逸。”[9]而在更大程度上，则是以自己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众所周之，“失养”、“失教”之民历来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多是由于出现大灾大荒，却又得不到政府及时有力的赈济而导致的，流民起义尤其是如此。因此，慈善事业不仅关系到地方的形象，更维系着社会的稳定。用张謇的话来说就是“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苟悉置而不为之所，为地方自治之缺憾小，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也。”[10]绅士们惧怕社会动乱，渴望社会稳定，而救助鳏寡孤独、贫而无依等社会弱势群体，减少隐患，缓和社会矛盾，无疑有助于维护其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也正是绅士们何以一向重视兴办慈善事业的重要原因。郑观应则由于长期的买办生涯和外国人接触较多，在中西慈善事业的对比中，深刻的意识到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性。在郑观应眼中，西方国家为人民做了很多事情， “泰西各国政府知其事有所必至也。 于是广辟商埠以浚利源，多开矿务以资人力，觅新地以赡贫穷，兴制造以裕器用。择地多造花园，听民游览，以舒其郁塞之气。广兴曲局，令人领会，以导其心气之平。”[11]对此郑观应非常羡慕和赞赏，同时又对中国社会缺少慈善习俗和慈善家深感不满。所以他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做出大量慈善公益实业的“泰西”之仁义，对中国人不断进行劝善，盼望中国能多出慈善家。他自己则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赈灾之善举行为之中。
（二）张謇、郑观应慈善思想内容的异同
1.在慈善事业的主体上。一方面，二人都认为慈善是政府和民间力量的结合。张謇多次引用《孟子》中“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电”、《礼记》中“老幼孤独不得所，太乱之道也”等儒家的“王道”、“仁政”理论来论述慈善事业是一个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所不可或缺的标志，国家应该负担起相应的责任。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外强人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时代，单纯依靠国家的慈善是行不通的，于是张謇就提出了 “于是慈善家言补之，于是国家社会之义补之．凡以济政之穷，与政所不能及，通于政焉而已。”[12]在它看来，社会责任应由全社会承担。郑观应认为晚清中国“各省穷民仍多无所归者”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社会责任根本没有尽到。他说：“近虽设有柄流所、施医局、养老院、育婴堂诸善举，然大抵经营不善，款项不充，至各省穷民仍多无所归者。”结果导致穷民“小则偷窃拐骗，大则结党横行，攫市上之金钱，劫途中之行旅。”面对这样的状况，郑观应认为政府应该大力推行社会保障、扩充善举，承担起更多的公益责任，不管是设立善堂，还是教授贫民以技艺，政府都要有所作为。他建议清政府“亟宜设法扩充(善举)，官绅合力，令世家、贵族、富户、殷商酌量捐资，广为收恤，城市乡落遍立善堂。”[13]在中国近代天灾人祸肆虐横行的情况下，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慈善家和慈善机构的救助，确实很大程度上挽救了不计其数的生命。郑观应参与办理的上海协赈公所就在灾荒的赈济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慈善的主体上张謇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实业家资助慈善事业尤为重要。张謇在筹资思想上从寄希望于官方和社会力量筹资逐渐转向依靠实业家助资慈善事业。创办实业以前，张謇筹措资金的观念并未脱离传统模式，仍然倾向于依赖地方绅商捐资或官方拨款。这是因为当时他只是一介书生，既无雄厚资金，又非位高权重。而创办实业后，他逐渐倾向予以实业赢余支持慈善事业。他冲破了传统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观念，认为，欲兴慈善，必先励富，人富而后仁义附。张謇指出：“若徒抱志愿而不得资本家之助，则二三十年无一事可成，安有地方慈善教育可说。”[14]张謇的这种认识上的变化，究其原因，是甲午战争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成为时代趋势，一方面发展实业可以资助慈善，但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企业家资助慈善则是为了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扩大企业影响，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储备良好的软实力。
2.在慈善事业的内容上。（1）二人都十分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张謇之所以做出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慈善成就，源于他具有感怀民生之疾苦的慈善情怀。弱冠之年的张謇曾到天宁寺游玩时，“无告之民，比比皆是，当事者乃以金钱布地，供无发游民优游偃息”。目击此景，心中万分悲痛。在一次演说中，张謇谈及慈善事业时说：“夫养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已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15]张謇不仅自己十分体恤弱势民众，而且将这种崇高的道德思想言传身教给他的后代。他曾教育张孝若说：“慈善虽与实业、教育有别，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存在此．亦不可不加意，儿需之”[16]。在中国近代，民众缺衣少食、贫苦不堪现象比比皆是。张謇虽知道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非个人力量所能解决，但他仍尽最大努力兴办慈善救济事业。他的言行，表明了他追求的是一种超乎寻常的人格力量，表现出笃实的体恤穷苦民众的人生境界。郑观应同样十分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他对于女婴被溺、流民问题、妇女被歧视、猪仔等弱势群体，始终报有恻隐之心。在诸多篇章中，郑观应认为管理国家的人应该对待弱势群体持保护的态度，如在《盛世危言·恤贫》中就直接表明其态度：“穷民无告，无围无之，或因残疾所趋，或为饥寒所迫，是在养民者有以保之耳。
（2）二人都主张在赈灾中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以工代赈是指在灾荒发生后组织灾民进行救灾和抗灾活动，为其提供食宿或一定酬劳，以达到恢复生产和灾后重建工作同与赈济灾民并举目的的一种赈济救灾方式。这种做法被誉为“最合科学原则及最适于实用之救灾办法”。张謇认为，让灾民做工维持生计，如筑路、 修桥、 建房屋等，既可遏止他们因索要容易而滋长懒惰的习气，又可利用其劳动从事基础设施建设，使受助者获得长久的利益，从而推动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郑观应同样有着这样的思想，1876年到1878年，一场罕见的特大灾荒发生在了我国北方，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持续三年大面积干旱，这就是被称为“丁戊奇荒”的特大灾荒。郑观应认为这场灾荒的原因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因受灾的省份“所有树木砍伐无余。”所以，他提出“苟每省岁拨五十万金以开渠种树，得人合理，合力以成，御灾荒而垂久远，比及数年，成效卓著，中原万里，虽终古无灾可矣。”[17] 显然郑观应将以工代赈、植树造林看作抗旱治水的根本之举。这也暗合当今社会生态文明的主流价值观。
（3）二人都十分重视慈善教育。传统的灾荒救助，一般是在灾荒发生后再给于灾民以临时性的救助，对于灾后灾民的生产重建及生存能力的获得没有过考虑。这种救助还仅仅停留在“养”的阶段，形式单一，治标不治本。张謇不仅主张扩大慈善的社会功能，还提出教养兼施，寓教于养的救助方式。他认为，使贫民自立是根本之策；当其困顿失养时再给予帮助，只是权宜之计。他在为南通养老院作记时，有感于孟子之言，指出：“使天下之人皆得自养其老，是则养老之大者。”[18]显然，他认为“自养其老”是根本之计。因此他在兴办慈善事业时，不主张单纯的救济。他主张，贫民必须掌握一门工艺以资糊口，不仅少壮贫民，而且老弱残者也应有一份工作或学习一项技艺。郑观应广泛接触西方社会救助思想，结合中国自身不足，对此单一救助提出批评，并提出了养教兼施的救助思想。郑观应在对传统救助事业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城市乡落遍立善堂”，并使堂内“所有无告之穷民，各教以一工一艺，庶身有所寄，贫有所资，弱者无需乞食市廛，强者不知身罹法网。”[19]
（4）二人慈善思想内容上的最大不同在于，张謇不仅将慈善看作施善与教化，还认为它是宪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清末民初，张謇创办近代企业，参与组织立宪运动，而且大力兴办慈善事业。这些活动都源于他的振兴国家、救亡图存的思想。他认为兴办慈善事业是实现“共和”的条件之一，是地方自治的重要内容，是实业、教育的有益补充，他指出“窃以为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20]。茅加琦先生将这三者概括为张謇的“三元”思想，慈善是其中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关键一环。而郑观应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战”论，他明确提出了 “以商立国”的观点。是力主经济战来对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极力主张仿效西方在国家扶持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他认为外国的入侵导致“穷民仍多无所归者。小则偷窃拐骗，大则结党横行，攫世上之金钱，劫途中之行旅。揆其所自，实迫饥寒”这是“我之不善于商战之弊”，所以他把商业看做是国民经济的枢纽和主要推动力同时将赈贫济难作为发展商业的必要前提之一。
（三）张謇、郑观应慈善思想实践的异同
1.面对灾荒，二人都积极投身赈灾活动。淮河流域历史上灾害频仍，是举世闻名的洪、涝、旱、风暴潮灾害频发地区。1913年12月21日，在张謇的建议下，导淮总局扩展为全国水利局，由张謇任总裁，并兼任导淮总裁。为应对淮河流域的灾害，张謇一方面亲自组织科学测量，为水利工程提供依据，如1914年，张謇偕同荷兰工程师贝龙猛，亲赴淮河流域实测一个月，完成《规划导淮预计之报告》面呈大总统袁世凯；另一方面想方设法争取赈灾款项，救民于水火。郑观应积极参与“义赈”活动，在1876一1879年“丁戊奇荒’期间，中国北方发生了罕见的自然灾害，灾区面积遍及鲁、冀、陕、晋、豫等省。许多地方既遭旱灾，又遭蝗灾，使得田尽龟坼，部分麦地颗粒无收，而民间储粮渐空。百姓生活无着，嗷嗷待食者不下二三百万人。由于灾荒的影响，大批饥民纷纷南渡，给社会的安定带来了巨大隐患。在这种情况下，无锡富商李金镛劝捐，并得到了胡雪岩、徐润、唐廷枢等富商的支持，共募集了资金达十万元，拉开了晚清“义赈”的序幕。1877年郑观应积极参与到了“义赈’’活动中去，与经元善、谢家福、严作霖等人在上海成立了筹赈公所。1878年，又与徐润、盛宣怀等筹办义赈公所。他不仅在筹集资金方面不遗余力，而且还通过近代媒介广泛动员，如在《申报》等报刊上刊登劝捐启事，获得了社会士农工商各阶层的积极响应。
2.二人都大力兴办慈善教育。张謇兴办慈善事业十分重视养教兼施，不是简单救济了事，而是大力培养他们的生存技能。贫民工厂、游民习艺所和栖流所是专门收养无业游民和乞丐的机构，他们在所中必须学习各种工艺。张謇不仅设置了这些专门的教养机构，而且还在其他的慈善组织中令被收容者习艺做工。他在养老院和残废院中附设工厂，要求有劳动能力的老残也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甚至他在育婴堂也增设幼稚园，对收养的弃婴给予早期教育，并根据他们的资质，“长则令升学，令习工艺。”晚清以来，许多热心慈善事业的人士主张教养兼施，张謇不仅赞同这一观点，而且主张将其付诸实践。他不仅建立专门的教养机构，还在其它的慈善组织中养教并行。郑观应的慈善教育思想受到了西方慈善教育机构的影响。1897—1898年，郑观应、经元善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女学堂之教人以善与赈济之分，人以财可同日而论，且并行不悖”[21]，不难看出创设义学堂已被当时的慈善家们当作新时期的义行善举。1905年冬，郑观应还邀请广东省绅商会商创办上、下工艺院。“下工艺院如广州工艺厂，凡有贫寒之子皆可来学，由教习视其性质授以一艺，每日几点钟入蒙学堂读书，几点钟入工艺院习艺；或日间习艺，晚间读书，亦须俟开办时酌定”[22]。在郑观应看来，教育不光是教人以知识，更重要的是能使人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去谋生，这比单纯的救济要长远得多。
3.在慈善实践的广度和持久度上张謇更胜一筹。在慈善实践方面，张謇与郑观应各自不同事业的影响就很明显的表现出来。张謇创办慈善事业，与一般的慈善人士不同，他不单纯地就慈善而论慈善，而是将慈善事业纳入整个改良社会的系统工程中。除了对重大灾害的赈济等一系列赈灾活动以外，张謇还通过较为系统的组织建设来实现慈善活动的常态化和组织化。张謇在南通创办的慈善机构包括：育婴堂（1906）、养老院（1913）、贫民工厂（1914）、义园（1914）、济良所（1915）、盲哑学校（1916）、残废院（1916）、栖流所（1916）等。这些慈善机构的创办，实际效果立竿见影。婴堂建成后， “开办一载，活婴千余”，1908年年底时，育婴堂有婴儿500名；能容纳120人的第一养老院建成后十年间，先后入院受养的老人有250余人，能容纳146人的第三养老院收养老人的数目应该会更多；残废院则在建成之初就收养残废人49人。而郑观应作为一名思想家，其慈善思想更多的表现在他的著述当中，在著名的政论《盛世危言》一书中，他特辟“善举”一节，对西方慈善机构的成立、种类以及在社会上的作用，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和点评。他希望国内有识之士能够效仿，建立慈善机构，为各种弱势群体开辟生存之路。这样成体系的理论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无出其右。而至于实践，郑观应限于自身的职业以及后期的困顿生活，真正落到实处的十分有限。
三、张謇、郑观应慈善思想终极目标的一致性
张謇与郑观应对慈善事业的孜孜不倦，是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历史条件下对救国方案的一种自觉选择。他们倡导慈善，其根本目的在求民生之安定、社会之和谐、祖国之富强。在张謇看来，慈善是地方自治不可或缺的一环，有慈善的有益介入，实业和教育才能顺利发展，他力倡的“实业救国”才能逐步实现。郑观应认为，要挽救国家于动乱，就必做从根本入手，其治本之本，就是“政治改良，百艺俱兴，以工代赈，令饥民得食是也”[23]；他还指出，中国应借鉴西方各国之经验，设立各种救济和保障机构，设立百工之保险，举办教育与培训，帮助无业者解决各种困难。可以看出，郑观应不仅将教养贫民看成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把它当作国家富强的关键因素。今天看来，他们的慈善理想大多已转化为社会现实，但在某些方面，如贫困地区儿童求学等还存在改善的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在前人思想的指引下，不断探索不断前行，让慈善的光芒照耀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四、张謇与郑观应慈善思想的意义与启迪
张謇与郑观应是近代中国人探寻救亡图强道路的杰出代表，他们以国家的振兴为己任，试图通过每一处的社会变革来帮助国家走向复兴。他们用不懈的努力播下了慈善的种子，开启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先河，从此以后，中国的慈善事业从未止步，以一次次微弱变化迎来了如今崭新的时代。
与张謇、郑观应二人之前的慈善事业相比，在他们影响下的近代的慈善事业呈现出一些新的基本特征。一是出现了全国知名的慈善家群体；二是诞生了多种多样的民间慈善组织；三是广泛开发慈善资源；四是应用当时先进的技术手段。近代慈善事业已广泛运用当时较为先进的通讯方式和交通工具；五是突破救济的领域。近代中国的一些慈善机构已不再拘泥于本地区内，而是超出空间界限，对全国各地的大灾奇荒都相互救济，并延伸到了域外。随着慈善资源的改善，中国的慈善组织已走出国门，给遭受重大灾害的国家和地区予以人道主义的慈善救助。这样，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近代变迁中便渐渐融入到国际社会，并且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加快了自身近代化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慈善事业更是蒸蒸日上。从1981年中国首家慈善公益组织——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到1994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成立，再到2005年 “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第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的慈善事业已经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一个世纪以前张謇、郑观应等人主要靠自身力量从事慈善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但是，回顾张謇、郑观应等人在百年前为慈善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不禁感慨系之。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慈善从源头上是与张謇、郑观应等先驱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于近代慈善思想的启蒙至今仍未过时，发扬这一思想，增强全社会的慈善意识，必将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早日实现。
（作者简介：郭耀，南通市公安局
苏锡通园区公安分局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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