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6）》·新书评论 ●
以方法创新助推近代企业史研究结硕果
——评《大生纺织集团档案经济分析（1899—1947）》
姜 平
由陈支平教授主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中的《大生纺织集团档案经济分析（1899—1947）》一书，是得到国家“211”工程经费及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由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的一部经济史研究专著。
该书作者顾纪瑞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他研究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南通创办的大生第一（南通）、第二（启东）、第三（海门）纺织公司（即大生纺织集团）的发展史，运用公开出版的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从清理1899—1947年账略入手，通过对历届大生账略的整理和量化分析，结合董监事会议记录等重要文档的内容进行综合研究，总结大生纺织集团迅速发展获利丰厚，后又陷入严重困境的深层原因，以及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对照当前经济改革实践阐述了现实意义。作者以方法创新推助历史还原，颇多新发现、新论断和新观点，为近年来研究大生纺织集团史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经济史研究力著。该书的研究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整理分析三个公司基础数据，以扎实的统计资料为依据得出大量新论断和新观点
作者先从清理大生纺织集团历年账略入手，重新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做到前后口径一致、三家公司口径一致，数据可以汇总，能作相互比较。譬如重新核算各年度的股本金、资本积累，利润、股息、红利的分配和投资回报率等，这涉及三家公司95个年度的账略数据，工作量之浩繁可想而知。作者继用统计分析方法，按公司逐个分阶段分析其变化趋势及原因，进而对三个公司进行横向比较研究。该书插入了统计分析表41张，并于各类不同内容表格的前后，阐述了作者颇具见地的论断和观点。譬如表1（13~14页）大生一二三纺织公司资产负债表之前的说明：“三家公司中，一纺贡献最大，积下的问题也最多。”实收资本占资产总值的比例，一纺仅占20.71%，比例最低，二纺和三纺分别为33.93%和44.33%，较一纺高出很多。负债与股东权益之比，一纺为141.11%，已严重资不抵债，超出41%了，而二纺和三纺分别为55.47%和97.53%，状况都正常。一纺还“移用二纺全部资产到银行做了抵押贷款，三家公司之间还有三角债，使二纺三纺也‘借贷无门’”。由此作者得出论断：是一纺拖累二纺和三纺一起被上海银团接管。这种基于统计数据为依据而得出的新论断、新观点在论集中时有闪光，读来令人信服叹服，体现出作者坚厚的专业基础、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研究洞识。
二、对张謇推行股份制经济的创新和改进，首次给予比较全面的概括
作者很早就涉足张謇推行股份制经济研究，论集又首次对大生股份制经济在实践中的不断探索改进与创新，给予了比较全面的概括与评价。张謇在1895年筹办大生纱厂时就引进了公司制度。他将“官商合办”改为“绅领商办”，消除商人入股的疑虑。为了限制大股东和官股的投票权，第一次股东大会改变每股1股的常规，规定100股以上每增加20股加1权，维护了中小股东的权益。这两点已为大家所熟知。该书还列举出至今尚未涉及的其它方面创新：张謇每年亲自审查账略撰写说略印发给股东，印发账略的做法，后被无锡部分纺织厂所仿效。大生曾长期实行“官利”制度（不论经营亏损，每年固定按股本金先发8%官利，然后再发股息），企业利息负担极重，1922年利息支出占成本和费用的比例高达48.8%，充分暴露了“官利”的弊端。张謇在1923年“建议依《公司法》，废除‘官利’之名，改为‘余利’”，并在当年得到实施。改分发“官利”为分配“余利”，这也是一种改进。张謇在领导和协调一纺、二纺、三纺资本运作、利润分配、人事安排、经营活动过程中，还创建了两厂、三厂董事（后增加监事）联席会议（现在都能查到会议记录），起到了互通信息，相互比较的作用，提高了效率，降低了运行成本，增强了集团的凝聚力，提高了管理层的威信。作者同时指出联席会议的弊端：“运行中它的权力过大，许多大事不等股东会讨论就作出决定并实施了，”这又是违反《公司法》的。
三、推介典型创新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扎实可靠的资料参考和理论启示
作者在该书附彔二“我走过的张謇研究之路”中，通过综合考察和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总结，将自己基于表格、数字、百分比等大量数据的量化与比较分析得出的许多新发现和新观点，提炼出六个代表性典型案例作为重点推介，以期引起读者关注，亦为进一步研究大生集团历史和南通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扎实可靠的资料参考和理论启示。譬如：对于上海银团派李升伯于1925年接管大生一纺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重新评价和充分肯定，虽算不上是作者的创新研究，但基于银团接管三家公司模式的对比研究、大生说略和账略中相关数据的统计和量化分析，由此综合分析后所得出的评价更具科学性和信服力，亦从经济数据的研究视角佐证并坐实了有关研究共识。这无疑是作者独到的研究创新。又如大生二纺因经营失败而被清算拍卖，后因抗日战争原址已荡然无存。经清理账略，作者发现1912—1921年10年间，累计分发官利、余利、花红共365.5万两，是实收资本年平均额109.5万两的333.5%，即收回三个工厂还多1/3。如此十年辉煌业绩，却长期隐没鲜为人知，是作者揭开历史迷障，率先予以披露。关于追踪和发现漏编的大生三纺24个月账略的经过，作者在书前言中已有详细交代。此外，作者还进一步探明大生三纺利用1932年“改两为元”的机会，对资产和负债总额主动缩水29%的深层原因，是为“巩固厂基”而主动“消肿”，如此有远见的举措，在大生纺织集团内部是罕见的，其借鉴意义犹可指导当今。
总之，作者以着眼张謇大生纺织集团发展全过程为研究重点，借助对半个多世纪来浩繁的大生纺织企业档案资料的扎实而专业的综合整理、分类统计和重新编制，在此基础上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综合考察和量化分析，从中获得大量新发现、新观点、新论断，这在以往大生企业集团史研究中很难看到。特别对于1925年后上海银团接管经营大生一二三公司的历史性转折，作者通过银团采取的三种接管模式的数据对比分析，彰显并肯定一纺公司的成功投资决策和经营理念，使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企业固定资产投入、机械设备更新、科学技术进步与企业管理改革等关乎20世纪初中国纺织企业生死攸关的决定性要素。倘若作者能够进一步立足以上关键要素，对张謇大生纺织企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成败得失展开更深入的、基于统计分析方法上的综合比较和量化分析，从而给予更为科学、客观、完善的结论分析，这对于大生集团史后续研究将是前所未有的突破。我们期待后有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