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追江赶海立新民

金沙中学  邱 磊

江海交汇桃李红，棉乡处处书声响。提到长江之尾、东海之滨的南通，众人总会脱口而出一个名字：张謇。这座林立了近四百所新式学校、被杜威厚望于“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的偏城（《张謇与近代百位名人》，庄安正著，中国环境出版集团出版，2020年7月版，第202页），正是因为他，开创了近代史上的诸多先河。实际上，张謇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仅看其身份，即可一窥大概：他是清帝光绪钦点的状元，中国轻工业发展的奠基者，毛泽东在谈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时说，“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推动维新运动的制宪派，主持南北议和的“民国助产士”……张謇的一生，几乎等同于半部中国近代史；而万千功绩中，发展教育是他最成功的方面。

一

张謇，字季直，籍贯通州，清咸丰三年（1853）生于一农户兼小商人家中。因排行第四，又称“张四先生”。父亲张彭年略通文墨，平日除了种田，还卖过瓷器，虽一生清苦，但治家有方，颇有威望。小张謇幼年受到的教益，多与父亲有关。譬如父亲每坐独轮小车时，逢桥必下，过桥后，又步行一段路，才肯继续上车：“我这样做，不是害怕跌倒，而是体谅车夫，不让人家疲苦。”父亲刚搬到海门时，需耕种农田20余亩，辛苦异常。于是，张謇兄弟几人想雇些佃户来帮忙，他却正色：“子弟非躬亲田间耕刈（注：音“yì”，表“割草”）之事，不能知稼穑之艰难。你们日后无论穷富，必须自治之田。”上述两事，对张謇日后的待人接物，乃至于惜田、垦荒、办实业都有很大影响。

5岁时，张謇便能一字不漏地背出《千字文》。父亲见之聪颖，就让他随西村邱畏之先生读书。至10岁，便已经读完四书。数年之间，先生倾囊相授，但水平不济，渐渐难以胜任。虽是如此，先生病逝后，张謇每路过他家时，必下车步行，等过后再上车，以示对启蒙恩师的敬重和怀念。这细节，既可叫人看出传统儒道的影响，又能感受到父亲“逢桥必下”的身教力量。

接替邱先生的，是来自西亭的老秀才宋蓬山。宋先生发现小张謇“音训句读多误”，命重读四书。不久，小家伙初窥门径，加上勤勉记诵，大有精进。一天，窗外有人骑马而过，先生拈须一笑，吟出上联：“人骑白马门前去”；他也不含糊，张口即来：“我踏金鳌海上来”。一股年少英发、金榜题名的雄浑之气，让先生大喜，也似乎征兆着30年后天下夺魁的豪举。之后，慢慢再做五七言诗、试帖诗，到13岁时，张謇已经“小荷初露尖尖角”了。

求学的数年，父母的影响始终伴随左右。当离家拜于宋先生门下时，除了读书，张謇按父母要求“一切杂活自理”；宋先生生病，他白天“随佣工从事洒水、扫地、挑粪、除草等各种杂活，或田间耕作”，晚上则“看书练字”；宋先生体衰，张謇父母亲自调理其寝食，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实际上，宋先生因感于张家优礼有加，对张謇督促更严，尤其是对学习习惯的培养，功不可没。以书法论（八股取士，字若不佳，难以中试），张謇从小勤练，一生不辍，自成一家。12岁游玩药王庙时，用刷子蘸水在地上书“指上生春”，字字苍劲，传为佳话；42岁殿试时，被主考官翁同龢大赞“字亦雅，非常手也”；做实业每有困顿，则鬻字筹资……可以说，他一手好字，得于严师规训，也惠于父母的躬行垂范。

二

自15岁开始，张謇就进入了考场。后世之人都知道他是状元，却不清楚他用了18年才考中举人，再经9年磨砺，才走完马拉松式的科举之路。但他刚入朝廷3个月，就真切体会到一股苦酸、屈辱之味：

“清光绪二十年（1894.7.22），阴雨连绵，西华门的门洞里挤挤撞撞地簇拥着一二百文武大臣，他们是专门等在那里迎接慈禧太后回宫的。午时二刻，只听‘哗啦，哗啦’一阵水响，仪仗队伍从北边蹚水过来了。文武百官纷纷仆伏在地，跪在水里。车辇里，慈禧太后目不旁顾，看也不看泥水中的大臣们一眼，倏忽之间就进了西华门……百官们在水中足足泡了一刻钟，待站起身时，有年迈者爬不起身来……”（《近代实业的开山鼻祖张謇》，行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张謇也在水浇雨淋的跪倒队伍中，心中愤慨难抑：当世，清廷对外昏聩无能，对内骄蛮压榨；当时，中日甲午战争迫在眉睫，老佛爷却更关心自己的寿诞；当日，百官落汤，斯文扫地，读书人哪有尊严可言？他左思右想，觉得与其在自辱辱人的官场上空耗时光，不如回乡干点实事。当然，这一选择的后果是明摆着的：一边是直上青云，一边是筚路蓝缕。但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说，一边又是岁月虚度、毫无作用，一边又是扶乡助民、实有增益。关键的区别，在于“实用”二字。于是，他以为父丁忧之机，毅然辞官南归。纵观整个晚清，辞官回乡办学的不少，如钱振常（钱玄同之父）、刘光第（戊戌六君子之一）、蔡元培等，但以状元身份辞职的，张謇或是第一人。

回南通后，张謇理了理思路：“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张謇》，第29页）教育之重，在他心中可见一斑；但兴办学校需要的不菲钱财，所从何来呢？困窘之下，他提出著名的“父教育而母实业”。从创立大生纱厂开始，到垦牧、轮船、盐业、蚕桑、印染、酿造、油料、印书、造纸等众多领域。至民国十五年（1926）逝世为止，他共创办大小企业50多个，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规模化的实业集团。

事实上，张謇在办新学之前，还有段教育实验的经历。早在恩科夺魁的第二年，他受邀于两江总督张之洞，执掌南京文正书院。这所旧式学校，让他深感到与时代召唤的格格不入，于是，坚持诗赋词章与服务策论并重、倡导经世致用、引导学生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成为他教学改良的起点。民国六年（1918），他索性在书院内设立了西学堂，开设汉文、算学、英文、翻译等课程，培养了江谦（后任通州师范学校校长）等杰出人才。

三

张謇真正着手兴办教育，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所采取的方式，也独具一格。一者，与重塑北大的蔡元培、开创南开的严修等朋友不同（注：清朝末年，清廷为适应“新政”需要，倡办大学教育，一时颇为热闹），他力主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应“自下而上”，即从幼教、小学、中学、职业教育开始，且选择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南通作为实验地。二者，教育之兴，首在师资。“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在张謇眼里，他要培养的第一批学生，恰恰是老师。近代师范教育的首倡者是梁启超，但未能实行，最先落地且独立设置的，是张謇创立的通州师范学校（今江苏省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校建立后，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他确定了一个原则，即仿造名校、延请名流、礼遇名师。在罗振玉的帮助下，大到学制、专业、课程，小到建筑、卫生、管理，通州师范学校均不同程度地仿效日本。师资方面，张謇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声望，从全国请来著名学者王国维、古文学专家朱东润、博物名家陈师曾、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等人，组成明星教师队伍；甚至打破国界限制，聘用木造高俊等7名日籍人士担任教职。

名流虽已请到，但如何形成持续的生长力，并不断壮大队伍呢？他做了几件破天荒的事。譬如，诚招留学各国的青年才俊、订立教师职称制度，打通进阶之道、给予官衔或名誉，提高社会身份。上述举措，超然于当时，亦启示于当下。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謇建议政府制订“擢优、励恒、彰廉三项鼓励政策和定给俸、定就聘、定义务界限等数条约束措施”，引导青年人才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先河即开，后世广受泽被，我国现代教育行政管理中，依旧不乏张氏思想的影子。

有了师资，下面就是“往哪里去”的问题。张謇认为：“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他关于教育的大量文章、演讲、奏折中，无不体现出“因需制宜”“因用制宜”的办学指导思想。可以说，在遇到杜威之前，张謇就已经是彻彻底底的实用主义型教育家了。

师范学校所设课程包括国文、修身、教育、伦理、算术、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博物、图画、手工、体操等。后来，又根据实际需要，增添测绘科、蚕科、农科和土木工程科，各科均设置了相应的专业课程。

从大的时代看，张謇积极设立近现代课程，尤其重视理、工、医科，以培养世界新民。他估算南通全境1万方里，每25方里设1小学，则须400所，后又考虑到乡间小路，小孩上学太远，改为16方里1小学，计划设600所。如此规模，显然不是个人力量所及。于是，捐资办学、发动地方、专设税费、建立基金等，成了变通的方式。在“状元兴教”的带动下，南通私人出资办学渐多，乃至形成一股风气。至张謇去世的20余年间，南通拥有公私立小学370多所，在校学生23000余人，放眼全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县”。

再从小的地域说，因地制宜地促进民产、改善民生，是当务之急。南通棉产丰富，生产实践中需改良棉种及种法，农业学校便应时而立；大生纱厂建立后，需要专门人才，故又设立纺织学校；商业发展后，商业人才不足，又设商业学校。此外，还办了戏剧学校（伶工学社）、刺绣学校（女工传习所）、警察培养学校（巡警教练所）。

四

张謇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其东渡日本考察有关。他观摩了日本第五届国内劝业博览会。会展上，日本“聚其国内所产制物品，分列农业、园艺、林业、水产……教育学术，卫生、经济、美术及美术工艺为十门”，展现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教育方面，因有经济支撑和仿效欧美，形成了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高中的完整体制，学科设置注重均衡发展。在张謇看来，举国上下“孜孜矻矻、心慕力追”，是日本明治维新仅30余年就能改天换地的关键原因。

上述启发，使张謇“实业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逐步确立，并且，他将实业精神融入教育之中，形成了“知实践，务合群，增阅历，练能力”的方法论，力推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知行并进”。可以说，“实用”即其思想的底色。在师范教育中，他强调“（师范学校）必立一小学校，为师范生实践教授之地。”师范生最后一学期采取实习制，均泡在附属小学中。只有成绩合格者，才能拿到文凭。

众所周知，我国近代第一所博物苑——收集各种物品2900多件的南通博物苑，已成为烫金名片。殊不知，它问世之初，并非消遣所用，而是“设苑为教育也”。在张謇看来，仅读书本而不实证，则“名实不符”，只有既学习书本知识又亲眼目睹实物，才能“睹器而识其名，考文而知其物，纵之千载，远之异国，而昭然近列于耳目之前。”

民国九年（1920），听闻美国教育家杜威在国内访学，张謇立马出面相邀，促成了一段佳话。杜威来通后，先后参观了各类学校，各类企业，以及图书馆、医院、气象站、苗圃、公园等地。看到城市发展如此迅猛，还听闻中国师范教育肇始于此，杜威由衷赞叹“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并建议“小学教育必须普及，高等专门教育必须注意一国之基本实业”。

实际上，这正是张謇的心声。他曾就此梳理：“师范应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在张謇眼里，整个教育事业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江河，小学是“源”，中学是“流”，各专门学校再由此派生，形成“支流”，到了大学，则如百川会归！诚哉斯言。

以方法论观，实用主义的杜威主张“做中学”，张謇笃信“知行并进”，两者异曲而同工。这种求真务实碰撞出的思想火花，或具有某种“神通”的交映。杜威以为，教育除了生长，本身没有目的（或终点），此即著名的“教育无目的论”。张謇也有相似之论：“教育有始而无卒之事也……教育者，有方而无方、有法而无法之事也。”教育的方法、组织与形式，必与具体的人、地、时、势有关，并因之而变、循之而善。

五

张謇“知行并进”的思想，他培育新民的教育实践，其实早已走出了江海交汇的南通。譬如，他参与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前身）、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前身）。有人会说，他本质上是企业家、资本家——但何为“企”呢？企者，“止于人”也；教育呢，《礼记·大学》说“止于至善”，至善者，不也是人吗？由此观之，两者不过殊途同归。

张謇的伟大，则是以南通为试验田，变“殊途”为“同途”，融“做”与“学”合一。他如同夸父，一路追赶，那不落的金色太阳，就是世界大同和康泰新民。

（原载《謇园》202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