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4）· 新论集萃》 ●
清末江浙地方兴学中的“北张南孙”
——张謇、孙诒让兴学活动述评
陈康衡
（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 南通 226001）
摘 要：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清末“新政”在教育领域里的变革，推动各地兴办学堂、推行新式教育，出现了地方兴学的热潮。南通的张謇和瑞安的孙诒让作为江、浙两省地方兴学的代表人物，时称“北张南孙”。二人经历不同，各有事业、学术成就。立足家乡的兴学活动中有共同之处和各自特色，都推动了区域教育的发展，对省内外起了引领和示范作用。作为近代著名教育家，他们的业绩和贡献永载中国近代教育史。
关键词：清末；江浙；地方兴学；张謇；孙诒让
20世纪初年，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王朝统治面临严重的危机。在严酷的时势逼迫下，清政府试图通过“新政”进行“自救”，在官制、军事、商业、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在教育领域里的变革，其力度和深度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前所未有的。各地兴办学堂，推行新式教育，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的地方兴学热潮。南通的张謇和瑞安的孙诒让作为江、浙地方兴学的代表人物，时称“北张南孙”，[1]136他们是公认的两省新式教育的主要奠基者。
一、江浙地方兴学概况述略
清政府在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公布后未及实行，很快被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所取代。癸卯学制规定了三段七级主系列学堂及实业、师范类等各类学堂、教育宗旨、课程设置等，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布且由政府督导实施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使得地方举办各类学堂开始有章可循。1905年清政府正式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宣告了在中国实行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完全废止，有力地配合了学制颁布后兴学政策的落实，各地新式学堂的数量迅速增加。新政教育改革最终导致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解体，近代教育在形态上得以确立。
我国东部沿海的江、浙两省地域毗邻，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人民勤劳，民风淳朴，崇文重教，名家辈出，素称人文荟萃之邦。南北朝时，中国经济政治重心第一次南移，为两地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公元12世纪，宋室南迁，中华民族的政治和经济重心再次南移以后，两地教育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与制度。明、清两代，繁荣的江南经济使江左士俊冠盖全国。及至近代，西学东渐，江、浙得风气之先，成为新式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并日趋发达。
癸卯学制颁布前，江、浙两省新学已呈勃兴态势；明令废科举、兴学堂后，又出现了兴办新学的热潮，各类学堂迅速增多，居全国领先地位。两省各地的新学，包括初、中、高等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和民众教育等，形成了近代教育体系的雏形。据统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江苏全省有小学堂1632所，学生4.99万人。宣统元年（1909年）有中学堂31所，学生3155人，居全国第五位；有师范学堂、初级师范学堂、简易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师范讲习所等共计40余处；有高等专门学堂20所(按现有行政区为15所)，在校学生2931人，占全国高等学堂在校学生总数的11．4％；还兴办了各类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各种传习所。[2]宣统元年（1909年），浙江全省有小学堂1822所，学生6.89万人；中学堂23所，学生2430人；初级师范学堂、传习所、讲习所等共计40余处，并办有省立女子师范学堂，法政学堂等。宣统二年（1910年），浙江省境内计有高等学堂10所。此外，据统计，宣统年间全省的半日学堂数和学生数在全国各省中均居第四位；全省简易识字学塾数和入学民众数，在各省中居于前列。[3]这些数据中，饱含着张謇、孙诒让等社会贤达、绅商名士和开明官员等的心血与贡献。
二、不同的人生经历和转折
张謇和孙诒让是同时代的人。虽然家庭背景、求学、科考和谋事历练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着赤诚的爱国之心、浓郁的乡土之情，广泛的社会结交，对时势清醒的认识和敏锐的判断。在社会剧变时勇于担当，善于学习、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各自的事业、学术成就斐然。在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个人的命运终究与国相连。随着时世的变迁，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浙江温州瑞安人。孙诒让出生前八年，鸦片战争爆发，浙江沿海遭到英军的武装入侵，宁波在《南京条约》签订后被迫开埠，又直接受到外来经济、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孙氏祖籍福建长溪，五代时迁居瑞安。其祖父孙希曾虽是县学生，因未能获取功名，格外重视子女文化教育，亲自为孙诒让的父亲孙衣言和叔父孙锵鸣启蒙，“口授之经”“督课之甚严”。加上兄弟俩天资聪颖，读书刻苦，在科举路上较为顺畅。道光年间，其叔、其父先后中进士，授职翰林院，后外放地方官。兄弟二人为官清正，淡泊名利，保持学者本色，以重倡永嘉学派为己任，著述宏丰。书香门第、儒宦人家出身的孙诒让，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自幼读书识文，遍览群书，打下扎实的经学功底。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出生在海门常乐镇。张謇出生那年，正值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东南半壁震动。太平军攻占江北扬州后，距南通仅数百里之远，市面动荡，人心惶惶。张謇祖籍江南常熟，远祖在元末迁至通州，祖上世代务农。祖父张朝彦兼事农业和瓷器生意，父亲张彭年继承祖业，后移居海门常乐镇。勤劳精明，修仁好文，在张謇4岁时即教他认字读千字文。张謇从小聪颖，其父先送他进私塾读书，后又延请通州西亭秀才宋蓬山来家设馆给张謇与其兄张詧授课。其父寄望甚重，课子甚严，不仅命兄弟俩为先生洒扫侍应，还要他们随雇工下田干农活和参加其他劳作。这种教育对张謇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孙诒让与张謇和当时的读书人一样，走的是一条传统的“学而优则仕”道路，参加过多次科举考试。同治六年（1867年），19岁的孙诒让参加浙江乡试，中式第四十四名举人，但后来八赴礼部会试均不第。科场失利固然是挫折，却也为孙诒让治学提供了时间和条件。他年轻时就随父宦游江淮十多年，广结海内名流，参与文人雅集，搜罗古籍善本，椎拓碑铭石刻，视野进一步开阔。孙氏父子在瑞安城内住宅专门建造玉海楼，作为读书藏书之所。他继承了乾嘉朴学严密的治学方法，在传统学术领域的经学、子学、训诂学、金石学等方面都取得令人高度赞誉的成就。他倾注大半生时间注疏的《周礼正义》，被梁启超认为可以算是“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4]16他撰成的《墨子间诂》成为当时最好的《墨子》注本，梁启超说：“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5]260他的《古籀拾遗》《古籀余论》二书考证多有发明，陈梦家评价“是极有价值的著作”，“推进了经文研究的方法，”[6]55堪称清末金文研究的代表作。他的学术造诣博大精深，学术成就誉满海内，被公认为“晚清朴学后殿”“朴学大师”。
同治七年（1868年），15岁的张謇初入科场。按清代规定，家庭三代均无人入学为生员者为“冷籍”，其子弟无报考资格，须有同族中具备资格者“认保”。张家自然属“冷籍”，经宋蓬山之子介绍，张謇认如皋人张驹为祖父，更名张育才，以如皋子弟身份参加县试、州试、院试，考中秀才。如皋张家借“冒籍”考试一再向张彭年大加勒索，并串通当地学官要拘押张謇,张謇全家饱受敲诈、凌辱之苦。所幸通州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等怜才惜才，调停援护，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经礼部批准将张謇划归通州本籍。“冒籍风波”是张謇走上社会的人生第一课，亲身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和人心的善恶。
此后，张謇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之聘，至江宁发审局任书记，开始游幕生涯。同时，先后投考钟山书院、惜阴书院，在师长指点下读书研学。经孙云锦介绍，张謇结识庆军统领吴长庆，并于1876年应邀加入庆军幕府，任机要文书。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干涉，吴长庆奉命率部入朝，张謇随军参与重大决策，最终平息变乱。这段经历是张謇人生中极为难得的历练。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32岁的张謇参加顺天乡试，中第二名举人（南方举子第一名，亦称南元）。后曾应邀主持赣榆选青书院，这是他首次从事教育担任教职；之后又应邀主持崇明瀛州书院。
光绪二十年（1894年），对孙诒让和张謇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是两人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这年适逢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朝廷举行恩科会试。三月，孙诒让第八次赴京参加会试，张謇第五次参加礼部会试。这场会试，可以说是二人科场的转折点。张謇初试中第六十名贡士，再经复试名列第十，殿试取一甲第一名。经过二十多年的场屋蹉跌，张謇终于在不惑之年状元及第，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之职。而孙诒让又一次落第，他无心在京逗留，立即返回瑞安。“自是以后不复入都”，[7]253未再踏入京城半步，决绝远离科场和清廷官场。日后清廷设经济特科，多位重臣多次推荐孙诒让赴试，京师大学堂先后聘他为总教习和监督，礼学馆聘他为总纂，他都托词未就，表明了“淡于仕进”的态度。
1894年（旧历甲午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重要历史节点。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积极对外侵略扩张，蓄意挑起侵华战争。七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后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这年九月，张謇在父亲去世后循例回籍守制。虽然回乡暂别政坛纷争，但他忧国恤民的情怀不变。出身农家的张謇，自幼受注重农商的家教熏染，又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面对国家落后挨打的局面，萌发了投身实业、筹办教育的新的人生规划。后来他主动放弃高官厚禄，在家乡兴办实业和教育，走上了状元办厂的道路，力图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十月，孙诒让的父亲逝世。甲午战败带来的国耻、个人科场的挫折和人生导师父亲的离世，使孙诒让毅然断绝科举致仕之念。他在料理完父亲丧事后，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支持维新变法，一心以发展“本州教育为己任”，投身兴办新式学堂的教育救国事业。
三、主要兴学活动和特色
张謇和孙诒让的兴学活动，一个在长江以北的南通，一个在浙南的瑞安、温州。隔山隔水，难有交集，却有诸多共同之处，又各具地方特色。
孙诒让兴办新式学堂是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密切关联的。“公车上书”发生后，孙诒让对维新派提出的兴学开民智、译书、办报刊等教育救国的主张深表赞同。孙诒让多次强调：“富强之原，在于兴学”，“非广兴教育，无以植自强之基”，[8]88、140这是他教育思想的根本和出发点。孙诒让在瑞安的兴学活动，开始于创办一批专业学堂。经过孙诒让等人的筹办，1896年4月，瑞安学计馆正式开学。这是孙诒让从事教育活动后创办的第一所专授算学的专门学校，也是他早期教育活动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一所学校，其办学目标、教育内容和方法均为新学之先。他在《瑞安新开学计馆序》中写道：“开学计馆以教邑之子弟，皆以甄综术艺，培养人材，导厥途彻，以应时需，意甚盛也”，[8]291明确指出办学目的是“培养人材”，“以应时需”。学计馆不仅传授算学知识，还讲授理化的声、光、电等知识；订购了各种西学书籍、中外书报，以开阔学生视野，培养维新思想。学计馆不仅要求学生精通历算，还要掌握一定的专门技术，学以致用、服务地方。创办不到3年，首批“学生于三角测量诸术得有门径，其高才者，受瑞安县志馆之选用，以新法测绘全县五十五都地图，越年而成。”[7]287学计馆在孙诒让的主持下，从原来专习算学一科、30余名学生的小学校，逐渐发展为有中文、算学、西文3个班、学生达150多人的普通中等学校。浙江教育史学者张彬教授认为：“瑞安学计馆的创办最先拉开浙江近代兴学运动的序幕”，是“浙江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9]37
养蚕业是温州的传统副业，自古就称“八蚕之乡”。1897年，孙诒让在温州城内创办温州蚕学馆。他在《为创办蚕学馆告温州同乡书》中表示：将“搜集历来相传之中国种桑养蚕旧籍，兼采近时新译出版之法、意、日本各国蚕桑学书，并作教材，以资讲习，附辟广场，以供实验。”[8]90它在向学生传授中外各国的养蚕技术的同时，还开辟实验园地，学生一边学习理论知识，一边在实践中运用。学用结合，为浙南地区养蚕业的发展，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养蚕技术人员。浙江教育学院童富勇教授经论证后认为：“温州蚕学馆无疑是中国近代第一所蚕桑职业学校。”[10]24
继学计馆之后，孙诒让支持邑绅项氏兄弟于1897年创办瑞安方言馆，培养外文人才， 教授英文、日文和外国史地，分西文、东文两班。孙诒让捐赠中外舆图多幅陈列于教室内，他编写的《泰西史约》被采用为教材。1899年，孙诒让等人集资在温州城内创办瑞平化学堂，校址就设在孙氏诒善试馆内。学堂购置了图书、实验仪器和药剂，招生30余名。孙诒让在《瑞平化学堂缘起》中写道：“泰西之学，由艺以通于道，而化学尤为专家盛业，究极微妙，弥纶大用”[8]296表明了他对西学的认识，反映出他教育活动的个性。
孙诒让在瑞安、温州创办的这4所专门学校，“其中瑞安学计馆、温州蚕学馆、瑞平化学堂是国内同类学堂中最早的专门学校之一，瑞安方言馆则是浙江近代最早的外语学校。”这些新式学校学西学、学实学，培养专门人才，“不仅使温州一带的教育顿时萌发了生机，而且在浙江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全省教育的近代化以至于全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先导和表率的作用。”[9]35、36
甲午战争后，张謇目睹清廷政治的腐败、民族危机的加深，激发了他“士为天下先”的爱国情怀。1895年，受两江总督张之洞札委，张謇招集商股，在南通城北的唐家闸筹办纱厂。经张謇多方奔走、艰辛筹办，纱厂于1899年正式投产出纱。张謇取《周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命名为“大生纱厂”。1901年张謇在吕四、海门交界处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围垦沿海荒滩发展植棉业，建成了纱厂需要的原棉基地。自大生纱厂创办以来，以纺织业为龙头的工业体系在南通日益配套健全，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以纺织业为核心的大生企业系统。在南通及周边地区锐意推进实业、教育、慈善、盐垦、城市建设、社会公益等各种事业，南通从一个闭塞的传统州城，步入工业文明时代，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在大力兴办实业的同时，张謇把发展教育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思考、谋划在家乡办学兴教。正如他日后所总结的那样，“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11]1011早在甲午年间，张謇便有了“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想法，后来逐步发展为著名的“父教育而母实业”思想。张謇对中小学教育的重视由来已久，清末新政伊始，张謇在1901年所著的《变法平议》中，就主张“普兴学校”，提出了“此由各府州县小学、中学循序而至高等学堂、大学堂之序也”。[12]48随着“新政”中教育变革措施的推出，他以自己的资产和影响力兴办教育事业。张謇认为：“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异。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12]70表明他对首先办师范教育的高度重视，由此开始了分层次、有体系的兴学活动。
1902年，张謇在呼吁官办师范无效后，毅然决然地自拿薪金并得到其兄张詧及友人的捐资，选定通州城东南荒废的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校舍，创办师范学校。当学校还在筹建之际，张謇就自豪地宣称：“夫中国之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12]66经过7个月的筹建，1903年4月27日，“通州民立师范学校”正式开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又是我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13]40通州师范学校属于中级师范学校性质，主要是培养小学教师。开设了教授法、修身、历史、地理、算术、理化、体操等课程，基本上可以满足在高、初两级小学教授各门课程的需要。张謇聘请了著名学者王国维讲授国文、伦理课程，又聘请18位日籍教员为伦理学、西洋史、教育学等课程的讲师。通州师范分本科（四年）、速成（两年）、讲习（一年）各科，为给学生安排实习，还新增附属实验小学，规模更趋完善。以后，张謇又陆续创办测绘、蚕桑、农、工等科，还建立了工科教室、农学教室、农场、博物苑、测候所等。这些设施超过了一般中级师范学校所需设施的范围，体现了张謇重视实践、教育与生产、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通州师范的成功创办，坚定了张謇立足家乡、依托他所创办的实业和地方社会力量，在南通建设一个新式教育示范区的信念。长期以来，南通是一个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农业社会。所处的地理环境又相对封闭，南濒长江，与江南的经济联系受阻。教育体制完全是以科举制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教育内容为儒家经典、宋儒学说和八股文写作等，教育也落后于江南地区。这种地理位置、教育状况带来的影响是信息闭塞、思想固化，不易接受新生事物。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艰辛曲折历程，就是一例证。1904年，张謇呈文江苏学务处筹设“通海五属（通州、如皋、泰兴、静海乡、海门厅）学务处”，作为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复文更名为“学务公所”，于1905年6月正式成立，张謇、沙元炳、孙宝书等三人为议长。通海学务公所是我国最早的府州县级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之一，它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地方兴学。这一年通州初等小学共14所，新增设的就有9所。1905年，由张謇和孙宝书邀集通海官绅共同筹集资金，合五地之力设立公立中学，“通海五属公立中学校”于1909年正式开校。此外，沙元炳于1902年创办了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张謇等于1906年创办了通州公立女子师范学校，海门等地还办有师范传习所。随着师范教育的发展，培养出一批小学师资，南通的小学教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至清末已有高（两）等小学24所，初等小学211所，其中通州有高（两）等小学4所，初等小学106所。[14]2张謇还开始创办职业教育，他在通海垦牧公司附设农学堂，1906年成为师范农科，逐步发展升级为初、高等农校。还创办了法政讲习所、国文专修科、巡警教练所等职业培训机构。
同样，居乡兴学的孙诒让也借助有力的实施机构，来推动温州、处州（今丽水）两府兴办新式学堂。在浙南的温、处两府十六县中，瑞安背山面海，飞云江流经境内，土壤肥沃，气候宜人，适宜发展农耕经济；又受永嘉学派的影响，注重经世致用、崇文尚教，较为重视教育。但大部分县地处山区、丘陵地带，有的地方“九山半水半分田”，加上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人口稀少，文化教育严重落后。根据清廷的规定，本应是在省城设学务处，即相当于后来的省教育厅，府一级没有分设机构，更无两府合设一分处的做法。由温州籍留日学生提议，在孙诒让与地方官员的努力下，清廷学部批准成立温处学务分处。此属破例，全国别无第二例。1905年11月正式成立，由于孙诒让在教育界的声望，他被温州、处州两府学界公推为学务分处总理。孙诒让就任后选拔精通学务的人才组成办事机构，主持制定了《学务处章程》，以便按章办事，提高效率，还确定了整顿与推广、筹措办学经费、筹办师范、编检教科书四大事项。第二年，他被清廷学部聘为二等学务咨议官，又被聘为省学务议绅。这样，他就能以学务官的身份领导温处两府办学。尽管他的身份由士绅变为学务官，由自发办学变成奉旨兴学，但他教育活动的目的和宗旨一如既往没有改变。
孙诒让就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之前，他的兴学活动主要是在瑞安,以亲自办学为主。1901年9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孙诒让抓住机遇，由他提议、众绅士响应，在瑞安城内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隅设立4所蒙学堂，这是瑞安初等学校之始。1905年初，成立瑞安县公立高等小学堂，考选四隅初等小学堂学生成绩优秀者入学。1906年3月，孙诒让在瑞安县城成立瑞安公立中学堂，以解决高小毕业生升学问题。孙诒让还大力倡导兴办女学。他认为：“普及教育，兼重女学。……吾国女子无学，教育之不能普及，亦为一端。”[8]44在他的影响下，瑞安人萧侃1903年创办女子蒙塾，是浙南第一所女子学堂，比清廷颁布《女子学堂章程》要早四年。在孙诒让提倡下，浙南随后办了不少女学，截至1908年初，全省女学共计46所，温、处两府就有20所，占了将近一半。[9]38
就任学务分处总理之后，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计划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在两府贯彻实施。孙诒让首先对成立于1902年的温州府中学堂进行了整顿，把一所旧式的官立中学改造成富有生气的新学堂。通过整顿中学堂，树立了威信，取得了学界和各县士绅的信任，为兴学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张謇一样，孙诒让非常重视师范教育。他们对普及教育、尤其是办师范教育的认识相当契合，张謇“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思想以及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对孙诒让影响很大。张謇认为“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自立学”，这和孙诒让“兴学以自强”的思想完全一致；张謇主张“兴学之本,惟有师范”，孙诒让认为“师范是小学之母”，[15]230都把师范教育比作小学教育的工作母机，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孙诒让在温处学务分处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着手筹办师范学堂，想方设法筹措建校经费。温处两府原本合设一所师范学校于温州，后来处州方面因两府距离较远，学生往返交通不便，要求分设。孙诒让考虑到山区更需师资，力排众议，同意两府分设，处州初级师范学堂在1907年建成开学。温州师范校舍于1906年8月开始动工，至1908年春全部告竣，为当时温处两府最好的校舍。学校原定名“温州初级师范学堂”，孙诒让特请张謇题写校名横额，张謇欣然应允。但他认为“初级”为义太狭，建议去除；“学堂”二字过于驯熟，建议改为“学校”。孙诒让深表赞同，榜书制成后，勒于青石之上，悬挂在学校门首。“堂”、“校”一字之改，体现了时代的重要信息，使温州人士顿觉耳目一新。1908年3月12日正式开学，首批学生240名，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正规师范学校之一。经过三年的努力，孙诒让建立师范学校的夙愿终于实现。但就在开学前后，由于长期劳累过度，孙诒让抱病不起，于6月20日辞世,把他最后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师范学校。
温处学务分处在孙诒让逝世后被裁撤，但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尽管面临各种困难、阻力和矛盾，孙诒让依靠两府绅商，克服重重阻力，使浙南的新教育得到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孙诒让逝世时，温处两府已有各级各类学校309所。从时间上而言，66所是学务分处成立之前创办的，243所是学务分处成立之后创办的，占总数的78%。而从学校的程度而言，高小以上的普通中学、师范、化学堂等专门学校共有30所，1905年以前创办的有16所，占总数的53%；1905年以后创办的有14所，占47%。[10]42有学者认为：“孙诒让是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致力于发展地方教育，推进区域教育近代化并取得卓著成就的颇有代表性的爱国教育家之一。”[9]20
结 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危难深重，社会处于重要转型期，也是近代中国教育体制初步确立时期。孙诒让忧国忧民，顺应时代的发展，在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影响下，主张教育救国，热心地方兴学。他十余年如一日，以坚强的意志和求真务实的态度，致力发展地方教育。他任劳任怨，百折不挠，带领同仁苦干实干，争取社会各界支持，使温处两府兴办学校、普及教育处于全省领先地位。“就地方兴学而言，在民国以前除张謇外，无论起步时间之早、持续时间之长、兴学规模和效果，鲜有可与孙氏相比者。”[1]136孙诒让为寻觅教育救国道路作了宝贵的探索，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先驱者之一，是当之无愧的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共和政体。作为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张謇，顺应历史潮流，拥护民主共和，先后在南京临时政府任实业总长和北洋政府任农商总长等职。中华民国建立，扫除了政治上的一些束缚和障碍，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民国初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西方列强忙于欧战，张謇的大生系统企业曾一度辉煌，他所致力发展的教育事业层次也不断提升，体系更趋完善。1912年，张謇在唐闸创办了纺织染传习所，第二年改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这是全国第一所纺织高等院校。[13]1431912年张謇与其兄张詧以私资创办了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原先的初、高等农校在1916年改为南通农业专门学校。这三所学校后来发展为单科大学，1928年合并、组建为私立南通大学。张謇在南通还先后发起和创办了乙种商业学校（1913年）、女工传习所（1914年）、盲哑学校（1916年）、伶工学社（1919年）等职业学校。另有应时需而举办的宣讲练习所、清丈传习所、保姆传习所、镀镍传习所等职业培训机构。此外，张謇还创议、参与和推动了南通以外的各类多所学校的建立。饮誉江浙学界的“北张南孙”——张謇和孙诒让，作为近代著名教育家，他们的业绩与贡献永载中国近代教育史。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指出：“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途程中，张謇是极其重要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他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为我国实业和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6]1教育是张謇毕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教育家的张謇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清末到民初，张謇立足南通，进行了一系列兴学活动，在南通建立起包括基础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乃至特殊教育、社会教育在内的完整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影响遍及全国。国内许多高等院校追根溯源，在学校的创办史上总能发现和张謇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有他创办或协办的身影。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张謇通过自己的勉力实践，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起了引领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爱国爱乡、敢为人先、顺应时势、勇于变革的精神，将永久熔铸于其兴办的实业和教育事业中，并为后人始终铭记。
参考文献：
[1]俞雄.孙诒让传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2]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教育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3]浙江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教育志[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4]梁启超.清代整理旧学之总成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6]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7]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8]张宪文.孙诒让遗文辑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9]瑞安市文化局.纪念孙诒让论文集[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
[10]童富勇.孙诒让教育思想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1]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12]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13]张廷栖.张謇所创中国第一[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20.
[14]南通市教育局.南通市教育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15]温州师范学院.孙诒让纪念论文集[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增刊，1988.
[16]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6.
作者简介：陈康衡（1951-），男，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原历史教研员，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主要研究基础教育历史教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