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省立七中风潮与

1920年代南通的教育场域

丁 乙

（来源：“史林编辑部”公众号 2025年03月27日）

摘 要：1924年5月，位于南通的省立七中爆发了一次罕见而又特别的易长风潮，围绕更易校长与否、由谁接替校长等问题，张謇与省教育厅僵持不下，一所省立中学成了省厅与南通地方暗自角力的场域。张謇之所以执意要求更换校长并不断对省厅施压，与他所秉持的地方自治思维和“严格教育”理念密切相关，前者折射出民初江苏新式教育演进过程中官治与自治之间的拉扯以及南通、省厅间的权力格局，而后者则反映出张謇的个人意志、地方情感对南通教育的型塑。这双重理念的交互作用使得处于政党与主义兴起时代的南通，其教育场域呈现出一些独特的特质。

关键词：张謇；省立七中；南通；教育场域；严格教育

王奇生在探析南通的地方自治模式时，曾指出张謇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他在南通所开创的地方自治事业，能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与默契。的确，就江苏省内而言，省级行政权力不太可能直接干涉南通的地方自治事业。凭借自身的资历威望与编织起的庞大且绵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张謇很少就南通地方的事务与苏省当局发生直接冲突。易言之，只要不是向南通以外扩张势力，张謇几乎不会与国家权力或是其他集团力量发生龃龉。然而1924年发生在南通省立第七中学的一次易长风潮，却打破了这个惯例。

1924年5月，学风良好的南通罕见地爆发了一次易长风潮，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借助南通当地的《通海新报》《南通》与上海各大报纸，可以完整地还原事件。但这一事件背后反映出的诸如江苏教育行政的权威在南通地方所遇到的挑战，张謇的地方自治思想与教育理念对于南通教育场域的塑造等，则值得我们详加审视。而欲探究清季民初新式教育的演进轨迹，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互动与张力，尤其是省级政府与地方精英之间围绕新教育事业的合作、博弈与矛盾，殆为一不容忽视的课题。本文拟从江苏教育界的一个微观事件切入，剖析江苏—南通的权力结构，并尝试在张謇的教育理念、自治思想与南通特殊的教育场域之间摸索出一定的逻辑线索。

一、省立七中易长与省教育厅、南通间的博弈

江苏省立第七中学（下文简称“七中”）的前身是通海五属公立中学，由张謇联合通属各县士绅于1909年3月发起成立，首任校长孙宝书。成立之初，南通、如皋、海门、泰兴、崇明各县都分担了部分经费,故称为通海五属中学，1913年该校改为省立。至1920年有教职员39人，学生386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更名为江苏省立南通中学。民初七中的学生，除南通外还有不少邻近各县及江北淮扬徐海各属籍者，更有远从安徽、江西、四川、陕西等省前来求学者，足证“今之谈教育者，莫不盛称南通之教育事业”并非虚言。

七中历来校风良好，在张謇及历任校长的经营管理下，极少发生学生越轨之事。但记事极为简略的张謇日记中却记有这样一个事件：1924年5月9日举行的南通城区小学联合运动会上，省立第七中学的学生与现场防兵发生“哄斗”。此事起因经过并不复杂。为纪念“五九”国耻，自1917年始，南通于每年5月9日举办小学联合运动会，这已成为一种惯例。1924年，南通市教育会照例在城北小学举办城区小学联合运动会，此次运动会规模宏大，“盛极一时”，运动场上拥挤不堪。通海镇守使张仁奎之子偕几名士兵亦前来观看，适某学生“误践其足”，于是兵士与学生发生冲突，造成混乱。而后兵士又上街滋事，甚至还曾闯入七中学校进行破坏。上海几家大报的相关报道几乎完整还原了兵学冲突的经过。关于事件最后如何解决，南通当地《通海新报》的报道轻描淡写：省立七中学生在小学联合会上与镇署兵夫稍有冲突，经两方磋商，已有圆满和平之解决。同时指责社会上好事之徒，“妄兴谣诼，故意骇人听闻”。作为当地报纸，《通海新报》自然有社会维稳的考虑，所以并未报道次日士兵上街报复学生以及引发的一连串暴力事件。而且该报将重点放在了学生，认为学生“对于界限二字，殊欠明了，致小事几酿大事”。

事发后，校长史维藩（字介人）一面安抚学生，将受伤学生送至医院，一面要求镇守使、县知事派兵弹压，惩戒士兵，消弭风波。张謇随即也召集地方各界人士商议办法。在张謇看来，此事足为“模范之玷”。他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校长，认为史维藩1919年接任校长以来，管理失当，时常迁就放任学生，学生遂愈发嚣张，七中校风也由此“堕落”，而这正是酿成此次学生官兵互殴事件的根源所在，也是让张謇执意要将史氏撤职的缘由。所以张謇一方面力劝校长史维藩自行辞职；另一方面写信给蒋维乔希望省教育厅将“训育无素之校长史维藩解职”。还未等蒋维乔回复，张謇又直接向省厅提名了校长人选：葛懋昌、于忱与鲍德徵，希望省厅“择一人继任”。次日史氏便“自请免职”，并拟“赴省面呈一切”。事情眼看着到此结束，不曾想教育厅与张謇在是否要更换校长，以何人来接替等问题上，产生了不小的分歧。

其间，张謇多次致电省长韩国钧与教育厅长蒋维乔，要求省厅迅速任命新的校长。他在给韩国钧的信中指出：“第七中学自归省立，其于地方各校，若同衢而殊轨，校长亦通师范生，其人谨愿而短于识，任事以来，日惟迁就学生，以求无事。学生以费由省出，若非我学生实之，不足以得费而□校，嚣张亦日甚。……此次肇事情形及中学校风不振，在他处可不甚注意，但南通自治经验三十年，谬托模范之声，诚不可有此出之玷。”张謇这段言论颇堪玩味，他认为七中划归“省立”后，便与南通境内其他学校“同衢而殊轨”；“省立”的确给七中提供了省费，但同时也将南通以外不好的学风带给了七中；更关键的是，七中地处南通境内，倘若该校学风不振，不仅会传染给境内其他学校，更会影响南通自治基业和模范县的声誉口碑，所以他希望趁此机会更换校长，整肃学风。韩国钧的回复则显得有些官方：“此间对于整理学校诸事，向系责成教育厅。”韩国钧自然深知张謇在江苏之作风与地位。早在1922年，张謇就意图插手掣肘韩国钧就任江苏省长一事。更为微妙的是，1923年以后，苏省教育界内部也有分裂之势，其中一派为南通派，以张謇为首；而作为对立的所谓“非南通派”，其为首者正是张一麐、韩国钧。此番韩国钧以官方的口吻进行答复，也意在避免让事态陷入僵局，留下转圜之余地。

省教育厅对于此事的态度颇为审慎。厅长蒋维乔本打算亲赴南通调查实情，但因要赴金陵道各校进行视察，以及处理省立学校经费问题，而不克分身。蒋便委派省视学苏简（讷侯）赴南通彻查此事。苏简于30日回到南京向省长韩国钧、教育厅长蒋维乔陈述调查结果。对于张謇的提议，蒋维乔并未马上答复；对于史的辞呈，蒋也并未应允，而是加以慰留。而从史赴南京省教育厅回来后仍未被撤职也可以看出，教厅不主张撤换校长。史虽尚未离职，但也“有感于各方面空气不佳，办事困难”，所以一再呈请省厅辞职，由此“案悬未定”。

7月10日,省教育厅发布训令,不允史维藩辞职，其中提及：“该校长服务尚诚恳，应督率教职员，切实整顿，毋庸辞职。”张謇阅后颇觉诧异：“是已拟易人，何故忽而反汉？”随后他又多次致电韩国钧与蒋维乔，不厌其详地罗列出史必须撤职的众多理由，最后强调：“况以极艰难之省款，敷衍不职之校长，转误放纵之学生，亦非所忍闻也。”总之，不论接替者何人，必以“严格主义”为重；否则，一定会给“素持严格的南通学风”开一个口子，以后南通各校纷纷效仿，学风更为散漫乖张，学生更加恣意妄为，不仅给南通教育界的稳定带来诸多不可控因素，而且对于张本人在南通教育界的统治地位亦产生相当威胁。这也是张謇重视七中易长问题的根本缘由。

然而也有舆论以为，解决冲突为一回事，整顿学校又为另一事，不必将一件小事牵扯太多，“若必连类而及，并未一谈，则于学潮平息之后，或难免别生枝节，激其反响”。从事态发展来看，此论颇有见地。易长风潮初起，校内表面虽很平静，但内部暗潮汹涌，省、县、校等各层面诸多势力均“各有主张”。论者也对校长人选多有猜测，“逐鹿者接踵而起，高师也、东大也、北大也，觊觎此席者大有人在，或联省议员为外援，或结本校学生为内应，各极其攘夺之手段”，并感慨“七中从此多事，南通善良之校风不益将被其影响哉”。时人虽有此担忧，但揆诸实际，不论是在任校长史维藩，还是其他候选人，其实均不出张謇之势力范围。

省视学苏简在南通查明情况后，省厅一度有委任汪尚华为校长之消息传出。随后，张謇因为继任校长的人选问题，再度专门致电省长韩国钧与教育厅：“七中校长，久悬未定，前以地方之意，选荐三人，贡其所知，备择而已。嗣闻厅有委任汪尚华之说，汪与其兄均通师范毕业生……厅既委之，认为亦当。”因汪系通师毕业生，算是嫡系子弟，所以张謇此时并未强烈反对。然而当听闻省厅要另委他人时，张謇再度强调：“要之，无论何人，期必能严格主持校务，甄别学生，意在保存南通纯洁之学风，不愿沾染外间之恶潮……南通不愿混入贼人子弟之学潮。”此时南方政党势力嵌入江苏各校之中，张謇对于具有党派背景的学生尤为警惕。在他看来，不论何人长校，必须严格主持校务，维护南通严谨学风。

尽管张謇一再强调，对于葛懋昌、于忱等人之荐，系“询学界公论出之，绝无一人运动”。但其实不论是史维藩，还是继任人选于忱、葛懋昌、汪尚华，皆为张謇的得意门生，且均不出通师关系网。于忱，字敬之，江苏南通县人，与汪尚华同为通州师范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清末学校资助其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师范科，1909年学成回国，历任通州教育会总董、南通县公署第三科科长、南通县劝学所所长、南通县公署办理教育行政掾属兼南通师范学校学监等。时任南通第一代用师范主任，素以严格闻名。他在通州师范担任斋务长的时候，便一直秉承张謇的意旨办事，曾对五四运动时期通师即将燃起的学生运动、罢课活动有所压制。葛懋昌，通州师范第二届毕业生，曾担任过南通县视学，并继于忱之后担任南通县署学务课（第三科）科长。

教厅蒋维乔则以为是否换校长，以何人接替，还须慎重考虑，盖史维藩治校，“失之于宽，诚宜更任贤者，以资整顿”，但自易长风说传播以后，“各方逐鹿者纷起，办理颇形棘手”。而从省视学苏简赴通调查的情形来看，张謇推荐的人选中，葛懋昌资格较逊，于忱与鲍德徵均推辞不就。在蒋维乔看来，遴选继任校长，“与其易人而不得满意之人，不如暂仍其旧”，他给出的方案是责令史维藩切实整顿，以观后效。信函中透露出张謇之兄张詧亦持此种意见：“令兄退公（即张詧，号退庵）亦有函来，嘱勿更易。”此信应该是目前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教厅对于张謇的正面答复，可以看出，教育厅对于易长一事，希望持慎重态度，在未物色到合适人选之时，不便轻易更换校长；同时，面对张謇兄弟意见相左，蒋所代表的教育厅其实也不置可否。而此信甫一公开，张詧恐萧墙之祸，避居海门，宣告“从此不问南通事”。七中易长一事，竟致张謇、张詧失和，也足见此事背后人际关系之微妙。

教厅违背意愿以及兄弟互相掣肘，让张謇颇为不悦，次日他专门致函韩国钧称：“七中之事，不欲再言”，信中指出：“察尊教育厅呈，谓史校长前呈停职，可毋庸置议。在长官黜陟自主，本可置地方意见于不顾。惟南通教育事业，不止七中，军学接斗，非限前事。前为地方学风，为地方治安计，谓必整齐公恕，乃可造就学子，久服军人，无私人爱憎于其间，置舆论是非而自圣，采听与否，权在长官，况费用由省出，责亦省负，既认史为适当之才，必信史将来之效。”张謇深知“省立”与“地方”之间的界限与不同的权限，表面看张謇有所妥协，但此信无疑是给省教育厅下了最后“通牒”。

不过教育厅厅长蒋维乔及省长韩国钧，也并非大公无私。蒋维乔于1924年7月14日曾致书韩国钧：“顷忆及沈秘书与七中史校长为至戚，派赴南通有无窒碍？如无问题则不妨。否则，或请另简无关系之人似较妥当。”据笔者推断，沈秘书应为江苏省公署司法处秘书沈均，字柏韬，江苏海门人，清附贡生，曾担任安徽、金坛等地县知事。不论是籍贯与资历，似乎都还够格，而且他与省长韩国钧属同乡，关系熟稔。更为关键的是，沈均系由省公署幕僚中遴选任命，更具官厅色彩。

不难看出，易长一事已绵延两月，蒋维乔等人似乎还想再争取，有意避免从张謇阵营中遴选七中的校长。而如果沈均无法顺利就职，退一步，也要任命一“无关系之人”担任校长。蒋的考虑无非是想将南通县之省立中学纳入省教育厅的直接管辖之下，既然七中由省费负担，便应该让七中的“省立”名副其实。从委任汪尚华长校之风闻传出，到慰留史维藩，再到向韩国钧提议沈均，最后到选派“无关系之人”，上述举措均揭示教厅循名责实的考量与努力。

从上述长达两个月的零零碎碎、公开非公开的各方函电不难看出，省长、厅长与南通地方很难就七中“易长”一事达成一致，后者以个人威望而专横武断，前者虽为官厅，但难以正面拒绝，而意在转圜委蛇。直到7月17日，报刊消息还显示，蒋维乔对于七中校长，仍主张“暂不更动”，“昨已函复张啬老报告更调为难情形”。与此同时，在继任校长问题上，各方面均“意气激昂”，省厅与张謇各有主张，互不妥协；南通内部张謇、张詧兄弟也因此失和，双方貌合神离，事情眼看着要陷入僵局。

直到7月下旬，省长韩国钧亲自出面介入，事情才出现转机。韩委派省公署司法处秘书沈均赶赴南通，从中调停，“竭诚恳劝”。韩国钧预先向张詧许诺，史维藩会“另予委用”，张詧随即妥协，嘱咐史氏“正式辞职，免致省厅为难”（于此也可以看出，张詧力挺史氏）。而后沈均又拜会张謇父子，解释误会之处。沈均在密函（信函最后注明：此函系密陈学潮真相，请勿发厅科附卷）中亦表达了对史维藩的惋惜：“惟史校长在校有年，平时服务之勤恳，操行之清洁，深得教职员及学生敬服之心，各界及镇使深惜其去”，但易长风潮绵延至今日，只得委屈史校长一人，“以求地方大局之和平”。沈均在信函中附上了史的辞职文以及张詧所交之履历，并希望韩国钧洽商教育厅批准疏通，将史调至南京，酌情任用。如此一来，因为韩国钧的出面和张詧的妥协，省厅最终让步，各方面关系得到调解疏通，善后工作也已落实，史氏的离职也就水到渠成。当然，信函中也对新校长于忱表达了一丝担忧：“将来内部中能否一帆风顺，尚无把握”，不过目前只有“急可治标”，可见各方也都以为，时至今日，易长一事不能再拖，必须解决。

这就是我们后来在各大报纸上看到的：史维藩发布启事正式辞职，教育厅对其所递辞呈也不再慰留。省长最终依张謇之推荐，派选于忱继任，蒋维乔随即以教育厅的名义任命于忱代理七中校长。前任校长史维藩随即被调至东南大学总务处工作，旋又出任水利局工科大学斋务主任。于忱正式接任七中校长后，纷扰三月之久的七中易长风潮终于结束。

 二、官治与自治之间：张謇与1920年代的南通教育界

综观此次七师易长风潮，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却最终演变成一场持续数月的风潮。此次风潮的特别之处还体现在发动者并非是该校的老师或学生，而是张謇。张謇力主将南通境内一所省立中学校长撤职，并表现得异常专断执拗，而省厅则持相反态度，易言之，其实这是张謇与省级教育行政权力之间关于省立校长任免权、学校管理权的博弈，事件本身就很特别。苏省境内有省立学校近40所，何以只有南通省立七中发生这样一场不同寻常的易长风波？这一切还应从南通的地方自治与教育场域谈起。

南通被梁启超誉为“吾国之自治发源地”，而教育又为“自治根本”。南通在民初虽设有教育局、教育会等机构，但南通的各式教育基本都由张謇筹措经费，擘划发展。张謇不仅是南通新式教育推进的中枢，更是南通现代化的过程中极具统治力的角色。自清末逐渐积累起来的权力资本与经济实力，使得张謇能够动员地方士绅、联络地方社会、整合社会资源；而他亲手创办的通州师范亦为他的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南通各项地方自治事业的主持者，几乎都是通师毕业生。

在南通新式教育的成长过程中，张謇的个人权威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他在1921年一则关于“整饬教育界”的通告中指出：“明年为十一年筹备迫切时间，应与教育界诸君努力进行。而师范必应首负其责。敬之可专任师范校务，其县署三科及劝学所长，即于寒假日概行辞退，以专职责。”敬之即为上文屡次提及的于忱；县署三科即为后来的教育局，劝学所亦为教育局之前身，这两个机构是县域中管理教育事务的核心机构，张謇要求于忱辞去此二职而专务师范，于忱随即照做。这其实不难理解，南通各教育机构的要津职位几乎都由具有通州师范背景的人担任，这些人士与张謇表现出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因之，南通教育界中的人事安排与调动，几乎全凭张謇一人之意旨。张謇与通师校友会群体其实是一种主从尊卑、领袖—拥护者的关系。这种巨绅操持下的地方教育格局，在江苏其他地方乃至放眼全国，都不多见。而这一自治格局的形成，与张謇在南通的特殊地位及其所形成一种超稳定的权力结构息息相关。不论北京北洋政权，江苏省内的督军、省长乃至地方军阀如何急剧变动，南通始终能保持稳定。而且，张謇对南通的经营统治，并非依赖军事力量与暴力文化，而主要依托实业与文教。他深知经营地方的关键在于“非教育不足以图存，非实业不足以自治”。在陆续掌控大南通地区（即通崇海泰地区，包括南通、海门、崇明的外沙与泰县等区域）的经济命脉，如纺织、棉花、垦牧、盐业等实业后，张謇通过这些事业逐步构建起了一个地方性资本集团，使得新式教育的推行有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反过来，教育也为实业的经营扩张提供了人才保障。实业与教育构成了张謇集团治理南通的“支撑结构”，二者之间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张氏兄弟还借助一些地方自治组织来实现对南通的治理，如张詧以通崇海泰总商会会长的名义，掌控了当地的司法权。不仅如此，遍览南通的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等诸端，均发轫于张謇。而南通教育界，自然都在张謇的统治范围之下。医科、纺织科、农科、商科等专科学校、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大多为配合上述实业建设而设立，且都由张氏兄弟分任校长。 

南通教育界的“张治”离不开张謇对于教育事业强大的经费注入。如王钟麟于1917年赴南通学习参观新式教育的成绩时，就发现女子师范学校、女子手工传习所等虽由私立改归县立，但经费若有不足，“仍有张氏补助”；又如农业学校、甲种商业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均由张氏筹款设立”；所设之残废院、盲哑学校，“以乏款，故张氏鬻字补充之”；其他如博物苑、图书馆，也悉由张氏担任经费，故王钟麟感慨：“兹教育事业，无一不当仰给于公款，乃无一不取价于私资”，教育界咸感“张氏之力也”。放眼全国，这种情形也就南通所独有，而“非他邑所能望其项背”。张謇自己也曾提及：“南通各种文化事业，向由私人经营，绝不仰给于政府，亦不募捐于他处，更不受军阀之牵制。”所以民初南通已成立之中等以上各学校及其他关于文化事业之各类空间场所，均由张謇、张詧及张孝若于各实业收入中，次第拨款建设，“偶有不敷，亦以其他私资设法筹补”。南通发展模式的独立性与组织性，几乎可以用与世隔绝来形容：“全国无论如何鼎沸，而南通则自养其兵，自教育其子弟而发挥其实业。”海伦·昌西（Helen R. Chauncey）在考察民初江苏中部地区的新式教育与教育圈时发现，民初的新式学校实际上成为了士绅精英控制当地社会与物质财富的工具。这个论断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南通，但缺少一个前提条件，那便是新式学校的创设，本来便离不开这些士绅的物质投入。所以，南通教育之所以堪为模范，实端赖于张謇等绅商精英之心力与财力。借用陈志让“军绅政权”的经典概念，我们或许可以称张謇统治下的南通为“绅商政权”，由绅而商，以商养教。与表1中众多文教机构一样，七中不论从创立还是发展都离不开张謇的亲手擘划。

对于南通地方自治的特点，时人也多有认知。曾数次到访南通的日人驹井德三这样描述张謇统治下的地方性特征：“今江北一带，仿佛以张公为元首之国，他方势力未侵犯，其实力可知矣。” 1926年夏，南通地方党团也曾对张謇的自治有过如下的判断：张謇的“南通主义”包含了“守旧专制诸成分”，通过在政坛上的奥援来完成自己的“迪克推多”（即dictatory，专制——引者注），是一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自治”；于是张謇“个人竟代表整个的南通，而南通亦逐为人所注目”。这段话虽不免夸张，但也大体反映了张謇在江苏政治格局与地域社会中的地位。在南通执教多年的朱东润也曾形容张謇统治下的南通并非地方自治的模范，而是特殊形式下的“地方张治”。张謇希图建立避免一切外界势力干预的南通王国。正因为这样一层背景，我们才会看到上文中张謇与省教育厅蒋维乔围绕七中易长而产生纠葛的一幕。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对于七中易长一事也曾有过一段精妙的点评：“状元公张謇，并不问究竟是兵错还是学生错，便硬叫老韩（韩国钧）把七中校长撤差。一个南通地方的绅士，居然能够这样干预省立中学底事情——已经令人觉得状元公底专横，未免炙手可热了！哪知他致督长的信上所说的话，更其把南通那个地方看的简直是他底私产，简直说，南通人都应该受他底支配。”

此时《中国青年》上的文章，火药味还不是很浓，对事情的评价分析，倒还贴近事实。这段点评涉及两点，其一是一个地方士绅竟能理直气壮地干预省立中学的校长任命；其二则是，张謇对于撤换校长的理由，用的几乎是“朕即国家”的语气。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七中自划归“省立”后，张謇也就没有再注入资金。教育部在民初曾发布“中学校令”，规定“省立中学校经费以省经费支给之”。辛亥前后，因政局动荡，经费极度匮乏，省立七中的前身通海五属公立中学不得而已改为“省立”。而根据1913年制订的《江苏省行政公署管辖省立学校通则》的规定，凡省立学校之校长，“由省行政长官任免之”；凡省立学校每年度之预算决算由校长分别造册，呈报省行政公署交议会议决。也就是说，江苏各省立学校，不仅校名由省统一命名，校舍、器具均由省借用，更关键的是经费由财政支给，校长也由省署委任，这便是所谓“省立”在规制上的含义。

清季民初，国家权力失坠，各地纷扰不已，但各级政府仍在勠力构建一套富有效率、权责分明的官僚行政体制与权力架构。民初江苏教育行政机构逐步树立权威的一个重要举措便是明晰省立、县立、公立、私立等各学校的权责界限与经费来源，这也是民初江苏新式教育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清季以来州县学堂到省立学校的转变，便意味着教育行政权力从地方到省府的移交与收束。在省级行政权力扩充到地方社会并企图整合省—县之间教育行政权力的进程中，省立学校扮演了先锋的角色。

关于省立中学校长的任命早有惯例。如1913年，徐属五县（铜山县、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县）县令曾联名呈请省教育行政当局，请求任命当地士绅韩志正为铜山中学校长，遭到省教育司的断然拒绝，理由说得很明白：“查中学校收归省立，应俟省议会议决预算案候再行接收，该校校长届时照章应由省行政长官任用，非该知县等所得指名请委。”与此同时，因为县级地方财政大多经费支绌、力不从心，所以要求将县一级中学“省立”的呈请，在《江苏教育行政月报》《江苏省公报》中也俯拾皆是。相隔不远的崇明县就不止一次向省里提出申请，希望崇明中学能由“省款补助，奉准编列”。可见，在江苏其他拥有省立学校的县域，县级政府、省立学校在与省教育厅沟通交涉时，均严格遵守“省立”的权限与规章，不敢也不许逾越界限。

而南通因为自治的缘故，使得省级建制与地方自治这两种倾向在七中的权限归属上发生了严重的对垒。在南通县各级各类学校中，七中是唯一一所完全意义上的省立学校。它不仅是省立学校楔入南通“自治区”内的一块“飞地”，也是省权与南通地方自治权力针锋相对的载体。省立七中易长一案中，省治与南通自治的默契被打破，省级权力的延伸在南通县遭遇了顿挫。

其实综览民初苏省、南通的发展历程，江苏省制与张謇所主导的南通地方自治之间，联袂合作、相安无事本为常态。尽管通海几县地方军政要员均由苏省政府任命，但各级地方官员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拜访张謇，省级权力与张謇之间保有相当的默契，南通自治与官治实“相倚而不相克”。所以深谙苏省政情的曹聚仁所言“南通王张季直在江苏是太上皇，北洋军阀任何势力，非张氏点头不可”并非虚言。就教育界而言，也的确如此，曾在七中任教的朱东润就看得很清楚：七中虽为省立，由江苏省教育厅任命校长,但是来的依然是张季直的门徒亲信。具体的运作一般为张謇向教育厅荐人，教育厅形式上向中央汇报后，便发布校长任命书。这种地方名流与省级行政单位的互动赋予了后者名义上、象征性的“权威”，而管辖权实际仍在张謇手中。依循着这一种默契与惯例，七中的校长甚少发生更动，直到此次史维藩被撤。

揆诸实际，史维藩在学校和南通当地口碑都不错。省立七中的新校园正是在他的任上建设完成；史担任校长期间，也是江苏新学制逐步推行的时期，在他的擘划下，学校面貌焕然一新。1919年史维藩接替缪文功代理七中校务，其实也是张謇亲点。当时张謇对史氏甚为满意，当得知时任江苏省教育厅长胡家祺有意将史调任另委时，张謇还曾极力保荐，希望史正式接任校长：“南通中学校本以公立改为省立，校长缪文功请假后，史学监维藩代理，迄今两年，校风宁静，成绩尚优。……是其人地相宜，尚能有萧规曹随之效。”尽管信函中张謇强调“校归省有，当然由省主持”“候酌行”，但综合1924年张謇执意撤换史氏的情形来看，不过是其谦辞。由此可见，从亲点史维藩到罢免史氏，均在张謇的一念之间。在南通七中的案例中，人事运作终究大于制度设计，自上而下的管辖权也终究让位于张謇对于南通的自治。

省立七中易长虽为个案，但反映了南通教育界具有普遍意味的结构性特征。为了更好地说明张謇在南通教育界所建构起的自治场域，我们不妨跳出七中易长一案，检视同一时期南通其他学校变动（民立改为代用或省立）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征。1922年以后，受经济、时局、天灾等因素影响，南通实业遭受重创。1924年，倚赖张謇实业挹注的南通各级学校，经费均有不敷之势，包括农科、女师在内的众多学校均有请求省费补助的动议。据1924年农科学校提交的预算清册来看，该校亏空竟达32 000元，故不得已请求省款补助。女师的情况亦不乐观，该校常年经费共24 000元，县费只能提供7 000余元，租息2 000余元，其余不足之处，悉由张謇填补。而如今，南通实业的亏损使得私人与地方经费均告竭蹶。随即，南通教育界与省议会南通籍议员联袂，提议将南通女子师范改为“代用”。

但颇堪吟味的是，南通教育界人士坚持“只允受省补助，不愿改为省立”。言下之意是希望将两所学校升格为“代用”，而非完全“省立”，并且强调此举既能节省官费，也能予地方教育界以便利。结合通州师范1912年改为代师的经验来看，此处仍是秉持张謇的旨意，一方面争取更多的省款补助，另一方面不失去对于各校的实际支配。若以苏省其他学校“改省”的经历做参照，会发现此举非同寻常。

民初以后，教育经费拮据的情形较为普遍，1922年新学制擘划实施以后，教育经费枯竭的问题更为严重。因此各地方学校均在竭尽全力争求省费补助，各地各校的“省立化”运动几乎没有停歇。而一般只有在“改省”无果的情况下，才会求其次，争取转为“代用”，但这样的机会也不多见，除如皋第二代用师范（因已有南通代用师范，故南通称为第一代用，如皋为第二代用）外，还有无锡江苏代用女子中学校。张謇放弃其他学校求之不得的“省立”名额，而以“代用”这一降格的身份来继续支配通师，亦颇能揭示张謇对于南通县境内学校的支配逻辑与自治理念。

仍须说明的是，“代用”亦是张謇的创制，其字面含义为“代为官立”。张謇以为，在国家经费支绌的情况下，可由民间自行筹集经费以“代为官立”，同时学校章程亦须符合“文部之条教规制”，方可称为代用学校。就所属性质与经费补助额度而言，代用与私立（民立）师范学校截然不同，“盖补助私立学校，其补助经费以占该校全年经费预算三分之一为限，而私立名义仍不变更。至于代用，则支给之数，初不以三分之一为限，其私立名义，且因之消失。质言之，代用与公立学校相去一间耳”。在后来的实践中，“代用师范”的经费由省款、地方经费与民间共同分担，省费补助额度则因地因校而异。“代用”学校虽然在形式上是向完全公立学校的一种过渡形态，但基本同于公立学校，在省教育厅的名册上，代用亦被列入“省立学校”序列。

为了对“代用”及其背后的省立、民立等学校权限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我们不妨稍稍回顾通师1902—1924年间的发展历程。民立通州师范学校由张謇联合南通地方精英创设于1902年。民国成立以后，省教育行政当局在江苏省立师范的布局与规划中，计划在通崇海泰地区设立一所省立师范，省督军程德全遂与张謇商量将通州师范“收归省有”。张謇则以为该校为私人所创，个人担负“力未尽”而不允所请。后经双方协商，决定变通办法，将通师改为“代用”师范，费用由省公署与张謇私人共同分担，其科目学程一切办法，与省立各校相同。这在学校性质归属上也算是一种创制。遍览清末民初新式教育设立之情形，通州师范学校也成为首所“代用”学校。

由省费来担负通州师范的运行，对于张謇而言本非坏事，但张謇其实有自身的原则。包括通州师范在内的南通众多学校，多为张謇亲创，这也就意味着，一方面张謇要自己筹钱来维持学校的运行，另一方面其对该校则有着很强的支配权。倘若让通师直接改归“省立”，那么校长等重要职位的人事任免权，便被让渡给苏省当局，这是张謇极不乐意的。若改为“代用”则比较取巧，至少双方都能接受。对于省当局来说，代用也算是一种变相的“省立”；于张謇而言，由省费帮忙分担部分学校运行费用，同时也未失去自己对于该校的实际掌控，何乐而不为。简言之，省当局要了部分的“名”，南通张謇却也受了实际的“惠”，上文农科与女师要求改为“代用”而非“省立”，其背后诉求及其遵循的逻辑与理念是一以贯之的。

再结合上文中张謇在易长中表现出的自负与执拗可以看出，张謇对于南通境内各校的经营与自治，有其近乎偏执的原则性：不论是民立改代用，还是代用改师范，抑或已经是省立中学，只要是南通县域内的学校，管理支配权必须牢牢掌控在张謇手中，不容外界插手。这一自负的逻辑推到极端，便形成了省治让位于自治、官治屈服于绅治的局面，这与晚清以来国家权力失坠下移、绅权膨胀的趋势一脉相承。张謇在南通的支配性地位及其自治模式无疑对省级教育行政权的行使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当然，张謇这次之所以执意要与官厅抗衡，除地方情结与自治理念使然外，还与他的教育理念以及1924年前后南通教育界的变动密切相关。

三、“严格教育”与南通的教育场域

围绕更换校长与否，张謇不仅干涉省级教育行政，而且企图以自治来抵挡省厅自上而下的权威，分割和侵夺省级政府在地方政治过程中的行政权力。而从上文张謇屡次给韩国钧、蒋维乔的信函中也能看出，关于校长的选拔任命，张謇还有一层考虑：校长能否以严格的手段，经营好学校，管束好学生。将张謇地方自治理念、地方主义情结与其“严格教育”理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或许更能立体呈现1920年代中叶张謇统治之下南通教育的一些特质。

1923年5月16日张謇在南通第一代用师范视察时指出：“南通教育不受潮流之冲击，独具自立之精神，因本县有特异之点，实业之所兴，即教育能力之所达。”而对于其他地区推行白话文及男女同校等事以及学生涌动、学潮不断之现象，在张謇看来，实为“各地教育事业之魔障”，而南通有幸避免，“幸未同流合污”，这也是他“私心所窃喜”的地方。对于南通教育未受其他地区学风学潮之影响，张謇颇为自得，并将其归功于南通的教育自治，张謇对于南通学校的经营使得其与外界浮嚣之学风得以区隔开。

1919—1921年间七中在史维藩代理校长期间，“校风宁静”，这无疑是张謇力荐史维藩的重要原因。当时的七中校风，“虽未能与私立各校等量齐观，然按部就班，内讧不作，学生尚得安心诵读，亦究非省立他校所可同日而语”。这句话的潜在含义是，南通境内各私立学校在张謇的经营下，学风更为良好，而七中属于省立，名义上并非南通地方管理，所以学风稍次，但仍比其他省立学校要强。的确，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思潮、学生罢课风潮，在南通并未掀起很大的浪潮。教育部视学伍崇学在1924年视察南通教育时还一再夸赞：南通教育“具有朴素纯洁之风，不受学潮之影响”。

当初史维藩继任校长，也是张謇力荐，那么为何四五年间张謇对史氏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笔者以为，有一条线索可以大体厘清，即五四以来，学风丕变，学潮涌动，尤其在1920年代以后政党力量逐渐向学校渗透以后，学风有“江河日下之势”。在张謇的观念里，五四虽未在南通掀起大的波澜，但也的确对南通教育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他1922年3月给教育会会长李元蘅的信中就提及：“南通敬教勤学之效未备，而浇浮散朴之风已开，可胜慨叹。”在张謇眼中，不论他如何塑造南通学风，五四以后，南通已受浇浮散朴之风侵染，却已是不争之事实，对此，张謇尤为警惕。

及至1924年前后，至少在张謇眼中，七中的校风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为就在此次易长风潮之前，七中还发生了一件令张謇颇为不满的事情。1924年5月9日，南通五九国耻纪念会上，未待张詧和张謇到场，七中学生不可稍待，任意喧嚷，遂即匆匆出发游行，致牵动与会各校。事发后南通学生会以为七中学生的行为理应受到处罚，于是借南通教育会召开临时会议，责成七中学生代表登报向张謇等人道歉。但七中代表并不同意，提前离场，并未认咎。可以推断，七中学生在五九国耻纪念会上的表现及其后的态度，是促使张謇下定决心“严重办理”、撤换校长的诱因之一。及至运动会期间，居然又发生军学互殴事件，更让张謇忍无可忍。所以张謇在给省厅的信中会一再强调，七中历年以来，“管理失当”“校风堕落”。要言之，张謇以为担任校长的核心要义是为能否严格管理，使学生“在学言学”，这不仅是张謇对七中校长的要求，也是他对整个南通教育界的基本要求。所以当七中校长史维藩有袒护、放任学生之举时，张謇便坚决主张撤换。在张謇看来，放任学生而不严加管束，无疑是在戕害人材：“聚数百青年于一堂，而任其自由，是教猱升木也，戕贼人材，莫此为甚，而何教育之足云。”七中的特殊性体现在它虽为省立，但毕竟地处南通；更关键的是，张謇认为如果此时再放任不管，七中的不良校风或许会影响整个南通的教育生态。表面看，张謇与省厅所争的是教育权限，但在张謇的潜意识里，他在意的无疑是南通县域内的教学秩序与教育质量，希望通过更易校长来扭转南通的教育风气。

通过张謇对易长的执拗与强势，我们可以隐约触及五四以后张謇教育理念的内核与南通特殊的教育场域。1920年代，政党势力大规模进入教育界，学生也高呼“冲破乡愿教育、进向革命路上”的口号，学生运动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几于无地发生学潮”。据吕芳上统计，1919—1928年，江苏省是全国发生学潮次数最多的省份，达48次。然而各地愈演愈烈的易长风潮与学生运动，在张謇统治下的南通几乎没有发生过，所以舆论公认“学生风气，以通州为安静”。这均与张謇所秉持的“严格教育”理念息息相关。张謇对此也颇为得意：“南通学风，夙持严格，与各地不同，十余年来，四方学潮翻腾，南通未一熏染，地方所谨守而差自慰者以此。”《通海新报》在张謇发表对七中校长问题之意见的次日，便发表一篇题为“严格教育”的评论：“故不言教育斯已，苟言教育必当自严格入手，此可视为天经地义不易之至理。”

张謇所持的“严格教育”理念，自清季兴学之际便已逐渐形成，其内核是师道尊严，在他看来，“师道贵严，中外同轨，非是则无所为教，无所为学”。这一理念一方面要求学生重服从而摒放任，恪守秩序，静心求学：“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另一方面要求老师与学校管理者，应对学生言行严加管束，维护学校秩序，对于放纵学生行为者决不姑息。五四期间，虽然通师学生亦受到感染，投身罢课运动，但很快便受到张謇及时任通师斋务长于忱的规训与压制。在张謇看来，学生放弃学业而从事爱国运动无异于“自杀”，他数次发表演说，希望扭转学生的观念：“爱国当先爱身，爱身当先爱学”；其子张孝若也呼吁学生要守好本分，在学校里应该“用心读书”，“抱定校长的主义”。而通师校友网络的编织使得南通各校校长、教务长、教员基本都是张謇的亲炙弟子，故而张謇的严格教育理念得以在各校贯彻；在长时间的型塑之下，各校尊师重道、恪守秩序的氛围十分浓厚，学生极少有越轨行为。尤值一提的是，南通的严格与其他地方还并不同，如徐州的地方党团形容统治者陈仪对社会民众的态度是“如临大敌”：徐州市面简直就是一个侦探宪兵与警察的世界，好像他们比市民还要多。这更多是一种严厉的军事封锁手段，通过暴力来维护社会秩序；反观南通，更多呈现出一种领袖意志自上而下、言传身教的规训，与直接的暴力文化相较，南通的“软文化”无疑更能深入人心。

故而，五四新文化大潮虽刹那之间轰动全国，但因为张謇的严格控制，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与革命化倾向并未在南通产生强有力的回响。以通州师范为例，在张謇的管束之下，师生对于当时流行的新文化刊物，很少接触。当时南通著名的谷记书店，代销群益书局的《新少年》杂志，整个南通城内只有三户人家订阅，本该为新式杂志订阅大户的学校——通州师范，却无人订阅。即便市面上非常流行的《新青年》杂志合订本，在该校也很难觅得。《中国青年》曾对南通学生界的沉闷与保守而感到不满：“难怪我们自从五四以来，一向便没有看见南通地方的学生说过话，做过什么事”，而其根源便在于张謇“夙持严格”“一手把持”的“驯化”统治，使得十余年来南通学生没有一点“歧出之玷”的“熏染”。文章毫不客气地点批评张謇严格“驯化”之下的南通教育界，毫无“反抗”的能力：“像这样养成些俯首帖耳的驯奴，将来对于状元公‘张氏南通’的大资本主义，便可以千稳万当一点儿危险反抗也没有了！”这段文字间接地刻画了1920年代前期南通教育场域中的一些特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张謇去世以前，南通革命运动之所以迟滞的原因：“南通的革命空气，一面因为外间革命的空气不能影响而不浓，同时亦因南通如小国，而张謇之老牌子确有不易打破之基础在。”可见张謇的地位以及其“严格教育”理念也给与其争夺教育阵地的对手留下了深刻印象，南通教育界浸润在这样的氛围之中，使得政党势力对于南通的渗透效果大打折扣。

南通的教育风气还可以从学生会在教育场域中所扮演的角色看出。综览1920年代初各地各校学生会，大多以“叛逆者”的形象出现在各类材料中，加以1920年代以后，政党势力逐渐渗透，学生会更多是以激进、批判的姿态，对学校师长、教育官员、士绅精英发出挑战。但南通学生会竟仅仅因为七中同学不那么严重的越轨行径，就要求其登报向当地的耆老士绅公开道歉，也可见此时南通学生会的特别之处。其他地方势同水火、针锋相对的教育会—学生会、士绅—学生的二元对立架构在南通很难见到。

当五卅浪潮波及到南通以后，张謇则尤为愤慨：“南通各学校，均鄙人所手创，未尝仰给于国家。不意今日南通之学生，亦复随波逐浪，乐为亡国之行动。良可叹已！”“南通教育，本不随人脚跟，謇于教育，亦未仰人鼻息。”张謇的意识中，既然南通的教育本就受官府资助不多，那南通以外教育界一些不良的风气，也休想影响到南通。所以他明确规定：“謇所自立之各校，本向来严格主义……谢绝有妨校规之勾引，防制盲从政党之行为。”“凡我南通各校学生或教员，对于外面不良之风潮表同情者，请即听便，毋庸相混！”从他对于自立学校的强调中可以看出，严格教育的理念系通过教育自治而得以贯彻。

1926年南通地方党团在给江苏党组织的信函中将张謇的“南通主义”形容为“守旧专制”，若撇开意识形态上的因素，似也不无道理。“守旧”系指对于学生运动的排斥与压制，“专制”则意味着张謇对于南通教育的严格管控，严禁学生加入党派。外部的党团革命力量，也就很难觅得契机嵌入到南通教育界中。正是因为“严格教育”理念的约束，尽管会因五四、五卅的刺激而走上街头，但在大多数时候，南通的学生还是“怕活动”。1926年1月共青团南通支部成立，团员一共6人，但学生只有2人，其余4人尽为农民，在江苏省县一级团支部中，这种学生数量之少、农民数量大于学生数量的情形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南通学生对于党团活动的淡漠。所以南通地方党团在谋划南通教育革命时，甚至提出来要调集沪宁及其他各地较为得力的青年团员“进学校”，为南通的革命输送“新鲜血液”，改变南通沉闷的革命氛围。

上述例子无疑揭示出，张謇的严格教育理念嵌入到地方自治的实践中，便刻画出南通教育场域的独特风貌。在众多场合中，张謇都毫不避讳地表达过他对不同性质学校固有的畛域观念，他对于“自立”（南通县立、民立）与“非自立”（省立、教会）学校的观感与态度是迥然不同的，如他说：“我所以对我自立学校的学生说,你们如认为学校不合己意的尽可无庸来校。如果教职员不赞成我的说话，亦请另就,不敢屈从。非我自立学校的学生教职员,如七中如英化,是否一致,异同惟便。”这是他脑海中根深蒂固的界限感与地方观念。他对于自立学校的管理与校风颇自鸣得意，对于其他学校则不屑一顾。但又因为非自立学校都处在南通“自治区”内，他又不能不管，七中便是典型；不管的话，他怕流风所及，会影响到整个南通教育。在他看来，既然国家、省域都无力应对五四以来的学风流变与严峻形势，那张謇代表的地方教育界理应肩负起挽救学风、整顿社会秩序的重任。

张謇于1926年8月24日去世，其去世对于南通影响之巨，毋庸多说。但有一点常为以往研究所忽视，那便是张謇的坐镇与规训能够某种程度上消弭南通社会的代际矛盾与利益冲突。在军阀混战、纲纪解纽、政治失序、学潮涌动的环境中，张謇凭借其卡里斯马的领袖意志，在整合南通地方社会的人事、权力与资源的基础上，型塑南通的权力结构与教育格局，通过他的严格教育理念，引导南通的舆论风向与教育风气。在政府与社会、省治与地方自治的张力之下，张謇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在公共事务上不断调整行动策略，拓展社会资源与权力网络，以巩固自己的支配地位，并根据自身的抱负与地方的利益引导南通社会的发展。

而张謇去世会让南通社会顿失重心，使原来存在于南通教育界的代际纷争、社会矛盾由幕后走向前台，由蛰伏转为公开：“最足滋人危惧，恐致陷南通于破产地位者，即全县知识阶级，党派纷纭，而谋攫权最烈者，大都属之青年辈，血气方刚，行事每多勇敢过火，因之遂不免暴虎冯河之讥，此派谓之青年派”；而壮年派则“专事压迫青年，而深虑其饭碗为青年派所打破”，所以两代之间，早已“积不相容”，之所以1926年以前还能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状态，就是因为张謇还在坐镇。如今张謇去世，则两派俱失其所凭借，必会大动干戈，两败俱伤，而其结果必然是“外人握权”。几乎与张謇去世同时，南通地方党团在1926年7月明确提出“打入南通”的口号。 “打入”二字尤为生动，口号背后反映的正是1920年代南通教育场域的某些突出特征：地方性与严格性。

 余 论

上文只是关于1920年代南通教育界的一个尝试性解释框架。笔者试图借助南通省立七中易长风潮这一“小事件”，来讨论以下几个中观命题：一，民初江苏新式教育演进过程中官治与自治间的纠葛以及南通、省厅间的权力结构。二，张謇的个人权威以及他所秉持的“严格教育”理念究竟如何型塑了民初南通的教育场域？又如何将南通与外界教育风气进行区隔？三，在政党与主义兴起之际，张謇如何因应以及做出怎样的调整？他执拗的态度背后有没有恒定的主旨与逻辑？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张謇之所以对撤换省立七中校长史维藩持非常强硬执拗的态度，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与清季以来南通的地方自治不无关系，因为张謇所经营的实业为南通教育、省立七中注入了很多资金与“个人情感”，故尽管七中被划归“省立”，他仍希望借助个人威望、地方自治来掌握实际控制权，并用自己的“严格教育”理念来型塑南通的学风，旨在将南通教育界打造成一个极具排他性、封闭性、垄断性且不受其他地域、机构（包括省厅）侵扰的自治区。秉持着这一原则与执念，他侵越省教育行政的权限，干涉省立中学的校长更易，不惜与省厅闹僵，且大有不达易长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最终逼迫省厅让步。由此可见，即便到教育行政建制已经相对完善的1920年代中叶，张謇的“地方主义”始终是影响整个江苏教育权力格局的重要因素。

其次，也与张謇素来的“严格教育”理念息息相关。张謇虽极力倡导南通的现代化与城市化，但这种现代性更多体现在物质层面，在思想文化层面，他向来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及其衍生的学生运动如洪水猛兽。在五四、五卅运动暴发时，张謇都极力强调学生应恪守本分，在学言学，不应受外界风气的影响。所以当省立七中萌发一点“学风不正”的苗头时，他便迫不及待地想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也正因为张謇对于南通学风的管控，对于南通教育场域的型塑，南通学风确实更为朴实，学潮并不多见，这从南通学生联合会在历次事件中的持重态度也能看出。

总之，张謇的“严格教育”型塑了南通的学风，其秉持的地方自治思想则旨在划清南通与其他县域之间的界限，将南通教育界“包裹”成一个极具垄断性与排他性的区域，避免受到外界风气的侵染。张謇的“严格教育”理念与地方自治思想相辅相成，共同锻造了南通独特的教育场域。

在此不妨将张謇地方自治逻辑、严格教育理念与1920年代中叶江苏的政局形势与教育生态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在张謇的设想中，他的地方自治实践富有弹性，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张謇借助地方自治的名义通过诸多机构组织与社会团体实现了对南通社会的全面统驭，以家长式的权威建立了一个由绅商精英主导的“南通王国”。清季民初，张謇的野心绝不囿于此，他的计划是对外且开放的，即立足南通一县，将南通“村落主义”作为一种模范的自治形态从乡里延展到通海地区，联县以迄联省，最终推广至全国，以期建设成一个“新世界”。

然而到了1920年代中叶，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政党政治的冲击、混沌纷争的政局与急剧变动的社会秩序，张謇不得不调整策略，对外扩张的计划如同心圆一般不断向内收缩，渐至通海一隅，日益封闭。张謇的目光也已从国家层面退回到苏省，终而聚焦于南通，饱尝世变的张謇此时似已退无可退。就此而言，张謇已经脱去了清季民初“全国性名流”的外衣，从顶层国家政治事务中抽身，不断下沉，而介于省区名流与地方精英之间。在社会的急剧变动之下，对政治消极悲观的张謇其实是以消极抵抗的姿态构筑南通的“防御工事”。既然外界社会失范，省内各学校也风潮不断，那不如独善其身，经营乡里，自存、自立、自适于县域之中，故张謇退居通海一隅，依托实业与教育建立长治久安的基业，将自己的地盘打造成一个“封闭体系”，小心翼翼地维护地方社会秩序。这一防御性的自治极具“排外”色彩，极力抗拒外部势力的侵入与干扰。而七中易长一案恰好浓缩地展现了退回到地方的张謇在1920年代中叶的自治逻辑与教育理念。

1924年前后，摆在张謇面前的局面十分凶险：政党势力兴起，苏省教育界渐有失序之势，对于南通的社会秩序亦构成很大的威胁。张謇的实业遭受挫折后，南通社会此时笼罩在实业衰退的气氛之下，实业的滑坡使得地方经费已经无法担负各级教育的开支，南通的教育层次与布局亦面临着变化。在这一背景下，除了农科、女师谋改“代用”的计划外，还发生了邻县如皋的第二代用师范与南通第一代用师范竞逐“省立”的较量。其间，南通、如皋各界函电交驰，不乏些许“意气之争”。如皋教育界在给张謇的公开信函中甚至毫不讳言地指出：“公老矣，前年孝若争省议长，今年公电撤换七中校长，均为舆论所不满，今又播弄唇舌，甚为公不取也。”信中所涉正是本文所述之七中易长风潮，这些事件几乎在同一时空场域内汇集，致使张謇的权威遭受侵蚀，支配性地位亦受到挑战。以上摆在张謇面前的难题看似独立，其实互相之间是一种连环而嵌套的关系。面对内外交困的局势，张謇自然更为保守审慎，所以他在七中风潮中表现的心态是既敏感，又武断。

综合张謇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公开言论不难看出，他最忌惮的还是政党与学生结合以后的威力。1920年代后，政党嵌入地方学校，将学生的抗争转化为现实性的政治力量，激进政治力量在舆论场域与各级校园中渐渐兴起壮大，对地方政治精英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七中易长一案也揭示出，被张謇拒之门外的不仅是各种省级政令与人事，也包含思想风气，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新思潮与政党结合下的激进主义思想。当浮嚣聒噪的学风干扰到南通稳定的教学秩序时，张謇不惜与省厅闹僵，通过易长的方式，来阻隔这一风气的蔓延。因他深知此背后是政党的组织、动员与渗透。

总之，张謇所持的地方自治思想与“严格教育”理念一方面型塑了南通的教育场域，另一方面也极大地限制了南通地区党团组织的发展与活跃程度。于是乎，离革命中枢上海如此之近、学校如此众多、工商产业尤为发达的南通，其在1927年以前的党团组织规模与革命势头竟不如邻县海门、如皋，也就全然在意料之中了。

（来源：《史林》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丁乙，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与传播中心研究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初江苏的政治变迁与教育嬗变研究（1912—1928）”（24CZS093）阶段性成果、同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责任编辑：徐佳贵

初      审：施恬逸

复      审：徐   涛

终      审：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