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师范学校的
《校示摘录》和《揭示存稿》
□ 赵 鹏
1913年9月印行的《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第三期，上面刊载着一个《校示摘录》，其中抄录了该校的七则校示。所谓“校示”，应相当于旧时的“揭帖”，实际就是校方发布的公告，当时会张贴于学校公告栏或校内某个公众醒目处，其内容一般都是对学生的通知或谕示。这些校示对了解早期师范学校的管理及教育主张都具有价值，并且校示中所阐述的道理，好多如今看来仍不过时，有的更能引发我们的思考。因为有些价值，故值得作些介绍，现将其编号录于下：
校示摘录
（一）
二年级鉴于世变，以改习兵式操为请，殊堪嘉许。自下星期始，二年级体操，通易兵式。普通之部，俟后再补。课外演习，与陈教练习商，每周暂定二小时。其不能过多之故，以总理将列拳术为附加科，亦拟于课外授之也。来请诸生，可即组合各级中曾习兵操者，共赋同袍，并订立课外演习之规则，以为共同约束之标徵。日本森有礼为文部大臣时，曾以陆军纪律，约束其师范生，谓师范生之资格，当如是之锻炼也。诸生今日之请，或亦庶几乎？行矣勉之，敬守纪律！（二月十七日）
（二）
以市井之谣，淫靡之曲，谱诸学校风琴之上，何其亵也。有再犯此者，一经察出，立予严惩。古人有言，闻其乐而知其德。该生诚味斯言，颡其泚乎？（五月二十六日）
（三）
寝室、修室内，自己之坐地，亦须各自整洁一过，不当草草便走。古人将去其旅馆，而整洁之如新舍者，诸生度亦闻之乎？（六月十一日）
（四）
《各学级成绩等差表》，列下级者，每级皆有，且至二十三人之多。社会竞争，日益剧烈，学业薄弱，何以为师？愿此二十三人者，引为深耻，力求长进，毋长此泄泄为也。（闰六月二十八日）
（五）
受课时需用图书，既经学校指定，当即各置一份。为营养身体计，不至乞丐，无不备柴米；为增殖知识计，即极寒素，亦当购书本。东西各国，苦学之士，有课外挽人力车者，贩牛乳者，送报纸者，藉其所得，添置学品。以其贫也，用后或转售之人，未有以其贫而不先自购用者。窃谓诸生力能购书者勿论，若力不能购，即不效彼苦学士所为，亦当于课前借抄若干，以应课时之用。劳力为金钱之代价，是亦一道。若既乏金钱，又吝劳力，不购不抄，课时徒依赖邻席所有，坐势之偏倚，非时之接谈，既违背教室规约于不觉，而所得知识，复不能确固，是两失矣，毋乃不值。士贫可也，惰不可为也。无钱购书，有力抄书，虽贫不惰。贫而不惰，何往不成？上学期内观于一年级及讲习科诸生，不能无慨于中，用特揭示，愿诸生自省焉。（七月初十日）
（六）
一年级沈生，由陆军小学散学生来学师范，本校以其旧为附属小学生，收录之。以其穷，公家补助之。今则不假而去矣。人各有志，何能相强，然何可无交代？应即时除名，并通知学务课，追还公家助款。（七月十三日）
（七）
昨晚于第七号修室见有火炉一具，其中炭火正炽，热气蒸蒸。问该修室各生，炉自何处移来，火自何人措备，均答不知。然则此火具必系同学悯该室之独寒，又不欲显示德意，而特意于无人时暗为措置也，有是理耶？即果有之，而该室各生，竟安然坐享，不一究其由来，亦近于麻木不仁矣。若此事确系同室所为，而故作欺饰之语，以诿过于人，则与校训所谓“忠实不欺”之意恉大相背谬矣，岂师范二年生所应出此耶？郭生为一级级长，于同号修室有此危险之举，既不力阻于前，复敢诡言于后，殊失本校期许该生，及同级推为级长之本意，应酌降操行等第，用示惩儆。至实行此事之人，俟访查确实，报告校长，严予惩罚，以杜效尤。（正月十二日）
以上七则校训，每则各涉及一件事或一个方面。如第一则讲的是改体操为兵式操，意在通过军事化训练来加强学生的纪律性。第二则讲杜绝社会上的淫靡之曲进入课堂，以保学校风气的纯正。第三则要求各学生保持寝室、自修室自己所用场地的清洁，以养成良好的公德。第四则是鉴于学生考试成绩差者多，认为学业薄弱，将来就不能成为人师，希望以此为耻，努力求进，不再放松自己。第五则讲书籍之重要，即使贫困不能购书，也要尽量借抄，不能偷懒放任。第六则是对一位转学生的处理，因其不告而离，目无校纪，因而将其除名，并追还以往公家对他的助款。第七则是察觉自修室内有人私用火炉，既违校章，又有隐患，而追问其人时，众学生又隐瞒不报。为此决定先降低本级级长的操行等第，进而再访查事主，严予惩罚。
就内容的涵盖看，这些校示是经过有意筛选的。然而筛选者是谁，甚至这七则校示发布者是谁，却不易知晓。能够知道作者的只有第四则，因为其文已收录于新版《张謇全集》，它的来源则出自“《通州师范学校揭示存稿》辛亥年稿本”。至于其他六则，如第一则中有“以总理将列拳术为附加科”之语，那就显然不是张謇的口吻，至于是谁，暂不能知。七则校示都在文末注有日期，但不系年份，难知是何年之作，读时也颇感遗憾。
最近有幸见到那个《通州师范学校揭示存稿》，知其封面上所写名称只是《揭示存稿》。这是顾怡生（公毅）原来自存的一册抄本，内容是自宣统三年辛亥至民国二年癸丑（1911－1913）三年内师范学校校谕的汇抄。从字迹看，抄录者非止一人，而封面上还有顾怡生亲笔批注：“录稿有误字，有脱漏字。民国三年六月顾公毅识。”
《揭示存稿》里除1912年10月31日附抄本校的《职员会议决案》，和1913年7月11日附抄甲种师范讲习所的告白外，总共收录校谕九十四则。这九十四则校谕分为两类，一类是标明“总理谕”者，计十六则，可以明确是张謇所作，并且这部分内容，除1912年12月14日的一则漏收外，其馀都已收录到新版《张謇全集》的“论说演说”卷。另一类七十八则都标明“事务室谕”（少数几篇称“事务室白”），其中唯独1911年12月10日（辛亥十月二十日）的一则文末还用括号注一“谦”字，以表示此篇的作者外，其他都无署名。按当时师范校教职人员中，名字中带有“谦”字的只有两位，一是担任学校监理的江谦，另一是算术教员兼一年级主任的黄祖谦，从两人的职务看，作此校谕的“谦”可以认定就是江谦。至于其他未署名的“事务室谕”，其作者我判断就是这一册《揭示存稿》的原有者顾怡生，因为他那时正任学校的教务主任兼授国文和教育学。从顾怡生自藏此册，并于封面批注“录稿有误字，有脱漏字”，似乎也能反证这些“事务室谕”即出自他之手，因为都是自己所历所为，所以也就容易发现抄录稿中的错误和脱漏。
查核《揭示存稿》，校友会杂志所刊的《校示摘录》那七则谕文都能找到，并且能知道这七则的具体年份，即前五则作于宣统元年，日期用的是阴历，而后两则分别为民国元年和二年，日期已改用公历。这似也可以说明，师范校自从进入民国，所用日期就及时地由阴历改成阳历了。有意思的是，所摘选的这七则，在《揭示存稿》里，都于相应部分的眉端打有圈或点记号，可见《校示摘录》的七则就是从《揭示存稿》里选出来的，只不过《揭示存稿》眉端标圈或点记号者不止这七则，说明这其中还经过了一番斟酌，而筛选者，应该也就是顾怡生。至于《校示摘录》所载的七则，与见诸《揭示存稿》里的字句偶有不同，那也是为着正式刊印而作的修改，如有些被指责的人名，就给故意隐去了。
顾怡生于1903年考入通州师范学校第一届本科，1906年毕业后即留校执教。1910年学校机构调整，将校务分为教务、斋务和庶务三部，而顾怡生始出任教务主任，1914年因病辞去主任之职。《揭示存稿》所录的三年校示，正是在他担任教务主任期内的事。至于这个“事务室”，校史资料里极少提及，按其职能，应相当于学校的办公室，是包含着教、斋、庶三部工作的，至于《揭示存稿》所录“事务室谕”，似乎只限于顾怡生所管教务方面的内容。
顾怡生之所以能够担任教务主任之职，除去自身能力外，还与他通州师范学校创办伊始就一直在校，对学校及创办人张謇的教育理念及做法有着直接了解相关。张謇对顾怡生也很为赏识，如1917年为顾怡生的母亲撰写墓志铭，一开头就说：“南通教育，自师范建校以来，最初就学，媞媞毣毣，最贤而有文章者，顾生公毅其一也。既卒业任校职，能辨而通，不惑而诬于人者，顾生亦其一。”而此前得知顾怡生因病将辞教务主任之职，他更致信为之惋叹，这封信很有名，也足见张謇对顾怡生的倚重，其文为：“闻贤复有脑病，为之恻然。今世无脑人多，故有脑人不得不病，此可叹息。昔忧易园，谓贤等年齿较壮，尚可为无脑人多磨几年，讵便至此？天下足以苦我脑者无穷，南通一隅即亦不少。愿贤珍重，以节思虑。……为仆分校忧者无多人，贤其省之。”
张謇称顾怡生为能够为他“分校忧者”，这是个最确切的评价。现今对张謇及近代南通的叙述，往往把各项事业都归功于张謇一人，有意无意地忽略去那些助成者，这就未免失之偏颇。因为张謇个人纵然伟大，他的事功，没有一帮志同道合的协助也难以完成。从这一点看，《揭示存稿》里的那些“事务室谕”，就是顾怡生助力张謇师范教育的最好的例证。
“事务室谕”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人事或活动安排的通知，另一类是对某些具体人或事的处理及意见。看其所谕，可知作为教务主任的顾怡生，并非只是个张謇命令的执行者，在处理校务方面，他明显有着自己的独立的处置权限。由此似乎能反映早期师范学校的管理，张謇既非惟我独尊的“霸道总裁”，而顾怡生也决非亦步亦趋的“传声筒”。试看《校示摘录》所选七则，其中张謇的“总理谕”仅占其一，也见那时的择选，并不惟张謇之言是用。张謇称顾怡生能为他分忧，正说明顾怡生能够承担职责。只是顾怡生担任教务主任的时间不长，他在管理方面的事功往往不为人们所知，所幸这册《揭示存稿》能弥补这一缺憾。
《揭示存稿》里那些“事务室谕”，内容颇为丰富，其中一些事例，能够见证师范校的成长变化，如关于各年级级长的任用，起初全由总理张謇直接指派，而到1912年时就改以各级学生推荐四人作为本级级长的候选人，最终由事务室从中择定二人予以任用。这种改变，正反映着学校管理由草创时期的简单逐步走向完善。
就学业方面看，当时学校重视国文课的学习，如“事务室谕”中明云：“须知养成师范与他科不同，不得不注重国文也。”又说：“普通教育于本国文学一方，自不能冀其深造，惟师范学为人师也，苟太浅陋，应用何由？”这种重视，就与张謇所说“国文浅陋，虽精他艺，无当人师”一脉相承。
“事务室谕”有一则云：“阅一年级国文课，题为《论今学者欲速成之弊》。学当循序渐进，教者不能助长，学者无可速成。而或以速成为进步，或以速成即敏则有功，事理文理太无分际，是皆心躁气矜所致。……诸葛武侯有言‘才须学，学须静’，诸生熟思此理，安心向学。”这是强调学业没有速成，不可妄求捷径，必须能够守静。
由学风之静而扩展到学习环境之静，这也在校谕里时常提及，如有一则严肃地指出：“一年级教室，当下课后、上课前，喧扰特甚。查之，仅三五人之所为。此三五人者，其以教室为运动场耶？抑以浮躁为活泼耶？真大误矣。寓活泼于静肃之中，视教室为极尊严之地，吾愿诸生共加慎勉。有犹此浮躁、不识教室之果为何物者，不能为之恕矣。”另一则也告诫说：“楼居者，言动须格外留神，以易妨楼下人之作业故。此其义，虽小学生应知之，虽家居亦守之。今日第四教时中，豫科生有于修室踊戏者，声达楼下之东廊，其妨碍教室六之教授可知。是虽轻浮而为是戏也，豫科生当各自省察之。静以成学，吾不愿再有如是轻浮不自爱之现象。”
还有一则，是看到有学生课间高声喧哗的指责：“午后第一课罢，有于室廊下且走且高声唱体操口号者。诸生自思之，学为人师之人，方服膺顺良威重信爱六字，能有此轻浮之现象乎？诸生自思之，想亦哑然笑矣。此不止于今日午后为然，前此不遽举以相禁者，意诸生中有能自悟其非，或以同学之劝戒而止也。部定教育宗旨，有养成美感云云，高声大叫，任意为之，丑乎美乎？如关于学理之争辩，可从容和悦，出之商量，不必如非学者之口角然也。”
学校于学生的成绩外，对于个人操行也特别注重，“事务室谕”里就有不少对操行有亏者或记过、或降级、或辞退的处理。张謇于教育主张严格，在这个《揭示存稿》里就可以找到不少实例。
这儿不妨略举两位学生的事，以见当时管理之一斑。一位学生叫王濬清，大概原先考试成绩不好，1911年初曾受过留级处分，并降为原班的旁听生。谁知他因此发愤，期末考试成绩甚佳，于是学校不仅让他归入本科，还把他当成了典型，如校谕讲：“核学期末学级别成绩，四年级旁听生王濬清，平均分数在六十分以上，即予归入本科。此固生之能自奋励，乃有如此之果，而同级诸生之切磋，要亦与有力也，王生其益加勉乎？诸生学业，万一有不能长进，将为前日之王濬清者，当自解其原于自暴自弃居多，而今日之王濬清可以鉴也。阳明先生有言，精神一到，无事不成，诸生勉之。”
另一位学生是徐人鉴，这位家住海门常乐镇，和张謇既是同乡，并且还是张謇老师徐石渔的远房侄孙。张謇对其似乎也很照顾，如因其考入师范校后，就有信致负责垦牧的江知源云：“垦牧须豫养本科学生为学务专员及教习，拟拨徐人鉴、施汉章二名，由垦牧补助其膳学费。即从本届起亦可，明年恐有他人先之。”这是把徐人鉴等二人作为垦牧公司的代培生，学膳费也由公司给交了。
只是这位徐人鉴并不让人省心，进校当年就因自己的讲义被同学拿去，请来铜匠，并纠众撬了那同学的课桌抽屉，甚至还率众到寝室撬箱检视，为此被记大过处分。到三年级时，更在上英文课时看《红楼梦》。此前不久，就有一个同学在“不应入寝室时潜至寝室，卧看不经小说”，遭到记过处分，此次又发生在课堂上看小说之事，故校谕讲得很严肃，现将其谕全录于下：
徐人鉴于本日英文课内披阅《石头记》，教室中规约方令诸生重加玩味，非课业用品勿携入，明载规约，此《石头记》果课业用品乎？叩之徐生，何以为说？徐生为三年级生，且尝受本校校长特别之待遇，应如何及时勤勉，以尽对己对人之道？不意其不规律若此，应即记过示惩。
诸生于教科外，凡具有正义之杂志、小说等书，诚不妨旁览之，以开拓其道理心，以增进文学的趣味。然此只可行诸休暇之时，非所语于受课之际。据沈教习言，三年级于英文课，有愿缓进者。徐生三年级也，乃别有所急，急在看此《石头记》耶？
《石头记》一书，可以悟哲理，可以见文心。但一般阅者意不在此，而实在彼，故阅之不唯无益也。徐生已阅八十馀回，试问所见何若，所悟何若？
以上所举，都是很为鲜活的事例，诚如本文开头所言，这些事例“对了解早期师范学校的管理及教育主张都具有价值”。现在草此小文，略作一些介绍，同时也深愿类似《揭示存稿》这些不太引人注目的史料能得到更多学者的发掘和利用。就张謇研究而言，相信这方面的研究将会还原出不少具体的真实，定会使那段历史更加丰富和立体起来。
（作者单位：张謇研究中心<南通>）
（原载《张謇研究》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