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的烦恼与愉悦、有幸与无奈

□ 马  斌

我与张謇研究的话题，看似好说，实则较难。往往给人的错觉是：说来话长，真正是有许多话要说，有得说，说不完。但又有一种认知是：欲言又止，不知从何说起哎。说什么呢？思来想去，说真实的感觉最为合适。常言说的是：合适的，就是最好的。因而，就说说我之长期以来的两组真实感觉：烦恼与愉悦、有幸与无奈。

一

其实，从事张謇研究并非想象中的兴奋与快乐，很多时候也会充满着郁闷与不安，可谓自寻烦恼。

这种烦恼与不安，主要是源于自身因素。自身的因素有很多。第一，学养的问题。比如古文功底不行，阅读张謇早期的文章，常常半猜半蒙，或者牵强附会或者望文生义，于是带来许多差池，这自然是研究者的大忌。因此，只有采用不怕别人笑话、厚着脸皮请教大师之法，这多少有些忐忑、唐突的心理。再比如，由于历史典籍阅读量少之又少，相关历史典故、传说、习俗与风土人情的知晓率偏低，因而常常会有错讹发生。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文字功底特别是古文修养水平，与研究者在进行某项研究时的水平和质量有着极大的关联度，而自身的欠缺，便带来些许惆怅。第二，灵性的问题。也就是个人的智慧与才情。研究张謇固然是要讲究勤奋与刻苦、讲究毅力与坚持、讲究积累与涵育的，但如果缺少一定的灵感、急智与顿悟，恐怕会事倍功半，甚至连一个好的选题、视域或架构都难以找到，更不用说“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奇妙构思了，因而自己往往感慨于别人异常聪敏的匠心独运，而苦恼于自身的才疏学浅。张謇研究已近百年，如何寻觅新的维度、新的材料、新的阐释、新的进阶，既催人踔厉奋发，也令人烦恼不安。第三，态度的问题。如前所述的两个问题其实均与态度有关，即对张謇研究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看法和行为倾向，则支配着自己或积极或消极、或主动或被动、或自觉或盲目，而研究工作是不可能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难免有时勤勉一些，有时则懒惰不已，而惰性大发时又总是相伴着自责。自己安慰自己，则说道：所有事情皆一样，烦恼总是难免的，幸福的研究总是相似的，而研究的烦恼各有各的不同。

二

从事张謇研究尽管有着一定的烦恼不安，但我与许多张謇研究者一样，会情不自禁地自讨苦吃，深感“痛并快乐着”。因为，探究的过程如同沿着时空隧道回溯，前面“究竟是什么”奥秘的诱惑，令人产生探险、猎奇和求证的冲动。张謇的确堪称百科全书式人物，才情学识、人格魅力自不必说，那些事功业绩、理念思想、践履笃行都值得条分缕析，追寻张謇那些远去的“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有着别人无法理解的快意、愉悦和“舒泰”（南通方言sita），研究者的惬意舒服感和探险者的兴奋感在这一点上可谓感同身受，毫无二致。还有，甚至对自己提出的观点及其佐证的论据链，历史的和现实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逻辑结构，论文或编著的选题及模块的创意等，皆会陶醉其中。比如，曾经论证过张謇是百科全书式人物，提出过张謇的责任意识、质量观、共富观、“创厂精神”“抗灾救灾精神”等论文选题，生成《江风海韵张謇情》《张謇人生成长和事业发展格言警句》《张謇之100个为什么》《一世缘·一生情》等写作意向等，无非山鸡舞镜，自我欣赏罢了。话当然得说回来，连自己都不欣赏的东西，怎么让别人待见呢？连自己都不“舒泰”的项目，怎么让别人快乐呢？因此，我坚信：我研究着，我快乐着！

三

诚然，能够置身张謇研究的新时代并汇入新一浪张謇研究的滚滚洪流，是一种幸运，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一伙同道中人，是谓有幸。

起初，张謇研究者寥若晨星，因为在那个噤若寒蝉的政治岁月里研究张謇是有风险的，章开沅、曹从坡等老前辈就曾为此吃过不少苦头。而我们身处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无疑是幸运的。这是一个我们能够真切体悟到的给予转折过渡时期的爱国者、实业家足够尊崇的时代，是一个用历史唯物论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时代，也是一个研究者大胆设想、严谨求证的时代，不用政治上担惊受怕，真正有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气息。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张謇的点赞、对南通的视察，更似春风吹拂、春水荡漾，张謇研究迎来最好的时节。

一个时代是一个大环境、大气候，更为重要的是，还有张謇研究的小环境和小氛围、大圈子，我有幸遇到的一帮人，个个有情怀、有个性、有特质、有绝活儿，都给我以学术上的帮助、为人上的导引和精神上的慰藉，与这帮人在一起，或共事或同行，能不快哉？或畅谈或切磋，不亦悦乎？先说小范围张謇研究中心的人。引领我走进张謇研究之门的人是张廷栖教授。张教授为人谦和，待人诚恳，搞张謇研究既勤奋又有灵性，善于捕捉到许多具有前瞻性的热点问题或者“冷门”，往往在许多领域捷足先登，或者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再有他对中心工作的牵挂与思虑，既细且深，令我感佩不已。另一位大佬是尤世玮。因他在南通文联担任过主席，人们便常称“尤主席”，长得人高马大、英气逼人，特别是看问题入木三分，主持会议，发表见解，快人快语，一语中的，绝不支支吾吾、拖泥带水。赵鹏研究员是环城南路21号“因树斋”的“镇宅之宝”。他为人谦和而具鲜明个性，不喜张扬，从不阿谀逢迎，也绝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对张謇的人和事、情和义的了解和知晓程度，恐怕无出其右者。但他“不傲才以骄人，不以宠而作威”，一心专注于收集查找、整理识读和阐释加注张謇的文著函电等，不懂他的人以为他恃才傲物、清高孤僻，而实际上平和厚道得很。此外还有长于归纳总结的黄鹤群、敬业认真的戴致君、勤勉负责的“总管”陆郁、冷幽默的陈炅、机灵爱打球的丁宪浩等。再就大圈子而言，认识“一连串”资深大佬、青年才俊也是我的运气。虽然大家单位不同、性情各异，或已退休，或仍在职，或年长沉稳，或年轻率直，但都才华横溢、满腹经纶，诸如谢俊美、庄安正、姜平、肖正德、蒋建民、袁蕴豪、张华、朱江、赵明远和蒋国宏、羌建、张厚军、张裕伟、徐俊杰、周至硕等。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张绪武老先生儒雅睿智的风度，李明勋老书记慈祥仁爱的气质，都令我甘作近乎虔诚的“粉丝”；张小平老部长既登高望远又平易近人，张慎欣常委既走南闯北又时常来中心坐坐、谈谈，这场景真的使人心旷神怡；庄安正教授既是我苏州大学政治系的学长，还是我认的两个师父之一（另一个是肖正德）；王敦琴教授既是我马塘中学的校友和如东老乡，又同在张謇研究中心驻会做些服务工作。有这一帮同人同道在一起，既天南地北相谈甚欢，也为学理学术争论辩驳，真正一个快活无比是也。

研究张謇，还有一个特别有幸的感觉就是，从张謇这里获得许多人生成长的真谛和智慧，教会我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

四

或许，从事张謇研究，也会面对无奈，而这种无奈有的缘于学术风气，如浮躁心理、作秀意识，如伪命题作派，如炒冷饭习惯等；有的是因为体制机制的缘故。这些，多少影响了张謇研究的健康进行和高质量发展。

随着张謇研究热的到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各路人马纷纷加入张謇研究者队伍，研究成果的生长周期也不断缩短，长期进行基础研究的项目如同张謇当年倾注极大精力与资金的垦牧工程一样短期内难以见到丰厚回报，而“短平快”的成果更容易见诸报端，因而不少人内心难免焦虑、浮躁起来，是跟风还是坚守，容易进退两难。埋头者十年磨一剑，作秀者一夜可成名。海门张謇研究会的同仁并没有随风起舞，而是持之以恒地沉下心来，一件一件事情踏实去做，一篇一篇经典用心研读，成果不断呈现，以不求大红大紫、不慕大富大贵之心对待，反而名声鹊起，倒是给了我们关于“咬定青山不放松”定力的诸多启示，从而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点点滴滴地累积成果。学术上的严谨是张謇研究的“定海神针”，而主观臆测、生拉硬拽，虽有创新之名，却让人讶异、惊诧，有一些则是伪命题。如张謇与红色文化的高度关联、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深入契合、与甲午海战失败的归责追因，还有张謇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从来都不会招致失败等，既是对历史的失察失真，也是对张謇的某种失恭失敬，令人大有无可奈何之感。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人物，将历史人物放在所处时代大潮中品鉴，方能客观公允，因而张謇研究里也可以有对他失误失败及其原因的探讨分析，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还有一种无奈是，张謇研究队伍的青黄不接，虽然有不少爱好者、研究者入列，但后继乏人之虞依然存在，如张謇档案信函的认读与校勘之才难以寻觅。面对体制机制的因素，张謇研究人才的引培看起来也有着难以克服的阻滞因素。还有一种尴尬，即低水平重复的论文不断涌现，炒冷饭成为某些研究者的捷径和坦途，而这既是缺乏创新意识的体现，更会导致张謇研究学术高地和学术高峰的缺失与坍塌。

张謇是平凡而伟大的人物，既有英雄气，也有烟火气；张謇研究是普通而非凡的事业，既需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我是平凡、普通的张謇研究者，有着平凡、普通的烦恼与愉悦、有幸与无奈，但更拥有一种可以绵延久远的精神和情怀，那是张謇研究孕育、派生的，与此俱来，无怨无悔。

（作者单位：张謇研究中心）

（原载《张謇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