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张謇思想道德观念的

历史意蕴和当代价值

□ 沈振元

中国的思想道德文化渊源流长，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历史上一般的知识分子总是学习继承先贤的道德文化，然后又逐步融入当代的道德文化。张謇先生生活在晚清、民初，这是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也是社会激烈动荡，被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他一方面学习汲取中华民族长期形成和积淀下来的思想意识、道德规范，同时又吸收其所处时代的思想道德观念，形成了具有张謇个性特征的思想道德观念，既有历史意蕴，又有当代价值。这是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张謇思想道德的历史意蕴

纵观张謇思想道德的发展过程，始终离不开儒家伦理这个核心，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养成儒家伦理型人格。正如《大学》所云：“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其中包含了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

修身为做人。古人以君子人格为典范，因为君子具备了很高的素养：“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在行动上做到恭、敬、惠、义，自然可以称之为有道德的君子了。

张謇并不在乎人们宣扬的君子品格，他们把君子视为仁者、智者、勇者的“结合体”，有不忧、不惑、不惧的精神。张謇主张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为君子，他对学生说：“士成士，农成农，工商成工商，进而为持廉尚耻之议员、官吏，推而为有勇知方之海陆军。人人皆有学，学皆有实，秉礼而自处，明义以处人。”关键在修身，处理好心、行、辨三个方面的事，即一要有良心。他说：“道德者，良心而已。”有良心，就有廉耻，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有信誉。结论：“人可以穷，可以死，不可无良”。没有良心，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人。 二要笃行。张謇认为，做事“惟公诚而已，公不自利，诚不自欺”。强调要有公心，不要有私心，做事诚实，不弄虚作假。三要辨明利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论语·里仁》）。义利之辨，历来是儒家思考的最深层次问题，也是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矛盾的集中反映，因而成为检验君子与小人的试金石。张謇对利义之辨十分严格，清光绪八年（1881），张随吴长庆赴朝平乱，立下赫赫战功，朝鲜国王宴请他，并授三品官服，请他当“宾师”；吴长庆等人因张謇功大，准备“会折特荐”，破格任用；李鸿章、张树声等高官重金聘用，均被张謇回绝。可见张謇言行一致，利义分明，品格高尚，令人敬佩。

齐家重伦理。齐家，即整治其家，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涉及一系列的伦理关系，其中孝弟是核心，孝，指对父母、祖先尽孝道，弟，又称“悌”，指顺从兄长。《论语·学而》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家庭是宗法社会的基础，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从家想到国，从对父兄的孝弟想到对君王的崇敬与爱戴，形成中国特有的家国情怀。使真实可感的家庭伦理道德与国家的道德观念统一起来，正如孔子所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因此，家庭的伦理道德便成为社会伦理道德的雏形。因此，人们把“孝”提到很高的位置：“孝，德之始也”（见《礼记》）；“孝，德之体也，教之所有生也”（见《孝经》）。因为它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不可或缺。

张謇对这套伦理道德深信不疑，并身体力行，他对父母乃至叔兄敬重有加；对儿子关心、爱护、指导可谓呕心沥血，对“齐家”亦有很深的研究。他认为：“国与家相消息而维系者也，国积民、家积族。民不竞不智，不智故日安于惰而流于弱，弱故外侮得而乘之；族不竞不才；不才故日离于独而澌于微，微故强宗得而藐之。”强调了“国与家相消息”的关系，而且提出民须竞、智、强的道理。接着，他进一步指出：“善谋国者必智其民，善谋宗者必才其族，智之才之之道，必使不惰而奋于勤，不独而萃于群。群生竞力，勤生竞心，而国乃存，而家乃兴。”若照此办理，则“教养之本，巩于一族。士竞学，农、工、商竞业，而天下乃无不大之族，无不昌之国”，这确实是一个无比美妙的设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政府的灭亡，这个美妙的设想终成破灭为泡影。

以天下为己任。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常以天下为己任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也是中国传统思想道德的最高境界。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心中激荡着对祖国的责任心和对历史的使命感。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包涵着他心系天下，情系人民的道德情怀。天下，指中国，包括中国人民，自然也包括当时的君王，儒家一向倡导“民本思想”，主张爱人，将自己对亲人的爱，扩展开去，形成对天下人的大爱。正如孔子所说：“泛爱众而亲仁”。强调设身处地，推已及人，友善和谐。他们谋道而不谋食，忧道而忧贫，不计较一己私利，为众人谋公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利益与民众利益具有一致性，爱国家和爱民众也具有一致性。清朝初年海门有个进士叫丁腹松，他在中进士前告诉学生：“致君泽民视臣之大小耳。大臣以致君为泽民；小臣以泽民为致君。”说得多好啊!他不仅把致君与泽民融为一体，而且应时而动，因位而行，从实际出发，为国效劳，为民服务。

张謇忠于祖国，热爱人民。在他的心中有两个偶像：一是顾炎武，一是黄宗羲。他说：“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藜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固常闻之而识之矣。”他们都是政治家，一个重国家，一个重民生，两者互相依存，不可或缺，正是张謇尽力关注的两个方面，为之几乎付出了他的全部心血，他说：“用天下骛新之气，以祓中国之士大夫守先王不忍人之心，以存中国之人类，岂非凡有血气者之责也欤!”因此，他教育学生，“须是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道理，人人胸中各自理会；须是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责任，人人肩上各自担起”。有了这种大公无私的爱国爱民精神和敢于担当的使命感，自然“不惮烦琐，不逞意气，成己成物，一以贯之”，把爱国爱民精神深深地扎根在心里，并落实到行动上。

关于爱民问题，他不仅崇尚儒家的“民本思想”，而且关注各学派对民生的态度。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社会动荡，有些人认为“法网解纽，礼防尽撤，举一切暴戾、恣睢、诪张、顽钝、嗜利、无耻之行为、俱可明目张胆悍然为之，举世莫敢非而已，佥以为得。”民生受到严重侵害，爱民之说，尤值得关注。张謇认为：“佛（教）、耶（稣）说皆近墨（子），而尚有伦常，且其意在度世牖民，而其说主福田利益，蚩蚩易晓，故忧世君子，有时取焉以济孔孟之教之术之穷。”显示张謇思想之进步，思路之开阔及其对惠民的不懈追求。

张謇对仁义爱民之事，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光绪元年十二月，他与一些青年朋友谈“下沙饥民事”，协商赈济。他说：“我辈粗粝布服，冻馁无虞，视彼哀鸿，宜若霄壤，倘不为之援手，何用我辈谈气节、论经济也。是愿同志者勉之无倦耳。”光绪二十二年，张謇丁父忧在家，知道掘港堤外有数百户“至穷极困，难以度日”的灶民需要救助。张謇觉得“不能忘情于乡里穷饿之私”，欲赈济，却手中无钱，便致信金子羲先生，借陆桴亭先生语，“士生当世，不能致君，亦当泽民。水火之中，望救正切”。金为之感动，解囊资助，以赈灾民。

总之，张謇兴实业，办教育，搞慈善，从根本上说，就是施仁义，爱百姓。事实很多，难以尽述。他有一句名言可以概括：“要之，士大夫有口当述穷人之苦，有手当救穷人之穷。”⑤这是张謇为人处世的根本所在。

二、张謇思想道德的当代价值

清末状元张謇受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的影响很深；张謇又是从旧营垒走向新社会的一个官僚。因而，他对新旧思想、新旧道德有特殊的感悟。从总体上看，张謇继承的主要是旧思想、旧道德，其中有值得继承的东西，如尊老爱幼、尊师重道、安贫乐道等等；也有些新思想、新道德，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现择其要者，加以阐述。

修身须辨明利义。修养身心是提高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关键一步，而修身的核心是辨明利义。张謇自我修养相当严格，最终还是以如何对待利义，作为衡量自己思想道德境界的标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一些人对“义利”之辨逐渐弱化，有的甚至认为，“义利之辨”，束搏了人的手脚，影响经济发展。上世纪末，报纸赫然出现一个口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虚伪的本质。众所周知，古代的君子是忧道而不忧贫的，怎么一下子“爱财”呢？而“取之有道”，充满玄机，这个“道”，可解释为方法或路子。究竟是什么？大概“不足为外人道也”，一般的百姓是不知道的，而拜金主义大肆泛滥，贪官大肆收受钱财，“暴发户”可放纵赚钱，甚至一些普通人也利用专业优势牟取好处，直到“反腐倡廉”才有所收敛。当贪官落马、“暴发户”倒台时，他们才会想到孟子的话：“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张謇先生说得好：“鄙人经商而不为市侩，办垦而不为沙棍，营正当之业，赚正当之钱，给正当之用”。总之，我们应借鉴和汲取传统的修身之道，像张謇那样，辨明义利，清白做人，促进社会文明。

齐家以文化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整治家庭，形成敬老爱幼、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和清白善良的家风很有必要。然而，整治家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许多作家写家的故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巴金的小说《家》，反映封建时代大家庭复杂的伦理关系和从繁华到衰亡的历史。西方国家也很多，如俄罗斯阿托尔斯泰的《复活》、法国巴尔扎克的《欧燕妮·葛朗台》，其中有争权夺利的斗争，让人看到掩盖在家庭关系温情脉脉面纱下的人际关系，却“沉浸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张謇农家出身，家庭规模不算大，家风友善而清白，名声很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氏便家大业大，家中的伦理，子孙未必都愿意遵守；有的凭借先辈创立的优越条件，肆意妄为，让他心寒。晚年张謇为家庭的未来想得很多，做得也很多，最后决定写《家诫》》以劝勉子孙。

《家诫》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前言，一为正文。前言点明心志：“我之爱子孙，犹古人也。爱之而欲勉之以进德而继业，亦犹古人也。”表明作者以古人质朴的情感钟爱子孙，希望他们提高品德素养，继承家业。同时，亦表明借古代名人诫子语训诫后人，并将古人诫子语“书庭之屏，俾出入寓目而加省。”

正文借用汉代刘向、宋代朱熹等七位名人的诫子语，可谓精心挑选，用心良苦，在此仅录三则，以见一斑：

（1）汉·刘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有忧则恐惧、敬事，敬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來。”提出祸福相依的辩证观点，要小心谨慎地看待眼前发生的事情，戒“骄”防“奢”。

（2）隋·颜之推：“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尚为人师；若能保书，终不为小人。谚曰：‘积财千万无过读书’。”强调读经典修身养性。可见读书最重要。

（3）宋·朱熹：“勿妄与人接，只是勤俭。循之而上，有无限好事，吾不敢言而窃为汝愿之；反之而下，有无限不好事，吾不欲言而未免为汝忧之。”这条语录讲的是交友，而实际上语言委婉主张勤俭，它是人发家致富的关键。

一百年过去了，这则家诫今天读来，依然亲切感人，震聋发聩，让人浮想联翩；受教育的对象，也不只是张氏的后人，而是广大的海门人、南通人，乃至全国的普通人。它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齐家不只是用伦理管束家庭人员，也不是为家中人留下多少钱财，而是以文育人，以德化人，使家庭人员有文化，明道德，勤勤恳恳，清白做人。这是齐家的根本所在。

平天下要在强国惠民。“平天下”自然不是古代的“建国君民”。张謇所处的时代，列强入侵，朝廷腐败，民不聊生，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他发出了“救亡图存”，“救亡图强”的呐喊，并采取种种措施，救民于水火之中。他在《为实业致钱新之函》中有一段感人肺腑的话：“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尤不幸而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志愿，致以皭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虽三十年前，反复审虑，投身实业、教育二途，一意孤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而幸而利，幸而成，又展转而至于钝，几于败，亦可已矣。而苦不能已，则以教育根本未完，实业替人未得，尚不可为陋巷箪瓢之颜子，即不得不仍为胼手胝足之禹稷也。”反映张謇先生为中华之崛起，致力于实业、教育，不畏艰险，顽强拼博的精神。今天，我们在新的征途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同样需要这种伟大的精神。

三、结语

思想文化、伦理道德，均为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所在。我们在探讨张謇思想道德的当代价值时，就应当认真考虑其思想道德当时的进步性和今天的价值。

1. 优秀传统不是可以随意废弃的。所谓“传统”指世代相承和延续的意思。如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道德……五四运动中曾出现“反传统的思潮”，蔡元培明确反对“尊孔读经”；张謇则参加“尊孔会”，并发表演说：“孔子则取中庸主义不偏不易，纯为人道。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他们谁对谁错暂且不论。现在看来，传统内容广泛，有高下文野之分，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作用。应当看到，传统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张謇在新年到来之前总要回老家祭祖，以表达他对先人的缅怀和敬意，也许有人认为是一种“迷信”活动，其实是怀念祖宗养育之恩的最佳形式，清明扫墓就是一例。那天，公路上车水马龙，十分繁忙，放眼望去，人们自动相继走出家门，涌向村头、田野、公墓，用他们的方式，向先人表达自己的怀念和敬意，场面壮观。同时，又显示传统道德的力量和人们遵循传统道德的高度自觉。

2. 伦理是以客观现实为依据。张謇从小确立忠君爱国的观念，高中状元后这种思想达到顶峰。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全力支持光绪抗日。抗战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使他痛心疾首。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被“软禁”。慈禧处心积虑废黜光绪，张謇得息后忧心忡忡，忽闻刘坤一入京。刘曾两次上奏朝廷：“伏乞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以君臣之礼来，以进退之义止”。均以君臣、父子的伦理牵制慈禧废帝的野心。张謇专访刘坤一，请他仗义执言，又为光绪度过一个难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光绪、慈禧相继而亡，张謇作《德宗景皇帝挽词》。”昊天号且泣，谁觉舜心悲”。寄托哀思。辛亥革命暴发后，依然希望以改革保持王朝。而朝廷的腐败无能，使他决定：不再忠于一家一姓，劝溥仪逊帝，迎接共和，在伦理上是个重大转变，在思想上是个巨大进步。可见伦理存废，取决于外界条件的变化和主观思想的转变。

3. 要积极顺应身份的变更与认同。清代依然将人分为四等：士、农、工、商。所谓身份，表示人的出身、地位、资格和尊严。状元，无疑属于第一类“士”。张謇中状元后丁忧在家，张之洞、刘坤一等高官先后请张謇在南通创办实业，矛盾很多，其中有一个矛盾是身份的转变，从一类的“士”变为四类的“商”，让人难以接受。但他认为，“既生为人，当尽人责”。经反复推究，“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由“士”而成“商”，从伦理角度看是重大的变化，是自我贬损；从国家需要看，是必须的变化。这种“自贬”，不是为自利而贬，而是“为中国大计而贬”，是值得的。张謇身份改变后，遭到一些保守的同僚和官吏的讥讽、打击，但张謇不为所动，并经常以“下走”自称，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为民众利益奔走，自己就是个为民众利益工作的人，他完全认识这种身份变更的深刻含意。对这种身份的认同，与他为民众谋福利的思想完全一致。用今天的话说，为人民服务，是光明正大的。其实，名位是个“空壳”，没有什么价值，而为人民谋福利是无尚光荣的。这与当今社会的价值观完全契合。

（作者单位：海门区张謇研究会）

（原载《张謇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