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3）· 新论集萃》 ●
从绅商到实业家
——以张謇为参照的比较研究
陈金屏
（南通市文化艺术创作研究中心，江苏 南通 226001）
摘 要：近代中国随着“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类型企业的出现，催生出一批绅商型实业家，他们“上通官府，下达工商”，在官、商之间架起桥梁，对近代工商业、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绅商型实业家们都抱有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初衷，同时，在仕途进退、义利公私的选择中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并由此带来实业成就和个人财富的巨大差异。本文以张謇作为参照，着重对这一时期绅商型实业家作初步考察和研究。
关键词：绅商；实业家；仕途进退；尚公重私；义利相济
鸦片战争为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了中国门户，各列强通过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为抵御西方殖民统治和经济入侵的民族危难，清政府以“自强”“求富”为宗旨开启了救亡图存的洋务运动，涌现了一批官办的军事和民用企业，“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的企业，以及民办企业，催生出中国最早的一批实业家，本文将以张謇为中心，重点对这一时期的绅商型实业家作初步比较研究。
一、近代投身实业的代表人物
学者傅国涌将中国近代实业家来源分为五种类型，一是绅商型，以张謇为代表，还有陆润庠、周学熙、孙家鼐、孙多森家族、严信厚、严子均父子等。二是商人型，如荣氏兄弟、叶澄衷等。三是买办型，如朱葆三、虞洽卿、刘鸿生等。四是回国创业的海外华侨，包括张振勋，简照南、简玉阶兄弟，郭乐、郭泉兄弟，马应彪等。五是知识型，代表人物有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等。[1]学者马敏将绅商分三大类，第一类为士人型绅商，如张謇和经元善；第二类为买办型绅商，如唐廷枢与郑观应；第三类为官僚型绅商，如盛宣怀与周学熙。[2]笔者将从官方背景企业和民办企业两种类型中分析梳理出绅商型实业家代表人物。
（一）从官方背景企业负责人到实业家
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政府开办了一批军事和民用的官办企业，早期由朝廷委派在官办企业负责的有曾国藩、左宗堂、李鸿章、刘坤一、丁宝桢、张之洞、陈宝箴、端方等一批为后世耳熟能详的朝廷大员。因政府资金匮乏，一批“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助商办”、“官招商办”形式的企业陆续创立，名义是商办或合办，但企业归官方全权领导、管理，为方便表述，本文中将这类企业归为“官方背景企业”。随着这一类型企业数量增多，朝廷委派各大小官员在“官方背景企业”出任督办、总办、会办等职务，在对企业管理中他们又通过购买本企业股份成为股东、董事，进而成为亦官亦商的绅商型实业家。
1、先入仕再下海的绅商型实业家
盛宣怀（1844—1916），江苏常州人，由李鸿章保举为知府道员，官至邮传部大臣。1873年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建成开局后，李鸿章委派盛宣怀出任会办，19世纪7、80年代，盛宣怀先后在湖北、奉天、山东等地负责官办的矿务企业。从参与创办轮船招商局开始，盛宣怀陆续创办了多个中国第一的企业，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
周学熙（1866—1947），安徽建德人，1886年捐纳以候补郎中步入官场，官至直隶按察使等职。1912、1915两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1897年进入河北开平矿务局，不久升任会办、总办。1906年创办启新洋灰公司并任公司总理，以此为肇始，周学熙创办了涉及工矿、纺织、玻璃等领域的20多家企业，形成庞大的工业集团，有“华北实业之父”称号，与张謇并称“南张北周”。
其他由官到亦官亦商的实业家还有，如张燕谋以直隶道员身份接任开平矿务局督办，杨宗瀚以三品衔、河南道候补身份接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任总办，等等，他们均是由朝廷委派在企业负责，后又通过购买股份成为企业董事，成为亦官亦商的群体。
2、先下海再入仕的绅商型实业家
清代实业家群体中，还有买办、侨商，他们发家致富后，以捐纳获得一定官衔。凭借丰富的商业经验、实业救国的热忱，应召创办、主持多个官方背景的企业，也以管理人持股的形式，成为亦官亦商的实业家群体。
唐廷枢（1832—1892），广东香山人，怡和洋行总买办，捐得同知的头衔，1873年应李鸿章之召，出任轮船招商局首任总办主持全局，1876年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参与创办近代中国诸多第一的企业，一生创办企业40多家，涉及轮船运输、机械煤矿、保险、铁路、火车、水泥、机器棉纺、油井、电报等领域。与唐廷枢等并称晚清“四大买办”的郑观应、徐润也是循此轨迹走上实业之路。
孙多鑫（1865—1906）、孙多森（1867—1919）兄弟，安徽寿县人，孙多鑫是举人，孙多森中秀才后捐候补同知，官至直隶劝业道。俩兄弟于1898年在上海创办我国第一家华商面粉厂——阜丰面粉公司，经营非常成功。1905年，孙多鑫被袁世凯招入幕，在周学熙任督办的天津官银号出任总办，后协助周学熙创办启新洋灰公司。不久孙多鑫英年病逝，孙多森应袁之召北上继任兄长的相应职务。孙多森协助周学熙创办直隶滦州矿务公司、京师自来水厂等，出任中国银行首任总裁。孙氏家族在近代的实业、金融等领域都占有重要一席。
张振勋（1841－1916），广东省大埔县人，因家贫16岁只身闯荡印尼成为南洋华人首富。光绪六年（1880），张振勋即以侨商身份向轮船招商局投资3600两。[3]1通过被举荐、捐纳等途径张振勋官至三品太仆寺卿。光绪九年（1893），张振勋应清政府之召回国，先后由清政府委任担任粤汉铁路帮办、督办，广东佛山铁路总办，督办铁路大臣等职。[4]此外，张振勋将海外巨资带回国内，在山东、广东投资千万元创办实业，成为东南亚华侨在清廷担任高职的第一人，著名华侨实业家。
（二）创立民族实业的代表人物
在近代民办企业中，大多数实业家专注于实业没有入仕为官，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是民办企业中的为数不多的绅商型实业家代表。
1、官员创办民办企业
严信厚(1838—1906年)，浙江慈溪人，曾任长芦盐务督销、署理天津盐务帮办等职。1875年，在上海创办“源丰润票号”，17家分号遍及全国重要城市和新加坡等国。1887年，集资在宁波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的机器轧花厂——通久源轧花厂。1894年集资创立浙江省最早、影响最大的纱厂通久源纺纱织布局。1897年，得盛宣怀力助，发起创建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任总经理、总董。
2、从洋行买办转型的民族实业家
叶澄衷（1840－1899），出生于浙江镇海，是宁波商帮在上海早期发迹的实业巨子。1862年成为美国一家五金行的买办，开出上海第一家五金店。担任美孚石油公司独家代理十年，到1892年三十年时间,他已拥有了10多家五金(钢铁)店、100多家钱庄，以及木材行、缫丝厂、火柴厂、银行、房地产、航运等产业，资产总额约800万两银,成为上海九大实力雄厚的钱庄资本集团之一。他捐得官衔，也成为了绅商型实业家。
朱葆三（1848—1926），浙江定海人，十四五岁去上海当学徒，1878年开设慎裕五金店，兼营进口贸易，受叶澄衷提携发展迅速，后被推为上海五金行业领袖。因其声望，1890年起受特聘在英商平和洋行任买办，经济实力进一步壮大。1897年,投资中国通商银行及多家银行，成为近代中国金融业开拓者之一。同时，创办朱葆三航运集团，投资包括大达轮船公司在内的多家航运企业，成为航运业巨头。朱葆三捐得官衔，列绅商型实业家。
刘鸿生（1888—1956），浙江定海籍人，1906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辍学做过老师和翻译，1909年进入开平矿务局（此时矿权已为英商控制）任上海办事处推销员﹐1911年升为开平矿务局买办，随后﹐又与人合作经销开滦煤。“五四”运动后﹐国内兴起提倡国货、抵制外货运动，刘鸿生放弃买办的巨额佣金，积极投身民族工业，他先后直接和间接投资的企业达70多家，享有“火柴大王”、“毛纺业大王”等多个大王称号。新中国建立后，他将资产捐献给国家。
3、由商人转型的民族实业家代表
荣宗敬（1873—1938）、荣德生（1875—1952）兄弟，1896年，在父亲支持下于上海开设“广生钱庄”，1902年投资建成保兴面粉厂，1907年建成振新纱厂。1912年至1921年，所经营的面粉厂达到12家，占当时全国民族资本面粉生产能力的31.4%，有“面粉大王”称号。1915年至1932年申新纺纱厂办了九家厂，纱锭和布机总数占到全国民族资本企业11.3%和13.5%，又有“棉纱大王”的桂冠。新中国成立时，是中国最大的民族实业集团。
郭乐（1872—1956），澳洲华侨，经营永安果栏发家。1907年，通过向华侨招股在香港开办永安百货公司，1918年公司开到上海。郭乐、郭泉兄弟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为号召，再次向美国、澳洲及南洋华侨招股600万元，于1922年建成永安纱厂。侨商中抱着“实业救国”之志回国创业的，还有在香港、上海开办先施百货公司的马应彪，开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等。
4、知识分子投身民族工业的代表人物
范旭东（1883—1945年），留学日本，是杰出的化工实业家，用30年的时间创建“永久黄”工业集团，开创专事盐业、碱业的近代企业，成为我国化学工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卢作孚(1893-1952年)，自学成才，以创办民生实业公司和主持重庆北碚乡村建设著称于世。他创办的民生公司，到1949年，拥有148艘江海轮船，投资60多个企事业单位，成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
（三）绅领商办企业的代表人物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1894年高中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当年9月父亲去世即回籍守制。1895年9、10月间，张之洞授命张謇开办工厂，此时他的身份是在籍前翰林院修撰，但编制是保留的，丁忧期满即可回京官复原职；同时，他还兼有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式札委的“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身份。
张謇筹办纱厂时企业的性质，按章开沅先生表述是“官招商办”，但是大生集商股受挫时，张謇领用了原准备开办湖北织布局的“官机”折价25万两入股，官股只取官利、不参与管理和经营，按张謇自己的表述是“官商合办”，[5]184-185但章先生认为，大生纱厂区别于“官商合办”（官股占据支配企业地位）和“官招商办”（企业中没有官股或占很少）居于中间形态，因此称之为“绅领商办”。[6]以大生纱厂为开端，经20多年艰苦创业，张謇建成闻名遐迩的民族实业集团——大生集团，产业涉及纺织、航运、盐垦、粮油、机器制造、金融等多领域，成为绅商型实业家的杰出代表。
二、对绅商型实业家仕途和政商关系的考察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士农工商”四民有着明确边界，士是农工商难以跃升的阶层。关于绅士阶层，费孝通认为：“绅士是退休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7]张仲礼先生认为：“绅士包括了代表国家权力的官僚队伍成员。”他还把“功名”身份作为绅士的标签，认为只要通过科举或捐纳等途径可以取得功名就能跻身绅士行列。[8]世家子弟，按费孝通先生说法，作为“亲亲戚戚”的他们本身就处于绅士阶层；按张仲礼先生观点，他们有更多途径成为绅士，首先是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如果考不上还可通过有关系的官员保举得到提拔任用，再不济也可通过捐纳获得官衔。同时，清代日益完善的捐纳制度也为农工商阶层打开进入官场的大门。
（一）在士农工商阶层意识下实业家的仕途进退
1、异途入仕的实业官员
清代将官员出身归纳为正途和异途两种类型。按《清史稿·选举五》中说：“定制，由科甲及恩、拔、副、岁、优贡生、荫生出身者为正途，余为异途。”即科举入仕的、先世有功勋获得做官资格的视为正途，通过保举、捐纳等途径做官的都为异途。盛宣怀，其父盛康与李鸿章是同科进士，且为莫逆，历任湖北粮道、盐法道。1870年，盛宣怀经父亲老友杨宗濂举荐，到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幕府任机要秘书，一年后以战功显著由李保升知府，升道员，赏花翎二品顶戴。周学熙，其父周馥早年入李鸿章幕，并由李保奏得到职务，官至两广总督。周学熙考中举人后一直没能考中进士，1886年由其父亲“捐饷”以候补郎中步入官场，1889年在工部学习期满，留任工部，加四品衔，随带加一级。孙多森的叔祖父为咸丰九年状元孙家鼐，其父孙传樾因军功累保江苏候补道，赏戴花翎，加二品顶戴，孙多森中秀才后也捐得候补同知。
捐纳自古就有，但清代由于国库亏空日甚而大肆鼓励捐纳，不仅范围扩大，还从授予虚衔发展到担任实职。商贾富户、平民百姓只要有钱，都可以捐得一官半职，从而进入绅士阶层。买办出生的郑观应一生捐纳了三次实官，最高捐得“二品顶戴候选道”头衔，同为买办的唐廷枢、徐润也通过捐纳拥有了道台的官衔。他们在创办各个官督商办企业过程中，也分别担任商总、总办、会办等职务。出生贫寒的侨商张振勋即使成为富可敌国的南洋首富后，还是通过捐纳得到候补知府、道台等官衔，后期凭借“报效”和个人杰出贡献，被朝廷授予三品的太仆寺卿。买办出生并未在“官方背景企业”中任职的叶澄衷为自己捐了一个二品候补道的官衔。朱葆三也捐得道员头衔，并因创办红十字会之功，被奏保二品顶戴，辛亥革命后﹐曾出任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
2、正途逆行的张謇
由于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士农工商”阶层意识，世家子弟、富户商贾们都纷纷通过被保举、捐纳的途径入仕，挤进绅士阶层、抬升社会地位。上述实业家们通过异途入仕后，就进入了做官、办企业，办好企业、又升官的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通道。反观，只有张謇一人，通过科举正途入仕却又逆向而行、下沉商海。
张謇，出身于小农兼商人家庭，对于没有厚实家底、祖上也没有取得功名的张謇来说，要跨越阶层堪比蜀道。自古读书人都崇尚“学而优则仕”，张謇父亲喜欢读书，因为所谓的“冷籍”自己没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但他热切希望儿子走上科举正途。为了能得到一张准考证张家几近倾家荡产，掀起了“冒籍”风波，而张謇经过数十次考场煎熬也终于蟾宫折桂。按常理说，他应该倍加珍惜这头衔和官位，但他在创业最为关键的时候辞谢了丁忧期满的复职，回到家乡躬身创业诸事，直至辛亥革命后，全国百废待举，他才出任了实业总长、农商总长，“惟矢此勤勤恳恳之心”，“勉尽国民一分子义务”以救时艰。有关张謇辞官下海的原因学者研究甚为丰富，在此不再赘述。笔者用一句话来表述，此时的他已志不在官场，因为他踏上了时代洪流澎湃激荡的潮头，他矢志要将“新世界”的蓝图变成现实。
（二）亦官亦商、政商链接对企业经营的加持
自古各级官府作为权力中心掌握着绝对资源,位于底层的商人想要获得成功，往往要寻得政治权力的庇护和扶持；亦官亦商的人在官场中拥有同僚、师门、姻亲等庞杂的关系网络，这也是重要的人脉资源。长此以往，“以权逐利”“以利逐权”成为一种特殊的政商关系。
清早期权利相互驱使的政商关系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雪岩，步其后尘的当数盛宣怀，他由李鸿章保举获得官衔，而且在李的一路扶持、力挺下，创办下几乎都是掌握国家命脉的民用企业，在这些“官方背景企业”担任负责人，盛宣怀兼具官府代理人和商股代表的双重身份，也相应具有了调动官、商资源的特殊优势，所以才能达到独揽电报、轮船、银行、邮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大政，如曾任上海电报局总办的经元善所说：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9]真正做到权、名、利三收。
周学熙的实业起步是从开平矿务局开始的，时任开平局主办的张燕谋之女是周学熙弟弟的侧室，张为周谋得董事、上海分局监察职务，后升任会办、总办。周学熙父亲周馥曾做过袁世凯嗣父袁保庆的幕僚，袁世凯年少顽劣，周馥曾为袁世凯说情，使其免遭嗣父毒打，后来周馥还花钱为袁世凯捐了一个正五品的同知。甲午战争期间，周馥和袁世凯又同在李鸿章幕下。周学熙与袁世凯少小相识、意气相投，袁世凯的八儿子是周学熙的妹夫。[10]周学熙因其才干也为袁世凯所倚重，受袁委派创办北洋银元局并及时解决津埠钱荒危机，周学熙成为袁世凯幕下“经济第一人”。开办的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煤矿、京师自来水公司等企业都得到袁全方位的扶持，直至袁世凯称帝、周学熙劝阻无效而以病请辞。1920年，周学熙由大总统徐世昌札委任督办长芦棉垦事宜，他创办的华新纺织公司，10多个股东中除了富商权贵，还有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黎元洪两位股东，权力和利益相互成就的政商关系对企业经营提供了有力支撑，周氏集团迅速发展壮大。
1890年，张振勋经驻英公使龚照暖举荐被委任为中国驻槟榔屿首任副领事，1893年间，张振勋捐纳取得知府衔（另有学者研究表明，至少在1882年即已捐得知府衔）[3]1。1894底升任为新加坡总领事。此时的清政府国库亏空，对华侨回国创办实业寄予厚望，张振勋也满怀爱国、救国热忱，应政府之召回国兴办实业。先后被委以帮办、督办、总办职务主管铁路建设，在这过程中，张振勋与盛宣怀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并就在烟台建立酿酒公司达成共识，促成张裕酿酒公司的成功创办。在李鸿章举荐下，张振勋参与了中国通商银行的投资并成为总董之一。他也得到张之洞、王文韶等清政府高官的赏识，最终得以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接见，成为受清政府“特宠”的华侨资本家。张振勋将海外巨资带回国内，在广东、上海投资近千万元，建成矿产、砖瓦、纺织、玻璃、垦牧、盐业、保险等诸多企业。
严信厚曾在胡雪岩的信源银楼做文书，因其勤勉机灵且有艺文底蕴，深得胡赏识，便将其推荐给李鸿章，此后在李鸿章举荐和扶持之下，积累大量家财，除了自办的票号、纱厂，对包括通州大生纱厂等数家企业投资14万多两银。到1913年他投资、创办企业14家，资产达800多万元。中国通商银行也是在盛宣怀的全力扶植下得以创办。买办出身的叶澄衷也花三万大洋为自己捐了二品候补道，他的初衷是有了官衔再同官府打交道就不必低声下气，事情也好办得多。
张謇的状元身份和他“通官商之邮”的便利也给予企业以加持。在刘坤一首肯下领用的官机解决了集股不顺的难题。1898年，大生厂房基本建成，机器也安装过半，流动资金只有四五万两，不能支撑工厂运转，在张謇一再请求下，刘坤一电令通海地方官将存于典当生息的公款“拨存”到大生纱厂。[11]1912年棉花丰收，大生要大量收棉但资金不够，张謇向江苏都督程德全借到16万元，顺利完成收购。[5]184-185
有官方背景和人脉资源的企业在经营上也有获得特权的便利。最早的是1878年李鸿章筹办、郑观应主持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经李鸿章奏准，获得“十年专利”，限期内华商洋商都不得另外设立纺织厂。张振勋于1894年创办的张裕酿酒公司通过时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禀请北洋大臣、署直隶总督王文韶，给予了“专利三十年”特权，凡是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地方的华洋商民都不准仿造。[12]孙多鑫、孙多森于1898年创办的阜丰面粉公司，开办时就获得“概免税厘、通行全国”的特权。张謇于1901年建成的“大兴机器磨面厂”，获得5年内在通海地区独家设厂的专营权，以及减免生产、运输、销售捐税的特权；1903年，阜生蚕桑公司运送到沪的茧获得“一体免捐”等待遇，形成在通海地区的垄断经营。[13]1907年，大生一厂（正厂）和大生二厂（分厂）组建大生纺织公司，获得“二十年内，百里之内，不准别家另设他厂”的专营权；其实，早在1904年，上海商人朱爵谱拟在海门设立纱厂，张謇得知后专门上书商部并成功阻止。
1898年清政府颁布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规定，根据发明性质给予一定年限的专利权，但其实质更近乎专营权。上文列举的政商关系网络所带来的资源、庇护、扶持只是冰山一角，要知道，“官方背景企业”的个人股东们非富即贵，这里蕴藏的隐性资源也是呈几何倍数的增加。这些企业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洋商分利的目的，也积极推动了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其弊端我们也应该看到，企业的特权降低了成本，垄断经营成就独家为大的格局，对于普通民办企业是碾压式完胜。所谓幸存者偏差，今天我们看到的、研究的实业巨头们后面，还有一批批倒在外国资本和本国垄断资本下的企业。但在千疮百孔的时代，怎么选都是弊大于利。
三、儒家“义利”“公私”观下对实业家的考察
中国自古以来对义利关系的轻重、先后争辩不止，儒家学说则以“重义轻利”为价值取向，由此延展，对于公私关系也以“崇公抑私”为重。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对个人道德品格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物极必反，这也引发了“阳公阴私”“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的众生态。中国近代实业家们秉持自强求富的目的、筚路蓝缕的勇气，在工商实业领域获得巨大成功，这种“义利并重”是对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升华。同时，实业家们发展企业和积累家财也构成了可供考察的关系。
（一）尚公重私、水涨船高的诸实业家
盛宣怀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官僚实业家，他以“创办之事无不告成”的实力成为中国近代“实业之父”。他“非私不谈公”的人生信条也为后世诟病和批判。但他“办大事、兼做高官”的信仰，确实是他取得巨大实业成就不可小觑的内驱力。他经办企业时一直坚持“商本商办”原则，但实际运作中，他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从而达成所愿。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后很快陷入资金困境，走投无路之际只能奉旨商办并由盛宣怀接手负责，他以“轨路一气，造轨方可补救铁厂”为由，由张之洞和王文韶保荐，升任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14]在督办、主办一个个官商企业时，他通过不断购买股份积累个人财富，官职也亦步亦趋地抬升，辛亥革命前官至“皇族内阁”邮传大臣、忝列国务大臣。张謇助手刘厚生这样描述盛宣怀：“他的确是一个很能干的贪污官吏。他的父亲盛康，是李鸿章的把兄弟，鸿章中年无子又甚潦倒，盛宣怀在小的时候，就过继给鸿章作干儿子。因为关系密切，可以无所不谈。宣怀弄钱的方法很多，但凡有借鸿章力量而弄到的钱，他一定贡献干爷，干爷亦视为应得，从不客气。”[15]116到盛宣怀去世时家财达1349万多规元两这个惊人数字。[16]
作为轮船招商局的会办、大股东，徐润假公营私，挪用局款16.2万两投资上海的房地产，因投机失败破产，导致挪用之事败露，这也给了盛宣怀赶走徐润、调走唐廷枢，从而掌控轮船招商局的机会。
周学熙凭借袁世凯的势力，将从英商手上收回的唐山细绵土厂改组为启新洋灰公司，开办资金一边由官款以低廉利率十年时间垫借，一边又招募官员士绅入股，以及邮传部等官股入股，袁世凯还谕下各省官办商办的路局全部采买启新的水泥，1919年启新水泥销量占全国的92.02％。1912年周学熙将公司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没有了官利，盈利扩大、资本扩充，没有官府的控制，企业经营更为灵活，迅速积累的资金又为周学熙创办其他企业提供了支持。作为对袁世凯庇护的答谢，分息除官利及酌提公积外，有十四成之一报效北洋兴办实业，袁世凯获得启新洋灰公司的股票利益。
严信厚也是得李鸿章器重，委任的长芦盐务督销、天津盐务帮办本身就是肥缺，1886年严信厚以盐官身份自办同德盐号，敛财致富；在长期任上海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时，他又借机创办源丰润票号，专营官府汇解款，兼营商业汇兑，猎取厚利，还常年为王公大臣打理私人财产猎取官府资源，这种借官势谋己私的操作为他投身实业积攒下丰厚资金和资源。
朱葆三曾为时任上海县署主簿的袁树勋偿还过一笔不慎亏空的公款，自此成为莫逆之交。1900年，时任苏松太道的袁树勋受命经手数额巨大的庚子赔款，他将暂存在上海道库的款项全数委托给朱葆三，由他向资金雄厚的上海钱庄拆放收取利息，缴完官利后的息差全归袁、朱等人。朱葆三成为当时各钱庄热捧的“金主”，他也借此抬升了在金融、工商界的地位。
近代实业家群体之所以能义无反顾投身实业，在于他们都怀抱“自强”“求富”、实业救国的理想，客观上他们为中国近早期现代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很大一部分绅商型实业家们占尽官私之利，积累了巨额个人财富，而张謇却是一股清流。
（二）踊跃从公、义利相济的张謇
张謇投身实业，是本着“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的信念，他舍弃功名、放下读书人的清高，也秉持“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的信仰，所以他没有把实业成就作为官阶晋升的资本，也没有把积累个人财富作为追逐的目标。
张謇招股创办大生纱厂时家境仍非常拮据，张謇以“敦裕堂”户投资2000两，事实上，在大生开机前只凑到1300两，还有700两是另一董事、好友沈燮均主动代垫才缴齐，股份只占到总股本的0.45％。[17]作为大生企业的实际掌舵人，他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控制权，但他没有借大生纱厂发展壮大之机扩张自己的股份累积私财，经营中也是公私分明，大生一位董事曾对刘厚生说：“张謇个人对于大生公司之款项往来，无论个人之生活如何困难，从未在大生账上挂欠一文，对于其他公司亦然。若张謇以个人名义办理之慈善事业，如育婴堂、养老堂等机关，除大生公司额定捐款之外，有时亦向大生通融，等到年底结账时，积欠若干，张謇即在上海登报卖字，以偿还大生。”[15]258-259
张謇的从公，还在于他所秉持的清朗政商关系。盛宣怀、严信厚与李鸿章，周学熙与袁世凯，朱葆三与袁树勋等等，他们在政商、权利之间作了深度捆绑，从而各自兑现所愿。张謇和张之洞、刘坤一及地方官员之间没有进行利益绑定，所以他也没有获得更多扶助和支持。张之洞同时授意张謇、陆润庠两位状元办厂，对于张謇，只是委派和道义上支持。陆润庠办厂资金，是由江苏藩司出面，向苏松等地绅商“息借”商款54.8万两作为开办资本，所以一二年后苏经丝厂、苏纶纱厂迅速建成开工。而大生纱厂用了四五年才建成开工，张謇能领到官机，虽说是刘坤一对他的支持，那也只能算是顺水人情，张謇此举还帮官府挽回了投资不当造成的损失。刘坤一让通州知州汪树堂把津贴秀才、举人应试的基金存入大生，张謇却被汪树堂摆了一道，搞了300多名秀才联名反对挪用津贴。
张謇出任农商总长时，他一直秉持公心谋求工商业发展。一是出台70多部法律条例保护、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二是发表“关于制止各级政府对商人注册刁难勒索致各省区咨文”，从制度上制止各级官员对商人的敲榨勒索。三是主张关停一批官办企业，以堵塞官府贪腐漏洞，但在总统自己也大搞权力寻租的北洋政府下，张謇显然是螳臂当车。
将同一时期、相近类型的历史人物同时进行考察与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更加立体、更加客观的人物形象。近代绅商型实业家们在仕途进退、义利公私的选择上基本趋同，而张謇则给出了不同答案。在国家亟须振兴实业的时候，作为士大夫他激流勇退于官场、挺身而出战于商场；在新政府成立、国家财政濒临崩溃之时，他说：“盖际此时艰，不敢不出”。在实业经营中不仅崇公抑私，在社会事务上还化私为公、“进小公而大公”，张謇在创办实业的同时，协同推进家乡南通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以张謇为参照对近代代表性实业家进行初步比较研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謇能够成就中国早期现代化之路“南通模式”，为什么能够成就近代驰名中外的“模范县”。张謇爱国救国的伟大抱负、甘为牛马的奉献精神、勇担社会责任的博大胸襟，为同时代的荣氏兄弟、卢作孚等实业家树立了榜样，也成为了当代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余 语
张謇与近代实业家们都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家国思想”及“经世致用”哲学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以及在国家危难之时“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感和勇担大义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中国近代实业的开拓者们，他们有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共识、有过人胆识和拥抱时代的魄力，也有科学管理和经营的才智。这些实业家在事业成功的同时，也都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达则兼济天下”的大爱情怀，他们都热心公益慈善，在赈灾济民、救助贫弱，扶助乡邻、回报家乡，以及开办医院、捐资建学中，都有他们的热切身影；还有的实业家以张謇为榜样，建设家乡、推动区域发展。同时，近代实业家们由于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个人追求不同，以及实业所涉行业领域、企业性质、经营理念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也带来企业命运和个人成就的不同。张謇与文中所涉的多位实业家都有密切联系，有的曾有合作、有的曾一起共事，有的相互影响，有的甚至还有商业的博弈。将张謇与上述实业家们置于同一张社会关系网络中，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考察、对比分析，从而对近代中国实业家群体及其作为有更深入的了解，给予当代无论民营企业家，还是国企负责人们将有更多有益的启示和警示。本文着重对张謇与同时期其他绅商型实业家们在仕途进退、义利公私的选择等方面作了初步考察与比较，只是抛砖引玉，文中不当和疏漏之处，敬请同道师友们指正。
参考文献：
[1]傅国涌.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7.
[2]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7.
[3]魏明枢.张振勋与晚清政府的早期交往[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4）.
[4]魏明枢.张振勋与晚清商部[J].太平洋学报，2009(1)：91-92.
[5]张季直先生事业编纂处编.拟大生董事局致程都督请照章协济函底.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6]章开沅.张謇传[M].北京：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82.
[7]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8.
[8]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1-5.
[9]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经元善致郑观应等函.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三日。转引自:夏东元.盛宣怀与洋务企业[J].学术月刊，1982(10)：30.
[10]夏奇.试论周学熙与袁世凯之关系[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7（1)：47.
[11]通州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议事录.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Ⅲ）[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272.
[12]张振勋.奉旨创办酿酒公司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7）[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82.
13]通州蚕桑公司集股兴办启.曹从坡、杨桐编.张謇全集（第3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726.
[14]周积明、徐超.汉阳铁厂商办时期张(之洞)盛(宣怀)关系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147.
[15]刘厚生.张謇传记[M].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
[16]云妍.盛宣怀家产及其结构—基于1920年盛氏遗产清理结果的分析[J].近代史研究，2014(4)：138.
[17]本书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21.
（作者简介：陈金屏，女，南通市文化艺术
创作研究中心主任，文博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