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之难——辛亥革命之后章太炎、

张謇、梁启超就组党一事纷争考论

丁 玎

（来源：近现代史研究动态   2024年12月23日） 

摘要：章太炎和张謇在辛亥革命之后，曾因筹备统一党一事会晤。两人后因意见不合，并没有维持合作关系。在1911年末至1912年之间，二人因组党意见不合发生纷争，乃至交恶。究其原因，章太炎与张謇的隔阂，在于二人所属政党性质、身份和政治立场都难以调和。且张謇与梁启超在此间合作，梁启超亦介入统一党组建事务，并以其居中调停的立场左右事件走向。辛亥革命之后，在组阁一事上，张謇与梁启超协作，排挤国民党中的激进派，这致使双方的偏见加深。从中可见士绅精英和激进革命派之间，因文化、身份和政治观念方面根深蒂固的隔阂，难以真正有效地对话和沟通。三方人物中，章太炎、梁启超和张謇之间，构成了强大的张力，也导致了三方就观念、理想和政治实践上的冲突。

关键词：章太炎  张謇 梁启超 统一党 辛亥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身为革命党领袖的章太炎和立宪派代表张謇，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章太炎秉持革命党人的立场，对清政府所遗存的势力心存疑虑，却也依然主张国家统一，支持孙中山、黄兴与北洋政府共同建都北京。作为江南士绅中的代表，张謇同样主张国家统一、劝服宣统皇帝退位，并拟《清帝逊位诏》。又在孙中山、黄兴与袁世凯之间调停，促成南北和解。二人在辛亥革命中曾有过此番短暂的合作。后世研究者多称述其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1912年，南北达成短暂的和平，是年于北京建立国民党，章太炎、张謇都曾参与国民党总部建党大会，也曾有过一次会晤。然而，在短短一年之间，二人从合作关系变成形同陌路。据文献记载和后世研究，二人分裂皆因其“政见不和”。二人之间究竟如何从合作走向背道而驰，尚有待深入探究。

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针对张謇、章太炎二人在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前后的心态、交游、经历的研究文献和专著。张朋园先生在《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一书中，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立宪派活动及各省立宪派的组织、活动过程系统研究，指出张謇作为江苏立宪派领袖，有能力左右资议局议员选举的局势。氏著也肯定了张謇在此历史事件中的贡献，辨析了张謇在革命前夕与立宪派思想的鼓吹者梁启超之间的关系，实质并不亲密，张謇并不认同其激进言论。也稍有提及张謇在辛亥革命后思想转向，与革命党人短暂接触后，对之改观一事；及其联合黄兴、孙中山，而又因对日借款而心生不满一事。但其研究并未关注张謇与章太炎两人间发生不睦的根源。也未曾注意张謇曾与梁启超合作排挤革命党人的历史。谢俊美指出张謇与保守官僚程德全二人都出于民族国家立场对孙、黄等人持欢迎态度。但文章只论及张謇等人对革命的积极一面，未及探究之后与孙、黄、章太炎等人的罅隙。卫春回的《张謇与辛亥革命再谈》，则叙述了张謇届时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人的会晤，论及“必定和组建政府有关”。并敏锐察觉张謇与孙、黄就汉冶萍公司一事发生严重分歧。然而作者论述主旨是立宪派领袖张謇的历史功绩。故不能详细展开分析革命派代表章太炎、孙、黄与立宪派张謇纠葛之深层原因。

除此以外，尚有围绕张謇的专题研究，如朱昌峻的著作，其中第四章论及张謇支持立宪在访日期间与梁启超、孙中山会晤的经历。分析了张謇的士绅阶层属性，并认为他持调停立场。也述及1912年张謇与孙黄等人的冲突乃至分裂，论定原因在于他认为孙黄出卖了国家利益。在谈及张謇现代化事业一章中，谈及他引进了一批英国保守主义政治理论著作。可见张謇内心对十九世纪西方激进的社会理论毫无兴趣。这也为本文阐发张謇面对革命派的复杂心态，提供了一些史实。即，张謇对革命派的不信任，有社会精英的偏见，其思想中天然的保守、精英立场，也使他与革命思想绝缘，对新型政党和社群也心存隔膜。此外，周锡瑞的《改良与革命》一书，以张朋园对各省资议局议员资料的统计和分析为基础，指出资议局中成员有大量“较低层绅士”。较年轻的资议局成员更容易接受新型政党形式，但也指出，这不能成为其思想更先进的例证。士绅阶层遵循传统科举考试的程序，与封建社会的统治阶层具有天然的联系，他们在顺应时代的过程中发展工商业、因此成为开明的立宪派士绅。其对立宪派士绅的界定和点评，也对本文于张謇与章太炎的评价有所启发。

本文作者探究了梁启超与张謇在面对章太炎时，曾经合力采取了一些政治手腕，并将这一议题从章太炎、张謇扩展为三方关系讨论，得出其行为背后实有理念之争与程序上的争议。在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下，三方纷争所折射出的，恰是新思潮在与传统政治程序碰撞中，所激发的不同思想、观念和实践的冲突。

一、未曾见录的会晤

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的政局波诡云谲，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与北京的北洋系军阀领袖袁世凯进行着磋商。在暂时停火的协议下，南方的革命党也开始筹划、组织成立一个正式的政党。这一年里，章太炎作为革命党元老，也积极参与了筹建国民党的活动中。不但如此，他还有一套建立共和国、成立两党制及议会选举制度的设想。同一时期的张謇僻居南通县，仍然在筹办其大生企业，同时往返于上海与南通之间、时刻关注着政局的动向。作为立宪派代表，张謇对建立政党一事也颇为投入。他参与、领导了上海的统一党筹备工作，并联络江南的地方士绅和官员，也在南通县建立了统一党分部（后改名为共和党）。在此之前，张謇业已牵头建立初具政党形态的江苏资议局，由各省资议局联合会为基础所建立的宪友会，已具备全国性政党意味。张謇参与了统一党的筹备、建立的过程，在其中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

辛亥革命之后,在地方上逐渐形成江浙与湖北两个势力中心。张謇是江苏人，又掌控了盐业，经营着实业，其交际网络和影响力都遍及江浙的上流社会。统一党成员集中了立宪派和革命党人，成员多为江浙士人，其中还不乏满清政府的官僚。这些地方士绅多与张謇相识，彼此形成一个交际网络。章太炎作为革命派的领袖，在党内和江浙地域，以及留日人士中也素来享有较高的声望。浙江立宪派与革命派关系也较为友好，且浙江咨议局也持开明、包容的政治立场。双方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辛亥革命之后、政党事务和中国的未来当何去何从的抉择。从两党的筹备进程可见，统一党和革命党（是后发展为国民党），起初被设定为两个可以互相牵制的政党。此时，立宪派的成员通过加入政党，而暂时和革命党党员成为同列，也在国民政府中获得席位。在这一年间，张謇曾经在南通欢迎过章太炎，并且在南通统一党支部的欢迎会上发表了一番礼数周到、也不失热情的讲话。这封演说稿题为《南通共和党欢迎章太炎部长演说》，后被收入《张謇全集》，兹移录如下：

今日为本县分部成立之期，本部理事章太炎先生又适惠临，凡关于本党此后各种进行之事，正可就商于太炎先生，请其指导。民国虽已成立，进行方针尚未确定，恰如混沌时代，则此后如何进行，凡在国民皆有责任。然此说范围太广，且国民程度尚浅，尚未能全数有此种监督知识，遂不得不倚赖少数政党为之担任。然政党非可以随意结合，必须确有监督指导之程度。近来政党名目甚多，半由于随意结合，在今日时势，必不能免此种团体。然必须赖有一种稳健之政党，其党中之人物，必须于社会有满足之信用，有正当之政见，方能吸收各党成一最有力之政党。现以各种政党而论，其能有稳健之价值者，实以本党为最。太炎先生学识之丰富，道德之高洁，尤为本党所敬服。此次惠然来通，凡本分部一切进行之方，均请先生指导。     

在《全集》中，这封演讲稿的发表时间被标志为1912年4月8号。据《张謇存稿》所载，原文刊发于报刊上，其抬头称谓“南通共和党”或为事后改订。笔者在翻阅《章太炎全集》时，见《演讲集》上册所录章太炎演讲稿题名为《在统一党南通县分部成立大会上之演说》（一九一二年四月八日）。另外，在张謇本人《柳西草堂日记》中也提及，直到是年五月十日才成立共和党：“统一党与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共进会合并，开成立共和党大会”。国民党建党元老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也明确先有统一党，再有共和党这一史实。并论及章太炎等前革命党元老因政见分歧而离开改组一事：“旧日党员，反有以为革命成功，洁身远引，复有因政见不合，而别有所组织，如章炳麟等之为中华民国联合会，孙武等之民社是也”。从张謇演讲稿的说辞看来，这次欢迎词的措辞颇具官方色彩。从其只言片语之中，可见张謇对政党、政党如何执政所秉持的态度。比如对政党的特性，他的要求是 “稳健”；对当下民众的看法则是“国民程度尚浅，尚未能全数有此种监督知识，遂不得不倚赖少数政党为之担任”。而章太炎是以党部部长的身份来访的。章太炎的演讲稿全文见录于《章太炎全集》中，对张謇的说辞却有些针锋相对之意：

学会不能有多数，政党可以有多数。中国国民程度虽不能人人具有政治之知识，然政纲仅荦荦数端，尚不难于研究。专制时代无论矣。民国成立，不可不有政党以为政府之辅助。学会系研究学理，政党系实行政见。政见单简，普通之人尚易了解，况在议员乎？政党之作用全在能选择议员。 

伸张国权为吾党唯一之政见。吾党之监督政府者，监督其丧失国家权利耳。辅助政府者，辅助其勿再丧失权利耳。已丧失之权利，吾党希望其恢复而已。恢复权力，全赖有强有力之政府，吾党亦但尽其辅助之力而已。 

统一党发生于江苏都督所组之中华民国联合会。孙之同盟会、康之保皇党，其会长往往重于一人，谓之为会长专制可也。本会理事五人之组织，系欲以政纲为主体，不以个人为主体。 

孙、康主义本不相同，然试问其冲突之原因，以政见相冲突乎？抑以私人关系相冲突乎？故彼两党曰康党、孙党，皆以个人为代表，而非以政见相争论也。故本党力祛此弊。 

尤可注意者，张謇提出统一党的宗旨是稳健的风格、建设性的主张。而章太炎对统一党的要求多而具体，尤其针对了几项务，并要求其撇清与保皇党（即康党）的关系。此外，全文没有回应张謇提出的“稳健为本党唯一特色”这一要求，反而着力强调其党派的制造破坏、制造冲突这样的功能上。如演讲稿结尾所云：“本党所用破坏手段，如汉冶萍、如参议院借债问题，亦系破坏手段，但与革命不同耳。虽所用种种手段不能必效，然唤起舆论，未尝不发生动力。但分部、支部能多设立，则将来救济之法，不虑其无矣”。需要注意的是，章太炎所谓的“破坏”，并不指涉暴力活动，而是具有一定观念色彩的：在章太炎看来，统一党具备比较好的基础，可以成为一支影响社会舆论和人心的力量。这意味着，在辛亥革命之后，如何在激烈的派系斗争中保留一支中立的政党势力，这成为江南士绅和革命派领袖都同样关注的问题。只不过，以章太炎的革命气质，他的统一党构想中就有保存其革命同仁精神的理想。这与更具有实用主义精神的“稳健”主张并不相一致。这一理想化的建党主张也自然会受到较大阻力，且章氏随后对此事愈发失望，研究者对此已有述评。 

纵览两封演讲稿，张謇的官方说辞之下，隐藏着一丝疏离和难言之隐。而章太炎的说辞则句句犀利，且乍看之下，也许令张謇、也令今天的读者多少感到困惑。前者显然在回避一些矛盾；后者则将所有矛盾悉数披露，并且一味制造事端、主张不破不立。张謇的心情恐怕很难是平静和愉快的。事实上，在日记中他也无法掩盖这种情绪。他没有记录这次南通会晤，但还是一再记叙道：自己对章太炎的观感极其不佳。据日记所载，三月六日（日记中所录月份据阴历，其时当系阳历四月二十二日）张謇“至沪” ，是后在上海党部开会，他与章太炎当有信函往来（事件亦应涉及统一党组建诸事务），也有面晤，其不满情绪已经溢于笔端。

二十日(五月六日) 连续接章函电，槎桠特甚，乃知政治家非文章之士所得充。 

二十一日（五月七日） 统一党开职员会，章太炎惑于谬说，意气甚张。 

《日记》中没有记录在南通的会晤。但在是年，除了南通与上海之外，他还曾在北京与章太炎会晤。《日记》载：“二日诣章太炎于贤良寺。华比银行陶大班邀饮。” 此外，张謇在其《啬翁自订年谱》中，也没有记录与章太炎的几次会晤。也许是因为是年他奔波于上海、南京与南通之间，分身乏术。而在章太炎现存的文稿中，除了与此事件相关的演讲稿，也未见其私人对张謇的评说。从人情常理推断，二人均不想言说的，正是令双方都感到不快的事情。然而，从张謇的日记还是可知，他们在这一年间，相聚的次数颇为频繁。在南通、上海、北京均有所会面，且所为事件都与筹备政党有关，双方意见确实有很大的冲突。那么，每次会晤有如何的进展、双方有什么样的情绪和立场，就值得考证，并将当时的历史场景恢复一二。

二、纷争起因

首先，按照张謇《日记》中所记载的、以及从文献所征明的时间线索来看，章太炎曾以部长身份于1912年四月八日来南通统一党分部；五月九日、十日在上海与张謇往来、会晤，之后成立共和党；是年九月，二人在北京会晤，此时国民党已正式成立。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组党·第三章·国民党》：“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开成立会于北京，同盟会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而成立者也。” 

二人的见面、交章往来，都是围绕着政党事务及国民党改组一事发生的。欲寻找其线索，也只有从与建党相关的文献中查找。张謇因其清朝状元身份及其文化修养，又因晚清幕府生涯中历练的涵养，他的性格再耿介，也多少带有官僚所特有的圆滑、含蓄的特点，在一般的演讲稿中不会过多陈说个人情绪，在个人的日记和年谱中又尽可能不记载这些私人的观感。反而是章太炎，他一向敢于言说，也有名士风范。章太炎在其演讲稿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和观点，将他与张謇在事务上、政治上的分歧，悉数道出。根据章太炎的演讲稿，再行推演张謇的言语和态度，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就清晰多了。

首先是章太炎在上海的统一党会议上发言，其中言及在组党及联络政党成员时，张謇的举措就令章太炎大为不满。见《关于统一党不与他党合并之演说》（一九一二年五月九日）：

此后，移本部于北京，不开成立大会者，因先在上海业已成立也。于是上海一处，即托张季直主持。临别时，与季直口说主持合并事件，不可让步。后上海来电，却举基本干事，所谓基本干事者，各团出四人，此假合并之名，而无合并之实，俨然是一联邦政府。且各团基本干事，多至二十人，各不相认，办事亦不能如意。故仆对于基本干事一节，始终极端反对，与季直电商者三四次，季直以失信为辞。……季直则论干事者，当在四处活动，而办事则委之事务员。仆电问曰：所谓活动者，以何者为标准？且从何处稽核？季直覆电云：彼等不取薪水，可暂置之。案此是以干事为官衔，称干事儿不办事，与满清官吏称官而不办事者同。腐败余风，何可学步？ 

其中所述统一党合并一事，章太炎在同年五月七日北京统一党欢迎会上，曾经明言其立场。“统一党之成立，同人颇费艰辛，而宗旨与实力，实当今最有力之政党，促国民进步，有非浅鲜。若云归入民社，夫岂本党之愿，然现在国民协进等会，均与民社联合为一，本党未便独树一帜，且于此加入，正可使共和一致进行，组成一极大共和政党。” 与五月九日在上海的发言相比，当时他尚且与张謇有所协商，多少做出了让步，同意统一党合并为共和党。但仅仅两日之后，章太炎对张謇的态度就急转直下，个中原因很可能就在于：上海的统一党内加入了太多立宪派成员，这导致一个现代政党过于冗余，又有地方士绅拉帮结派之嫌。从张謇与之协商的结果看，这些成员有名无实，张謇认为无妨党内事务。但是，作为统一党内的活动家，章太炎的看法大相径庭：这些冗余的人员，其存在就挤占了党内的资源和名额。除此以外，恐怕还有隐情：张謇并没有把章太炎的意见放在心上，甚至他本就不太喜欢革命党人，因之有意无意地借机增加自己方面的势力。至于章太炎，他虽然与张謇公开叫板，但终究已是于事无补，只能凭此公开抒发情绪的场合，聊以浇却个人胸中的块垒罢了。章太炎言及，他与张謇曾几度电函往来，而沟通不果，正可与《日记》中所载“二十日(五月六日) 连续接章函电，槎桠特甚，乃知政治家非文章之士所得充”一语相印证。张謇对章太炎的印象不好，并目之为“文章之士”，这与他的官样文章中所称美的“太炎先生学识之丰富，道德之高洁”已经大不相同。至于章太炎，对张謇的举措也很不满，直接谓之为官僚腐败风气。实际上，章太炎在四月八日至南通的演讲中，也一并批评其迂腐习气，对张謇或张謇处理南方政党事务的做法，他一直积压着个人的不满情绪。章太炎批评传统中国官僚体系的切入点也很有趣。他不对政府的专制统治发表责难之语，反而批评政府运行不高效、政府治理权力不够集中：

中国惟汉可称专制，三国以降，名为专制，实则放任。一般盲从之人，顾名不顾实。……社会、自由各党所持主义，若均产之类，中国在古时已发现，如不患寡而患不均，即此义也。中国即以八股考试而论，腐败极矣。然其主义并无等级制度包含其中，其不平均者，但帝王制度而已。然帝王制度亦仅有专制之伪名，并无专制之实力。各党盲从之人，仅能顾名，不能顾实，对于救亡之道，殊不适用。 

章太炎所批评的问题，是专门针对统一党而发表的。在同一年五月九日的演说词中，他就明言不许统一党与他党合并。然而，这一天统一党与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党、国民公会、共进会合并成为共和党，并举办大会。因之是党又称统一共和党。国民党内持激进立场的元老，对统一共和党的印象也与章太炎如出一辙：其骑墙派色彩极为强烈。如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章中所述：“统一共和党中立无所倚，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共和党畏之，久谋与之合并，特其党人大半为同盟会会员，数议不协，今见其与同盟会合并，嫉之尤甚，由种种方面破坏之，其间不容发，幸告成功，亦足以为庆也。” 这一派势力实则张謇所领导的地方乡绅势力，他们在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军之间摇摆不定。而被党内元老目之为仇讎的则是具有保皇党色彩的共和党。邹鲁评价为：“且以成功之后，党员中难免流于骄纵，更招嫉妒者以反对，及后合数党而成之共和党，几以对抗同盟会为职志。及总理退位，南京留守府取消，唐内阁辞职，北京临时参议院之初期，共和党之势，在院内与同盟会之势相等，复甘为袁世凯所利用，加以统一共和党，在院内得有二十余议席，往往依附共和党，而同盟会在院内之主张，常为所扼。” 

邹鲁之说正可为章太炎的说辞作注解。章太炎一直反对统一党合并，实则深恐统一党中的立宪派与保皇党、北洋政府的官员合作，从而挤占同盟会尤其是革命党中坚力量的议席。至于张謇何以一味联络故旧知交，加入大量旧官僚和南方立宪派士绅的党员席位，对章太炎的要求则一味推诿，或以“食言为辞”，就可玩味了。以张謇当时的声望地位，这件事实非不能，而是刻意不愿为之。章太炎对此举当然是不满的，但当时其人并不能在统一党中发挥关键的影响力，因此也只能通过言语表达不满。他于是年五月十五日在黄花岗烈士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便直言自己痛惜时局的心态：“况诸烈士皆纯粹的革命党，今以一瞑不可复活，而一般龌龊之官僚，现依然存在。纯粹的革命党，现亦多变了官僚派，此真中华民国之不幸也。” 此时正值统一党诸党合并之后，激进的革命党人的情绪可见一般，双方的矛盾正在暗中扩大。而章太炎的讲话，多少将藏在暗处的龃龉摆到了明面上。

反观张謇，他在这一年秋季北上抵达天津、复至北京参加国民党建党大会，并约见了北洋政府、共和党和章太炎等人士。其《日记》详细记载了这段时日内张謇的行程，兹罗列如下：

七月（阳历八月）北上：十日 至沪，即为苏省筹本月军饷事。 

十九日，筹饷事了。

二十日 至下关，住盐局。蛰先来。隽卿、信卿邀饮于万花楼。

二十二日，渡江乘津浦车，行至徐州站，宿次日车上。

二十三日，至济南，宿悦来客栈。遇张雨葵（一爵）。

二十四日 早渡濼口黄河，河之铁桥未成。七时半至天津，宿得意（德义）楼。 

二十五日 共和党党员多人来晤。访平爵内，同诣比领事谈通借款。二十六日 共和党开欢迎会。访沈雪君，闻其避兵出京，借种植园设传习所，至竭蹶。二十七日 与张岱杉谈。王饶生、蹇季常来。访张今颇都督，年七十矣。二十八日 早车入都，借住东城西堂子胡同刘聚卿宅。 

八月（阳历九月）：二日 诣章太炎于贤良寺。华比银行陶大班邀饮。十一日 国民党本部答宴于六国饭店。十七日 各部长公宴于东兴楼。二十四日 诣洹上。二十五日 与竹君诣美使嘉乐衡。午后与莼生诣天津。二十六日 自津返，留书于梁任公。二十七日 诣洹上。以盐政官制草案稿交周部长。二十八日 早车启行赴汉口。令汤福运动、植物，由海道回沪。 

八月、九月之间，张謇的事务行程十分繁杂。且并不以政党事务为主，反而还在为其所经营的盐垦事务及筹备江苏省军饷一事奔忙。尤可注意者，他在参与完北京的统一共和党总部会议及国民党总部答宴会后，又奔波于京津之间，且特别记载了“留书于梁任公”。其所言说的秘辛已不可详知，但是张謇对国民党事务大约只是匆匆观望一番，并没有十分花费心力介入其中。反而是对涉及到他切身利益的事务，比如江苏的盐业，比如筹集资金、向银行融资等事务，十分用心和关注。且在此期间，他还访问京中故旧，唏嘘不已。如见其故交沈寿（雪君），闻其避难之际的窘境，几至“竭蹶”，言语之中也不无感伤怜惜。张謇在此间反而不怎么受到政党事务的烦扰，公私事务分散了他的精力。但从另一方面看，国民党中元老，对立宪派人士的不满情绪，却在建党之后达到了顶峰。章太炎等国民党元老直接表达了对统一共和党中人士的愤怒情绪，甚至将其与娼妓类比，言辞犀利，令人难堪。见章太炎《在北京根本改革团成立大会上之演讲》（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革命以后，政党发生，革命党人纷纷组党，今日国民党与共和党中，革命党人、立宪党人皆有之，统一党中虽无立宪党人，亦无革命党人，惟民主党乃纯粹立宪党人所组织者也。今日之最可恶者，惟有立宪人不可不深恶痛绝者。立宪党人所以可恶者，在于狐媚无耻，与娼妓无异。在前清时代，献媚亲贵，于中取利，本不知政党为何物，不过是肃党、泽党间党而已。前清倘无立宪党，其灭亡或不至如此之速。自有立宪党以后，运动二字始输入北京，粉饰文章始布满天下。立宪党既断送了前清，尚曰果真立宪不至亡国，真无耻之言也。 

如果说这封演讲稿指向立宪派，尚且含蓄。那么他在九月五日的演讲稿中直接点出地方势力排斥孙中山，就已经很明显地指向张謇了。见《在孙中山约请北京议员茶话会上之演讲》（一九一二年九月五日）：

解职以来，失职者或谋暴乱，结党者惟务夤缘，而中山超然事外，从未赞成一语，至可佩服。惟现在有一部分地方党，不惟不顾国家，兼亦不顾本党。即如中山为革命元勋，今日亦遭排斥，人之无良，一至于此。然以鄙人观之，彼地方党之排斥中山，不啻以卵投石耳。何则？彼一般结党营私者，固不可一日无党。若长厚如中山、功名如中山者，又安用党为！ 

章太炎所说地方党之排斥中山，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当时江浙保守势力的代表张謇。事实上张謇也确实对孙中山意多不满。其中有他复杂的政治立场，也有个人的情感和偏好。作为一个传统儒家士大夫，他又曾经获得过晚清政府的职位以及状元的荣誉，实在很难发自内心地接受一个没有功名傍身、更谈不上修养的革命党人。他甚至更愿意接受黄兴而非孙中山。另一方面，张謇也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实务上，这使他对暴力革命、对破坏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革命活动，天然地具有排斥情绪。在一方的自我克制之下，另一方不断陈说不满，这一情势反而更加深了彼此的隔阂。明明都是为了和平统一的目标而合作，却落得彼此指责的结果。此事虽令人惋惜，但也更说明双方都有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理由、和不得不遵循的立场。若无一定坚决之立场，也不可能存在无法化解的阻碍。

三、纷争激化

在统一党一事中，关于建党一事，实不仅仅局限于章太炎与张謇双方势力之间。章太炎组建统一党的方略基于其不被派系斗争左右的理想，进一步说，这是基于他对建立平等国家的理想。这也意味着，他对两党制的支持，实际上也只是暂时的。章太炎在其政治理念的光谱上，更倾向于平等而非古典主义的“共和”。而在张謇看来，组建政党，除了维持其中立和稳健的方针之外，也必不可免要调停各方势力，并为未来在内阁组建及争夺议议席诸事务中提供力量。同样主张建立一个中间派政党，两人的出发点看似接近，但细考其行事风格、举措，实则大相径庭。而在这一事务中，实则还有重要的参与者，就是与章太炎一直有纠缠争论的梁启超。而梁启超对统一党及是后的共和党，就有另一种偏于政治观念和哲学思维的立场。梁启超也在辛亥革命后，活动多方，他与章太炎早已针锋相对。与张謇对照，可以看到，二人针对革命党人的态度和举措，恰恰可以概括为互为表里。张謇似乎隐于幕后，在人际关系中运作着南北和议等历史事件。而梁启超是从学理、政治理论上宣传其言论，影响政党活动的人。他对“中立”这一立场的解释，也沾带上了其共和主义的色彩：古典色彩的“共和”意味着选举不同派系的代言人，这就和绝对的“平等”相对，而更注重秩序和自由的调和。梁启超早已深度介入了与章太炎的争论，更在具体事务上配合了张謇。

在张謇1912年八月、九月的日记里，除了记载与章太炎在北京的一次会晤外，还记录了九月二十六日，他曾拜访梁启超而未果。他“自津返，留书于梁任公。”当时梁启超居住在天津，往返于京、津之间，调停各党派之间的关系。这次交往的内情不得详悉，但梁启超也对立宪派示以拉拢和支持，对张謇持有同情和理解，而对前清所遗留的北洋系官僚和南方革命党则都不甚满意。他与张謇的过从及相商事宜，可以从1912年10月11日的家书中窥得一二。据其与家中幼子书信《致梁思顺》可知旅居天津的经历：

到津后情形，由汝叔报告，想先达。三日来无一刻断宾客，唐绍仪及前直督张锡銮皆已来谒，赵秉钧、段祺瑞皆派代表。门簿所登已逾二百人矣。各省欢迎电报，亦络绎不绝，此次声光之壮，真始愿不及也。张謇、黄兴皆候三日，因初十在湖北开国庆纪念，彼等候至初七不至，遂皆往鄂耳。……连日赴共和、民主两党欢迎宴会及演说会，又地方官纷纷请宴，应酬苦极。……共和、民主两党合并已定，举黎为总理，吾为协理，张、伍、那皆退居干事，大约一月内现甚秘密。成立发表，国民党亦曾来交涉，欲请吾为理事，经婉谢之，彼必忿忿，然亦无如何也。 

其书信中言及内阁成员大致拟定，谓之“现甚秘密”，而张謇、黄兴都参与庆贺纪念会，双方尚且达成了一定的和解。且张謇本人对黄兴也颇存有好感。张謇9月26日于天津留书梁启超，所秘谈之事显然与国民议会选举及两党合并之事有关。而二者保持秘密商议，当有一段时间。且梁启超对国民党的印象极其不佳。这也有其前因。在上海的共和党筹备组党、合并的事宜中，也有梁启超活动的身影。他不但参与斡旋各方关系，更曾发表演说。其言谈中对革命派中一些极端的思想和暴力活动主张，十分的反感。他固然持有立宪派的立场，但也愿意接纳思想不至于过于激进的革命党成员。

何以如此认定？那是因为在1912年10月10日终于建成一个共和政体的现代国家之前，梁启超也参与了共和党组党、建党的事宜，也与革命党中的激进分子有过交锋。在表面一团和气的建党、组建内阁的背后，则是为了选择党代表、争夺议会席位以及理想信念之争，而一直吵得不可开交的党争。在是后于10月20日在北京国民党本部欢迎会的演讲中，他提出政党作用有消极、积极两方面，一者可“免使缘政争以致流血也”，一者可“缘各行其是以导国家之进步也”。在共和党本部欢迎会上的演讲则盛誉“共和党为最有历史、最有价值之党”，并谓近代政治之特点为“政治之公开”与“政治之统一”两者，寄望共和党注意“意思之统一”与“行为之统一”。梁启超盛赞国民党的建国功劳，但在演说中则将建设国家、谋求统一作为主题。对共和党推翻满清专制统治，而能不致内乱，则更为赞赏，谓之“是故人人所痛恨之君主专制政治，实假手共和党锄而去之，此共和党不畏强御之一表征也”。从中可见，梁启超对共和党寄予了极高的期望，这种态度取决于他对战争、特别是内战的深深的忧虑。尽管如此，在建立中华民国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革命党人与北洋系、共和党之间一直有着冲突和争议。多方的矛盾并未得到调停，反而愈加激烈。梁启超的发言一边调和着国民党和北洋系的矛盾，一边也将其政治活动的重心，从“革命”转移到了“统一”上。从上文所引张謇与梁启超通信往来，及梁启超家书中的自述来看，他的活动也颇存有一些党派斗争所常见的手段。这并非如他所宣称的那么理想化，甚至是基于一种对固有秩序和平衡的信念。这与章太炎的理想不同，当然也与张謇的偏实用的行事风格有差异。对其调和论，汪晖将其概括为一种基于功利主义的道德实践。 

当统一党改组成为共和党之际，章太炎早已放弃了这个他原本寄予期望的政党。1912年章太炎曾尖刻地抨击共和党内的“腐败官僚”，这一批评在梁启超次年的演讲中得到了回应。其理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梁启超忧虑于暴力革命将导致社会动乱、社会建设无从维持；他更忧虑在外国军事势力环伺下的新政府，一旦发生暴乱，将给列强以瓜分中国的良机。在此种危机之下，宁可与不理想的政府合作，也不欲轻易发动战争。1913年4月16日，梁启超在共和党两院议员恳亲会上发表演说，自陈共和党力求中立，在国民党与北洋系之间谋求一种平衡。见《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共和党两院议员恳亲会演说笔记）》：

我共和党人，既不愿随逐腐败，又不愿附和暴乱，以此种不识时务、不合时宜之党，在理实难得生存之余地，遑论发达。不宁惟是，我共和党非徒消极的不肯随逐腐败、附和暴乱而已，更积极的欲矫正腐败、裁抑乱暴。介于两大之间而毅然与之相抗，此无异奋螳臂以当车毂，捧抔土以塞孟津，不自量至此极，自问亦良觉可笑。然我共和党同人，犹勠力进取而不辞者，诚确见夫腐败与乱暴两派之势力一日不消灭，则政治一日不能改良，此两派势力多存一分，即国家元气多斵丧一分，驯至非陷国家以当大敌，故地位之艰巨困衡，未有过于我共和党者矣。 

此外，他在这次演讲中还提到了自己对国际形势及历史过往的观察，认为共和党力主维持国家政权稳定，以防内乱之际外敌入侵。这是颇具有识见的：“吾党鉴观各国前史，见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而暴民政治一发生，则国家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况我国今处列强环伺之冲，苟秩序一破，不可收拾，则瓜分之祸，即随其后，为祸宁有纪极？……吾党对于临时政府之设施，无一能满意者。虽然，以为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有政府终胜于无政府，而充乱暴派之手段，非陷国家于无政府不止。吾党微词惧，故虽对于不满意之政府，犹勉力予维持，以俟正式政府之成立，徐图改造焉。” 

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曾旅居日本，经由东洋的文化转译，了解了西方文明和西方现代社会的政体。基于建立一个新国家、新党派的主张，两者的趋向，早年即由短暂投合转为分殊。梁启超巧妙地将其关注点集中在“建设”上，这一逻辑和他曾持有的“只支持立宪不支持革命”是暗合的。这一点上，他与张謇显然更容易有默契。非但如此，在其1912年10月20日《莅位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辞》中提及“凡政党必须有公正之手段”、“凡政党必须有优容之气度”， 这些都是针对和平时期公开合法的政党所提、而非秘密会党或学会。从中可见，其立场始终立足于和平统一。

结合上述1913年组阁后梁启超安抚革命派的言论了，他的告慰又是否发自肺腑？是年7月25日，梁启超在与袁世凯的书信中分析了组阁前后的党派之争。在他的认识中，立宪派是最须要拉拢的，而革命派则最不可靠。他主张以议会这一机构和成熟的机制，将革命党势力边缘化。所指虽不甚明朗，与上文所引材料相照应，可知即与张謇所交涉事务的思路相一致：

今国中出没于政界人士，可略分为三派：一曰旧官僚派，二曰旧立宪派，三曰旧革命派。旧官僚派公之所素抚循也，除阘冗佥壬决当淘汰外，其余佳士大率富于经验，宜为行政部之中坚。夫以我公之位置运用行政部，非所忧也，最当措意者，思所以博同情于立法部而已。此其道固不可不求诸旧官僚派以外。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他日政府稍行整齐严肃之政，则诋议纷起。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其在政治上之活动，必不能得势力，其人数之多寡，消长无常，然虽极多，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又不可阿顺之，阿顺之则长骄，而其焰亦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 

梁启超人后的评价中，才见对“旧革命派”的提防和心机。而这又与章太炎的主张相悖：章太炎所谓的“破坏”内涵比较复杂，他更主张保留一部分革命派的血液，使得这些新鲜的活力不至于因制度而迅速衰败。当共和党暗中被巧妙地换血、分化和转移之后，其“破坏”的主张似乎也让人自然联想到暴力革命。这些自然也不是梁启超所愿意看到的。列文森对此有过精到的评价：他的民族主义情绪实则是其文化传统的另一面，也因此在保守和激进间选择了中立。梁强调议会而有些刻意回避具有西方普世性质的文明，是基于他的民族自尊，那么建立议会就不过是一种手段，以确保民族国家的独立。

梁启超和张謇所以能接近，除文化修养、阅历的相近之外，主要还在于有共同的政治主张。他对共和党提出的建议有四：“一曰共和党自身宜取强立鲜明之态度”；“二曰对于政府宜取强硬监督之态度”；“三曰对于主义相近之党宜取融合态度”；“四曰对于主义相远之党宜取协商态度”。也比较接近张謇所持“稳健”的主张。此外，就对西方殖民者的警惕而言，两者也有共通之处。张謇在1912年短短一年之内，与国民党疏远，除了党派立场之争外，还有一个隐藏的重要原因。张謇早年在淮军将领吴长庆门下作幕僚，曾经参与处理过朝鲜事务，对日本企图控制朝鲜政权、觊觎中国的野心，他已经预见。甲午战争后，他的民族感情更是被激发。对外国势力企图通过金融手段控股晚清政府军工企业，更是早有所警觉，也一直坚沮其议。在辛亥革命成功之际，这个政党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即筹措新政府的军费及维持财政收入，因此难免有借款之需。而在孙中山与黄兴商谈欲妥协的一系列事务中，就有一件颇有争议的事：引外资入股汉冶萍公司。这一条是张謇无论如何都不愿接受的。他在《日记》中载，1912年2月7日（辛亥年农历12月20日）：“与孙、黄函，争汉冶萍不可与日人合资”；两日后（9日，农历12月22日）“孙、黄答复，汉冶萍约已签”。张謇曾于是年访问湖北武汉，也参观了汉冶萍铸铁厂，对其新式机器及产能皆颇感新奇。转而在一月之后，就闻知日资入股之事。事系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八日，虽然孙中山等人也预见了将汉冶萍以私人名义与日资合办一事有所不妥，但从日方所借二百万元，也仍然作为担保借款收下。这也意味着对中日合资一事，孙、黄仍然选择了妥协，只是降低了日资独占国有军工企业的风险。而在当时，张謇尚未经历为大生纱厂筹资困难、不得不与外资合办的人生阶段，也正值心系民族国家之时，所以对借款一事，其态度是深恶痛绝的。当时张謇的注意力也集中于盐务改革，因此也意欲向新政府争取更多财政支持，这也是他在京面见银行家的原因之一。这一点也加深了他与革命派的裂痕。见识到现代工业的力量之后，张謇当然不愿意将关系国家命脉的重工业企业置于外人掌控之下。此事自然在他心里埋下了对革命党人、乃至对国民党的成见。在这一事件中，双方都有其艰难的现实处境，也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很容易坚持不下，甚至形成裂痕。

张謇在与汤化龙的书信中就再三言及不可将国有重要企业与外资合营，以防国家经济命脉受制于人。这段时间内他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而此时党派之争也愈发激烈。见《致汤化龙函》（民国元年，1912.5）：

两党纷争，致公与少川受挤，思之危栗。幸公出以坚决，风潮渐平。但垫款虽可即定，而大借为吾国命脉之所关，断无中止之理。大借条件，必更甚于垫款。乘间抵隙，彼党大有其人。为国家危，更不能不为公虑。窃意此次共和党之对待少川，固由南京积忿，郁而思泄，但操之过切，其反动力乃全注射于工一人，此不能不为吾党惜也。謇意临时政府期内，断不能再有摇动。前已电嘱翼之，加意匡助。今衅瑕已构，虽日言消融，终恐无效。

日前黎宋卿有电，促謇入都，而党中诸人，亦有电来。謇本有北行意，商之竹君，以为尚非其时。盖一恐以运动借款之名相加，一恐以组织内阁之事相拟，故迟迟未决。謇若北行，必先与彼党南中重要人物联络，表明此行专为调和党见与扶助现在内阁之意，使之不疑。到京后亦必与彼党款洽，并切嘱吾党，勿再有攻击政府举动。果能稍稍融洽，或于大借进行，免生障碍。但能否尽如吾意，殊不可知。 

据此可知，当时张謇仍然在各方之间斡旋，其心事所系，仍是国家的经济民生问题。此事即关系到官办企业的所有权，也影响张謇本人所经营的工商业。在汉冶萍公司与日资合营一事上，他与孙、黄二人也有分歧。张謇对向日本借债及孙黄求助洋务派买办盛宣怀一事，是非常不满也极为排斥的。这种发乎个人情感的不信任，使双方的合作本就非常勉强。因此于公于私，他都一直坚持调停，尤其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愿意与北洋系妥协。此外，信中也明言黎元洪邀请其入京并商议组织内阁等事务，只是张謇当时也受党派争议所累，没有立即应允。在1912年5月组党到同年9月他在京、津两地的活动轨迹来看，也与其信中所述相合。9月初在北京与章太炎会晤，大概正是与其交待、商议这份内阁成员名单及组建支持新政府一事。张謇的意图仍以交待协商为主，但并未有让南方革命党人参与决策的意愿。以章太炎的性格，更难以同意。他判断双方“衅瑕已构，虽日言消融，终恐无效”，也旋即应验。

然而，这其中就没有对章太炎等人的误解吗？章太炎同样持有民族立场，对黄兴、孙中山尝试对外借款等举措也有过反对意见。其激烈程度，恰好与其“破坏”主旨相符。即便孙中山，也终究在权衡民族利益之后中止了这些条款。知悉此事的章太炎更致电孙中山，除了赞许之外，更言及江浙立宪派和工商界人士曾据此攻讦革命党人。章太炎也忧虑政党形象，对质疑方流露出了怀疑和敌对情绪。三方都为同样的民族利益和国家未来而忧心，他们的忧虑又变成了攻击彼此的武器。

四、各方心态

章太炎、张謇、梁启超三人，因为各自政治观点、党派利益的关系，而选择了合作或分裂。从他们的说辞和行动来看，在1912年南北势力于北平达成暂时的和平之后，张謇和梁启超赢得了短暂的政治上的胜利。其所以胜利的途径，也并不如其演讲、公开发表的言论所表现的那样公平和透明，在其私人日记、书信中，都留下了当时党同伐异的行迹。这是一个悖论：辛亥革命后，虽然成立了具有现代形态的共和国，依照现代立宪议会的形制和程序选举议员、组建内阁，主导者的心态仍没有完全脱离传统士绅的限定。张謇和梁启超，从政治实践和政治理念上，都更加容易达成理解。何况康梁二人与张謇的交往，渊源有自。康有为与张謇曾于翁同龢处晤面，尽管张謇对其印象不佳。保皇党时期，梁启超也曾拟援引其入会。在拟定共和国内阁时，梁启超更将之作为立宪派的中坚力量而小心维护。在其于1911年与康有为的书信中，他也阐明了选择推举袁世凯为现代国家领袖的原因：权衡利弊之后，袁世凯是当下可以调停各方势力的一个最可靠的选择项，若不与之妥协，恐更加保守的清朝满族大臣们上台，国内各方的对立情绪会更剧烈。何况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的排满呼声和民族主义情绪也不能纵容。他也基于此，提出“如此必明与民族主义为敌”。 

章太炎也同样不支持排满的言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其民族主义也有其基于传统中国精英文化的思考。一个现象随之涌现：梁启超、章太炎虽然早在保皇党时期就有旧怨，但他们对当下革命的认识、对未来历史的走向，又有一定的共通之处。虽然对于未来的国家制度、政党建设各有其利益和主义的分殊，但是又无一不在民族的问题、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对国家的统一有其共识。甚至章太炎最初还有过同意“虚君共和”的妥协。也许，与其说妥协，不如说在事件爆发的当下，章太炎同样无法预见未来的秩序。每一个事件中人都在每一刻事件的变动中，摸索着自己的步调。  而当形势推移，革命已成定局，章太炎就决计不再考虑此议，而坚定对共和的支持。尽管如此，他通过程德全的牵线，与张謇等人开始了政党组建的活动。这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毕竟在辛亥革命前夕，他还发表过《诛政党》一文，历数中国政党中七类人物，以史学传统的“朋党”目之，其中自然有康梁与江浙士绅的代表张謇、汤寿潜。个人在历史中，虽有形势所迫促下的决定，也有其出于自身学养、思想和性情的选择。章太炎表达的政党的“破坏”性质，实则不只是制度层面的、也是思想层面的。而这也一定会遭到谙熟其旨趣之人的反感。梁启超同样了解19世纪欧洲社会的思潮，也知悉现代哲学带来的科技进步、政治的昌明。然而，他的态度就比较暧昧：他从早年激进反对传统、甚至鼓吹种族主义的经历中醒转，意识到未来某一天，中国的传统或许能为现代社会危机提供某种资源。乍看之下，章太炎和梁启超似乎针锋相对，但他们所立足的基础又是一致的：都面对着同一个传统，只不过是传统的不同面相。章太炎谈及政治时，也更专注于具体，而反对以粗暴的方式将一种理念强加于制度之上。组阁过程中，立宪派中人一味以日本政治制度为效仿对象，章太炎对此也颇为不满。对民主代议制，章太炎并不狂热追捧，他也愿意从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寻找资源。这一旨趣和梁启超也颇有分歧。二人除去早年因革命党与维新党纷争而发生的私怨外，在政治制度的理解上也难以调和。何况梁启超在组党过程中运用程序，暗中排挤革命派，这也加重了章太炎对政党的厌恶。章太炎持在日本期间逐渐建立了以个体为本位、平等的世界观。平等主义是他反对帝制，也警惕帝制复辟的基础。他自然也对代议制的无法信任。而梁启超持论的基础屡次变动不居，先是主张平等、批评西方古典共和制，后又开始转向调停居中，且对西方近代社会的革命有过研究。他在日流亡期间，接受了一些共和精神。这是一种以民主的代议制的方式实践的古典政治。梁启超与章太炎的区别在于，他的转变缺乏一些反思性，而又对将制度直接套用于本土政治实践过于乐观。章太炎的忧虑在事后证明是颇具历史远见的。

三方人物交互的过程中，其精神气质的差异也不容忽视。毕竟，除了关于民族国家等宏大主题的争议、利益角逐的考量，三人也有对自身、对关于国民的“自由”的不同理解。他们不同的出身经历和上升路径，也使其心态不同。相对而言，张謇是旧时代的清贵官僚，梁启超也是通过社会上层介入变革的新贵，章太炎走了清代经学家授学讲习的路径、是在野的精英革命家。三者对自由的理解影响着他们与他人共事时的好恶，也关联着对政治制度的理解。

显然，张謇尤其不能理解帮会中人的语言和举止，出于天然的情感和士大夫 的骄傲，他都难以对这些人做出折中的评价。反观梁启超在事件经过中的态度与举动，他对张謇的拉拢和维护，是否也有另一重考虑？毕竟张謇等立宪派成员多为经验老道的官僚，他们更擅长于应对一个新兴国家的具体财政、法律和行政事务那么不管出于实用的考虑，还是带有党派的偏见，张謇在各势力间调停，也自然会让革命派居于劣势。是后，章太炎与之不复往来，但并未有明显针锋相对的言辞。更为微妙的一点是，在张謇1926年去世之后，章太炎还写就了对其诗歌的评价：“（张謇）得濂亭（张裕钊）薪火之传，以文章揜科第者也，诗文别成一家，旨在经世致用。” 当年的恩怨已然散去，此刻章太炎对往事也已释怀。那些恩怨虽然夹杂着个人好恶，却始终无关私人得失。

作为地方精英的张謇，也难免无法适应革命党人的性格和气质。对儒者来说，会党中人的草莽气颇为陌生。如果梁启超因会党的恩怨而排挤对方，张謇的不适感反而加重了他的偏见。章太炎尤以偏至自况，演说言辞中也时有会党中人的江湖义气。如《在东京欢迎会上之演讲》中云：“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 他不独骂对手，也骂革命党中的狂热分子，又维护革命党人的尊严和成果。此间甚至得了“章疯子”的称号。章太炎将其精神病式的言行特意摘出，作为其早期革命派的标签。这看似与传统士人文化所标榜的君子形象不合，但实质上却符合章太炎自身的哲学。他力求民族革命、推翻清政府，因而在各方面的态度是最为坚决的，也愿意以偏至的行为来标榜自己的哲学。作为一个学者，其观点与言行务必有所统一，这也符合传统学术精神。但张謇显然与其大相径庭：世代务农又身为儒者，前半生一直顺应清代社会主流，革命对他来说未免极端。从个人的性情和喜好来说，张謇也显然更喜欢、亲近那些接受过传统士大夫训练的革命党人（比如黄兴）。章太炎的气质、尤其是带有“暴力”字眼的言语，对张謇而言既陌生又荒唐。

作为激进的革命派，章太炎对张謇与梁启超的不满，其主要原因在于，深受传统社会上层精英文化浸淫的保守派，表面上遵从民主选举的程序，暗中却仍然持有党争的思维故习。双方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牵制彼此，尽可能为自己的党派争取更大的势力。从张謇、梁启超的互动和他们私下的表达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对遏制激进的革命党人，是有共识、也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的。双方因为巨大的差异和观念的不可调和，而始终没有达成一个有效的沟通和理解。

然而，胜利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太久。张謇于是年十一月辞去国民政府的职务，也从此与革命党人彻底远离。据《日记》载，农历十月（阳历十一月）：

十四日 国务院电许辞职，即电程督，委人于二十四号接收。 

十六日 离职。 

尽管他不愿意理解革命党人，甚至带着一种固执的士大夫的骄傲，不愿意与缺乏精英文化素养的人交往；他对袁世凯本人又心怀另一种不屑。他有两封请辞函电，其中措辞，又至为沉痛，对袁世凯的弄权和治理方略持以更激烈的批评。诸如《辞勋二位电文》（1912）：

前清时代，以曾忝科目，时时论列民生国计，而迄无效，由是为农以没世之志益决。共和建设，亦以国民天职，薄有献替，而民国成立以来，垂及一载，民生痛苦，倍于昔时。……远溯介推绵上之逃，即贪天而无自；近维田畴关内之让，亦卖塞而无词。良知尚存，未敢承命。 

《再辞勋位电文》：

岂意人事舛午，兵匪迭扰，外人已易其试听，内政尚瞀于党争，国利民福，未知何日。大总统特定勋位，具有苦心，顾好官多钱，当施之于释兵之使相，若以小儒厕之，在总统未免以名器假人，在謇亦耻以口舌得赏，此前电硁硁不敢承命也。 

两封电函，前者以春秋人物介之推退隐深山、三国隐士田畴以中原失天子为由拒绝封赏来自况，后者直接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暗示自己不愿意接受好官多钱，其中的讥讽之意已溢于言表。因为袁世凯意欲恢复帝制，在内阁中弄权，这是张謇当初并不想预见的。

回到历史现场看，1912年的中国政党建设与政体建设正在紧张筹备中。不同派系的人，出于对现代政治的误解而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上、有过一段纠缠不清的争端，并最终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一个“政见不和”的印象。回顾当初三方人物的纠葛关系，还可以看到，三个不同身份、持不同思想和政治观念的人之间，形成了一股张力。

如果说梁启超、章太炎二人在思想上有不兼容处，这是较为显见的。那么张謇对两者的态度，就更加微妙：张謇更着力于在各种政治程序间游走，似乎不善于谈论抽象的哲学。然而，他确实有其政治主张，至少曾经接触过一些英国古典政治哲学家的学说。在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演讲稿中，就引用了英国保守主义学者艾德蒙·伯克的论说，并历数西方诸家自由学说，而驳斥一种极端的平等观：“须知西儒说自由甚多，加尔来言不服从规则不能自由，士遮夫言自由以法律，博尔克言成自由在秩序，毕达哥拉斯言不能制己，不能自由。……若如浮嚣之士所喜谈者，推之一家之中，父母兄弟夫妇子女人人如所说之自由平等，能一日相安乎？能自安乎？” 张謇似乎更亲近于古典意义的共和精神。

不同于章太炎，张謇在政治立场上支持立宪派，对激进的革命思潮既心存戒备，又因其士人的身份而更加熟悉文化精英阶层。在江苏谘议局筹备过程中，张謇就在江南士绅中取得了较大的威望。立宪派更于1909年获得一时的风头。张謇参与了谘议局向国会请愿的运动，并修改了请愿书底稿。他甚至对请愿一事也持保守态度。因为他之前东游日本，自甲午战争失败后对各方人士也有所了解，对中国一旦丧失主权、以民众的智识恐招致社会巨大动乱这一可能，他心存深刻的恐慌和预见。这种复杂的心境，在传统中国的士大夫精英阶层中不乏其人。这既与他们身为社会上层精英、天然对动乱恐惧有关，也源于他们对现实政治和国力有基于现实考察的理解。这些当然不是身处帮会、以推翻旧秩序为目的的章太炎所能完全理解的。同理，张謇之流若要真正理解革命家，也不乏痛苦和困惑的过程。章开沅将张謇这样由旧式士大夫阶层转型为近代开明商人、实业家的历史人物，比作中国古代传奇中的龙女：为了适应人间的生活，龙女必须先经历脱去龙鳞的痛苦，并谓其“稳健有余而势头不足”。这段评语，针对的正是清朝光绪朝廷下身为帝党首领的翁同龢与张謇的政治立场和主政风格。张謇熟悉迂回而隐蔽的政治斗争，在面对社会变局时，出于思维的惯性和个人的偏好，也自然会选择保守、稳健的风格。而传统宫廷中的斗争经验，又被他传递到了辛亥革命之后的新的政治生活中。于是，在运作之下，他将西化的政党选举程序，不知不觉转变成了传统中国政治生活中再为人熟悉不过的党争。

反观章太炎和梁启超，两人也在政党问题上有分殊。章太炎的学说对个体自由特别重视，他对个体与群治的思考，来自古典传统。如此则他不会鼓吹一种民粹的知识，那就违背了他对个体自由的理解。所以，不难理解他对政党的感受何以如此复杂，而又在历史关头参与了相关事务。他的主张是：在组党事务上要有革命派自身的特色，中间派有其参与政治的使命，应当有立场。他更希望保留革命党人的个性。而梁启超的政治学理解就微妙了：此刻他更重视“党”，而畏惧盲从的“群”。梁启超对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和西方近代各国革命均有过考察，他对民粹的危险特别警觉，而不自觉地将一种流血革命的模式套在了对手身上。尽管梁启超质疑对手，却不能不看到，双方都基于一种精英的文化，在革命之后也成为新起的社会力量。假如就利益的视角来考量，张謇偏于现实，梁启超居中，章太炎趋于理想化。最暧昧的也是居中者：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了现代的降临，但对是否要接受这一变革，内心仍然游移不定。

章太炎、张謇、梁启超诸人的合作与纷争，是一次政党之间的合作与尝试。这也是对共和的一次实验。章太炎、张謇、梁启超诸人在各自的轨迹上行走，终于随其命运化为历史的尘埃。他们的观念曾经发生过碰撞，激发了各自的傲慢态度或愤怒情绪。这些历史人物似乎在某一时刻，成为了不同观念和社会阶层的化身。双方未曾调和，这是一种遗憾。然而，从晚清开始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新的政体、政党和哲思，使得新旧人物不得不努力达成多方合作，摸索一条建设制度的路径。直到20世纪，现代的闸门忽然打开，应对这一变局的精英阶层都是仓促的，留给他们启蒙大众的时间也不充裕了。将原因归结于任何一方都难免武断之嫌，从一件历史事件所折射出的多方纷争中，可见三方各有其傲慢和成见，其纷争背后更有学理、思想和社会实践的分歧，他们为建立民族国家的共同目标而合作，却又因分歧和误解而纷争。革命党、维新党和作为儒者的立宪派，他们各自皆有对传统的理解，在时代变局中也据此表现出不同的倾向，而当纷争发生，多方力量也合力促成了新与旧的交替。

【作者简介：丁玎，南通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法学院）校聘副教授。】

【来源：《章太炎研究》第2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版。】

注：特此感谢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