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

——张謇企业家精神的当代启迪

赵明远

（来源：“南通社科”公众号 2022-06-15）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近代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作为被习近平总书记赞誉的“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族企业家的楷模”，张謇拥有与一般工商业者不同的身份特质。他是从士大夫身份转化为民族企业家的，他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具有传统士大夫中优秀分子的高尚品质，那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苍生为己念”的社会责任感。

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他本来可以通过拥有的政治资源和政府权力大展宏图。然而在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背景下，政府的软弱无能、官场的昏聩腐败，不仅他的许多建议、方案不被当局者采纳，身居高位的他竟也无法实施他救国救民、兴业强国的计划和方案。在对现实政治极度失望之中，他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家乡。“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他辞去了官位，回到家乡履行一个绅士所应拥有乡土责任，把他的爱国情感落实为对家乡、对民众的具体行为。张謇的转型是冒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道德风险的，是一次艰难的抉择，用他的话说就是“舍身喂虎”“一意孤行”。

张謇的下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那就是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从张謇开始已经改变原来的那种“述而不作”“坐而论道”弱点，崇尚“实干兴邦”新理念。“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他有务实、开拓、实干的个性特征，具备成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潜质。

和近代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张謇的救国理想和实践方案是着眼于克服深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而思考和提出的。归纳起来，在政治上，他曾经向往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但他很快顺应历史潮流，支持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经济上，力图改变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提出振兴实业，大力发展现代民族工商业的方案；文化上，他要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文化、普及现代教育的方式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在所有这些不能通过当时的国家力量来推动、政府权力来实现时，他在家乡，以自己状元的身份、名流的地位来号召、来推动，他领导南通人民开始“地方自治”实践。所谓“地方自治”就是全面开展社会建设的代名词。

张謇把南通的地方自治、建设家乡的内容归纳为“实业”“教育”“慈善”三个主要方面。而贯穿于其中的就是儒家文化中的进步成分：“民本思想”。1895年，张謇在张之洞的授意下在南通开始兴办实业，筹建大生纱厂，纱厂的定名来自《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他说，他办厂的目的就是“为通州民生计，亦为中国利源计”，他后来兴办的许多企业都用了“生”字。在当时，国家贫困、社会残破、民不聊生的大背景下，解决民生问题就显得尤为迫切。同时，张謇出生于农民家庭，对社会底层民生疾苦有更深切的体会。因此，他发展实业，实施“棉铁主义、棉尤宜先”优先发展棉纺织工业的方略，是着眼于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劳动力，实施沿海垦殖，将现代工业与本地传统产业土布业、植棉业相结合，力图实现资源、要素的集约综合利用，计划构建较为完整产业链，实施“内生型”“在地化”经营模式和发展方式，达到了“利用厚生”目的，利用好本地资源把民生做厚实。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民本思想”和乡土责任，是他确立南通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同样，在教育和慈善事业方面，他关注的也是基本民生问题。教育，他更关注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均等化，例如他对南通小学的布局规划是根据人口地域分布提出，如每16平方里建设一所小学的方案；他在南通所开展的慈善公益活动，更多的是从构建基层社会保障体系来着手，他设立了一大批救助、 

优待和抚恤的机构，门类齐全，涉及面广，特别强调“养教结合”，重视被救助者的生存技能培养，这与施舍式的慈善活动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在当年的南通，张謇领导乡绅、企业家们陆续建立了一批新型的自治组织，如农会、总商会、教育会、水利会、警卫团等，履行着许多本应政府来实施的职能。这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体制，是一个以张謇为首的精英治理体制，它可以有效地排除外来政治势力的侵扰和内部的纷争，迅速集中起南通有限的社会资源，开展大规模建设，使南通在短期内就实现了一次惊世崛起。

为把南通建设成“一个新世界的雏型”，张謇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是用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来实施的。南通的社会事业一直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张謇个人为此有大量捐助，甚至于负债，他长期登报卖字来获取慈善经费。在张謇的事业发展之时，他个人、家庭的日常生活状况却是一种让今人难以理解的俭朴，他秉持节俭、任劳的美德直至终生。他常说要“为世牛马”“为世界牺牲”“不能复为子孙牛马”，这是张謇人生观的朴实的表述，也是他躬行实践的人生追求。正是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张謇才成就了常人所难以匹及的事业。

20世纪20年代初南通建成了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拥有工业、交通、金融、贸易等37家企业的集团；沿海地区建立了20家盐垦公司，形成了资本额达2483万两白银的企业系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同时形成了由400多所各类学校，大批文化、公益、慈善设施构成的地方文教与社会保障体系。南通由一个落后的小县城迅速变成了一个近代化的新兴城市。

中华民族处在外强入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时期。南通一度呈现出国内罕见的安定的社会局面。中外来宾留下过无数赞美之语：美国哲学家杜威称南通是“中国教育之源泉”，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称南通“理想的文化城市”，《密勒斯评论报》总编鲍威尔斯称南通是“中国的人间天堂”，梁启超认为南通是“全国第一个公认的先进城市”，等等。南通的“地方自治”不仅造福于南通人民，也为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作出了可贵探索，并奠定了张謇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卓越地位。

回顾张謇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张謇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才能够突破传统的身份评价标准、阶层限制，实现了从士大夫到企业家的跨越；正是因为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才能够自强不息、强毅力行、艰苦实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发展实业公益，造福乡里，改变了社会对知识分子“清谈误国”的负面形象；正是因为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的企业发展方略才能更好的与乡土民生、地方资源很好地结合，在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间产生出强大的联进效应，带动了乡民共同富裕；正是因为他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才能够从乡土着手，从民生入手，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南通地情的区域发展道路，并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和解读一个多世纪前的张謇，分析、梳理他那一代人在创办实业、经营企业中的情感与情怀，在用先进理念、科学精神和产业力量、经济力量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中的思考与作为，在观察世界、认知中国中的胸怀与境界，我们会更多地会为他爱国情怀、乡土责任，民生意识、奉献精神所感动。

当代中国的企业家是一个既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又为民族创造精神财富的群体，他们以契约意识规范行为、示范社会，用创新勇气造就历史、开创未来，是值得尊敬的一个重要群体。跨过一个世纪，今天与张謇时代有着全然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新时代赋予企业家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广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包括企业家在内的社会各界，都能从张謇的企业家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中汲取到丰富的营养和力量，一起践行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见贤思齐，增强家国情怀、担当社会责任；勇于创新、奋力拼搏、力争一流，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同时，我们由衷希望当代社会能涌现出更多、更大、更为壮观的当代“张謇”式优秀企业家群体。

作者单位：民盟南通市委

来源：《江海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