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始于本世纪20年代初期，至80年代末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40年代。“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是张謇的主旨思想和实践，但内受文化和政治的掣肘，外遭国际资本的重压，自1922年起，大生企业系统陷入困境，特别是淮南盐垦区各公司濒临解体。这便是20～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辩论以及30年代初国民政府为挽救中国棉纺织业而推行“棉业统制”政策等学术和政策研究的历史背景。一些学者就大生企业系统，特别是淮南盐垦事业陷入困境的原因、经营方式、土地利用和发展前途等进行调查研究，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和论著，其中以胡焕镛著《两淮盐垦实录》和王慕翰著《江苏盐垦区土地利用问题之研究》两部专著论述颇受重视。1926年张謇逝世，不久，张孝若便组织人员为其父编写了《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这是第一部较系统介绍张謇先生的专著。

第二阶段：50年代。这10年间，极左思潮控制了文化思想领域，张謇的改革被视同为改良主义，又被描绘成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毒鸩，是比赤裸裸的反革命更危险的恶魔。后来又强调反修防修，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称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因此倡导“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君主立宪”，主张社会渐进改革并身体力行的张謇，被列入大官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列，并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的对象。这样，批判张謇代替了研究张謇。1958年，张謇的密友和助手刘厚生所著《张謇传记》的出版，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阶段：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在1961—1965年间出现了一股小小的研究“张謇热”，但好景不长。1966～1978年间，张謇研究者遭批判、迫害，学术研究被套上了政治的镣铐，甚至被送上了断头台。

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徐仑宣读的一篇论文激起了人们对张謇研究的兴趣，于是章开沅、曹从坡和谢本书等学者先后发表了10多篇论文；李时岳出版了一本《立宪派张謇》的小册子；章开沅立即撰写《张謇评传》一书；在许涤新、徐新吾等学者的推动和帮助下，南通学者也编写了《大生资本集团史》（稿）；南京大学历史系王绳祖、王栻和洪焕椿等教授则带领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帮助南通市档案馆整理了3000多卷大生企业系统的档案，编写了《大生纱厂厂史》；严学熙作了社会调查，撰写了《大豫盐垦公司经营方式调查报告》等等。尽管研究者们没有超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藩篱，但已批判地肯定了张謇在实业、教育和辛亥革命中的某些历史地位，不失为建国以来张謇研究的一个新动向——掀起了张謇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因不言而喻的缘故，良好的开端，立即被滚滚而来的“史无前例”的黑浪吞没。张謇研究成了罪状，多数学者遭批斗，张謇故乡的学者更首当其冲。原南通地区专员公署副专员邹强，原南通市副市长、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长曹从坡，原中共南通博物苑书记穆烜等有成就的张謇研究学者都被打成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邹强同志被迫害致死，曹从坡同志因抢救及时，幸免遇难。其时下放在南通地区的严学熙也遭株连。

第四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这是恢复张謇研究并作重新评价的新阶段。1979年秋，南京大学茅家琦、倪友春、严学熙等学者认识到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研究中国商品生产和商品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必须重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张謇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他是适应上述需要的。研究张謇从何着手？他是南通人，南通档案馆、博物苑、图书馆等单位还保存着万余卷档案和大批文献资料，这是中国资产阶级中唯一留下的最完整、系统的宝贵资料。整理、分析、出版这些第一手资料，将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经济近代化过程中的典型企业和人物并从中探索规律性的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章开沅、丁日初、曹从坡、茅家琦、穆烜、陈乃林和刘道荣等专家学者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个研究机构。这一设想立即得到中共南通市委、南通市社科联的赞同以及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鼓励、党委书记章德的支持，得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南通档案馆、博物苑、图书馆、纺织博物馆（筹）的赞同与合作。为启动张謇研究，1982年冬，严学熙等组织的江苏省第一次经济史学术讨论会放在南通召开。又经两年之奔波，一个由南通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南京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联合组建的“张謇研究中心”，终于在1984年12月诞生了。

在张謇研究中心筹备期间，严学熙曾受委托整理出版了以林举百的几份遗稿综合而成的《近代南通土布史》。这是重新推动研究张謇的辅助性、先导性材料。它的问世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并被广泛引用。接着又仿宋朝宋应星《天工开物》的编辑方式，编辑出版了《南通纺织史图录》、《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史资料》、《大生企业系统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Ⅰ》。此外，章开沅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杨立强和管霞起等合作编辑的《张謇存稿》以及孙家山的《苏北盐垦史》等也先后问世，姚恩梁、邹迎曦为大丰县盐垦史编了专辑。与此同时，国内外许多学者也发表了一批有关张謇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于是，召开一次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在即，而极左的幽灵仍在研究者周围游荡，我们虽然整整花了八个年头来驱赶，而直至会议前夕它还是偷偷临室敲门！正如有人打趣说的：张謇生于南通，难怪开拓张謇研究之路也实实在在的“难通”。但是，1987年召开的首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重新评价了张謇，把张謇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揭开了张謇研究划时代的一页，真正掀起了“张謇热”，甚至“谈张色变”者也热衷于张謇研究了。张謇研究从史学界、经济学界扩展到文学界。电视连续剧《子规啼血》和章回小说《一代巨贾——张謇传》也先后问世，《张謇传》或《张謇评传》也有好几个班子在撰写了。一个从不同层面、以不同读者为对象的张謇研究与论著潮流方兴未艾。

总之，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张謇研究的第五个阶段。

此刻，我们认为张謇研究应该作为一门学问来对待，也即需要建立张謇学。理由如下：一、张謇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言行对社会演进具有积极作用，他的事业和思想具有可以为后世借鉴的积极意义。这一人物已跨出国界，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研究之课题。二、他的社会活动和实践十分广阔，思想丰富，他的经历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因此张謇的研究有非常丰繁的内容。这里不仅牵涉张謇本人，而且牵涉那个时代以及他所属的那个阶级。三、张謇研究有较大的难度。这些困难不仅存在于前述四个阶段、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而且必然存在于未来的路途上。我们受着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制约。主观方面，我们有待于伴随中国式四化建设步伐，在实践中改善我们的观念和视界，从而使张謇研究更接近客观真理性。客观方面，有关张謇的大量资料档案还有待整理、公布，使之为更多的学者所利用；而张謇的人生道路发生过几次转折，他身上确实存在许多矛盾的现象；对他的研究又不能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属的那个阶级割裂开来。这些都在客观上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张謇生活的年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特别是他40岁（1894年）夺魁以后的20～30年间，无论是中烟的社会经济还是政治制度的变革，都远比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50多年间更为激烈和深刻。他以儒家传统思想为基点，探索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途，并在积极倡导“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过程中转化成为实业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属“绅商” 。虽然中国早期的企业家大多具有亦绅亦商的双重品格，但他们都是富甲一方的豪绅，唯独张謇家道清贫。在刚刚金榜挂名，由士而绅，尚未授实职，此时以月俸100两我银子的一介“寒士”的实力，号召创办60多万两资本的纱厂，何来资信？他奔走于大江南北，罹尽百般折磨，甚至走投无路，欲跳黄浦江！中国近代史上由士绅创办企业、为集资而历尽艰险者恐只有张謇一人吧。大生纱厂取得成功，并发展为拥有4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中国第一个较成功的民族资本企业系统——大生企业系统，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张謇也自然地成为江浙资产阶级中声望显赫的首领。状元办厂的成功，使“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堡垒打开了一个缺口。“学而优”者亦可为“商”。

19～20世纪之交，新兴而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提出了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政治要求，出现了两个政治派别：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前者以孙中山为领袖，后者以张謇为首领。共和派不断发动小规模的武装起义，立宪派则一再组织请愿，要求召开国会。中国资产阶级两个政治派别的合力，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基础，武昌起义巨掌一击，终于震坍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共和国”，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张謇领导的君主立宪运动和他在辛亥革命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规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政治体制变革过程中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张謇的一生丰富多彩，其社会活动和实践是全方位的。他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而且在军事、水利、城市规划、社会设施，乃至气象、出版、艺术和慈善等诸方面都有实绩。他的活动舞台也不限于南通，其辐射所及亦决非仅仅“倾动东南”，而是波及全国、瞩目世界的。他在南通及附近地区办实业、教育、慈善事业以及开拓淮南盐垦区等等，都旨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近代化道路，，建设新中国的“雏形”。他的贡献是超越地区和时代的。他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初创时期的旗手、中国近代农业的开拓者、近代水利事业的倡导者、开放门户和爱国主义的结合者、系统制订近代经济法规的第一人、新式教育事业的先行者、倡导“君主立宪”推行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带头人。总结张謇的事业和思想，我们也认 为他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近代化变革早期的典型，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向商品市场观念转化的典型，是理解中国必须“开放门户”、跻身世界市场的先进思想的典型，是把教育与人才放在立国、治国之首的典型。

“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留下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这是张謇博大胸怀之自我写照。他已离开我们66年了，而他留下的“有用事业”何止一二？他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而且为我们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他开创的事业至今仍绵延不绝，其聪颖睿智使人昭昭于久远；他的思想，特别是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和人才观的深刻内涵，有待我们深入体察，更新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此衡诸张謇的事业和思想，可以证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形成的他的商品市场经济构思，他的南通“模式”，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培育的“特区”、“开发区”，何其相似乃耳！也只有在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教育与培养人才视为国策的时候，我们才能从实践中敬佩张謇的教育和人才观。

在进入张謇研究第五阶段的今天，我们感到要使这种研究达到完善的程度，为期还很远。首先，“左”的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评价历史事件人物的传统观念还远远没有肃清，它至少还以惯性，不自觉地干扰着我们。同时，我们对资本主义这样一个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成果缺乏科学的批判继承，在摆脱姓“社”、姓“资”的争论以后，我们的观念必将不断变化更新，从而使张謇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推进。例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与实施，使我们为重新认识与评价张謇商品市场经济构思与实践创造了条件。又如张謇主随乡入乡君主立宪、学习英、日保留君主推行代议制民主政治，这一主张是否附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他的南通“模式”的历史与时代价值等等，相信今后会作出新的评说并产生不同观点的争论。

其次，现时研究张謇的主要资料是《张季子九录》、已发表的《张謇日记》和一些专著与文献。有些学者连《九录》都未能看到，转文相抄难免人云亦云。能看到张謇与大生企业系统保存的近万卷档案者，寥寥无几。论据之不足，必然会造成评价之偏差，更谈不上深化研究。

美籍华裔教授朱昌崚说过：“历史是一千年也研究不完的，张謇研究也是这样。”我们比照《红楼梦》研究之成为“红学”，在于这部文学作品的不朽价值、它的丰富内涵以及由研究资料的缺乏和研究者的歧见引起的研究的长期性而提出建立“张謇学”的主张，旨在引起人们对张謇研究的进一步重视，建立起更科学的框架，把这项研究推到更高层次。

我们欣喜地看到，张謇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研究的课题已有时日。20年代初，日本政界、商界和学界已开始对张謇及其事业的重视与研究，日本外务省驹井德三和一些学者对张謇大生系统的工业和盐垦事业还作过实地调查；今年刚庆70寿辰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中国近代史学派创始人野泽丰教授，他的大学毕业的论文就以张謇为题。70年代末以来，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日本工业大学、广岛大学、北海道政法大学、武藏大学的许多学者都加入了研究张謇的行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洛杉机加利福尼亚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以及法国、荷兰、香港、台湾的许多学者也越来越重视张謇研究。美籍华裔教授朱昌崚的《改革者张謇》，日本学者藤冈喜久男教授的《张謇与辛亥革命》，台湾学者宋尚平教授的《张謇的生平》，以及法国教授巴斯蒂夫人关于张謇教育思想和日本学者中井英基、渡边惇关于张謇与涩泽荣一的比较研究、关于张謇的盐政改革的论著等等，更激起了海外一批青年学者研究张謇的兴趣与热情。而这本《论张謇》，则中中外学者80年代中后期研究成果的总汇，我们希望把它当作“张謇学”的奠基礼献给读者。至于它能否担当得起，则恭请国内外学者专家评说。

（作者严学熙系张謇研究中心干事会干事、江苏省经济史学会会长、南京大学留学生研修部教授；倪友春系张謇研究中心干事会干事、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资料室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