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謇科学决策创办实业

庄  奂

南通清末状元、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张謇，胸怀“实业救国”的理念，弃仕经商，回到故乡创办实业，在实践中注重根据客观条件，审时度势，科学决策，走工农商协调发展的路子，创造了巨大财富。“独自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多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其经验对今天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融合，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也会有所启示，可资借鉴。

一、从宏观着眼定决策

张謇曾言：“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¹⁾”他践行“实业救国”的理念，正是从宏观着眼。

一观世情眼界开。张謇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兴盛扩张时期，他观察并分析了世情后，意识到实业发展是世界未来发展之大趋势，肯定地说：“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他认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他认定：“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²⁾”他对世情有此精辟的分析，因而践行“实业救国”的理念更加坚定

二察国情心忧虑。张謇于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参加恩科试，以一甲一名考中状元，例授瀚林院修撰。正当甲午战事日益紧张之际，他因父丧匆匆回乡。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家中守孝的张謇得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设厂，激起他极大的愤慨，指出此事“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并痛切地说：“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疑沥血肥虎，而袒肉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³⁾”张謇通过对国情的观察，既愤恨日寇的强横残暴，又痛斥清政府的妥协软弱，而对国危民贫引起深深忧虑，因此践行“实业救国”的心情更加迫切。

三为救国定决策。正当张謇忧国忧民，急欲发展民族工业，抵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意欲践行“实业救国”理念之际，曾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札委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要求他招集商股尽快办成纱厂，张謇慨然应允。因为他意识到“策中国者，首曰救贫；救贫之方，首在塞漏”，塞漏救贫则须兴办自己的实业，而“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⁴⁾”张謇考虑到通海地区盛产棉花，如果把纱厂办成，可抵御外国势力对华经济侵略，对抗洋纱倾销，“华商多占一方势力，洋纱少扩一处范围”，堵住他们在我国通海等地办厂之路，以“商战”之胜弥补“海战”之败。由此他定下“实业救国”的决策，矢志力行，并一以贯之。

二、从微观入手巧筹谋

张謇创办的实业，是大工业、大农业、大商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乃至向全国辐射。尽管千头万绪，他能够通盘考虑，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施。

首先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对此，不仅张之洞十分关心，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很支持，答应给予部分“官助”，其余的资金须张謇自筹。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夏之间，张謇奔走于通海、上海等地，得到沈燮均、潘鹤琴、刘桂馨、郭茂之等几位财团负责人的支持，组成了筹建纱厂6人董事会，开始筹集资金。后与省署等方面议定，官商各半，各凑50万两。当时办厂是件新鲜事，通州、海门的乡绅富户有顾虑，不肯出钱相助。张謇向张之洞求援，向刘坤一告急。刘坤一饬令通州知州、海门同知协助筹款，又阳奉阴违。张謇见此着无望，只好去催“官股”，官股也无着落。最后得到的是一批搁置上海黄浦江边日晒雨淋的英国进口纺织机器20400锭，折价规银25万两，作为股金。商股的筹集仍然十分困难，由于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好友沙元炳和有关地方父老的支持，筹够了办厂必需的资金⁽⁵⁾。

接着因地制宜选择厂址。张謇决定在通州办厂，一是通州盛产棉花，且量多质优价廉；二是通州地区手工机织户多，乐于使用机纺棉纱；三是通州劳动力充裕，素质好，工价低；四是纱厂多用女工，通州农村妇女大多具有手工纺织经验，容易掌握机器纺织技术。在筹集资金过程中，张謇通过实地考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9·7）决定将厂址设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当时有人不同意，说是“离城太远”。张謇却说“那是一块宝地”：西南距天生港12里，有港道相通；东南距县城15里，可避免对主城区造成污染；北有运盐河与苏北各县相连，交通方便。远离主城区，还可以给实业的后续扩展留下较多余地⁽⁶⁾。

继而举一反三大发展。张謇自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立下“实业救国”的意愿，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着手筹集资金，吃受千辛万苦，直到定厂址，建厂房，添设备，招员工，购原料，终于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拥有20400纱锭的大生纱厂开机生产。纱厂开机后要购买大量棉花做原料，急需资金周转。张謇又得四处筹借，仍时常碰壁，即使筹借到一点钱，杯水车薪，难以为继。他采纳通州好友得力助手沈敬夫的建议，采取“尽花纺纱，卖纱收花”的办法，加快了资金周转，办厂初期仍大获盈利⁽⁷⁾。创办一厂获得经验并有余利，清光绪三十年（1904）他在崇明下沙创办二厂。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以大生纱厂为轴心，又先后创办了19家企业，直接或间接为纱厂服务。并将19家企业合并，组成“通海实业公司”， 张謇任总理。至清宣统三年（1911），张謇还陆续创办了银行、船栈、堆栈等10余个企业，形成以纱厂为中心的大生资本集团。民国元年至十年（1912～1921），大生一、二厂的利润越来越丰厚，张謇于民国三年（1914）在海门创建大生三厂，民国九年（1920）在城南筹办大生八厂。至民国十三年（1924）大生一、二、三、八4个厂的资本总额达770余万两⁽⁸⁾。此外，张謇还创办了淮海银行、上海大达外江轮船公司、天生港轮船公司、资生铁厂、大生油厂；创办和协助创办了大昌纸厂、通燧火柴厂以及许多服务性的企业单位。各类工厂企业共有69家，整个大生财团资本总额达3400万元。致使当时南通“实业震寰中”，甚至引起国际业界人士的瞩目。张謇晚年因实业上的成就，曾荣获巴拿马世界博览会颁发的大奖⁽⁹⁾。

三、以科技创新求高质

大生纱厂创办成功并获得大发展，全在于张謇能够切实抓好产供销各个环节，并以科技创新力求产品的高质量。他曾讲：“人类技能随时进化…”，“亟宜细心研究，发明精良之新法，以图占优胜于竞争之场。⁽¹⁰⁾”并认为：“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于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¹¹⁾”因而，他很重视采用新工艺、新技术。

1．从源头抓起，兴垦牧、育良种。

张謇原来从民间收购棉花供纱厂做原料，因考虑到通、海交界处有大片海滩可以垦殖，用来种植棉花，既可保证对纱厂源源不断提供原料，并可降低收购原料的成本，还可培育良种，以棉花的高质量，确保加工成棉纱的高质量。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式成立通海垦牧公司，取得经验之后，又于民国三年至九年（1914～1920）自吕四向北直至陈家港，先后成立了21个垦牧公司，遍及江苏沿海，共开垦荒地100多万亩，每年可产棉花20万担左右，保证了对纱厂的原料供应⁽¹²⁾。原来棉垦区的农民习惯种植通棉，张謇从美国引进优质棉种在垦区积极推广，提高了棉花的产量和质量。在收购棉花时，为了把好质量关，特聘请精于鉴别棉花质量的“称手”管理原棉的收购和对纱厂的供应⁽¹³⁾，这就确保所收购的优质棉花为纺出高质量的棉纱打下物质基础。

2．引进与自培结合，崇科技，育人才。

纱厂初创缺乏科技人才，张謇采取三项措施：一是从国外引进。从国外购进的纺机、锅炉、引擎等设备，需要安装、运转、保养，请来英籍工程师汤姆斯和其他洋技师作指导；在纺织技术上，请来英籍工程师忒纳作指导。二是在岗培训，即以师带徒的办法，熟手带生手，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仅大生一厂通过岗位培训，纺织技术熟练者即达万余人⁽¹⁴⁾。三是办职业学校培育。张謇把兴教与兴业比作“父教育而母实业”。开始因无校舍，借用资生铁厂，设立纺织染传习所。民国二年（1913）创办全国第一所南通纺织学校和南通甲种农校，至民国十九年（1930）并入南通大学。纺校办13届毕业生300多人，不少优秀毕业生成为大生企业的纺织技术骨干，并分布全国各地⁽¹⁵⁾；农校原为改进棉产和发展垦殖事业而设，后为南通大学农科，其任务是研究作物栽培育种，重点在植棉⁽¹⁶⁾。

3．用奖惩办法激励员工夺高产，创优质。

纱厂初建，张謇即亲自制定管理企业的《厂约》、《厂章》，因事设人，组建精干的管理机构并亲自任总理，请他的三兄张詧任协理。按厂内各项事务、工种，设立四个子系统，即进出货董、银钱账目董、杂务董、厂工董，由出身商贾，对市场行情、纱布销售渠道比较熟悉，对经营核算比较精明的沈敬夫、蒋书箴、徐翔林、高立卿分别担任董事。《厂约》对各管理部门人员的职责、权限、考核办法、利润分配、奖惩赏罚、薪金、福利待遇等作了具体规定。《厂章》对厂内各房、栈、场、所的任务、要求以及工人的薪金、赏罚等作了具体规定。制度订立，由管理人员自上而下一级管一级，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赏罚都与薪金挂钩。职员考核功过，功分上、中、下三等；过分上、中、下三级给予赏罚。一月考核一次，列表报给总账房，年终按功过增加或扣罚薪金。工人的薪金按手艺优劣、务工勤惰确定等差。平时则通过奖勤罚懒加强管理。对纺纱数量超过定额质量优良者给予增加薪金的奖励，不足定额者罚扣薪金⁽¹⁷⁾。奖勤罚懒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对于产品的超定额创高质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拓展销纱渠道，助推多地创业

张謇重科技育人才，用奖勤罚懒办法促使员工夺高产、创优质，为“占优胜于竞争之场”提供了物质基础。他还用调剂纱盘的办法组织殷实布庄为基本户，优先销售大生纱厂的棉纱；并自办运输，节约费用，降低成本；设立“公行”，专营、专运、过载、兼营堆栈；还密切联系通海地区的纱布商在收布时，尽力向织布户推荐大生厂的“魁星”纱，从而掌握了通海市场的主动权⁽¹⁸⁾。这一举措，不仅畅通而且大大拓宽了大生棉纱的销售渠道。此举是别的纱厂特别是外商所不能企及的。

张謇以其深厚的家国情怀，“舍身喂虎”的献身精神，考虑周到、布置缜密、与时俱进甚至具有前瞻性的科学决策，成功创办大生企业并获得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洋货占有我国市场的份额，起到了抵御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掠夺我国资源的作用。同时也推动了一些地方仕商投资创办近代工业。清光绪二十一年至清宣统三年（1895～1911），江苏先后创办140余家工矿企业，资本总额达1928万余元。在这140余家企业中，张謇创办和参与投资的有23家，占17％⁽¹⁹⁾。当国内一些工商企业遇到困难需要提供援助时，他即义不容辞地去承担。如民国二年（1913）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民国五年（1916）任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会长，民国十一年（1922）任交通银行总理等，均应众人推荐受命于危难之时，俱因其努力而化险为夷。又如为防止长江流域铁矿资源被外商掠夺，于民国七年（1918）发起在江西创办大陆制铁公司，被推为董事长；为阻止糖业利润被外商所夺，于民国九年（1920）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国民制糖公司，曾一度被推为董事长，等。凡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善举他都积极参与，并恪尽职守⁽²⁰⁾。

张謇创办大生企业获得极其丰厚的利润，除用于股东分红、人员工资、留下再生产的资金，余下的数额仍然可观。他将余利创办了大量的文化、教育、医疗、社会公益事业，并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致力于南通旧城的改造与建设，经过近30年艰苦经营，终于把南通建成全国最有名的县城，南通县也荣获为全国的模范县。因张謇在创办大生企业中能够以科技创新求得产品的高质量，并把当时南通建成文化、教育、工商企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民国十一年（1922）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行年会。梁启超到会，称南通是“中国最进步的城市”；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理想的文化城市”。、

民国十五年（1926）张謇不幸病逝。他创下的辉煌业绩，留下丰厚的物质财富，利国利民，与世长存；他创办实业的救国初衷、救民情怀及其献身精神、超前意识、科学决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张謇是“民族企业家的楷模”，“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既是对先贤张謇的赞扬，也是对国人发出的号召。号召国人“见贤思齐”，传承和弘扬张謇精神，激发新的潜能和活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拥抱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同心筑梦新时代，合力铸造新辉煌！

参考文献：

（1）《张謇：最“失败”的状元》，据2014年7月14日财经网。

（2）熊映梧著《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张謇：实业救国的倡导者实践者》，载《求是学刊》1997年第6期。

（3）同上。

（4）《张謇传略》，据姜卫国主编《张謇与家乡》第6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5）陈有清著《张謇》第22、2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

（6）朱荣华著《张謇与南通大生纱厂》，载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1月编印的《江海春秋》中册第22页。

（7）陈有清著《张謇》第26页。

（8）朱英著《“状元资本家”张謇：放弃高官厚禄下海经商》，载2010年12月20日《中国文化报》。

（9）陈有清著《张謇》第28、29页。

（10）乔志强、赵晓华著《状元资本家张謇：封建士绅转向资产阶级的代表》，2012年4月载《山西大学学粮》。

（11）熊映梧著《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张謇：实业救国的倡导者实践者》，载《求是学刊》1997年第6期。

（12）陈有清著《张謇》第34页。

（13）朱荣华著《张謇与大生纱厂》，载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1月编印的《江海春秋》中册第26页。

（14）王象五、闵仲辉著《解放前南通工业成长的过程及特点》，载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1月编印的《江海春秋》中册第2、20页。

（15）陈有清著《张謇》第47、49页。

（16）张保丰著《南通大学的创办和变迁》，载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1月编印的《江海春秋》下册第11、12页。

（17）朱荣华著《张謇与大生纱厂》，载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1月编印的《江海春秋》中册第25页。

（18）朱荣华著《张謇与大生纱厂》，载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1月编印的《江海春秋》中册第27页。

（19）王敦琴著《企业家张謇成败：个人的成败与企业的成功转型》，载《历史档案》2008年第3期。

（20）《张謇传略》，据姜卫国主编《张謇与家乡》第15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原载《謇园》202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