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5）》·学者风范 ●
祁龙威先生和张謇研究
吴善中
敬爱的祁龙威先生离开他一生所钟爱的学术事业，离开他时刻所关心的家人、朋友和学生驾鹤仙去即将一周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1]，我们把范仲淹的这句话拿来评价祁先生并不为过——祁先生的为人、为学、为师，名重天下世人共仰；先生的道德文章、学识学术如山耸立似水流长。作为入室弟子，窃以为缅怀先生的道德文章、学术事功所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多层次多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和总结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和学术成就。本文试图从先生研究张謇这一历史人物的视角切入，总结和彰扬先生所作出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以纪念先生。
“点燃张謇研究的星星之火”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人。著名的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通州师范、南通学院的创办人。这样一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人物，在他逝世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界对他的研究很不充分。建国前，除了《啬翁自订年谱》《张南通荣哀录》《张季子九录》及《张啬庵先生实业文钞》等资料得以印行出版外，能够算得上研究性的著作大概只有张謇之子张孝若为其父写的一部人物传记——《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建国初期，张謇的友人刘厚生开始撰写《张謇传记》，1957年秋天“方始完全脱稿”，历时将近8年。虽说作为友人的刘厚生熟悉张謇的一些思想和行迹，但由于学养和史料的局限，该书对张謇本人着墨并不多，而是用过多的笔触描摹、分析相关的背景或事件。
张謇研究的不景气状况在祁龙威先生等一批学者的努力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了一定的改观，钱实甫、徐仑、畅明、章开沅、李时岳、曹从坡、祁龙威等在《文汇报》《江海学刊》等报刊发表了一批研究张謇的力作。其中，祁先生居功至伟。先生不仅写出了《关于张謇日记》《从张謇日记看中日战争时的帝后党争》《戊戌政变后“帝党”在东南的活动——张謇日记笺余》《帝党与戊戌变法》和《论清末铁路风潮》等关于张謇研究的学术论文外，而且，按照南通地方史研究专家穆烜的说法，先生“还促成了两方面的事情：一是点燃了张謇研究的星星之火……二是助成了大生档案资料的集中”[2]。
先生关注张謇研究尤其是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缘于他编辑《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1957年起，为了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丰富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内容，先生组织了当时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的教师和部分学生成立乡土史资料调查队，辗转江苏各地，征文访献。1861年秋天先生带领师生赴南通，得晤目击过辛亥南通光复的乡贤耆老费范九（1887~1967年），得到了费老写的《南通光复记》《回忆丝鱼港风潮》，并了解了大生纱厂档案的大致收藏情况。该年冬天，应南通市委宣传部之约，先生再赴南通，这次一起去的还有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蔡暹、扬州师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姚能等人，主要讨论和协商扬州师院历史系学生来南通整理大生纱厂档案以及由先生和姚能等整理、笺注保存在南通的后半部《张謇日记》并交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事宜。先生两次赴南通，先后拜访了当地相关部门的领导及专家，广泛宣传张謇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南通研究张謇的优势，所以，与先生交谊多年的穆烜说“先生点燃了（南通地区）张謇研究的星星之火”。的确，其后，南通地区在市委第二书记钱岗、宣传部部长曹从坡的带领推动下，南通学者写出了《张謇的悲剧》（曹从坡）、《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考实》（管劲丞）等有价值的论文，开始着手编撰《大生资本集团史》等工作。另外，由于先生计划带领学生整理大生档案，客观上“助成了大生档案资料的集中”，“于是原来散在各厂和上海大生事务所的档案都集中到市档案馆，民间散存的有关张謇的文献也或捐赠或抄成副本，保存到市图书馆。这无疑是一次关于张謇资料的大抢救，它有序地避免了后来‘文革’的毁灭之灾。这些档案资料成为如今张謇研究的重要基础”[2]。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先生学术生命力旺盛、心情愉快的一段时期。期间，先生在《新建设》、《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高水平的论文，出版了著作，其中，不少成果与张謇研究有关。也正是这些成果，初步奠定了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先生和我讲过，这个时期他的工作目标明确，惜时如金，由于成果较多，受到了师范学院主要领导的表扬，同事的肯定，但同时也播下了后来“文革”中被讥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冲击住牛棚的种子。
笺注《张謇日记》
先生在研究张謇过程中，用力至勤的当然是笺注张謇日记。张謇日记初名《柳西草堂日记》，起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初四日，迄民国十五年（1926年）阴历六月廿日。前后凡50余年，计28册。张謇逝世前，少有人得见，蔡元培挽张謇联：“为地方兴教养诸业，继起有人，岂惟孝子慈孙，尤属望南通后进；以文学名光宣两朝，日记若在，用裨征文考献，当不让常熟遗篇”，表明当时的蔡元培虽然知道有《张謇日记》，但怀疑《张謇日记》是否还存留人间?后来，张孝若撰《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该书用的史料有的直接取自于张謇日记，人们始知日记得以存世。关于《张謇日记》后来如何流入香港、台湾，两岸三地学界有不太相同的说法，其实，当事人之一张謇的孙女张柔武的回忆可以纠谬正误，其《往事琐记》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香港的张謇长孙张融武委托其妻弟蒋国斌“到上海取去日记上半部以后，不久又要来取下半部”，那时住在上海张家寓所的余学慈（张孝若妾、沈寿养女）将消息告诉了张柔武，“当时我（张柔武）和大生董事王象五，都是市政协常委。当祖父母在世时王象五与我家便是通家好友，他的夫人谢林风还是祖父的得意女门生。在政协开会时，我与王象五提及融弟又要将祖父日记下半部取走的话题。他一向关心我家的事，听后向我说：‘不可以由他又拿走下半部，你的祖父不是他一个子孙，他既拿走了上半部，这下半部应该留给你和绪武，不可以再给他拿走。’余学慈也听了他的意见，将这下半部日记交给了我。王象五夫妇都向我借了看。同时我也向当时的市领导王敏之同志汇报了此事。在王象五将下半部日记还来后，王敏之同志也借了去看。在此之后，我和王敏之同志商量，如何保管为妥。我也唯恐保管不善，造成损失。王敏之同志斟酌后说：‘你祖父是地方重要人物，就暂时由市委保管吧’，我同意了他这建议，由他携去置市委保管”[3]。
1961年冬天祁先生第二次来南通时，得见下半部《张謇日记》。据当时任南通市革命史料编辑室副主任穆烜先生回忆，“蔡（蔡暹）等四人由曹从坡陪同，来我办公室，看张謇日记，我即取出，让他们翻阅片刻。祁龙威看了辛亥的部分，指出几条认为很有史料价值。他当时就建议蔡暹出版日记，并说，可以加以整理、笺注，就更有史料价值。蔡暹说，等回去请示、研究后再联系。曹从坡表示，等他们回去研究后，听他们意见再决定，并表示，愿意向学术界提供这份资料”[4]。
本来，先生与蔡暹等商量，由先生和姚能等将《张謇日记》标点、笺注整理后，铅印出版。先生雷厉风行，决定春节后立即北上北京，查找笺注所需资料，并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了南通费范九。1962年4月3日上海《文汇报》还发了一条新闻，标题是“扬州师范学院整理《张謇日记》”。但后来情况发生些许变化，江苏人民出版社认为标点笺注等整理工作太慢，而“影印来得快，还可保持原样”[4]，决定立即影印，通过在出版社和穆烜的辛勤工作，下半部《张謇日记》于1962年5月得以影印出版，共15册，线装一函，包括日记的第10册，第15-28册；其中，宣纸版印刷50册，胶纸版1000册。
日记的上半部也得到出版。在港台地区，1967年，张謇友人之子、前新亚书院图书馆馆长沈燕谋将张融武取走的上半部分日记手稿从香港携入台湾，交台湾文海出版社以《柳西草堂日记》原名影印出版。1985年，文海出版社又将日记上下两部分完璧影印，名《柳西草堂日记》。大陆方面，1994年，曹从坡、杨桐主编的《张謇全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第6卷即完整的《日记》，标点整理出版。但“为节省篇幅，《日记》中仅记日期而无具体内容者，将日期删去。为避免重复，《日记》中的诗稿，除与日记内容紧密相关者外，一律辑入《艺文卷》，有改动处，酌加注释”[5]。2012年，李明勋、尤世玮主编的新版《张謇全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第8册即《柳西草堂日记》《啬翁自订年谱》，这次有了变化，“《柳西草堂日记》有不少眉注和眉录，还记录了部分诗稿，1994年版《张謇全集》未予收录，新编《张謇全集》均予照录”[6]。
对张謇日记，海外学者多有研究，如台湾沈云龙《张季直及其〈柳西草堂日记〉》（载《传记文学》1967年第11卷第4、5期）、张朋园《张南通（謇）日记》（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以及日本学者藤冈喜久男《张謇与辛亥革命》（札幌：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1985年）一书。特别是藤冈氏，他高度评价张謇日记的史料价值，认为随着《柳西草堂日记》影印出版，张謇的研究步入了新阶段。该书对张謇日记在大陆和台湾的出版经过，日记中存在的问题，日记的史料价值都有详尽的介绍和讨论。
国内学者研究《张謇日记》，就我目力所及，迄今为止大概只有先生于1962年所写的发表在《江海学刊》（第5期）上的《关于张謇日记》一篇。该篇文章有两个主要观点：一、《张謇日记》是一部珍贵的史料，与《张季子九录》等史料特别是与《啬翁自订年谱》相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张謇日记》记事简略、文多隐晦，需辑录其他资料相印证；张謇历时既久，朋友众多，在他的日记里，多用表字或别号，需要注释；日记内容也有讹误，需要校勘。总之，“对《张謇日记》的整理工作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我们正在进行这项工作，迫切盼望各有关机关、历史专家、社会耆老支持我们，给以指引和帮助”。
从1962年起，先生开始笺注张謇日记。为了“调查取证，为《张謇日记》作注，以便读者”，先生焚膏继晷，兀兀穷年。那么，先生所言“调查取证”又有哪些手段与方法呢？在《〈张謇日记〉笺注·后记》一文里，先生作了具体阐述，一、搜集直接证据；二、留心旁证；三、择要补证[7]153-157。先生说，陈垣氏尝言：“注书例有二派：一注训诂典故，一注本事。如罗尔纲氏的《李秀成自传原稿注》，可谓对二者兼而有之。我注释《张謇日记》等清末民初史料，侧重钩稽背景，说明本事，择要作注，择善取材。”先生特地举例于说明。如，
光绪二十年七月四日《张謇日记》：
天津焦某寄来朝鲜图。
笺注先据翁、张往来信函及翁日记，说明张謇为供翁同龢了解朝鲜军情而从天津取来朝鲜地图。时日本陆军攻击驻朝清军，前此翁有书与张謇云：“牙军殆哉，忧心如捣。元山，检地图不得，极闷。”见《翁松禅致张啬庵手书》第十三件。本日未刻，张謇作书与翁云：“顷得天津局刻朝鲜图。”见陆史一抄《张謇致翁同龢密信》第十一件。《翁同龢日记》：初五日，“张季直函送地图”。笺注又采王季烈为其父颂蔚所撰事略，补此事背景。王颂蔚时为军机处章京。中日战起，颂蔚进言于军机大臣翁同龢：“枢府有总持军机之责，尤当先知战地情形，今日军机处中并高丽地图而无之，每遇奏报军情地名且不知所指，安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望乎！”“于是枢府始令北洋进高丽地图，至则所图并不开方计里，疏略殊甚。”见《螾庐未定稿》，《先考资政事略》。
这样注释，目的是帮助读者从翁、张寻觅朝鲜地图，看到清政府落后、腐朽与对日战争必将失败的阴影[8]。
先生注《张謇日记》，备极艰辛，可谓“一字之证，博及万卷，折心解颐，他人百思不能到”（阮元《王石臞先生墓志铭》）。先生曾跟我说及，为了一个不能辨识的草书字词，他在北京拜访过不少名家、大家，最后也未曾有结果；为了弄清某一人的名、字、号或笔名、地名等，又不知查阅了多少种资料。但苦中有乐。1963和1964两年，先生一直长驻北京搜访查找笺注资料。章开沅先生曾提到，1964年，他在中华书局从事张謇传的写作，“祁龙威当时也在这里校注张謇日记，我们正好从事同一历史人物的研究，朝夕相互切磋，获益更属匪浅”[9]。祁先生也曾对我讲过，那时与章先生同住一室，说章先生白天用心苦读，有时夜里自己一觉醒来了，发现章先生还在挑灯夜战，温习英文，很是感动，自然自己也就不敢荒废时光了。
改革开放以来，张謇的研究进展明显，硕果累累，“张謇学”这一史学分支呼之欲出。但正如章开沅先生指出的，张謇研究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目前最需要重视的还是基础工作”，张謇的研究资料要进一步搜集整理，已经出版的大型资料要做“细密的校注笺证工作”。必须指出的是，祁先生于2007年广陵书社出版的《张謇日记笺注选存》，仅是选存先生手稿中张謇八年日记的笺注，先生笺注张謇日记的全部手稿还需要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先生希望“后贤不惮繁剧，起而为之”，继续为日记作注。但笺注张謇日记，并非易事，不仅要学力深厚，而且要甘于寂寞，安于清贫，“而现今之世，又有多少人能够长期潜心做此类校注笺释功夫”（章开沅先生语）面对前贤的期望和担忧，我辈后学又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对张謇的评价
我第一次听先生讲授张謇是在1985年春天。其时，有一位中青年作家欲写一部张謇的电视剧本，专程来扬州拜访先生，先生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了这位来访者，并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张謇的研究和评价，我和同门华国梁、周志初一起聆听。先生虽然写过不少关于张謇的文章，但没有专文对张謇作过评价，然而，这次讲授中，先生却兴致盎然地评价了张謇。好在当年的听课笔记还保存完好，先生所讲的要点我转录如下：（1）评价问题。先生认为张謇是一位有所作为的爱国主义者，有杰出成就的实业家、教育家。过去对张謇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和行为评价过低，但从客观的历史进程来看，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是先进的中国人必经的一段弯路，这些弯路走不通，人们才会另寻他路，才会有后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道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过去对前人所走过的失败道路批判过多，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没有张謇等一批“失败的英雄”（胡适语）的艰苦探索，后来的革命胜利也不会那么顺利。（2）张謇一生有戏。作为一位清末状元，张謇不仅有多彩的人生阅历和辉煌的事业功名，而且有活跃的思想、鲜明的个性，是一位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人。先生详细讲述了张謇中状元的曲折、在甲午战争中的主战言行、状元办厂的困顿、戊戌变法中的态度、参与“东南互保”及其“迎銮南下”、“易西而南”的主张，以及投身立宪运动等等。先生强调张謇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应当把他仅作为某一阶级、某一阶层的僵硬符号，硬贴上某种政治标签。先生饶有兴味地讲了张謇的家庭和其情感世界，意味深长的说张謇给沈寿写的诗值得玩味，认为就张謇一生的行迹和思想感情来看，一定可以写出一部剧情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生动传神，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电视剧。（3）介绍了张謇研究的基本资料。特别是强调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所收录的《翁松禅致张啬庵手书》中一批翁、张商议时局的信件，“未按时间顺序得到正确排比”，先生说自己是在笺注张謇日记过程中，将翁、张信件和两人日记进行对勘，才发现问题，并进而解决问题的，强调对此类信件，如不考订其写作年月日，则读者无法从中了解人物活动真相[10]。
“《张謇日记》笺余”
先生笺注《张謇日记》，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大家读通读懂《张謇日记》，纠正《张謇日记》中的一些讹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史学研究。先生明确说过“我注《张謇日记》，欲借此书为脉络，考证晚清史事”[11]1，的确如此，先生主要依据《张謇日记》等史料，写出了诸如《帝党与戊戌变法》《论清末的铁路风潮》多篇极富创见、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先生把这类论文称为“笺余”，也就是笺注的副产品。如1962年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称作《戊戌政变后“帝党”在东南的活动——张謇日记笺余》，先生的著作《张謇日记笺注选存》所附录的两篇论文也标为“张謇日记笺余”。这表明，先生虽按照传统的注疏方法和目标笺注《张謇日记》，但并非为笺注而笺注，而是将传统笺注服务于当代史学研究，使当代史学根植于扎实可靠的史料和史实之上，同时也使得传统笺注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先生初读《张謇日记》时，已敏锐的感觉到《张謇日记》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价值。1962年写的《关于张謇日记》一文中，先生将日记与《啬翁自订年谱》等资料对比研究，就中日甲午战争，认为，（1）年谱除对李鸿章稍有訾议外，于清政府并无微词，而日记痛斥李鸿章卖国甚力，一则曰：“真目无朝廷”；二则曰：“北洋之肉其不足食”。还指责“政府之昏聩如故”，“中国何尝有必战之布置”，“知点景处方且催工”，揭露了以那拉氏为首的反动统治的腐朽。（2）年谱不言帝后矛盾事，而日记透露了“懿旨申饬主战”，“上甚忧劳，且谕北洋有心误事”等消息。（3）年谱极少叙述张謇本人的活动，而日记历叙他与帝师翁同龢的往来，又与帝党文廷式等人的会议活动，极力主战等情形。我们只要认真拜读一下后来祁先生写的著名论文《从张謇日记看中日战争时的帝后党争》（《江海学刊》1962年第9期）就知道，这篇论文实际上就是以上3个观点的扩写，当然，用了更多的史料。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先生如果不笺注张謇日记，恐怕不大可能写就那么多有重要学术创新的与张謇有关的论文。
英灵返天上，功德在人间。纵观祁龙威先生研究张謇的历程，可以认为先生较早地点燃了南通地区研究张謇的星星之火，推动南通及全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形成了研究张謇的一个热潮。其笺注张謇日记，功在当代利泽千秋。先生开风气之先，勤奋刻苦，继承传统勇于创新的学术风范和治学精神，永远值得我辈后学崇敬和学习！
参考文献
［1］范仲淹：《严（子陵）先生祠堂记》。
［2］赵鹏.费范九致祁龙威函赏读[J].博物苑,2011,(总16).
［3］张柔武.往事琐记[M].南通：南通博物苑（编印），0000：61.
［4］赵鹏.穆烜与张謇日记的出版[N].江海晚报，2014-06-10（4）.
［5］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一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2.
［6］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055.
［7］祁龙威.张謇日记笺注选存[M].扬州：广陵书社，2007：153-157.
［8］祁龙威.考证学集林[M].扬州：广陵书社，2003：25.
［9］章开沅.张謇传[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385.
［10］祁龙威.整理近代史资料述评举例[J].近代史资料，1991（总79）：276-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