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 外 拙 见

□ 谢世诚

在张謇研究领域，本人应属于“新兵”。虽然对这位南通籍状元历来崇敬有加，但自从事晚清史研究工作以来，却因其博大精深的内涵而一直“高山仰止”，只得“望而却步”至“敬而远之”，直到在撰写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晚清枢要人物与具有重要影响者的评传过程中，接触到了与张謇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若干材料，因而逐步产生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在南通、海门张謇研究会暨各位前辈、同仁的支持、帮助、鼓励之下，对张謇先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探讨，略有体会。现将千虑之一得奉达，以求教正。

（一）

任何研究的开展，首先必须确定的是：具体研究什么？检索以往对张謇这位先贤的研究成果，真可谓琳琅满目，并且多集中在他的实业、教育、城市现代化建设、立宪、水利等领域。当然，张謇先生一生活动、事业博大精深的内涵，值得后人不断探索。然而，本人虽才疏学浅、极端重视他人已阐发的卓识，但愚衷却不想多重复成熟的定论，用当年焦裕禄同志的话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而是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有一点新意，哪怕是一孔之得，甚至“胡说乱道”，也总比毫无新意、照搬陈言强。所以，决定根据既有的材料，去探索张謇先生的其他一些思想、活动事迹，这些其实也很重要，但较长时间因各种原因被忽视而已。对此稍举一二以说明：

本人的拙见，首先是探讨张謇关于在徐州建立新省的建议问题。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謇通过江苏巡抚端方，向清廷代奏，提出徐州地势显要，为南北要冲，乃英国与德国两大列强势力北上南下冲突的交汇点。只有在这一带设立一个新的行省，才能与之进行有效的抗衡。

同时，徐州及周边的安徽、山东、河南地区民风强悍，伏莽甚多，设一行省也有利于进行有效控制。他更认为，设立此省有两个便利：第一，当时要裁撤漕运总督，其遗留未尽之事，以及厘金、协饷、养兵等例行棘手业务可由新立的徐州巡抚代为继续完成，只须将原徐州道升为布政使、淮海道兼署按察使，可以不另增官员；第二，可以在徐州及周边一带训练万余民兵，开荒、种树造林、养马，发展经济，训农、勤工、通商、兴学。他又提出了具体方案：以徐州为中心，分划江苏的徐州、海州、淮安的安东、桃源，安徽的泗州，凤阳的宿州、灵壁，颖州的蒙城、涡阳、亳州，山东兖州的滕县、峄县，济宁的鱼台、金乡，曹州的城武、单县，还有河南的归德，共44个州县作为该新省的版图。（见张謇：《徐州应建新省议》，《张季子九录》（一））阅读此文，本人一是对其以在野之身忧国忧民的精神、深谋远虑不胜钦佩，但同时又不禁摇首，认为此惊世骇俗之议，动机虽好，但难以实际奏效，更难以实行。难以奏效者，在腐朽已极、行将就木的清政府的统治下，英、德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冲突，并不会因中国建有徐州一个新省而能得到遏制。正如全身衰竭的躯体，无论如何也长不出强有力的四肢一样，即使徐州新省建成，又能整合出多少新的活力？更何况在封建专制的体制下，此新省能独立行使的职权也很有限，以一省之力来抗御争霸世界的两个头号强国，只能是空想，其他其所希冀的训练民兵、植林、养马各益事，也不一定需要有徐州新省来实现，有此新省也同样不会完成得更好；难以实行者，此举要划割周边邻省诸多土地，涉及各方面利益，在清末各自为政愈演愈烈、五代分裂的状况已隐然呈现的态势下，必然会遭到各相关利益方的强烈抵制；再从江苏民众包括官绅来看，江苏辖地跨江逾淮，虽有不合理之处，但自从明朝实行以来，迄今经过六百多年的磨合，南北早已融为一体，民众心理亦早已认同并习惯，现突然分成两省，人为割断原来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也必然不会被理解而遭到反对。

果不其然，张謇此议甫出，朝野即舆论哗然，反对之声不绝于缕，清廷也未接受，而是乘机折中实行将江苏以长江为界，划分为江北的“江淮省”、江南的小“江苏省”的方案并付诸实行，但也只实行了3个月即寿终正寝。

本人对张謇研究第二个稍有心得的拙见，是关于他对朝鲜问题的策略。朝鲜半岛自古以来与华夏关系密不可分，是中华文化圈中自诩为“小中华”的忠实一员，对中国的战略安全具有特殊重要性，到了近代更是如此。清末，朝鲜也沦为半殖民地后，处在日本、沙俄以及美、英等列强各国激烈争夺中，特别是日本，更将其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步步进逼，而朝鲜封建统治集团继续保守、昏庸，不思进取，一筹莫展。在如此险恶的态势下，张謇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除主张促使朝鲜王室要适应时代潮流对外开放，开展通商、练兵等“洋务运动”、并相应改革外，更提出一个核心观点：认为极端保守、昏庸的朝鲜王室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必然难膺此厚望、重寄，应将其变为郡县——收归中华版图。

此议与在徐州建新省一样当然有其新意，当时更可谓石破天惊之论，但愚以为不仅也难实行，更也有悖当时的时代潮流，如付诸实行后果必然严重。事实上，朝野也将此议视为一种书生狂想，清廷也不敢轻举妄动、贸然按此行事。此两议，应该皆属于以往张謇研究未予涉及或涉及不多者，自然有一定新意。

此外，本人也对张謇的教育思想、立宪思想做过一些探讨，也皆力求能在充分吸收已有之同仁成果的基础上稍有心得。

（二）

由此，对张謇的研究提出一点拙见。

无疑，张謇先生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难以替代的人物，其辉煌业绩，博大精深的思想，确实具有“永久的魅力”，对他的研究，在学术上，将对深化中国近现代史的认知具有重要意义，而在实践上，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也将会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因而值得一代代学者不断探讨。

问题是，如何继续探讨？

我认为，除了继续加强资料等基础性建设——在这些方面，多年来，南通、海门的同仁们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外，也更须在研究的思路上，深入总结。

首先是，更要强调锚定学术研究的本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作为意识形态的范畴，当然离不开现实的许多问题，应为实际服务，但是，绝不能变成、等同于直接宣传。学术研究应从学术本身出发，与纯宣传性的歌功颂德进行切割，通过从学术上探索研究对象的内在实质、寻找出规律性问题，以为实际提供历史的经验与借鉴，这种服务，才是真正的服务，才会有真正的学术与实际的双重价值，对研究对象而言，也才是真正的纪念。多年来，南通、海门两地的张謇研究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工作，愚意应坚持不辍，继续保持发展下去。

其二，尽量避免重复，寻找新的领域。由于对张謇的研究属于传统显学，因而在许多方面如前所述已有丰硕的成果。愚意在继续研究时，对于一些已经有成熟定论的问题，如前所述的张謇在实业、教育、自治、立宪等领域的所作作为、光辉业绩，诚然要继续研究总结，但这种研究应有新的意境，没有必要再重复定论。记得在一些学术交流会上，有的20分钟的发言中，用15分钟多时间大讲张謇的成长、发展这些众所周知、特别对研究者而言早已耳熟能详的史实，将听众视为对张謇先贤一无所知的“白丁”；一些研究文论也是如此，洋洋洒洒都只是重复原来的已成共识的观点，本人以为实在无此必要。其实，新的研究领域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摆脱已有的一些认知窠臼，拓展视野，完全会有新的发现和深化认知；分析角度也很重要，我们完全可以从新的不同的视角，来分析一些基本事实，往往就能够得到新的认知、新的结论。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即是生动写照。对此，我们应有充分信心；也不要忽视一些“小”问题，当然前提是要有全局意识，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对小问题研究，也会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蔚成大观。

其三，不为尊者讳。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物，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绝不可能挣脱时代的框架、窠臼。所以，一个人的活动，是特定时代使然，必然有在取得种种成功“长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会存在若干失误“短板”。作为后人，在研究前贤时，必须在理念上首先确认：所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人”，尽管是伟人，而不是一尊“神”；在具体的研究中必须既充分研究其业绩，贡献，也不能、也无必要隐讳其不足、失误等短板，当然，也不是苛责其历史的责任，而是应分析出产生失误的各种因素，特别是分清是时代等客观制约导致的原因，还是个人操作的过失，从而总结出经验与教训，作为一笔财富，以饷后人。对张謇的研究当然也应如此，特别不能忽视这位历史伟人因其时代的桎梏所导致的短板。

愚意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乃是需要防范一种研究的“雷区”：研究人物过程中，研究者的主观情感是不可避免的因素，除功利等干扰外，也常由于研究者在深入其中各个方面进行探索，久而久之，会“身入其境”，不由自主地对研究对象产生某种情愫，下笔就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扬长避短”，夸大传主业绩，为尊者讳，淡化或掩饰其不足。这当然不可取，也常事与愿违，因为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业绩、失误皆是客观存在，绝对无法放大或掩饰、抹杀，更何况所谓“短板”，同样是宝贵的财产，恰恰常常是一些重要问题的端倪，如能作为入口进行研究，则会曲径通幽，破“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局，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佳境，反之，掩饰或忽略的结果，必然要影响、妨碍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可谓因小失大，得不偿失，所以大可不必如此。一定要有超脱的中立、公正的立场，防止“爱之欲之生，恶之欲之死”的偏颇。

其四，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既需要研究者有一定胆识——敢冒风险，不惧封杀；更需要评阅者有容纳新说、那怕是不合己味的异说的雅量。对此，本人感触尤深。司空见惯的是，一些人习惯于固定思维，对一些新的看法，不合己意的观点，常视为奇谈怪论的“异端”，不允分说即弃之字箧，但当知到这些怪论发表且获得奖励后，又追悔不已；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本人对张謇的前述一些拙见，应皆属于是对张謇的“短板”进行分析，实有不恭敬之嫌，然而南通、海门张謇研究单位与同仁却不以为忤，都接纳了拙作，邀请本人参加了张謇国际学术会议等相关会议、将拙作收入了论文集，此后，还推荐本人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张謇传记片的制作，体现了一种海纳百川般宽容的学术雅量，令人感动，更可从中看见：是在难能可贵地实际倡导那种兼容并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学术主张。

其实，无论是“胆识”还是“雅量”，归根到底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我党一直倡导的根本的方法论，自然也应是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圭臬。回顾既往，数十年来，对张謇的研究实乃筚路蓝缕，但不断向前推进，向纵深发展，正是同仁们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方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业绩。这是最宝贵的经验。愚意坚信，在这一根本原则的引领之下，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必然会取得更辉煌的业绩。本人虽才疏学陋，当然也愿追随诸先进，竭尽驽钝，以助绵力，共襄盛举！

再次感谢南通、海门同仁的帮助与指正！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原载《张謇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