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气不如争气”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经历，足以让你泪目！

（来源：“ 五点出发”公众号 2021-01-28）

张 华

通过科举考试，张謇大器晚成，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转型——由学入仕。

当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现实，又促使他完成了人生的第二次转型——由仕入商。

1896年初，张之洞以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身份，正式奏派张謇在通海一带设立商务局。张謇踌躇多日，认为“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慨然应允。

张謇的“实业救国”之路从创办纱厂起步。

选择从纱厂入手并非心血来潮，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更加疯狂，像潮水一般涌入中国的外国商品中，洋纱所占的比重最大，民族纺织工业受到巨大的冲击。张謇认为,外国人把中国的棉花纺成纱再卖给我们，这和用自己的血来喂养老虎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要抵抗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必须振兴民族纺织工业。

另一个方面，南通是全国著名的产棉区，土壤、温度、雨量等都很适宜种植棉花，种出的棉花产量高、品质好，很早就畅销于东南沿海地区。纱厂的原料可以就近采购，产品可以就近销售，条件十分有利，再加上南通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很发达，生产的棉布畅销东北市场，张謇早就和南通的一些花布商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南通创办纱厂具有“地利人和”的优势。

张謇决定在南通城西的唐家闸兴建纱厂，取名“大生纱厂”。“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思是说一切的政治和学问，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从“大生”这个名字，可以体会到张謇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他放弃仕途经商办厂，比一般商人有着更为崇高长远的目的。

自古以来，状元只会读书作文，从来没有经商办厂的。在大家的质疑声中，大生纱厂艰难起步。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张謇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钱，甚至没有启动资金，他只能采用股份制的形式，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到处筹款。

在纱厂创办之初，张謇联络了南通和上海的6个商人，也就是最初所谓的“通沪六董”，张謇自任“通官商之邮”，并拟定了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决定在上海、南通等地，公开向社会招股60万两，其中上海招股40万两，南通招股20万两，购纱机2万锭。

经过测算，按当时的行情，每股100两，每年可以收益22两，回报率相当高。但由于社会风气未开，大家不知“工厂”为何物，很多人对张謇这个擅长写八股文的状元办厂还缺乏信心，不敢把钱投到他的厂里。作为一个状元，创业之初竟然潦倒到这个地步，这让张謇始料不及。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张謇得到一个信息，前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三年前曾从外国洋行买过一批英国制造的纺织机器，搁置在上海杨树浦码头无人过问，想低价出售又没人购买，而张謇这时想买机器却又没钱，但这些设备因为长年累月的日晒雨淋，机器零件锈坏严重。走投无路的张謇别无选择，经过商谈，就将这些机器折价成50万两，作为大生纱厂的“官股”。张謇等人再另外招商50万两作为“商股”，大生纱厂的总股金就成了100万两，大生纱厂由原先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

张謇再次重修集股章程，想方设法再招集50万两“商股”。但有道是祸不单行，这时上海几大纱厂又接连亏损，商人们听到“纱厂”两个字就摇头叹息，都认为办纱厂是不明智、不现实的选择。即使张謇费尽心力，纱厂的招股却举步维艰，只招到18万两左右，离50万两的目标相去甚远。上海的商人为了规避风险，最后都知难而退、不了了之。张謇只能继续四处奔走呼告，历尽人间冷暖，遍尝苦辣酸甜。但人们依然“抵者十之五六，惜者其二三，赞者一，助者乃不及一”，结果“集股之效，茫茫之如捕风”。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张之洞和刘坤一伸出了援助之手。1897年7月，在他们两个人的建议下，上海著名的实业家盛宣怀同意和张謇合作：“各领机二十五万，各认集股二十五万”。双方各出一半资金来办纱厂的同时，还答应给张謇筹集25万两流动资金。这时大生纱厂的性质又从“官商合办”变为“绅领商办”。

大生纱厂终于开工建设了。工地上，光施工人员就有五六百人，加上材料、运输等各项开支都很大，张謇招集到的资金很快就用完了。“厂已垂成，机装过半，花亦开放，而资本止只四五万，”连日开支都无法应付，“往往甲日筹得一二万，乙日已罄，丙日别筹，而丁日又须还甲日”，“心口相商、笔舌俱瘁”。在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包括盛宣怀在内的很多人觉得纱厂前景未卜，就纷纷开始“甩锅”，原先答应出资的承诺均未兑现。

1898年11月12日到25日，张謇在14天之内给刘坤一发了5封信，给张之洞和盛宣怀发了3封函电，每封信都是“字字含泪”，但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不但如此，当时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很多，“厂囱虽高，何时出烟？”认为大生纱厂不可能开工生产。不少地方官吏也从中发难，设置了很多障碍，一时间张謇处于“进无寸援，退者万碎”的尴尬境地。

张謇甚至一度求助于外国资本，以纱厂抵押筹资，几经磋商，终未如愿。

此时，有人暗中唆使土布业者和张謇作对，把他一步步逼到山穷水尽、退无可退的境地。

好不容易熬到了年底，纱厂车间基本建成，机器也已装配过半，但资金链却彻底断裂。无奈之下，张謇只能把已经购进的价值8万两白银的棉花，运到上海变卖，以应付各项紧急开支。

终于到了1899年5月23日，在张謇的不懈努力下，“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大生纱厂终于开车试生产。面对震耳欲聋的机器声，身为总经理的张謇激动得热泪盈眶。

已被开缺回籍、永不叙用的恩师翁同龢，听到大生纱厂投产的消息，亲笔题赠一副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从此，在广阔的苏北平原上第一次出现用“机器”生产的棉纱。

纱厂虽然开了车，但资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工厂每天需要开支费用4000元，一个月就是12万元，这是一个巨大的缺口。

“开弓没有回头箭”。张謇只能继续前行，四度前往上海筹款，有一次住了两个月，“百计俱穷，函电告急于股东者七次”，没有一个回复，没有筹到一文，连回程的旅费都没有了，只能靠卖字勉强维持。此时，社会上又有议论：“引擎虽动，何时出纱？”

绝望之下，张謇决定忍痛将纱厂对外出租，接手的上海商人却一再杀价，而且态度傲慢，让张謇难以忍受，最终没有成交。张謇与友人“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

眼看工厂就要停产，张謇听取了好朋友也是大生纱厂的股东的建议，走了一步破斧沉舟的“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的险棋，也就是把大生纱厂现有的棉花纺成纱，然后尽快把纱卖出，再用卖纱的钱购买棉花继续运转，尽可能缩短产品生产周期，减少周转资金的数量。如果最后实在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就只能“停车而闭厂，以还股东”。

幸运的是，这步险棋让处于风口浪尖的大生纱厂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通过半年的运转，大生纱厂的状况大为改观，加上当时棉纱市场势头看好，纱价日涨，一度供不应求，纱厂的资金问题逐步纾解，进入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有道是“生气不如争气，伤心不如用心”，面对种种非议和责难，张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

回想创办大生纱厂时的种种艰辛，特别是数次濒临夭折、进退维谷之时，张謇曾“反复筹虑，彻夜不能寐，绕屋而走”，“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

为了让大生纱厂的员工永远记住这段创业史，张謇特地请江宁画家单竹荪画了四幅《厂儆图》，由好友顾锡爵题诗作注，把遇到的委屈、羞辱、难堪、艰辛都记录下来，每年正月初一到元宵节，将此悬挂在大生纱厂公事厅两侧（我曾陪同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参观张謇纪念馆，他在《厂儆图》前触景生情，回想起自己当年的艰难的创业史，情不自禁，泪洒当场），以此警示员工。

大生纱厂的成功，离不开张謇独特的管理思想和长远的战略眼光。大生纱厂刚刚建成，张謇就注重吸收其他纱厂的先进理念，并亲自起草《厂约》，对各董事、各部门的岗位职责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各任其事、各负其责，并将他们的工作成效直接与利润分红挂钩。同时,《厂约》还对有关工作制度、考勤奖惩以及工资膳食标准等等，作了明确规定。如每天下午两点，各部门主管举行例会，有什么问题及时在这个会上讨论解决。有趣的是，《厂约》细致到对食堂用餐都有明确的规定。比如平常饭菜两荤两素，休息天可以加四个菜、两斤酒。每逢节日或招待来客，如何安排也有明文规定。随后，张謇又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制订了《大生纱厂章程》。章程包括银钱总帐房、进出货处、子花栈等20个部门，形成了大生纱厂一整套详细、具体、可行的企业管理制度，不是以人管人，而用制度来管人，有效杜绝了各部门间推诿扯皮的现象。张謇还以市场为导向，制定明确的经营方针和灵活的经营策略。比如要求进出货处在收购棉花时，要及时考察市面行情，对市场相关的天情、地情、世情、人情、物情一一了解，再逐日确定收购价格。同时，还牢牢把握棉花春种秋收的规律，在秋季棉花价格较低时，大量收购、贮存，为纱厂节省了不少资金。为了减少用煤成本，张謇要求用煤时要“随时验看火表，考究火力”，以便今后购煤时参考。甚至小到照明用的油烛都要核对登记，按数发放。

大生纱厂的成功创办，是我国近代民族轻工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如果说“由学入仕”是历史改变了张謇，而“由仕入商”则是张謇改变了历史。

时势造就英雄，英雄也必将影响时势。

大生纱厂，孕育着张謇的苦难和辉煌，他的“高光时刻”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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