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8）》·论文精选 ●
张謇与孙中山水利思想之异同
蒋国宏
（南通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南通226019）
摘 要：张謇和孙中山都高度关注和重视水利，矢志增强国力，振兴中华。但孙中山更多希望借机发展农业和航运，而张謇首先考虑的是消除水患给民众带来的苦难和威胁，实现社会稳定，减少对列强的依赖。孙中山强调水灾形成的社会和政治原因，而张謇则兼顾自然和社会成因。他们都主张设立专门管理机关，筑堤浚河、植树造林。基于长期治水管水实践，张謇强调科学测量和人才培养，其水利思想更具务实性和可操作性，而孙中山的水利思想则具有理想性和前瞻性，其发展三峡水电的大胆设想，为我国水利事业发展指明了重要方向。
关键词：张謇；孙中山；水利思想
张謇和孙中山都是我国早期现代化的杰出开拓者。对这两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海内外研究颇多，分别形成了孙（中山）学和张謇学。苑书义、马敏、刘远柱、王敦琴等学者先后对两者在农业近代化模式、经济建设、利用外资、发展民生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尽管张謇和孙中山都对水利予以关注，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思想，但学术界尚无人对其进行比较。笔者试作探讨，以补空白。
一、水利地位的认知
张謇出生农家，自幼参加农业生产，对水利是农业命脉的真理有直观的认识。在科举考试中，水利河渠是重要内容，张謇自然勤加研习，从而熟知我国古代治水名家的思想与实践。1879年，张謇参加乡试，在策问中就阐述了江苏治水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兴利莫大于治水，治水莫亟于江苏”[1] 564-565。在1886年的策问河工中对历代治水主张进行了评述，还专门阐述了疏、浚与塞的区别。
张謇认为水利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治水可以使国家增赋，百姓增产，江苏既是东南河流交汇之处，又是天下重赋之地，如不重视治水，则农民受泛滥之灾，“军用失仓庚之富”[1] 564-565，因而必须把治水摆在突出位置，强调民生实为国本，“欲为民生，事业无重大于水利”[2] 370，治淮不仅能防止水灾，使过去的瘠壤变成膏腴，而且“舟楫通利，商业将兴”[2] 65。张謇还把治理水患与治理匪患、维护社会稳定相结合。他曾解释自己投身导淮的原因，说自汉唐至清，江淮之间，草莽众多，不仅“坏地方，扰国家，困政府”，而且“贻邻邦之讪笑，为大局之隐忧”，但他们并非“性乐为匪”，而是因为没有实业，而根源又在于“无水利”，因此只有谋水利、交通，才能“清乱源，植治基”[2] 583，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张謇还把发展水利与维护国家主权结合起来。他主张穿辽河以达松江、嫩江，“而后兴垦实边可得而言，主权可得而保”[2] 155-158。即可以不依赖由外国人把持的铁路，开发东北，发展交通航运和农林经济，从而抵御日俄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边疆的安全。
张謇对水利的重视，还基于其对因水患导致民生苦痛的体恤。1874年，他随原通州知府孙云锦前往淮安查勘渔滨积讼，目睹淮河洪灾造成的惨状，深感“江北人民之隐患大害无过于是”[2] 513，认识到“淮不治，江北无宁日”[2] 560，因而萌生导淮之志。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其中“漂没村庄、镇集以二三千计”，洪水所到之处，村毁人亡，“溺死之人，蔽空之下，若凫鸥之出没。或一长绳系老弱妇稚七八人，而缳犬于末；或绷婴，或凑尸树杪；或累累著牛车旁，随波翻覆。如是者十余日，日不—闻。近决口八九里，灾民缘堤营窟，採操蒿梗柳枝自庇”[2] 1。时任开封知府孙云锦幕僚的张謇见此不禁泪如雨下，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察看水势，了解灾情，办理赈灾，还应河南巡抚倪文蔚之请，代拟《疏塞大纲》，大声疾呼要根治水患。
1894年，张謇辞官南归，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1901年创办通海垦牧公司，进行沿海滩涂开发，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并为大生纺织企业提供稳定可靠、质优价廉的棉花。公司不惜巨资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构筑堤坝抵御海潮，其中出海港口所建大闸大都为钢筋水泥结构，这在当时即使是中国的大城市也并不多见，凸显了其资本主义大农业经营的性质。[3]
张謇曾希望北京政府能扶持稚嫩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以抵御外侮、富国强兵，在幻想破灭后不得不退居乡里，实行地方自治。南通长期受淮河水患、长江坍塌困扰使得他倾心治理淮河、护卫长江堤防。张孝若回忆说：“我父向来认定水利为各事的根本，水利有办法，农田交通都能有利益。全国的计划，既然难见实行，南通一地方全县的水利，就应该着手兴办。”[4] 198他建立南通保坍会，筹集资金，筑楗保坍，护卫江堤，为守护一方安宁做出了巨大贡献。
水利思想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出生农家，自幼参加农业劳动，防止农村经济的凋敝、不断改善农民生活是其重视水利的重要原因。但13岁即奔赴美国，后又长期在国外生活，缺乏对灾区民众苦痛的直接感受，使他较多从兴利的角度思考问题，前期主要关注农田水利建设，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后来则着眼于开发水力资源，发展航运和电力事业。1919至1921年间，他撰写了《实业计划》，其中多处涉及水利，如改良扬子江现存水路及运河；改良广州水路系统以发展航运，开发水利资源；修浚杭州至天津间运河以及西江、扬子江间运河；开凿辽河、松花江间运河及其它运河；在扬子江、黄河加高堤岸，以免洪水；疏导西江及其它河流。他还强调要挖深海口，清除淤泥，以防泥沙淤积、阻碍泄洪而造成水灾；在蒙古、新疆大力发展水利灌溉。
二、水灾成因的探究
张謇从自然和社会等方面对水患成因进行了剖析。他首先从历史和自然环境方面考察，认为淮河水患不断的根源在于“入海路断，入江路淤;水一大至，漫溢四出”[2] 34。因此在12世纪前，淮河水灾较少，此后，由于黄河夺淮入海，使淮河从此水旱灾害极为严重。其次，他看到过度开垦、滥砍滥伐使生态环境恶化与淮河水灾频发之间的密切关系，为“蚩蚩之民，与水争地，习为故常，更不知森林与治水防沙有何等关系，致尽伐固有的大木”[2] 154而惋惜。他说黄河、长江、珠江水灾频发实由于“上游发源及各段支流之地，无森林以涵养水源，防止土沙，……方其急流则混挟泥沙，奔泻直下；及遇回曲，溜势稍缓，则沉积而淀，便成涉阻”[2] 227。再次，认识到官员腐败对水灾的影响，指出，为治理黄河，清政府虽设有河道总督，但一些地方官员对河防不予重视，或截留官帑、克扣工款，过着奢靡的生活；或敷衍塞责，不以维修堤防为务，甚至当灾害到来之时仍歌舞升平，欺上瞒下，结果使黄河始终未能驯服，灾害连年不断[2] 1-2。
在水灾成因方面，孙中山囿于所受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对地理、水文等方面思虑较少，着墨不多，但认识到滥砍乱伐造成生态失衡是引发水灾的重要原因，指出，古时水灾较少而近来水灾却逐年增加的原因就在于“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泛涨起来，即成水灾”[5] 407。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看到农民的文化程度等社会因素的影响。1894在《上李鸿章书》中，他把水利废弛的原因与农民的思想愚昧、政府腐败联系起来，说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农田者，今转而为农田之害矣。如北之黄河固无论矣，即如广东之东、西、北三江，于古未尝有患，今则为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全年农业损失数量极大“其耗于水者固如此其多矣”[6] 10。他认为水患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全可以预防和避免的，“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6] 89。他以治黄为例，说为了满足私欲，无良官员甚至制造洪水来牟利，以致民间有“治河有上计，防洪有绝策，那就是斩了治河官吏的头颅，让黄河自生自灭”的谣谚。[6] 90他强调“水患和饥荒都是人为的原因，而不是由于自然的原因”[6] 93，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政治制度，任何“局部的和逐步的改变都是无望的”[6] 95。这也正是他放弃改良幻想，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矢志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主要原因。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有名无实，一切政权仍掌握在腐败官僚和专横武人手中[6] 59，因此孙中山只得继续革命，试图将百姓从水旱兵灾的无穷苦海中拯救出来。
客观地说，作为一种特殊的自然现象和灾害类型，水灾的成因是复杂的。孙中山从社会因素的角度探讨了致灾的成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与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的身份是分不开的，为其进行政治动员、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但看不到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是水患的重要成因，过分强调政治和社会因素则有不够周全和客观之嫌。另外，孙中山不是技术专家，没有单纯从技术上研究和分析水灾规律，因此不可能提出治理水患的专门技术性方案。[7] 60-62
三、治水方略的设计
（一）设立机构，强化管理，切实履行治水职能
孙中山一贯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他在《农功》中主张遴选精炼藩、臬道府为水利农田使，督促各地官员了解土壤和农民信息、拟定章程招徕开垦、兴利除弊[6]5。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剖析了水灾的成因，主张学习西方，设立农官专司其事，说我国古代无论是北方的黄河，还是广东的东、西、北三江，水患不多，今天却很多，“此由于无专责之农官以理之，农民虽患之而无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如印度之恒河，美国之密士，其昔泛滥之患亦不亚于黄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补天工也”[6] 10。国民政府建立后，他主张设立专门机构，配备相应人员专司治水。1920年11月，孙中山在拟定的《内政方针》中，规定由政府组织人、财、物综合治理水患；设农务局以保护森林、兴修水利。在不久后颁布的《内政部新官制》中又明确，除设农务局以外，在内政部设司长二人，负责海河堤防及水利事项，统筹协调、分段治理长江。
张謇主张，治水在时间上要着眼长远，防止短期行为，指出“治百里之河者，目光应及千里之外，治目前之河者，推算应在百年以后”[2] 370。在区域上要防止以邻为壑，各自为战，提出“治水之道，贵乎上下蓄泄，彼此统筹，必无划疆而治之水利”，“行政有省可分，治水无省可分”[2] 515。张謇还说“古之水利，皆有专官”，“各国水道，既设专局，并且为常设之机关”，因此主张建立流域乃至全国性的管理和协调机构。他建议北洋政府设立全国水利局，“而以导淮事宜属之”[2] 154，以利于对全国水利事业的领导。1913年，张謇被任命为全国导淮督办。1914年，导淮总局改组为全国水利局，张謇任总裁。这是国人主持设立的第一个近代大型流域管理机构，使设立专官以管水治水的愿望变成了现实。张謇对一些政府官员平时不重视水利，“以财政困难而视水利为可重可轻之政”，不将灾情上报十分不满，恳请政府“明发申令，责成被灾各省巡按使，将呈准设立之水利分局或水利委员会、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克日成立，并将被灾区域绘具图说，咨送内务、农商两部暨謇局会同考核”[2] 281。
（二）重视测量，采用机器，实现治水的近代转型
近代水利的标志是在管理上实行专家领导，在工程设计中讲科学、重理性。张謇认识到，近代西方各国水利都由大师名匠、学术精湛、经验宏富者主持，而我国则“委之不学无术之污者，而以素不习工事之文士督率之。末流积弊，滑吏作奸，甚至窳其工程，希冀再决，以为牟利得官之余地”[8] 333，因此强烈要求改变这种现状。在任导淮督办和全国水利局总裁后他锐意改革，促成了由传统的官僚治水向近代专家治水、科学治水的转型。而他本人也钻研水利科学，成为行家里手。他自述年二十许即“究心水利，经若禹贡，史若河渠之书，沟洫之志；专家纂述，远若桑经郦注，近若潘靳丁冯诸家之说，按之舆图，稽诸方志，钩往抉来，往往而有得焉。”[2] 626自1887年撰写《郑州决口记》，到1924年为《导淮测量处成绩》撰写序言，40年间，他撰写了大量的治水文献。1994年版《张謇全集》收录水利类论文多篇，其中论及淮河的60多篇，运河的17篇，论及长江的26篇。他也因此被称为“清朝末期唯一研究水利之学者”[9] 266。张謇认为，要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治水方略，必须以测量为先导，因此于1909筹设江淮水利公司（后改为测量局），并在1911—1922年间首次对淮、运、沂、沭、泗等河道的流向、流量、水位、含沙量以及降雨量等进行测量，其区域之广，内容之多，前无古人。后人评价说，从此“淮河流域之地形水势，乃有精密之纪录，实开我国科学治水之先河”[10] 162。1924年，水利测量局将十二年所得之资料1238册，图25卷又2328幅，汇编成《导淮测量处成绩》出版，张謇为之作序。“欧美工程家凭图审勘，与实地检查，证为可信。”[2] 628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不仅为张謇治理淮河提供了有力支撑，也在此后各个历史时期的治淮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传统水利建设因工具简陋而难以大规模、高效率展开。采用新式机器既是水利进入近代的标志，也是事业发展的要求。早在1887年，张謇就致函倪文蔚，主张采用机器疏浚施工，就地形水势将黄河分道，以便疏导，由山东入海。孙中山也十分重视机器对于水利的巨大作用，1891年，他在《农功》中说“伊里岛田卑湿，嗣用机器竭其水，土脉遂肥”[6] 3。在《上李鸿章书》中他主张使用机器以替代牛马，提高功效，说“近世制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马之用，…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他如凿井浚河，非机无以济其事……”[6] 11他在民生主义第三讲中提出，中国现有许多荒地，如果用机器抽水可以开辟很多地势太高，无水灌溉的荒地，也可使已经开辟的良田没有旱灾，增加粮食产量。[5] 400
（三）植树造林，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
孙中山和张謇都主张植树造林。孙中山认为，要防水灾便要先造森林，“多种森林便是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有了森林便可以免去全国的水祸”，因为有了森林，“遇到大雨时候林木的枝叶可以吸收空中的水，林木的根株可以吸收地下的水;如果有极浓密的森林，便可以吸收大量的水;这些大水都是由森林蓄积起来，然后慢慢流到河中，不是直接流到河中，便不至于成灾”[5] 407-408。
张謇也十分重视发挥植树造林对防止水患的作用，强调“挽救水害，则编栽保安林不可缓也”。他认为保安林用途“尤以涵养水源，防止土沙，预防水害为最要”，“现黄河、长江、珠江时有泛滥之虞，则编栽保安林宜亟矣”[2] 227-228。1924年，湖南发生水灾，省长赵恒惕来函请教对策。张謇直言水灾的原因在于过度围垦，使洞庭湖无法消融游衍之水，造成湖口淤塞，江底垫高，而根源则在于“贪近利者，只知圈占圩田，而不计水无所容之为大患也”，“今湘之与水争数十年矣；一遇霪潦，山水四溢，鲜不成灾”，主张趁此机会，谋根本疏治之策，“否则水今即消，来水无已，赈有穷时，民何生路?大可忧也”。[2] 629
（四）培育人才，筹集资金，为水利事业提供可靠保障
张謇对于人才在水利事业发展方面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指出，治理水患首先必须有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人才，“盖治水必资学识，然后可成计划，有计划然后可冀效果。学识不足，则计划不能正确，即效果不能良善也”[2] 606。鉴于国内水利建设百废待兴，而相关人员奇缺，他一方面从美、荷等国聘请水利专家来华指导和设计，另一方面，选拔优秀青年到国外学习深造。特别是他强调，要实现国家自立，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水利专业人才，因此于1906年10月，在通州师范设立测绘科，培养测量技术人才，后又在高邮设立“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1915年3月，他在南京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水利高等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许肇南为校长，水利专家李仪祉为教务部主任兼教授。该校培养了大批优秀水利人才。早期毕业生须恺、汪胡祯、宋希尚等后来都成为我国知名的水利专家和水利界的领军人物，“从此，中国进入了专业水利人才成为治水主体的时代”[11] 191-197。
张謇认为，对水利而言，无贝之才和有贝之财，即人才和资金不可或缺。由于国穷民贫，治理水患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经费缺乏。为募集经费，他煞费苦心，采取招股、入股的形式，筹建江淮水利公司。他指出：“集股开办，众擎易举。”[2] 74组建水利公司，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2] 71他还试图通过创办银行、向国外借款等方式来筹集水利资金。比较而言，基于水利工程浩大和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警惕，孙中山主张由政府承办，对利用民间资本参与水利建设重视不够。
（五）因地制宜，发展水电，开发利用水力资源
在水利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孙中山除了与张謇一样主张疏浚港口，发展航运交通外还慧眼独具，较早提出了利用水力发电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主张。
孙中山自述“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12] 60。13岁出国使其没能完整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但充满好奇且具可塑性的年龄却减少了他接受西方文化的阻力。他长期游历西方，并大半生都在海外度过，得以大量阅读国外出版的书籍。据段云章统计，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中有外文书籍501种，涉及美英法德俄日等近20国，其中又以美（183种）英（148种）为最多。[13] 924他对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进展有较多的了解。在《上李鸿章书》中，他就介绍了西方刚问世不久的水力发电技术，说“格致之学明，则电风水火皆为我用”，“用瀑布之水力以生电，以器蓄之，可待不时之用，可供随地之需，此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者也”[6] 12。1918年孙中山写成的《国际共同发展的中国实业计划》和1924年所作三民主义系列演讲中，孙中山又作了丰富完善。他说“近来外国利用瀑布和河滩的水力来运动发电机，发生很大的电力”，由于天然力不用费钱，所以所发电力相当便宜，这种瀑布和河滩在中国很多的。他预测广东北部翁江可发数万匹马力的电，“用这个电力来供给广州各城市的电灯和各工厂中的电机之用，甚至于把粤汉路照外国最新的方法完全电化，都可以足用”；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像这样大的电力，比现在各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如果开发出来，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的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长江和黄河的水力资源如果能够充分开发利用，大约可以发生一万万匹马力，“拿这么大的电力来替我们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是可以变贫为富的”[5] 401-402。
四、结语
我国自古水灾频发，清代尤为严重，不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而且对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出身农家且在乡村成长的经历构成张謇和孙中山关注和重视水利的最初动因，而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以及由近代国情生发出的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又使他们重视与经济、国防息息相关的水利问题。孙中山重视水利早期主要为了实现农业近代化、改变中国贫穷面貌，改善农民的生活，民国后主张整治河流更是“以获利为第一原则”，着眼于使内河、港口与铁路、公路贯通一气，以达到货畅其流、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而张謇首先考虑的是除弊、希望消除水患给民众带来的苦难以及社会动荡、列强侵略给国家发展造成的阻碍。他们都剖析了近代水灾频发和严重的原因。孙中山突出社会和政治原因，体现了革命家和政治家的特质和情怀，而张謇则发挥熟悉专业的优势，兼顾了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因素，因此更加全面和科学。张謇和孙中山都顺应时代潮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采用机器以提高效率，设立专官以加强管理，筑堤浚河、植树造林以保持水土。张謇重视科学测绘和人才培养，主张设立股份公司筹集资金，并付诸实践，为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由于长期直接治水管水，张謇对水利问题研究更深，认识更广，考虑更周全和细致，其水利思想更具务实性和可操作性。而作为革命家和经济战略家[14]，孙中山对海外的新思想、新科技了解较多，其水利思想则更具理想性，也更前卫，特别是其开发三峡水力资源、发展水电事业的设想，令人眼界大开，也为建国后我国水电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houghts of Zhang Jian and Sun Yat-sen on Water Conservancy
JIANG Guo-h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Both Zhang Jian and Sun Yat-sen attached much importance to water conservancy in order to enhance national strength and realize the revitalization of China. Sun hoped more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Zhang considered in priority to eliminate suffering and threats the flood brought to people and to achieve social stability and reduce dependence on foreign powers. Sun emphasized social and political roots of flood formation, while Zhang considered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They all suggested using machines, setting up specialized agencies to manage water conservancy, deepening the river embankment, and afforesting to prevent disaster. From long-term practice of water control, Zhang had more pragmatic and operable water conservancy thoughts, while Sun’s water conservancy thought was more ideal and forward-looking. In particular, Sun’s bold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ydropower cause mad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projects in China.
Key words: Zhang Jian; Sun Yat-sen; thinking on water conservancy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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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江苏如皋人，南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