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射阳述略（续）
□ 梁林军
三、因缘际会：张謇与冯国璋的政商联手
华成盐垦公司的成立可以直接追溯到张謇的呼吁和建议。据张謇在《华成公司成立会宣言》中所讲：“右营地之南，则今华成公司之地矣。会冯总统督军江苏，议营此事，询及下走。因贡甲乙二策：甲谓当自上倡，合中级军官逮于兵士，任愿投资，设整散股以收之。遴愿为此事者，属为之主，俾解职之官，退伍之士，他日有田可归，有业可执。以是为他省倡，此国之大利也。乙则合商股为之。冯公采乙策，而以下走于兹事夙有研究，又以方营各盐垦公司稍有成绩，属为发起人之一。”[1]1913年底，冯国璋成为江苏督军，总管江苏的军事，就苇荡右营的事询问张謇意见，张謇向冯国璋献策两条。苇荡右营的南部，就是当时华成公司所在的地方。张謇提出了甲乙两个方案：甲方案建议由上层倡导，联合中级军官到普通士兵，自愿投资，设立整股和散股来募集资金；选拔愿意参与此事的人，让他们负责，使得解职的官员和退伍的士兵将来有田可归，有业可做；以此作为其他省份的示范，这对国家是大有好处的。乙方案则是募集商业股份、社会资本共同来投资开发。冯总统采纳了乙方案，并且因为张謇对此事早有研究，又因为当时正在经营的各盐垦公司取得了成绩，所以嘱托张謇成为发起人之一。
关于张謇献策冯氏的时间，《张謇全集》中收录有两封张謇对冯国璋的复函，可为佐证。一封是在1914年7月20日，内容为：“比闻将军拟令兵开苇荡营地之河渠，而听人民领种。以光明正大之心，成体国经野之绩，曷胜钦佩。通海垦牧公司十余年来稍著成绩。比已将公顷令鄢君遇春赴通参观之意，知照该公司主任届时招待，能先时电告南通知事转知尤善。其路程须由宁而通，再由通而吕四。到通可住有斐馆，该馆新建，一切清洁。兹奉上垦牧历史一部，公暇披阅，亦可知该公司经营之大概也。幸乞教益，此复。”[2]张謇听说冯国璋准备让士兵开挖苇荡营地的河渠，并允许百姓领种土地，大为赞赏。冯国璋提出拟派鄢遇春到通海垦牧公司参观、考察，张謇致函冯氏说通海垦牧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取得了一些成绩，已安排好鄢先生到通海参观的接待事宜；张謇还向冯国璋赠送通海垦牧公司历史一部，供其了解该公司经营的大致情况。在函复冯国璋之前，张謇拟信给三哥张詧，嘱咐他安排好具体接待，内容为：“昨晤冯华甫，云：‘现拟令兵开苇荡营地之河渠，而听人民领种。’果如此，亦难得。并云可派鄢遇春赴通参观垦牧成绩云云。鄢亦陆军出身，曾在清江当参谋官，章静轩或知其人。请知照知源，如鄢来，招待之。并告葆初指导，寓有斐。”[3]据此信，时任农商总长的张謇应该在北京与冯国璋见了面，冯国璋表示现在计划让士兵去开垦苇荡营地的河渠，然后让老百姓来领种，还可派鄢遇春去南通参观垦牧的成果。另一封是在时隔一年之后的1915年7月4日，内容为：“久疏笺候，驰念为劳。昨辱大函，介绍杨君参观下邑实业，具见将军以韬略之余闲，研齐民之要术，强兵富国，钦佩曷胜。杨君昨到，已属各厂各公司妥为指导矣。专此肃复。”[4]从此信可见，冯国璋来信给张謇，介绍杨先生来参观南通的实业，张謇回信说已安排好接待事宜，并且称赞冯国璋在军务繁忙之余，仍致力于研究民生经济，追求强兵富国之道，令人深感钦佩。张謇担任农商部长与冯国璋任江苏督军的起始时间差不多，但张謇在袁世凯称帝前辞职回乡。张謇的献策确实是在冯国璋任江苏督军不久，而且应该是冯国璋主动提出开发苇荡右营的想法，但冯国璋充分了解之后并未决策，直到袁世凯称帝后，冯国璋成为北洋系反袁称帝的先锋。
华成盐垦公司可以说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明星和商业领袖在各自人生事业巅峰时期牵手的重磅合作。冯国璋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政治呼声暴涨，成为民国的副总统乃至代总统；张謇积近三十年之功，将家乡南通建设成为模范县，且刚刚辞任农商总长，是当时社会各界公认的商界领袖。冯国璋（1859—1919年），字华符，也作华甫，直隶河间人，张謇一般称其为华甫。冯国璋本是北洋三杰，袁世凯的亲信，论辈分比张謇低，从二人来往信件中也可以看出冯氏对张謇十分尊敬。冯国璋于1913年底出任江苏都督，手握四个师的重兵，加上身处富庶的江苏省，是袁世凯倚重的地方实力派。为了进一步笼络冯国璋，袁世凯于1914年1月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砥介绍给冯国璋为妻，将婚礼办得格外隆重，一时轰动大江南北。不久，冯国璋还被授以“宣武上将军”，张謇早期给冯氏的信件中一般称呼冯氏为上将军即来之于此。冯国璋深感袁氏的知遇之恩，曾多次通电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约法，反对内阁制，主张总统制。此时张謇尚在内阁之中，已萌生退意。但是在袁氏称帝后，冯氏公开反对帝制，成为北洋系中反对袁氏称帝的先锋。袁世凯称帝后曾任命冯国璋为参谋总长，后又让他取代段祺瑞兼理征滇总司令，冯氏都未上任。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鉴于全国讨袁运动兴起，冯国璋不再称病，放开胆量，公开反对帝制，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冯国璋安排秘书拟好两份通电，一电致袁世凯，劝其退位，一电分致鄂赣与西南各省，表示他反对洪宪帝制的态度。在冯国璋联合五将军发出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的通电后，袁世凯的北洋系土崩瓦解，袁氏无奈退位，不久郁郁而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冯国璋因反对袁世凯称帝、拥立共和的功劳和声望经国会补选为副总统。
华成盐垦公司自1916年底酝酿，1917年开始筹备，1918年中召开成立会，时间节点与冯国璋成为副总统、代总统的节点多有吻合。1916年11月，冯国璋在南京宣布就职，仍兼任江苏督军，并未进京。冯国璋就职副总统后，便在南京设立副总统办事机构，并以国家元首的姿态公开接见中外记者，大谈治国方略，主张中国建设要渐次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激进方针，一时在政治上颇为活跃。政治呼声日益高涨的冯国璋需要得到像张謇这样极具社会影响的工商领袖的支持。兴办华成盐垦公司对此时的冯国璋而言是名利双收的好事情。张謇说，“下走则更为邀周、贝诸君。冯公先垫款六万六千余，为收地之用。及代理大总统，遂以组织公司属下走，再辞不获，乃允暂时领袖。”[5]既然成为发起人，张謇就邀请了一些朋友共同参与。冯国璋先期垫付了六万六千多元作为收地款。冯国璋赴京代理大总统时，再三请求张謇主持公司的经营事宜。
关于华成公司的起名，张謇未加介绍。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大概与冯国璋字华甫有关。1917年初，鉴于冯国璋反袁称帝和护佑江苏，江苏有商民集资为冯国璋立碑，江苏军界联合会加入发起后，便改为建立冯公生祠，取华符之“华”字名为“华园”，并拟铸造铜像。冯国璋知道此事后，“恐为人所讥议，立即致函辞谢”，“华园一事千万打消，如不能中断，请即改为劝工场，以利民生经济。”此事一时传为美谈，又为冯国璋增光添彩。华成公司的取名大概也与此同理，取冯国璋之字“华甫”之“华”，寓意华甫成功、华甫事业必成。
关于华成盐垦公司的成立，张謇的日记和年谱中也略有涉及。据张謇的《啬翁自订年谱》所记，1918年“二月，余被华成公司股东推任为总理，路远不能去，至是属朱庆澜为协理，管云程佐之”[6]，“二月十一日，寄青与朱子桥去阜宁华成公司，泽初偕”[7]。冯国璋于1917年7月赴京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张謇在公历1918年3月被推举为华成盐垦公司总理，大概此时开始介入到华成公司的筹备和管理中。因为路途遥远，张謇不可能到华成实地赴任，因此任命朱庆澜为协理，管云臣协助他。朱庆澜和管云程都在军中任职多年，熟悉军中流程和事务，擅长与军人打交道。朱氏在四川、东北、广东任职，军中威望高但对江苏不熟，张謇因此派长期在江苏任职的管云程协助。为了方便二人开展工作，张謇派自己的私人秘书许振（字泽初）同去。朱庆澜（1874—1941年），字子桥、子樵、紫桥，浙江绍兴人。武昌首义后，被推为四川军政府副都督。1913年任黑龙江省护军使兼民政长，在此任上，农商总长张謇曾致函东三省民政长，对东北的垦荒提出具体而详细的意见，并且与朱庆澜私人有通信，建言并讨论东北垦荒的问题。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朱庆澜因曾拥袁称帝，被下属逼迫离职。1916年被黎元洪任命为广东省长，期间因倒向孙中山而被总理段祺瑞改任，又被桂系排挤，朱庆澜将自己的部队交给孙中山、陈炯明，使孙中山首次拥有自己的部队，朱氏辞官回到上海兴办教育。期间，被张謇请到华成公司任协理，直到1922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哈尔滨特别行政区长官。朱庆澜是近代著名的“慈善将军”，“九一八”事变后，筹建抗日后援会，支持上海十九路军抗日。1935年起任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8年任全国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主持第五救灾区工作。常年奔走于鲁、陕、豫之间，为慈善民生而奔走。管云臣（1877—1920年），字寄青，任通海镇守使多年，与张謇交好。此时管氏的通海镇守使被免，改派往北方任职，大概就此辞职。张謇与其交往多年，对其十分信任和了解，派其到华成盐垦公司协助朱庆澜。许振，字泽初，是张謇的学生和私人秘书。到华成任职后，许振于1920年在陈港南庄圩发起创立新南盐垦公司，资本额有70万，是较大的盐垦公司。
公司的管理班底组建完成，自然少不了精通河工和垦务的人来主持业务，张謇派身边最擅长垦务的束曰璐来华成公司负责垦务。“定股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元，以二十五发起人支配之，人各担任五万元。一年以来，由朱、管、束、诸分任收地集股，规模粗具。阜宁学滩，亦以地亩入股，订约就绪。依照公司条例，收足股份四成，开成立会，选举职员，开始营业。今所收近四之二矣，法当开会，成立公司。集多数股东，选举职员，分任其事。其组织时事当然结束，下走对于本公司之发起人名义，当然取消。下走此后亦股东之一，如有所见，自当随时贡献。”[8]从张謇的讲述可见，华成公司的总股本定为一百二十五万元，由二十五位发起人共同负责，每人出资五万元。经过一年的筹备，朱庆澜、管云程、束曰璐等人分别负责土地收购和股份募集工作，现已初步形成规模。阜宁学滩也以土地入股，合同已经签订完成。根据公司规定，当股份募集达到四成时，将召开成立大会，选举管理层，正式开始运营。目前股份已募集近一半，依法应当召开会议，正式成立公司。届时将召集多数股东，选举管理层，分配各自职责。随着组织工作的完成，张謇认为自己作为公司发起人的名义也将自然取消，此后，他将作为公司的一名股东，自然会随时提出并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是谦词，但日后提到华成公司，人们竟然都认为是冯国璋一人发起，张謇作为发起人、筹备的总负责人竟然真的被遗忘了。据张謇日记记述，1918年农历“八月十七日，朱子桥、张佩年、周孝怀来，说华成事”，农历“八月二十日，华成以是日各股东集于沪开创立会”。华成公司筹备工作完成，准备开创立会，朱庆澜携好友张习、周善培一起到南通向张謇汇报工作并请张謇到上海参加创立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华成盐垦公司于1918年9月25日正式在上海创立。此时冯国璋已辞任代总统，想回江苏而受阻。张謇因感冒又怕自己到上海后应酬太多，并未到会，拟《华成公司成立会宣言》，并派吴季诚到会宣读[9]。吴季诚长期为张謇主持大生纱厂的上海事务所，是张謇在上海的代表和负责人。
担任副总统后，冯国璋更以反帝制余孽面孔出现。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爆发“府院之争”，引发张勋复辟，为段祺瑞所镇压。黎元洪避入日本公使馆，致电南京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维护共和。冯国璋于7月3日通电全国指出：“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国璋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彼（指张勋）恃京师为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于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第二天，冯国璋在军署接见英国领事时说：“中国政体已走上了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跟段总理都是站在反对地位的。”
复辟之事平复，冯国璋于7月14日致电“奉还大总统职权，请黎元洪复职”。黎氏愧于解散国会，故决心去职，致电冯国璋说：“惭魂虽化，枯骨犹生，黾载河间，奠我民国”。黎元洪辞职后，冯国璋进京代理总统，一时风头无两。段祺瑞深知阻碍“武力统一”的主要障碍是冯国璋，于是便指使亲信王揖唐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操纵国会选举，把冯氏赶下台去。此时冯国璋继黎元洪总统任期将满，安福系按照事前段祺瑞的部署选举徐世昌为新总统，冯国璋也只能识趣辞职，于1918年8月13日通电辞去副总统，并于1919年回到老家河间，1919年底去世。从张謇的文稿中可以看到，1919年5月22日，张謇曾致电新任总统徐世昌：“请总统电令巴黎中国专使勿签青岛约字，勿以安福派人长教育事”[10]，请总统发电报给巴黎的中国专使，要求他们不要在青岛条约上签字，同时不要让安福系的人担任教育部门的主管。
射阳所在的苇荡右营能够最终得以开发，离不开张謇多年的奔走呼吁，也恰逢时任江苏军事最高长官、江苏督军冯国璋的同意和倾力支持。1917年，苇荡右营的垦务得以确定、启动，江苏督军亲自发起成立公司、全力推动，实属张謇多年努力、时机也帮忙，可谓因缘际会于此。机会也是稍纵即逝，所幸这个窗口期，射阳把握住了。没有当时最炙手可热的两大政商人物的倾力推动，恐怕此地的垦务还得拖延。
四、射阳十日：张謇在射阳地区的实地考察
冯国璋辞职回乡乃至去世，张謇日记中未加记载，现存资料有限，笔者未见张謇对冯氏的文字纪念。冯国璋去世于1919年底，正值寒冬，来年开春四月，张謇专程到华成公司考察，在射阳待了十天，这或许是对冯国璋最好的纪念。十天的行程，这是除通海垦牧公司之外，张謇在众多盐垦公司中绝无仅有的考察。
第一天是庚申年二月十八日（1920年4月6日），张謇从盐城坐船到阜宁鲍家墩。据张謇日记，“十七日，晴。早五时行，午后至泰县，过坝即行，夜过东台。十八日，经盐城至阜宁鲍家墩，日向曛矣，华成盐垦公司盐务在此，朱子桥协理留止其寓舍”[11]。张謇此行是先到扬州，参加运河会议以及黄炎培组织的苏社会议，然后经水路从扬州、泰县、东台、盐城到阜宁的鲍家墩，走了将近两天。4月6日，从盐城到阜宁的鲍家墩时，天色渐暗。因为太晚所以没到千秋港的华成公司入住，朱庆澜留张謇住在其家里。此时，华成公司的盐业业务主要在鲍家墩，朱庆澜也住在此处，但是华成盐垦公司的总部规划设在千秋港。
第二天是农历二月十九日（1920年4月7日），张謇查看射阳沿海大堤。据张謇日记记载，“十九日，由一线港至天然港视工，沿海大堤北段，见阜通公司苇荡营地”[12]。一线港位于今射阳县境内，天然港位于今大丰区沿海地区。阜通公司是由张詧、张謇于1919年创办，位于原苇荡右营的五垛，今射阳县临海镇。可见，此日行程，张謇是先由西向东南，从鲍家墩出发，自一线港到天然港考察沿海大堤北段，然后自此向北，到今双洋闸附近往西，查看阜通公司的苇荡营地。阜通公司由张詧、张謇发起，从起名可见张謇希望打通阜宁沿海片区，使阜宁县沿海片区自南向北连成一片，彻底通畅；这样北可以和沈云沛、许鼎霖的海赣垦牧公司连接，南可以和大丰相连。今天，打通了的阜宁沿海地区正是分布在盐阜大地北部区域的射阳、滨海、响水三县。
张謇曾在华成北闸（今双洋闸）时作诗，为华成北闸题字，《射阳县志》对此有记载，《张謇全集》也录入此诗，但题字的地点不详，时间明显有误。根据张謇日记中的行程记载，此诗应是1920年4月7日作，而不是《张謇全集》和《射阳县志》中记录的4月6日。该诗题名“初夏”，全诗为：“初夏去北闸，归时日正午。车汉衣襟湿，烈日胜炉熏。风吹旱魃过，满目皆碱土。野旷牛羊少，荒昃穷丐多。仆痛余亦渴，沟水皆咸卤。何年获收成，尚待天公许”[13]。此诗属五言古体，但是全诗有十句似乎不合规范，抑或缺失较多。四月初应是春天，下文张謇在描写射阳湖时也用“柳乍苏”，柳树才刚刚复苏，此诗题名“初夏”，只能说明当日气温异常高。初夏时节前往华成北闸，正午时回程。拉车的汉子衣衫湿透，烈日比火炉更灼熏。热风卷着旱魔掠过，满目皆是泛白的盐碱土。空旷的荒野上，牛羊稀少，逃荒的乞丐倒是不少。仆人累得叫苦，作者也渴得难忍，可沟渠里的水全是咸涩的苦卤。何时才能获得收成？恐怕还得看老天的脸色。对此诗为张謇所作，笔者抱怀疑态度，理由有五：一是张謇习惯记录和保存诗稿，此诗未在日记中记载、出现较为罕见；二是张謇是清末民初世人皆知的文才，他也是严谨之人，注意诗的工整，而此诗在音律、格律甚至句数都有明显缺失；三是张謇的诗尤重意境和典故，属于比较典型的文人诗，此种现实主义风格的诗在张謇诗作里属于另类，与张謇的诗风格格不入；四是气温与气候严重不合，从射阳之行张謇日记中所载诗作来看此时射阳应是初春，而不是初夏；五是张謇此次行程的主要交通工具应是船，而不是人力车，此时华成盐垦公司成立不久，此地大片苇荡似乎不便人力车通行。据此，此诗应系他作，或伪作。
第三天是农历二月二十日（1920年4月8日），张謇到今滨海、响水看苇荡右营北部的情况。据张謇日记，“二十日，由三条港视八分子，他日总公司地”[14]。三条港位于今滨海县境内，八分子位于今响水县境内。可见，张謇对于华成盐垦公司的发展战略是向北发展，明确地说要将华成公司未来的总部放到当时阜宁县的北端，即今响水县。此前张謇在考察水利时，也曾到过响水口、陈家港。由此可见，张謇对华成盐垦公司的发展信心满满，希望和勉励华成公司经营好当下，将来要经营整个苇荡右营。
第四天是农历二月二十一日（1920年4月9日），张謇视察沿海大堤南段。据张謇日记，“移住千秋港公司，视大堤南段”[15]。从该日起，张謇住到千秋港，说明前一天也住在鲍家墩。此日的行程是由千秋向东向南，考察沿海大堤的南段。
第五天是农历二月二十二日（1920年4月10日），张謇视察农事试验场。华成公司农事试验场设在射阳河南，今射阳城区东部、原海通镇地界。1920年，张謇从美国引进大量的脱字棉、隆字棉、爱字棉、金字棉等品种系列，在华成公司农事试验场试验、驯化、比较，获得成功后再在各盐垦公司推广新棉种和栽培技术。
此事与张謇的后学、好友穆藕初有关。穆藕初（1876—1943年），原名湘玥，字藕初，上海川沙杨思镇人。1889年，入上海棉花行当学徒，1908年赴美国留学，获农学硕士学位。1914年归国，次年与其兄穆湘瑶创办德大纱厂，任总经理。1919年在河南郑州创办豫丰纱厂，并在引翔港开办穆氏植棉试验场，从美国引进哥伦比亚、赫尔奔等长纤维棉花品种，又在张謇的支持下，与聂云台、郁屏翰等人发起组织中华植棉改良社，在浦东杨思镇附近，辟棉种试验场，先后在沪、苏、浙、鄂、湘、豫等省（市）开办了16个改良试验场，进行植棉改良试验和新技术推广。穆藕初从回国起就得到了张謇的支持，1915年他在建厂的冗繁忙碌之中，还挤出时间翻译了美国人泰勒所著《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并把这种管理方法应用于德大纱厂，此书穆藕初请张謇为其作序。穆藕初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棉种和植棉技术专家，后来他还写了《植棉浅说》一书，华成农事试验场应是张謇与穆藕初合作的棉种改良试验场之一。穆藕初是当时企业家中与张謇联系较为紧密的，后期也多次为上海华商交易所等事来南通拜访张謇，是张謇着重扶掖的后学和同行。
第六天是农历二月二十三日（1920年4月11日），张謇视察机器垦区。据张謇日记，“至濒河区视机垦地，伟业公司所租垦者，乘轮由射阳湖往来”[16]。张謇之子张孝若有意引入机器垦植，张謇专程看了伟业公司租地进行机器垦植的情况。有资料显示，1920年，张孝若、许泽初等人发起组织淮丰垦殖股份有限公司，设事务所于阜宁东坎镇。公司在苇荡右营购地2万亩，另向新南垦殖公司租地2万亩，共4万亩经营垦殖事宜，主要采用机器开垦，种植棉花，分年经营。张謇后来在自订年谱中对此次考察进行总结，认为机垦“绩不恶而费较大”[17]，即认为机器垦植的成绩是不错的，缺点是成本太高。
第七天是农历二月二十四日（1920年4月12日），张謇日记没有记录行程，但记录有作诗两首，寄给南通的至亲至爱，诗中有写道四月初的射阳湖，“海上东风柳乍苏，新晴蘸绿射阳湖”[18]。张謇所谓射阳湖，即今天的射阳河，因其上游是射阳湖，故张謇这样称呼。四月的射阳湖，东风自海上吹来，柳树刚刚苏醒。新的晴天扑面而至，阳光洒在湖面上，湖水显得格外碧绿。此句道尽春天的生机与美丽，对春天的喜悦与赞美，以及对挚爱小恙初愈、容光焕发的欣喜和祝贺。
《张謇全集》中，记录该日张謇还作《得闲》诗一首：“春永野方秀，山清趣有余。花飞人定后，香烬梦回初。漫漫云窥牖，零零雨溜渠。得闲曾几日，劳者复何如？”[19]射阳行程自此日起，张謇难得有几日空闲。由此诗可见张謇心情颇佳。春天来了，原野方才一片秀色；山色清朗，更添几分闲趣。花在人声静寂后飞落，炉香在梦醒时分燃尽。漫天的云彩，轻轻探进窗来；淅沥的雨丝，悄悄溜进沟渠。难得几日清闲，终日劳碌的人，又该如何自处？野秀、山清自有缘由，花落、香烬也都有时，云过窗、雨溜渠是大窥小、小归大。看到这些，张謇反问自己这样终日劳碌的人，是否会像野秀一样有因果，会像山清一样有增益，会像花儿一样在众人休息的时候飞舞，会像炉香一样在众人沉睡的时候燃烧，会像漫天的云彩一样路过小窗，会像零落的雨滴一样汇入沟渠；或者，难得清闲几日时，生活应该怎样与劳碌区别，该以何种方式度过。
第八天是农历二月二十五日（1920年4月13日），张謇有记述为谢珩女士像作诗。据张謇日记，“为谢珩女士作其父像赞，寄之（有电来促）。闻大纲哄未靖”[20]。谢女士又来电催促，张謇为其父像作诗后寄出。谢珩，字林风，是浦东县人。其父是谢源深（1869—1920年），字志澄，号酉山，前清孝廉，创办浦东塘工善后局，并长期担任董事。谢源深常带头捐资并在浦东县修筑圩堤，开辟道路、桥梁、码头等，并长期带领民众与浦东一带勾结地痞、侵占滩地的洋商进行斗争。1909年，当选为江苏咨议局议员，与时任议长张謇相识。浦东咸塘浜原为浦江支流，随着洋商开发已严重淤塞，于是他计划并实施填平筑路，未料工程尚未完工，即于1920年初去世。后来筑路工程全面竣工，1922年浦东塘工局将这条路命名为源深路。浦东塘工局实际是官方认可的民间组织，但谢源深长期带领民众修路筑堤，长期与洋商占地作斗争，是向海而生、造福一方的地方名士。《谢君像赞》：“议士弗良，厉为世诟。溯洄其朔，若昏绝昼。毣毣谢君，昔者吾友。文炳有章，器温而厚。朱弦自高，白璧无偶。奄忽长徂，遗像如觏。有女子子，封胡掩秀。沉沉少微，芳风有后。”[21]在此诗中，张謇赞赏谢源深的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可见张謇对其在浦东的事迹也是久有耳闻。也夸赞其文彩斐然，为人温润宽厚，谢生如高雅的琴瑟自有清音，似无瑕的美玉举世无双，可惜骤然长逝，如今唯见遗像，恍如重逢。张謇也称赞其女才华出众，不输男儿，谢源深的高洁风范，必将后继有人。谢源深长期致力于浦东县滩涂建设，也可谓是张謇盐垦事业的同路人。
“闻大纲哄未靖”，听说大纲那边的骚乱还没有平息，张謇在射阳的后四天行程或与此事有关。大纲即大纲盐垦公司，是张謇、张詧、周扶九于1916年在今射阳合德、兴桥一带设立，资本额113万余元，但是由于收储土地的纠纷，此公司长达五年多无法启动经营。当时盐区土地虽属国有，但使用权相当复杂，一般而言有商亭和盐亭两种所有权之别，商亭即灶地和草荡地均归垣商所有，盐亭即盐灶归垣商所有，草荡地归灶民所有。大纲盐垦公司的土地纠纷就出在盐亭，当时灶民为生计，已将一些草荡地开垦、种植杂粮。盐垦公司在成立前，须先收购垣商的产盐权和垣商、灶民的地面权，而后才能动工兴垦。垣商强调“商亭商办，滩归商有”，认为草荡地是“灶尾”，应由垣商自主出售。灶民由于已使用草荡地种植并受益，垣商卖地给盐垦公司就意味着他们失去土地的使用权，因而纷纷出来抵制、闹事，也有一部分灶民不愿出售草荡地，便一起参与抗议，以致引发了著名的北七灶“灶民风潮”，大纲盐垦公司为土地权属问题聚讼近六年之久。此事在通系盐垦公司中是极为罕见的。张謇对盐垦区土地权属的研究有三十年，从事近二十年盐垦，长期建言国家垦荒政策，又有长期的收储经验，但是在大纲盐垦公司遇到灶民大规模闹事，他也是无可奈何；土地款已缴给垣商，合同、法律条款清晰但是公司垦务迟迟无法得到开展。
第九天，张謇没有在日记里记录。第十天是农历二月二十七日（1920年4月15日）午后，张謇从千秋港出发到东台。
三年之后，张謇在根据日记修订年谱时，对此次庚申北巡总结如下：“二月以运河工程局事往扬，怡儿侍行。十三日开局。沈恩孚、黄炎培至扬组织苏社，意以社为策进各县量力自治。十七日行，十八日至华成鲍家墩，周视公司地。规华成农事试验场。视伟业公司机垦成绩，绩不恶而费较大。第二十八日，至东台，视母里师范学校地，叔兄所购也。规辟沿海各场南北串场大河，承转西水入海。”[22]由此可见，张謇不辞路途遥远，辟出十天时间，是专门为了考察华成公司，全面了解公司的地块情况。发起人冯国璋于四个月前离世，华成公司如何继续经营，是张謇需要认真考虑的。此次行程令张謇印象深刻的事有两件：一是规范华成农事试验场；二是考察伟业公司的机器垦殖成绩。
张謇自订年谱是在三年之后，对华成农事试验场用词是规范，说明从射阳考察之后，张謇决心对通系盐垦公司需要统一规范管理，之后可以看到张謇注重对与自己较为紧密的通系盐垦公司进行了一系列规范性的措施，针对社会上纷纷设立的非通系盐垦公司，张謇也做了很多规范性的倡议。比如，成立盐垦公司管理处，自任处长、江导岷任主任，强化对通系盐垦公司的设立和管理；强化会计独立核算制度，规范管理新设盐垦公司从大生纱厂拆借资金的行为。此外，在北巡考察时，张謇决心“规辟沿海各场南北串场大河，承转西水入海”，统一规范盐垦区的水利规划，为此张謇专门撰《盐垦水利规划告股东书》。张謇看到社会上的盐垦公司越来越多，如果在设立盐垦公司之前不做好水利工程规划，这些新设的盐垦公司如果成为新的地主、地贩，将影响整个江淮沿海地区的水利和长远发展。从南通到扬州、盐阜再回南通，张謇主要走的水路，此考察行程也是江淮沿海的水利和水路交通的调查之旅。在考察期间，张謇形成借助现有水系，开辟沿海地区南北串场大河的设想。因此次北巡，主要行程是在射阳，张謇应是在射阳形成一系列的水利规划和设想。
同年十二月，张謇撰《串场大河施工计划书》，他的学生、泰县的凌植支说此河与大运河平行，可命名为新运河。张謇仍命名为串场大河，与原串场河相对应。江淮地区自古有串场河，俗称下河，为筑范公堤而开挖，沿途串连诸多盐场，故取名串场河，又称穿场河。它是一条专门用来运盐的人工运河，串通了宋代以来的近20个盐场和盐仓。现有河道北起阜宁县城的射阳河，向南流经建湖县、亭湖区、大丰区、东台市，与海安境内的通扬运河相接，全长170公里，河面宽约20、30米。此河之前，各盐场生产的盐靠人背肩挑，到集散地后再转运外地。为了运盐方便，古人利用建范公堤取土留下的复堆河，改造成连接盐场的运盐河，极大改善各盐场的运输，也大大方便此地的交通。南宋咸淳五年（1269），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利用范公堤复堆河开浚串场河南段，使得各场盐河相通。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都统孙潭齐向清廷奏准开挖盐城至便仓段20多公里；乾隆三年（1738），大理寺卿汪漋奉旨开挖盐城至阜宁段60公里。至此，串场河全线贯通。因为泰州盐运分司设在东台，于是以东台海道口为界，将串场河分为南北两段：南段由海安向北流经富安、安丰、梁垛至何垛场，北段由海道口向北流经丁溪、小海、草堰、白驹、刘庄、伍佑、盐城至新兴、庙湾（即华成公司所在地）。阜宁至上冈段，串场河在范公堤以东；上冈至东台段，串场河在范公堤以西。
张謇在考察射阳时，认识到串场河已不适应沿海垦区的发展需要，认为有必要在范公堤以东、自南到北再建一条运河，将自海门到响水口的各个盐垦区南北串起来，因此叫“串场大河”。张謇认为，串场大河有利于将西边上游的水承接，并由此河东边的支流水道将水排往大海。此河与京杭大运河平行，可以将在范公堤以东的新垦区串联起来。1921年初，张謇拟定《两淮串场大河施工计画书》，计划分甲乙两部，分期进行，甲部需要三年时间，乙部需要两年时间。“淮南旧有串场河，起于阜宁之东坎，止于泰县之海安，贯串扬泰各场，故以串场名。其时范公堤为捍海东堤，串场河乃堤内行水之引河，有天妃、白驹、刘庄各闸为之节宣，有射阳、新洋、斗龙各港为之泄泻，扬泰两属恃为运输交通之利器。迨海势趋东，黄河徙北，串场一河不能该括数属运输、交通之利数十百年矣。謇以为实业、教育、军事、国税之于道路河渠，有如饮食之于肠胃脏腑，但运输交通之利，道路得其半，河渠则兼之。兹自海属之陈家港至东台之角斜，拟辟串场大河。河之共长四百七十二里，以县计则灌云、涟水、阜宁、盐城、东台凡五。本衔接沟通之法，使斥卤荒僻之地成交通便利之场，河渠也，道路也，兼筹而并进之。”[23]淮南地区原本有一条串场河，起点在阜宁的东坎，终点在泰县的海安，贯穿扬州、泰州各盐场，因此得名“串场”。当时，范公堤是抵御海潮的东侧堤坝，而串场河则是堤内的引水河道，设有天妃、白驹、刘庄等水闸调节水流，并依靠射阳、新洋、斗龙等港口排水泄洪，扬州、泰州两地依赖它作为运输交通的重要通道。后来，海岸线向东延伸，黄河改道北流，串场河的功能逐渐衰落，无法再像过去几百年那样承担多个地区的运输和交通重任。张謇认为，实业、教育、军事、税收与道路、河渠的关系，就像饮食与肠胃脏腑的关系一样重要。运输交通的便利，道路占一半，而河渠则兼具运输和排水的双重功能。因此，他计划从海州的陈家港到东台的角斜，开凿一条新的串场大河。这条河全长472里，流经灌云、涟水、阜宁、盐城、东台五个县。此河采用衔接贯通的方法，使原本荒僻贫瘠的盐碱地变成交通便利的地区；河渠与道路的建设相辅相成，同步推进。
辛酉年，即张謇北巡后的一年，江淮地区严重水灾，运河堤工日夜告警，张謇奔波于扬州、高邮、宝应、兴化、东台等地，派人专门前往盐城、阜宁察勘灾情，回报说“盐灾重，阜不成灾”。盐城县灾重，而阜宁县谈不上灾害，侧面佐证了张謇的判断和设想，即江淮地区水灾在于上游之水排海难，下游临海地区水系发达，着重应该疏浚和打通上下游。串场大河不仅可以自南到北串连各个沿海垦区，而且可以解决长期困扰江淮地区的水患问题。此后几月，我们看到张謇到东台查看王家港闸疏浚工程，到大有晋规划同兴区水道。从张謇所画的串场大河线路图，可以看到东台的王家港是南北连接的关键区域。张謇规划、建设南北串场大河的设想是在射阳时期酝酿的，回到南通后形成的，可惜此宏伟设想未能完全实现，否则江淮沿海地区的交通和垦区建设会大幅提前，又会是一番景象。
对于华成盐垦公司的管理，张謇主要通过定期的会议以及管理人员的汇报，做了几十年的垦务，他对盐垦公司的经营比较熟悉。根据其日记记载和江导岷的《垦牧手牒》，张謇经常到通海垦牧公司的现场察看。在离开射阳后，从其与朱庆澜的通信仍可看到张謇对华成盐垦公司具体的关心和管理。1920年9月，朱庆澜请张謇帮忙购买水泥，当时水泥行情十分紧俏，张謇嘱咐人在上海没有购买到，于是从大生购买的水泥库存中调拨了两千桶给华成公司。“子桥协理：水泥沪无购处，商由大生拨前购者二千桶。说明折息加贴，较原值增三成，廉于顷市尚六七千元。另电盐城陶巽甫代雇沙船，径放来通，海道运北。特闻。”[24]张謇信中说，上海目前没有地方可以购买水泥，因此商议从大生公司之前购买的水泥中拨出两千桶。这批水泥的折息和附加费用比原价增加了三成，但比当前市场价格仍然便宜了六七千元。同时，张謇发电报给盐城的陶巽甫，请他代为雇用沙船，船只放空到南通，从南通装载水泥后再通过海路运往华成公司。此后，张謇给陶巽甫发电报，“盐城陶巽甫世兄：承代觅妥船，极感。请即日径放至通天生港入唐闸，运水泥二千桶。船能多而可靠尤佳。运脚如何计算？能代说定更妥”[25]。张謇致电感谢盐城的友人陶巽甫，请他帮忙谈好运费。
1921年9月，华成公司北闸被抢，员工被伤，朱庆澜致电张謇，张謇立即致电阜宁县知事卢鸿钧：“射湖两岸，盗案迭出。顷据华成电称‘北闸巨案，劫抢伤人’，务望严饬法警限日破获，破案情形，并盼电复”[26]。卢鸿钧，字子衡，曾任海门县知事、南通县知事，与张謇交好，此时恰好任阜宁县知事。张謇致电卢氏说，射阳湖两岸最近频繁发生盗案，刚刚收到华成公司的电报，称“北闸发生重大案件，劫匪抢劫并伤人”，请务必严令司法警察限期破案，并将破案情况通过电报回复。1924年3月，卢鸿钧于高邮知事卸任后在扬州赋闲，张謇曾向省长韩国钧力荐，卢鸿钧后被任命为青浦县知事。1921年10月1日，张謇给朱庆澜回电：“电悉。已电卢县限日破获，并由张镇守使派朱帮带驰往查办。仍希转饬公司军警严缉慎防为要”[27]。张謇回电朱庆澜，说已经发电报给卢县，要求限期破案，并请张镇守使派下属朱帮带迅速前往查办。同时，张謇希望朱庆澜转告公司军警加强缉捕和防范工作，确保公司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张镇守使为张仁奎（1856—1944），字镜湖，号锦湖。辛亥革命后，张仁奎以通州总司令名义在南通通电宣告独立。张仁奎长期担任江苏陆军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此时兼通海镇守使，为北洋政府陆军上将。通海镇守使辖南通、如皋、海门、泰州、崇明、启东等沿海地区，张謇派到华成盐垦公司协助朱庆澜的管云程曾任通海镇守使，管云程已于1920年去世。
朱庆澜于1922年离开华成盐垦公司，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哈尔滨特别行政区长官，从此时张謇给朱庆澜的信件来看，二人仍然来往甚密。1923年3月15日，张謇致信内容如下：“子桥先生大鉴：新岁百吉是颂。去岁沈生士模奉命将去奉矣，忽奉尊电，以魁省长已辞任，水利事不能进行，暂行缓来。今春尊处又函沈谓：‘吉俸太薄，不必舍此就彼’等情。顷据沈函谓：‘自闻尊命，即辞沪职。沪事隶英人，不可复进。现在进退两失，殊苦。’云云。吉事究如何？沈所述亦实情。愿公有以策之。沈函附阅。敬请大安！”[28]由此信可见，朱庆澜到沈阳任职后，应省长之请，需要一位精通水利事务的人才，来信请张謇推荐。张謇推荐了上海的沈士模，沈士模因此辞掉在英国人公司的工作，但是朱庆澜因为省长辞职又婉拒、劝退沈士模。张謇因此再致信朱庆澜，说明沈士模的情况。张謇给沈士模回信，内容是：“敬复者：顷得惠示，具悉一一。朱总司令前招兄去奉，本为事择人，且亦谓奉可展骥耳，不图歧误，致为贤累。顷已据函朱处，俟复到再告可也。复颂刻佳”[29]。张謇向沈士模解释，朱总司令之前邀请您去奉天，是因事择人，而且认为在奉天可以施展您的才华，没想到事情出了差错，给您带来了麻烦。
本文交代此事，除了此事可以说明张謇与朱庆澜在朱氏离开华成盐垦公司后的交往，也可以从此事管窥张謇对人才的爱护、提携和推荐。张謇之所以在清末、民初如此重要、如此有影响，除了他踏实勤恳地致力于实业、教育和家乡建设，为世人做榜样，供世人参考学习，而且他不吝惜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待人坦诚，积极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交友帮助、提携德才兼备的人才和后学，运用自己的影响和名人效应帮助初创公司的企业家，为他们发起、投资、呼吁。初读张謇的人，往往惊诧于张謇精力之充沛、经历之丰富：一个人怎么可以做这么多的事业，创如此多的第一。事实上，张謇一直在帮助有心作为、热心公益的人，在他们初创、最难的时候，往往能够得到张謇的参与和帮助。这是张謇为人敬仰、敬重的一个不可不说的原因。
从江淮地区盐垦公司的发展历程也可看出张謇的这种做事风格，起初张謇发起、设立通海垦牧公司，亲自带着一批人扑在工地上干，他意在做标杆，亲自做好以便让别人学习、复制；张謇的好友沈云沛、许鼎霖愿意跟随张謇从事垦牧事业，于是他们在海洲、赣榆设立海赣垦牧公司，张謇倾囊相授并积极协助支持，一些地方有实力的士绅对盐垦公司感兴趣，张謇也都积极参与发起、全力支持；此后，张謇鼓励家人以及与自己亲近的学生、同事也牵头发起盐垦公司，张謇也积极参与，出钱又出力，这些公司往往从大生拆借了相当的资金，这是张謇所谓通系盐垦公司；最后，是社会上跟风而起的盐垦公司，对其中确实致力于盐垦事业的公司，张謇也是积极支持、维护。因此，也可以看到，正是张謇具有这种胸怀和气量，一心为公，盐垦事业才能发展得如此迅速。
五、风起云涌：射阳地区兴起盐垦热潮
就垦牧公司而言，张謇直接创办的只有通海垦牧公司一家，张謇直接发起的只有大纲、大祐盐垦公司两家，这两家都在今射阳境内。大纲盐垦公司成立于1916年，位于今合德、兴桥地界，由张謇发起，张詧、周扶九创办，资本额有113万之多。大祐盐垦公司成立于1918年，位于今黄尖、新洋地界，由张謇和其独子张孝若发起、创办，资本额有80万。而华成盐垦公司成立时间介于这两家公司之间。此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射阳境内掀起了盐垦公司设立的高潮，但大多资本额都很小，一般称之为“堂”或者“仓”。资本额大的盐垦公司一般是由张謇或其三哥张詧发起创办，或者与张氏兄弟有关的人士所创办；对这些公司，张謇称之为“通系”。除张謇、朱庆澜之外，本文着重介绍对射阳盐垦事业影响较大的重要人物还有朱庆澜的好友张习和周善培，以及张謇的垦务大将束曰璐。
如前文所提，在华成盐垦公司创立会前，协理朱庆澜到南通拜访张謇，同时张謇记述与朱庆澜同行的有张习、周善培。朱庆澜长期在四川军中任职，张、周二人都是朱庆澜在四川的好友。朱庆澜到华成盐垦公司任职后，他将两位好友也请到射阳。朱庆澜与张习在华成西盐区成立恺宜堂，周善培与张习在鲍家墩北涧成立善习堂，都在华成公司总部附近，今属射阳千秋镇。
张习（1879—1956年），亦字佩严、佩年，号猬翁，四川富顺人，是四川首任盐务局长、四川总督府视学。西学东渐之时，张习重视国学经典普及教材的译著，他潜心撰写四书、《孝经》的今注今译，得到梁启超、周善培的欣赏支持，得到中华书局陆费逵、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两大出版界竞争对手罕见的联合推广，成为全国各主要大中城市、县乡村新式小学堂和私塾学堂启蒙学生学习《四书》的指定正规教材。该系列译著作品一套八册，累计发行量达千万册，是民国时代最重要的国学古籍经典普及教材之一。1918年秋，经朱庆澜举荐，张习任华成盐垦公司总经理。1919年6月，张习与朱庆澜、周善培等25人，在今大丰区三龙发起泰和盐垦公司，张謇也参与发起，资本额有143万之多，此公司地处大丰与射阳之间，是江淮盐垦事业重要的填空补缺。周善培任董事长，张习任总经理。自此，张习举家迁居于此，在此住了三十年，直到解放后，迁居于成都、天津，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周善培（1875—1958年），字致祥，号孝怀，浙江诸暨人，是四川有名的大儒，也是张习的老师，与“戊戌六君子”中的川人刘光第、杨锐交谊最深。1901年奉命带学生20名赴日本留学，并聘回日本教习来成都开设私立东文学堂。1949年10月，曾与张元济应毛泽东邀请做客中南海。1952年，他出任民生公司董事长，还先后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曾力主将国号由“中华民国”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有《周易杂卦正解》及回忆录《辛亥四川争路记》等。
除此之外，对射阳地区垦务影响最大的人当属束曰璐。束曰璐是张謇水利河工和垦务最得力的助手。为了办好华成盐垦公司，张謇常年将他派驻在此。在华成公司任职的同时，束曰璐一手打造了“合德”品牌。1918年，束曰璐联合邵子中在今合德镇发起了合德垦殖公司，资本额70万元，同时他在今临海镇发起中合德、北合德两家盐垦公司，1920年在今耦耕东发起同仁堂，1921年在今合兴北发起众志堂。合德垦殖公司所在的合德镇已是今射阳的中心城区。
束曰璐（1875—1940年），字勖严，其父束增煦（又名纶，号渭璜、畏皇）是张謇青年时期好友，后经张謇推荐到吴长庆军中任职，病故在庆军中，临终前向张謇托孤两个儿子束曰琯、束曰璐。张謇不负好友所托，在辞官从商后，一直将束曰琯、束曰璐视为己出，带在身边，且束氏兄弟各有所长，是张謇的得力助手。束曰琯擅长文职，是张謇的秘书，1892年又成为张詧的女婿。束曰琯常年跟随张謇，帮助张謇处理各种繁复的文字工作，张謇曾这样介绍过束曰琯：“予之弟子也，初佐予参两淮盐务，继勷南通实业，公牍多出其手”[30]。
束曰璐则被张謇送进陆军学堂，擅长水利河工，是张謇垦务和水利工作的得力助手。束曰璐还未毕业，就跟着张謇垦牧公司负责人江导岷等人去海边勘测并制作出《海滨荒田图》，就此走上垦牧之路。根据江导岷出版的《啬翁垦牧手牒》记载，束曰璐很能吃苦，具有开拓精神，在垦务中负责具体的工程设计、开发、监理甚至后勤工作。张謇对其评价是，“为予办理盐垦事业深得臂助”[31]，束曰璐是张謇盐垦事业的左膀右臂，也是华成公司和合德垦务的中流砥柱。在华成盐垦公司工作期间，其兄束曰琯曾在信中提醒弟弟要坚持原则和程序，凡事得通过朱庆澜的同意，不能“滥做好人，处理公司之事必须经子老（协理朱子桥）通过，且必商洽，千万不能擅主”[32]。
1917年，张詧、张謇在如皋东乡掘港（今如东县）兴办大豫盐垦公司时，为束曰璐等四位高管建公馆，所谓公馆就是办公与住家的统一体，自此束曰璐便安家在此，他常年奔波于海门与阜宁的盐垦区之间。束曰璐有两房夫人，大太太郭氏，二太太姜氏，大太太居扬州老家，二太太住掘港束公馆。值得一提的是，束曰璐是中国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的父亲，束星北从小随母郭氏住在扬州，但束星北晚年填写籍贯时填的是南通唐家闸、掘港，这两个地方是其父束曰璐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束星北是中国早期从事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于1945年春领导研制成功中国首部雷达，在浙江大学教授的学生有李政道、程开甲等。
对盐垦公司出现热潮，张謇是警觉的，射阳之行后张謇开始加强对盐垦公司的规范和管理；对此，后文有详细介绍。但是，当张謇提示风险时，一些盐垦公司已开始出现经营问题，社会否定盐垦公司的声音有铺天盖地之势，对这些一边倒式的舆论，张謇是不认可的。1923年，张謇在《盐垦公司水利规画通告股东暨公司职员函》回应了盐垦公司设立的热潮。“一系与非一系者，始大有晋、大豫迄新南、新通大小错落二十余盐垦公司。一系之公司投资、负债、加息几二千万，经营之地四百三十万亩强，略当全数三之一。”[33]属于同一系统或不同系统的公司，从大有晋、大豫到新南、新通，大大小小错落分布着二十多家盐垦公司。属于张謇通系的盐垦公司，投资、负债加上利息接近两千万，经营的土地逾四百三十万亩，约占全部盐垦公司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整地工程多寡虽有不同，而先后都已建设，连遭庚、辛、壬三年虫水风潮之灾害摧残，三年中五六月以前，试种甚茂美之棉稻，铃萎穗堕，仅遗枯荄，尽失豫计之望。由是资投而尽阁，债与息负而加重。股东袖手观望而莫救，董事瞠目策画而无效，办事人短气扼腕，累累若狗之丧家。”[34]就张謇观察，虽然各盐垦公司的土地整理工程有多有少，但都已经先后建设完成。然而，连续三年（庚申、辛酉、壬戌年）遭受虫灾、水灾、风灾和海潮内灌的严重摧残，三年中五六月以前试种的棉花和稻谷长势茂盛，但最终铃萎穗落，只剩下枯黄的根茎，预期的收益完全落空。因此，投资耗尽，负债和利息负担加重。股东们袖手旁观而不能施以援手，董事们瞠目结舌而不能有效策划，办事人员唉声叹气，像丧家之犬一样无助。“债户因之益督偿其本与息，而公司则破产不可，进行不能，搘拄补苴，一若办事人负无限之责；口舌手足，一惟办事人当八面之冲。事外人不知，或诟主任人之措施不慎不力，或病发起人之豫计不备不核，甚至蓄意反对。”[35]债主们更加紧逼偿还本金和利息，而公司既不能破产，也无法继续推进，只能勉强维持，一下子就好像办事人员承担了公司的无限责任；所有的口舌之争和手忙脚乱，都由办事人员独自承担。外界不了解情况，有的指责负责人措施不谨慎、不得力，有的批评发起人预算不周全、不核算，甚至有人蓄意反对。此处，张謇回顾并总结了盐垦公司热潮退去，谤潮涌来时的大致情况，他认为盐垦公司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连年灾害，导致预期的收入不能落实，而公司的负债和利息负担较重，这些影响是短期因素，盐垦公司的经营模式是长期向好的。
张謇批评那种别有用心，趁机破坏，准备取而代之的人。“乘机破坏者，造为极无意识之诬谤，冀举一切之公司而消毁之，几于充耳矣，不知各公司成立各有本源，无一不经政府之许可，各公司股额、债额累至千万，非少数野心白手所能攫取，即攫取矣，而不能为全局通筹之计，亦等于废。故乘机诬谤者，可认为无意识。”[36]趁机破坏，散布毫无根据的诽谤，企图摧毁所有盐垦公司，这些声音几乎无处不在。然而，这些人不知道，各公司的成立都有其合法依据，无一不是经过政府批准的。各公司的股本和债务累计达千万，绝非少数野心家或空手套白狼者所能攫取；即使攫取了，如果不能为全局统筹考虑，也等于无用。因此，那些趁机诽谤的人，在张謇看来是无脑、无效的。
张謇指出盐垦公司困境的症结在于连续遇到荒年，且后续资金无法到位，而不是在于互相指责各公司财务和管理的问题。“至若措施之不慎不力，豫计之不备不核，诚所不免，然须知罚不慎，惩不力，皆有法。若年荒款不继，一事莫举，慎者无所用其慎，力者无所用其力，则无法。在昔日言，各公司孰无豫计？无豫计何以得集股之数？有今日言：公司他系视通系，通系视垦牧。垦牧章程，通系即不尽用，不尽用故失，失乃见垦牧之得。”[37]至于措施不谨慎、不得力，预算不周全、不核算，这样的问题在所难免，但是要知道，惩罚不谨慎、惩处不得力，都有法律依据。但如果遇到荒年，后续资金无法到位，一事无成，谨慎的人也无从谨慎，得力的人也无从得力，那就无法可依了。从过去来看，各公司谁没有预算？没有预算，如何能筹集到股本？正如有人所总结，其他系的公司以通系为参照，通系以通海垦牧为参照。通海垦牧的章程，通系并未完全采用，正因为没有完全采用，所以出现过失，但是这种过失恰恰才显出垦牧的成功。即是说，从财务上来看，通海垦牧公司等盐垦公司恰恰是因为大生系统财务管理不严，从大生系统拆解了大量资金，而这种财务上的过失恰恰是这些盐垦公司的成功之处。由此可见张謇的务实态度，他认为出了困难，大家不要互相抱怨、攻击，而是都能献出自己的能力，认定盐垦公司向好的方向不变，凑集资金，继续完工，一起共度时艰。
张謇通过垦牧公司与盐垦公司的对比，认为各盐垦公司在很多方面都优于通海垦牧，劝人们不要因为连续三年的灾荒就心灰意冷，而是要重拾信心。“得失所在，今可为言：一垦牧地小，今公司地大；一垦牧缓进，今公司急进；一垦牧股本前十年无利，今公司股本甲日投，乙日即有利；一垦牧只缴领地价，给清地价，无买地价，今公司有买地价，又有领地价；一垦牧无债，今公司有债；一垦牧所在地纠葛少，外人觊觎小，今公司所在反是，费用多；一垦牧主任人终年在垦牧地，今公司主任人不尽终年在公司；一垦牧助手由学生养成，今公司助手由各方凑集；一垦牧在通海佃有顶首无安佃费，今公司在东、盐、阜佃无顶首有安佃费。”[38]在土地规模上，垦牧公司土地面积小，而盐垦公司土地面积大；在发展速度上，垦牧公司采取渐进策略，而盐垦公司发展更快；在股东收益上，垦牧公司前十年股东没有分红，而盐垦公司股东投资后很快就能获利；在地价支付上，垦牧公司只需缴纳领地价，没有买地价，而盐垦公司既有买地价，又有领地价；在负债结构上，垦牧公司无负债，而盐垦公司有债务；在外部环境上，垦牧公司所在地纠纷少，外人觊觎不多，而盐垦公司所在地情况相反，运营成本更高；在管理层驻守上，垦牧公司负责人常年驻守当地，而盐垦公司负责人未必长期在公司；在员工结构上，垦牧公司的助手由学生担任，而盐垦公司的助手来自各方拼凑而来；在佃户费用上，垦牧公司在通海地区的佃户需缴纳顶首（押金），且无需安佃费，而盐垦公司在东台、盐城、阜宁等地的佃户没有顶首，还需支付安佃费。张謇以此说明，盐垦公司虽然面临挑战，但在经营模式和发展潜力上很有优势，因此不应因短期困难而丧失信心，而应该想办法、齐心协力将垦殖业务进行下去，各方都能获得收益。
对此，张謇也检讨自己，认为盐垦公司出现经营困境的根源在于自己，那些虽然不属于通系的盐垦公司也是因为自己的言论和呼吁而投入开办盐垦公司。“综此九点，而举其要，则急进乃病原中之病原。此病原，则下走一人之罪也。下走平昔言地方自治，自治不惟可大而当可久，久则须谋基本，基本之策，无过于地。南通既发其凡，而当自治者不应囿于通。斯言也，恒为人言之。凡稔于下走与下走之兄弟、弟子习闻之，是以垦牧工程十年告成，垦效与年俱进，而继起公司乃风起云涌，下走虽尝惴焉而少抑之而不可以已。夫非一系之各公司，其创始主义，未必尽为地方自治谋也。而缘下走之一言以起，起而股东办事人俱困，下走其能免此罪乎？”[39]盐垦公司最关键的问题是急功近利，这是问题的根源，张謇认为这是自己一人的罪过。张謇认为自己过去常讲地方自治，自治不仅要追求规模大，还要追求持久，持久就必须谋划基本，而最基本的策略莫过于土地。南通开了好头，但追求自治的人不应局限于南通。这些话，张謇常对人说，凡是熟悉自己及其兄弟、弟子的人，都经常听到这些话。垦牧工程十年完成，垦殖效果逐年提升，因此后续的公司如风起云涌般兴起。张謇虽然曾感到不安并试图稍加抑制，但未能成功。那些不属于同一系统的公司，其创始初衷未必都是为了地方自治，但因为自己的言论而兴起，结果公司、股东和办事人员都陷入困境，张謇认为自己不能免掉这个罪责。
最后，盐垦公司破局解困的办法还是要学通海垦牧，将盐垦事业坚持到成功。“先哲有言：作事须有首尾。今欲为各公司计，惟有仍师垦牧。垦牧自始至今，二十有一年。十年毕堤河工，于工裁五成；十一年开股东会付息，息计岁所得之纯益，今又十年，工尚只九分五。其零五，则一中间、二小闸。然当去年大水，全县岁收二成，独垦牧八成。今年大风雨，全县收七成，独垦牧九成以上。次于垦牧与内地等者，为大有晋，下者大豫，各公司则否否。此无他，工程完缺程度之差别耳。”[40]张謇认为，做事要有始有终，现在各公司破局的办法就是继续以垦牧为师。垦牧公司从开始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前十年完成了堤坝和河道的工程，工程只完成了五成；第十一年召开股东会支付利息，利息按每年的纯收益计算；如今又过了十年，工程只完成了九成五，剩下的零点五成，包括一个中间工程和两个小闸。然而，去年大水，全县收成只有两成，唯独垦牧公司收成达到八成；今年大风雨，全县收成七成，唯独垦牧收成九成以上。就张謇观察，仅次于垦牧的是大有晋公司，再差一些的是大豫公司，其他公司则远远不及。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工程完成程度的差别罢了。因此，盐垦公司解困的方法只有继续完成工程，以垦牧公司为模版，按照既定的方向坚持，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就心灰意冷、士气全无从而导致工程停工、公司烂尾。
（未完待续）
注释：
①张謇：《张季子九录》，中华书局，1931年。
②张謇：《张謇全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
③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
④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
⑤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盐垦编》（五册），方志出版社，2005年。
⑥武廷海等：《江苏沿海张謇盐垦文化遗产研究》，中国地图出版社，2021年。
⑦梁林军：《张謇的儒商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8年。
⑧梁林军：《张謇儒学思想论纲》，载《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2期。
⑨梁林军：《“父教育母实业”——张謇的企业家精神》，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20年11月30日。
⑩梁林军：《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清初三大思想家对张謇的影响》，《光明日报》理论版2021年10月23日。
{11}史全生主编：《民国实业家列传》，凤凰出版社，2018年。
参考文献：
[1]《张謇全集》第四卷，第382页。
[2]《张謇全集》第二卷，第481页。
[3]《张謇全集》第二卷，第479页。
[4]《张謇全集》第二卷，第549页。
[5]《张謇全集》第四卷，第382页。
[6]《张謇全集》第八卷，第1039页。
[7]《张謇全集》第八卷，第842页。
[8]《张謇全集》第四卷，第382页。
[9]《张謇全集》第四卷，第383页。
[10]《张謇全集》第八卷，第862页。
[11]《张謇全集》第八卷，第879页。
[12]《张謇全集》第八卷，第879页。
[13]《张謇全集》第七卷，第240页。
[14]《张謇全集》第八卷，第879页。
[15]《张謇全集》第八卷，第879页。
[16]《张謇全集》第八卷，第879页。
[17]《张謇全集》第八卷，第1041页。
[18]《张謇全集》第八卷，第879页。
[19]《张謇全集》第七卷，第241页。
[20]《张謇全集》第八卷，第879页。
[21]《张謇全集》第八卷，第879页。
[22]《张謇全集》第八卷，第1041页。
[23]《张謇全集》第八卷，第1041页。
[24]《张謇全集》第三卷，第801页。
[25]《张謇全集》第三卷，第801页。
[26]《张謇全集》第三卷，第931页。
[27]《张謇全集》第三卷，第932页。
[28]《张謇全集》第三卷，第1155-1156页。
[29]《张謇全集》第三卷，第1156页。
[30]张謇撰：《束氏祖谱序》，http://www.zhang-jianyanjiu.com/nd.jsp?id=796&groupId=47。
[31]张謇撰：《束氏祖谱序》，http://www.zhang-jianyanjiu.com/nd.jsp?id=796&groupId=47。
[32]益中：《束星北家事揭秘》，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2692159365756025&wfr=spider &for=pc。
[33]《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51页。
[34]《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51页。
[35]《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51页。
[36]《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51页。
[37]《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51页。
[38]《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51-252页。
[39]《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52页。
[40]《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52页。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原载：《张謇研究》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