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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子荷锄图》是 张謇人生转折的重要标志——与赵家晨先生商榷
时间: 2024-11-08     次数: 885     作者: 沈振元

 

   编者按:2023年第3期(总第74期)《张謇研究》说论纵横栏目中,登载了江西师范大学赵家晨先生“身份迷失与思想摇摆——《张季子荷锄图》与晚清张謇的困顿”一文。此文探讨了《张季子荷锄图》背后所蕴含的张謇“弃官从商”困惑和摇摆的心路历程。本会资深会员、年已望九的沈振元先生认真研读此文后,对文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撰写了“《张季子荷锄图》是张謇人生转折的重要标志——与赵家晨先生商榷”一文,从多个角度与赵家晨先生进行商榷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思考。我们认为,这两篇文章展示了不同学者之间的思想碰撞,“理以明辩而始得,学以互竞而乃精”。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切磋交流,能够将张謇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也衷心感谢学界同仁们长期以来对《张謇研究》的关注支持。

 

《张季子荷锄图》是

张謇人生转折的重要标志

 

——与赵家晨先生商榷

 

沈振元

 

近读《张謇研究》2023年第三期赵家晨先生的文章《身份迷失与思想摇摆》。这是一篇洋洋万言的大文章(以下简称“赵文”)。作者通过对《张季子荷锄图》及图中题辞的剖析表明:“晚清张謇的困顿”、“身份迷失”与“思想摇摆”,此文读后,让人茫然。因此有必要与赵先生商榷,并求教于赵先生及张謇研究届同仁。

(一)

先看看“图”吧!“赵文”在第一部分用了大量的文字考证图的真伪、画图的时间、版本等。这自然无可厚非。其实,《张季子荷锄图》并非千年以外的古董,而是百年以前的画作,它的真实性无可怀疑,十八位名人的题咏就是明证,至今仍悬挂在张謇纪念馆。作画的时间也很清楚,只要看一下题咏者签署的时间就一目了然。作者在转了一大圈子后,对“荷锄图”作出了如下评价:

《张季子荷锄图》中的“张謇”与人们所熟知的张謇差异较大。无论是容貌、面部表情,还是日常衣着,皆与世人印象中的张謇迥异。创办大生纱厂时的张謇已经留有其标志性的浓密的八字胡,而画卷中的张謇净面无须;大众熟悉的张謇常以西装照示人,少有身着长衫照片。……着长衫而耕作亦不符合生活逻辑,长衫乃读书人形象,日常下田耕作之人惯着短衣裳,即鲁迅笔下“短衣帮”。

在赵先生看来,《张季子荷锄图》不像、不真、不合逻辑。他明明知道这是“写意之作”,却指责它与张謇“差异较大”,并且强调“无论是容貌、面部表情,还是日常衣着,皆与世人印象中张謇迥异”。世上有哪一张照片或画像同时能达到上述要求呢?

“赵文”还提出了画像不真的证据:“创办大生纱厂时的张謇已经留有其标志性的浓密的八字胡,而画卷中的张謇净面无须”。坦率地说,本人孤陋寡闻,记不得张謇何时留有“浓密的八字胡”,但确切知道张謇蓄须是在画像之后,张謇日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六日,蓄须,有诗。”张謇《蓄须》诗云:

齐齐发覆额,易丱曾几时。

但凭镜中颜,坐惊日月驰。

阿兄三十八,作令便有髭。

弟也四十二,才脱众试羁。

前年一至京,解官休蓬茨。

翰林要美好,田父宁有媸。

艰难望嗣息,前年已生儿。

要作阿翁样,镊鬓羞自欺。

屠维大除夕,祓旧梳与篦。

岁在子正月,元日春所祺。

以兹吉祥愿,自媚新荄兹。

壮语谢姬侍,男儿重须眉。

须成当画像,寄于芗溪涯。

(芗溪,贵溪旧名,前一年叔兄权令贵溪)。

诗中叙述了自己四十二岁才脱离科举考试,前年(1898)到京就“解官休蓬茨”,也不接受朝廷任命,决心从事实业。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同时也表明“荷锄图”中张謇“净面无须”是符合实际的,用后来的有须照片否定“净面无须”的画像是没有道理的。

“赵文”又说“着长衫而耕作亦不符合生活逻辑”。所谓“不合生活逻辑”,意谓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从而否定“荷锄图”的存在。我们不禁要问:“赵文”强调的“生活逻辑”是什么呢?其实,知识分子参加耕作,既不违背生活逻辑,也不违反社会伦理。知识分子参加农业劳动古已有之。秦汉以后,士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士参加农业劳动,人们称之为“农士”,他们“齐业而民”,即与普通农民一样下田劳动。《穀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其中士民指学习道艺者,士子与庶民合称为士民。到了近代,“四民”改称为“士、农、工、商”。士地位最高,穿长衫成为知识分子的标志。民国时期,随着知识分子队伍扩大,穿长衫的人亦多起来了,教师、学生、医生、商店老板、账房先生都穿长衫。穿着长衫下地劳动不足为奇。总之,知识分子穿长衫下地劳动,并不违背“生活逻辑”。不过他们与鲁迅小说中的“短衣帮”不同而已。

古人对画像很慎重。画师注重“像”,单林是南通人,当时的画人高手,张謇称“清同光间,单竹孙林以写真名。每写一真,与其人坐对,日三五时,凝神注目,审度面部及顾盼言笑庄谐之姿势,干墨淡赭,钩烘钩勒烘染,辄三五日成一真,十八九能肖。”为状元作画自然非常认真,不会画出人与像“差异较大”的像,更不会画出神态“迥异”的像;但要达到画与人维妙维肖的境界实在很难。正如张謇所说:“作图偶然付画手,即非架足亦不工”。意谓即使摆足了架势请人作画,也未必能画出精美的画像。而画中人很在乎画像的神采,鉴赏者要准确解读画像的意蕴,切忌偏面性和随意性,必须根据画像本身和相关资料加以解读。这使我联想起苏轼晚年的一帧自题画像,看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苏轼去世前,在自题画像上写了一句话:“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真是点睛之笔,一句话概括了他沉重而辉煌的一生,作为文学家,他事业辉煌,无人与之比肩;作为政治家,他屡遭打击,官一次比一次小,地一次比一次远,条件一处比一处艰苦。他的“功业”在屡遭贬谪的逆境中创立起来。他高尚的品格也在逆境中磨炼而成,并形成了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苏东坡为画像题辞,点明了画像历史的真实,使我们豁然开朗。《张季子荷锄图》及相关题辞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真实而影响深远的历史画面。它是张謇人生发展变化的产物,是张謇人生重大转折的标志,也是张謇开启实业救国之路的发轫之机。你看图中的张謇,身穿长衫,脚着布袜青鞋,这是知识分子形象;头戴草帽,肩扛锄头,手握锄柄,这是农民形象;两者合而为一,便是“农士”形象。他麟姿虎步,目视前方,一手提起衣袴,将迈向海滩,走进工厂,跨入商场。这正是当年张謇的真实写照。而“赵文”却说:图中的张謇“以传统退耕田园的士夫形象示人”;“辞官归里的张謇不再过问政事,专心做一个快乐的农家翁。”这是脱离实际的,违背了当时的历史,从而曲解了历史人物张謇的形象。

(二)

再谈谈“文”吧。《张季子荷锄图》绘成后,张謇便将“图”交给翁同龢等人题词,到1902年先后在图上题词的名人有十八人之多,使之成为一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颇有历史价值的画像。

“赵文”提出了两个相反的观点:一是题咏文字的“两级分化”论;二是图文主题“分离”说。所谓两级分化论,指“题咏文字则呈现出两级分化:一为歌赞张謇回乡创办实业壮举;一为心羡张謇回乡躬耕尽享田园之乐”。所谓图、文主题分离说:“图、文主题是分离的,图乃写意之作,寄寓古代士人躬耕田亩之乐;而题咏文字却如实记录张謇投身实业,创办大生纱厂及通海垦收公司的壮举”。应当指出,《张季子荷锄图》写的是当时的张謇,亦寓其未来的梦。这给阅图者较大的想象空间。因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他们的感悟自然千差万别,不可能千篇一律,也不是“两级分化”。至于所谓“图、文分离说”,我们知道文由图而来,文图契合才合情理,十八位大文人怎么会做出“文不对题”的文字来呢?赵文又说:“图乃写意之作、寄寓古代士人躬耕田亩之乐;而题咏文字却如实记录张謇投身实业,创办大生纱厂及通海垦牧公司的壮举”。这是自相矛盾的。

文由图出,图以文解,自然之理。在图上题咏者,有清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两朝帝师亦是张謇恩师翁同龢,有同僚知己郑孝胥、丁立钧、沈曾植、汤寿潜、陈三立、黄绍箕等,有江淮五才子中的周家禄、顾锡爵、范当世及好友何嗣焜、顾云、范钟,还有学生江谦、叔兄张詧等。题咏形式多样,有散文,有诗、词、曲。诗中有四言、五言、七言,内容丰富多采。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荷锄图抒发不同感悟和真挚情感。

现在,我们对这些题咏择要作些解读。

1. 翁同龢

平生张季子,忠孝本诗书。

每饭常忧国,无言亦起予。

才高还缜密,志远转迂疏。

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

(耦耕之约不能践矣)。

这首五言诗,朴实真挚,对张謇充满爱意和敬意,称其为“贤友”。称赞他重忠孝、本诗书,是个君子儒,忧国忧民,才智超人,思维缜密,志向远大,但思想变化太大。长江把我们分为两地,劳驾你独自耕作了。我年事已高,无力协助。翁师是个高官,不便明言支持张謇弃官为农。最后附:“耦耕之约不能践矣”,似有遗憾之意,其实不然,早在壬辰(1892),张参加会试未中,因劝翁退休,公曰:“吾方念之,若圣恩放归,秋冬之际当相见于江南烟水间”。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赴京参加散馆考试,发现翁被“开缺回籍”,张去送行,作《奉呈瓶叟夫子解职归虞山》尾联云:“烟水江南好相见,七年前约故应温。”可见他们交谊甚笃,感情深厚,对张謇归里务农心领神会,不言自明。

2. 郑孝胥是张謇的同僚和朋友,二人惺惺相惜,张称郑学术上“其义甚精”,“胸次过人远也”;郑称张“雄剑四五动,才名三十年”。他的七言诗,肯定张謇躬耕田园,表示向张謇学习,“万顷吴江容独秀,一垞扶海足躬耕。残宵我亦成孤月,正要先生作启明。”

3. 丁立钧,张謇的知心朋友,庚子腊月小除收到“荷锄图”,不禁诗性大发,遂作《金缕曲》:

愁鬓丝如许,甚年年,江南飘泊,客舟听雨。偶爱东淘花竹好,结个茅庵小住。人道是,避秦深处。一夜春风吹梦远,棹孤篷,狂诵君诗句。海陵水,恣来去。故人鹤怨归来暮。掩闲门,荷衣双笑,惟余与汝。痛饮不须谈世事,野客何知今古。待商略,桑麻新谱。五十田夫非老大,尽逍遥未读书重补,闲岁月,且分取。

这首《金缕曲》很美,形象鲜活,情感真挚。结庵小住,“人道是,避秦深处”,反映两人对当时的局势有共同看法;“一夜春风吹梦远,棹孤篷,狂诵君诗句”,表达对张謇诗歌的赞赏和敬重,“掩闲门,荷衣双笑,惟余与汝,痛饮不须谈世事”,表明两人相知相惜、志趣相投;“待商略,桑麻新谱”,显示他们都重农业,并且有新的主张。

4. 徐乃昌作了一首词《水调歌头》:

长镵三尺健,短笠四檐周。浩然高兴长往,学稼服先畴。一梦京华醒早,顾甚玉堂天上,身世等沙鸥。天地莽萧瑟,虫鸟自春秋。千古事,成一笑,付东流,英雄几辈,相惜霜鬓照沧洲。我欲买山卜宅,只是荆菅满地,肝胆向谁投。便耦耕去也,江北海东头。

这首《水调歌头》旗帜鲜明,豪情满怀,先写张謇神态,次写学稼先畴,深情赞美其“京华醉早”,不留连“玉堂天上”,愿做一只海边的“沙鸥”。最后下定决心,“便耦耕去也,江北海东头”。

5. 汤寿潜,清两淮盐运使,民国初交通部总长。他是张謇的“战略盟友”。1925年,张謇拟《汤蜇仙先生家传》,高度评价其人格魅力。“彀己而厚人,忘身而为众”,“天怀劲质,内行醇悫”。他与张謇同岁,交谊深厚。为“荷锄图”写了四首绝句,一亦有躬耕意愿,“买田阳羡才归去,转恐东坡愧后贤”。二学习张謇,“十年双袖回天手,海角相从学耦耕”。三要与张公比高低,“陇畔有时芒角露,与君天下论英雄”。四理解张公荷锄的价值。“眉头心事我能知,百万饥黎待哺时。田彼南山芜落甚,荷锄为问去安之”。

6. 陈三立从历史的角度赞赏张謇躬耕田园的壮举,肯定“许行学派开天下”的巨大贡献。许行学派在先秦时期风行一时,后世称为“农家者流”,不太重视,秦汉以后长期不彰,而在下层社会依然是“重要伏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高涨和马列主义的传播,许行学派重新复兴。但人们对这个学派残存的理论并不了解,“振古无人识绪余,独契微言张季子”,说明只有张謇理解许行学派的微言大义,并付之实践。现在“垦牧经纶世已传”,希望张“傥为余留二顷田”。

7. 沈瑜庆认为:“谓当纾世难,岂意退躬耕”。强调躬耕的迫切性,并认为《张季子荷锄图》打破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习俗,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使“劳心与劳力,著论渐持平”。

8. 何嗣焜认为,他与张謇“襟抱契平生”。张躬耕田园,他无疑跟从,“旧约分明在,还期学耦耕”。

9. 顾云是张謇的老朋友,他们“论交二十年”,情谊很深,对“荷锄图”作出生动的解读:“迥立将安之,行田风日美。秋阴春煦时,偶荷一锄起。悠然寓怀来,用滋生意尔,布袜与青鞋,岂必从此始”。

10. 学生江谦赞美老师的风采:“麟姿虎气,而阡陇身。非巢非许,溺沮丈人”。他不是传说中隐居不仕的巢父和许由,而是像古代桀溺和长沮那样勤劳的长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丈夫。

11. 周家禄、顾锡爵、范当世均名列“江淮五才子”之中,张謇诗云:“昔日乡里推同辈,周顾朱张范五人。”五人文才相当,志向远大,结为挚友,亲如兄弟。1893年朱铭盘英年早逝,张謇闻之“凄惋无涯”。朱妾携子抵通,张、范、顾决定每年接济母子钱“二十六千”。“荷锄图”面世后,周、顾、范均为之题咏。

周家禄写了一首七律:

东田稂莠西稗荑,南阡荼蓼北蒺藜。

主人有田芜弗治,诸奴嘻嘻顾其私。

强梁越畔来畲菑,四邻睽睽当语谁。

薅锄非种会有时,吾老不能君无辞。

先描述东西南北一片荒芜景象,原因在于“诸奴”(暗指各级官吏)谋私利,不做事。从反面强调躬耕田园的迫切性。接着又提出一个新问题——“强梁越畔来畲菑”,即世界列强越界占我良田,周围的所谓“四邻”眼睁睁看着,我们对谁说呢?并表示自已已老,你不能推辞。周、张订交时,周作长诗以志喜,诗的尾联称:“相期为鸾凤,光彩耀明廷”。后张中状元,可谓“光彩耀明廷”了。现在强敌入侵,张謇弃官为农,周心有不甘。强敌入侵不是张謇所能阻挡的;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张謇极力劝说刘坤一、张之洞组织“东南互保”,为保卫祖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至于与张謇有生死之交的范氏兄弟称“连陇苍烟耕不得,可怜还作荷锄吟”,只是从兄弟情感出发,不忍张因务农而吃苦太多。光绪三十年(1904)十二月五日,张謇闻肯堂昨吐血瓯许,亟视之,肯堂“执我手附我耳而语:‘子长我一岁,望节劳,我可死,子不可死,幸记之’。”其情意可知无反对张謇务农之意。

“赵文”对题咏的很多解读让人不知所云,如顾锡爵、徐乃昌、沈曾植、顾云的描写“无不书写张謇荒滩的事实”,“扶犁海东头”“成为投身实业的张謇又一形象,一个躬耕、疲惫、艰苦的农人形象”,周家禄题诗:“主人有田芜弗治,诸奴嘻嘻顾其私”“即是对张謇创业初期遭各方官员诘难的真实写照”……

总之,我们读完十八位名人为“荷锄图”题咏后,深感享受了一席精美的大餐,既丰富多彩,又回味无穷。而“赵文”所谓题咏文字的两级分化论和所谓的“图·文”主题分离说,我们是难以认同的。

(三)

现在,我们探讨一下所谓“身份迷失”与“思想摇摆”的问题。

“赵文”的第三部分是全文的重心。它向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自1895年张謇奉命筹办大生纱厂直至辛丑年,张謇从未脱离政治,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张謇亦官亦商、亦士夫,他在传统士宦与近代商人二者间徘徊不定,存在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二是“与身份认同迷失伴随而来的是这一阶段张謇的思想亦处在混沌中,封建思想与现代观念常常交缠其心头”。支撑这两个观点的论据处理,都有问题。他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身份迷失、思维混乱、思想摇摆的张謇形象,从而背离历史事实,扭曲张謇形象。对此,我们自然不会苟同。

所谓身份,主要指人的出身、学历、地位或资格。张謇生长在“四民社会”,把人分为士、农、工、商四等,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士的地位最高,农次之,工商又次之。人的身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不会搞错,如一个教师面对学生,他是长者,是老师;若面对自己的老师,自知是晚辈,则自称学生。绝对不会颠倒,更不会“迷失”。我只记得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阿Q曾骂小D“忘了生辰八字”(意谓忘了自己的身份)。现在“赵文”说张謇身份“迷失”,我感到惊讶。其实,张謇对自己的身份很清楚,在家丁忧,一没有官衔,二没有权力,只剩下一个“士”,在与人交往中称自己为“士”,有时自称“下走”。光绪二十二年冬,为赈济掘港堤外三百多户极穷困的灶民,致信金子羲称:“昔陆桴亭先生有言,不能致君,亦当泽民。水火之中,望救正切。下走不自揆度,尝奉斯志矣。”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张謇在《致沈曾植函》中表示:“欲以区区之愿力,与二三同志,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而遥,以为士生今日,固宜如此。”可见,“身份迷失”云云,实在是个子虚乌有的伪命题,有的是实实在在的身份转变;这种转变是以思想转变为先导,而不是相反。

张謇对自己的一生非常清楚,民国十二年(1923.3),垂暮之年的张謇在大生股东会上发表了一个“宣言”,他把一生的历史分为两段:四十岁以前,“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四十岁之后,逐步走向实业。从高中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到回乡归里,从事实业,是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正如徐乃昌在“荷锄图”题词中所说:“一梦京华醒早,顾甚玉堂天上,身世等沙鸥。”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它需要反复观察,思考、分析、研究、求索、实践,乃至决断。这就需要有一个“过渡期”,张謇从1894年回家丁忧至1899年绘就《张季子荷锄图》,花了六年时间,完成了这个“过渡”。这个“过渡”(即转变、转折)首先是从思想开始的,“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后,中东事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主要是找不到改变中国的抓手。“反复推究,当自兴实业始”。当他发现兴实业不仅符合时代的潮流,而且可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便下决心降低身份去干,“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至此,我们既没有发现张謇“身份迷失”,更没有看到张謇“思想摇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张謇确是一位无私无畏,为国家大计甘愿“舍身喂虎”,为中华之崛起踔厉前行的英雄!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赵文”是如何论证其观点的。赵先生两次用郑孝胥的材料,在“赵文”的第一部分有这样一段文字:“郑孝胥1898616日曾作《题季直荷锄小照》律诗一首,应在1900年后一字未改誊写在《张季子荷锄图》”上。“小照”与“图”是否一致,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海门人有称照片为小照的习俗。一个“应”字有猜想推出之意,而“一字未改”,似乎有偷懒或应付了事之意。郑张关系很好,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张为郑题《太夷濠堂》五首,其中一诗云:“进不苟怀禄,退亦非迷邦。看君百僚底,磊砢无等双。一堂据濠上,不嫌邻家厖。鸡犬瞰其落,日月临其窗。高枕睨万里,白鸟横烟江。”他们交谊很深,绝无应付之意,“赵文”第三部分用于郑为“荷锄图”题诗显得不合理,先砍掉题诗的最后两联赞美和学习张謇的诗句:“万顷吴江容独秀,一垞扶海足躬耕。残宵我亦成孤月,正要先生作启明。”然后,将郑题诗的前半部分呈现在读者面前:“早岁矜狂各爱名,中年积愤欠忘情。终怜流俗讥评浅,自觉文章得失轻。”企图借此证明张謇身份的迷失。其实这两联诗句与身份迷失之类毫不相干。最后,笔锋一转,将郑描写郑张二人“早岁”和“中年”状态的诗句变成专写张謇的诗句,并“塑造出一个激愤慷慨、被流俗所伤,感叹文章无用的张謇形象”。这种斩头弃尾的论述方式所得出的结论,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呢?

更有甚者: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张謇丁忧假满,朝廷要他回京销假,并托张謇好友致信劝归,沈曾植、丁立钧均致信于张。张謇因办厂正处于“屡蹶屡振之余,可成可败之际”,不能“舍之而去”,在丁忧期间与地方官吏打交道,又深感官吏腐败、朝廷衰败,不屑为之服务,于是致信丁立钧:“益知既腐之木般尔不能雕,必死之人秦缓不能起,况非般非缓,谁则堪之?而并世士大夫为弦歌三径之资,冀得一差,抽簪归去。私独以为窃人之乐而委人之忧,乃井世之恒情,非臣子之通义,即又耻之。”这段话的意思明确:我在实践中更加懂得,当时的清政府像一段腐朽的木头,即使古代的雕刻家般尔也不能雕刻成像样的物品;又像一个病入膏肓的必死之人,就是古代的名医秦缓也不能让其站立起来,而我既不是般尔,也不是秦缓,回京能担当这个责任吗?而现在有些士大夫为做官,得官禄,先求得一个差使,然后抽簪(弃官归隐)而去。我认为这种窃人之乐而给人之忧的事,是市井小人所为,非臣子之义,是可耻的,我不会去做。张謇在信中明确告诉朋友:一是不愿回京,二是不耍滑头——先回京应付一下,然后归隐而去。他态度明确,光明磊落,岂有“思想摇摆”之意?“赵文”却将这段字解读为:“越是困难重重,越要坚持为臣之道,为君分忧,义无反顾投身至创办企业工作”。我们不知道赵先生是如何得到这个结论的。

总之,我们与赵先生的争论纯属学术争鸣。我们的争论是围绕《张季子荷锄图》展开的;争论的焦点是所谓“身份迷失与思想摇摆”,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既有悖于“荷锄图”表达的思想,又脱离了当时张謇的思想实际,是个值得商榷的论题。我们认为“荷锄图”本身就亮明了身份,谈不上什么“迷失”;“荷锄图”的思想倾向亦很鲜明,从官场走向实业态度坚定,谈不上什么“摇摆”;“赵文”似乎也找不到恰当的论据证明其论点;副题中提到的所谓“晚清张謇的困顿”与正题相距太远,不能互相呼应与互动。事实表明,《张季子荷锄图》确实是一幅内涵丰富、影响深远、颇有历史价值的画像。是耶非耶,敬请卓裁。

我的文章并不完美,视之为一块粗糙丑陋的砖头,希望它能引来熠熠生辉的美玉。

(作者单位:南通市海门区张謇研究会)

原载《张謇研究》2024年第2期

  


主办单位:张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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