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机遇

——兼论大生企业集团兴起的产业基础

（来源：“謇行致远”公众号  2026年11月9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偏安于一隅的南通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令世人瞩目。以往在分析探究其原因时，较多地关注了以张謇为代表的南通先贤的远见卓识、开拓创新、务实精进、奉献精神等因素。而客观上，清中期以来中国社会遭遇到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着激烈的文化冲突，在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中南通还面临着某些重要的发展机遇。本文将从时代背景和历史机遇入手，力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诠释大生企业集团成功创立、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因。

一、漕运、盐业的衰落对江淮地区影响

明代以来，江淮地区因其地拥国家漕运命脉——京杭大运河以及国家财税重要来源——两淮盐场，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地位。依赖国家漕运、治河、盐政制度，这里形成了以淮安、扬州为核心的城镇体系。清代的漕运总督、河道总督驻节于淮安、清江浦，两淮盐运使驻节扬州，它们还拥有一定管理地方政务之权。官僚体系和商业资本集团的紧密结合，使扬州、淮安成为商贾云集的繁华城市，长期居于苏北区域中心地位。

历代封建王朝为控制盐业经济利益，实施了愈来愈严密的盐业垄断制度。明代，官府采取“蓄草供煎”制度，高度垄断海岸带盐业生产资源；通过划地销盐，实施严格的专商制度，严禁私贩；通过控制生产工具、如盘铁置办权的方法严禁私盐生产；特别是将盐民编入“灶籍”，世代为盐民，不得改业、不得私贩、不得随意迁徙，使盐民成为封建盐业制度下的最底层群体。在官商的超经济剥夺下，盐民“栖止海滩，风雨不蔽，烟薰日炙，无间暑寒，其苦百倍于穷藜”。[1]张謇曾痛心的指出：“煎丁劳苦终日，所得曾不足以免饥寒、恤妻子，……终岁率妻子劳筋骨、暴肌肉于咸风烈日之中，仅免于饥寒；而利其利以骄奢淫佚酣嬉醉饱者，商耳，官耳，民何与焉？”[2]控制盐业经济资源和利益的官吏、巨商聚集在两淮盐运使的驻地扬州，以及下属分司、巡检司、批验所驻地、运输关口集散地（如清河、江都、仪征、泰州等）形成了以奢靡享乐为表象的、繁华的“盐商文化”，而与沿海的产盐地以劳苦为特征的“盐场文化”形成极端的反差。南通虽自古以来就是海盐产地，但基本享受不到盐业垄断利益。同样，非大运河沿线城市的南通也不会得到漕运带来地方利益。长期以来，南通的社会发展水平是难以和扬州、淮安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相颉颃的。

扬州、淮安等发达的城市经济是建立在对江淮基层社会剥夺的基础上的，不仅是盐政，运政更是如此。明清以来，中央政府为了维护漕运这一“大局”，把黄河下游移到了苏北地区，造成淮河下游地区的生态畸变、灾难重重，将这一地区视为“局部利益”而牺牲掉。[3]清代中后期，江淮社会更面临重大社会危机。一方面，水灾频发，大运河淤塞日甚，严重影响漕运，特别是1824年黄河决口引发决堤，直接影响了大运河的通航能力，迫使朝廷临时采取海运措施保障漕粮运输。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镇江、扬州,运河航线被切断,致使漕运陷入瘫痪状态,两年之后的咸丰五年（1855）黄河决口，改道北徙山东入海，漕运路线彻底中断难以恢复，中央政府对河道治理投入逐渐停止，淮河水患成为苏北地区最大的社会问题。而治理淮河更多地成为地方利益之争而难以有可行方案实施，加剧了江淮社会不断走向衰败，很多原以漕运为生而失业的“下河”移民进入南通地区，改变着这里的社会结构。这也给后来的张謇留下了淮河治理的重要课题。

太平天国战争对两淮盐政的影响更为重大。按照清代盐业专卖“引岸”制度，淮盐经运河、长江运抵湘、鄂、皖、赣等指定引岸销售。连年战争梗阻长江运道，淮盐无法西运，“川盐济楚”，粤、浙盐“邻私”侵入，淮盐失去传统市场，引岸制度崩溃。作为清廷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两淮盐税大幅减少，其经济地位不断降低。由于淮南盐业不振,荡地闲置,刺激私垦；海涂淤进,可耕地也大量增加。余东场“自咸丰三年以后,私垦日多,直至亭场边界。所有长草之地,仅剩下尾新淤。”[4]据统计，清代“通属九场”在清嘉庆七年（1802）的盐产量合计501130引，折合100226吨，此后产量不断下跌，至宣统三年（1911）产量只有21973吨。[5]光绪三十年(1904)“今九场之中,独掘港、余西、余东三场余地为最多,民户之徙居而开垦者亦不少;金沙、吕四、石港三场,则卤气衰而垦田多.....官有照例放荒之禁,民鹜垦荒成熟之利”“灶丁私自开垦,转售民户,所谓照例放荒者,皆成熟田。”[6]淮南煎盐生产陷入困境,荡地私垦增多。客观因素逼迫下的盐纲废弛，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官府对盐场垄断控制，为清末民初淮南废灶兴垦事业准备了条件。

“江北之漕运不通,淮阴之盐纲亦废,在南省为切肤之患,在北省为扼吭之忧。”[7]黄河北徙、漕运改道，以及淮南盐业的衰落，淮、扬两地逐渐失去了中央和基层社会的经济支撑，河道总督于咸丰八年(1858)被裁撤，漕运总督拖延至1905年也被裁撤。“昔以繁华著闻者，不旋踵将虞衰歇矣”[8]“昔之都会遂成下邑”[9]，淮安、扬州等地区域地位的急剧变化，这使通州在江苏政治经济版图上地位的上升成为可能。

以往官府专商所垄断的盐业利益，产地南通所获偏少；大运河漕运经济利益对于南通，与沿线诸城市比同样也少得多。上述几个方面社会动荡变化对南通并未产生太多的负面影响。反之，由于漕运和盐业管制的放松以及淮南盐业的衰退，客观上已使南通获得潜在海洋资源和土地利益，为清末民初盐业改良和沿海垦殖事业留下了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南通地区农业、盐业等原有传统经济形态的转型消除了障碍。后来这里成为大生企业集团原料基地和产业腹地，并成为苏北区域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二、战乱及外来因素冲击下江南社会的破坏

明清以来，江南区域中国最富裕、发达的地区，其中手工纺织业是其最重要的产业，苏松土布素有“衣被天下”之称。江南与南通植棉和土布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通商,洋纱、洋布顿时盛行。江南手工棉纺织业面临冲击，“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10]但是外来棉纺制品与手工棉纺织业竞争的实际情况其实颇为复杂，土布的质地、适用，使洋布在一段时间内很难完全替代。但长达十数年的太平天国战争，对江南区域的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人口的骤减和城镇的毁灭。据研究，江苏省扬州府、江宁府、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的人口损失率在70%以上，松江府、太仓直隶州的人口损失率也近40%；而这些地区绝对损失人口约1641.2万，相对损失人口约17510万。[11]伴随战争和人口锐减而来的是田园的荒芜。“向时著名市镇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躏尤甚。……连阡累陌一片荆榛。……各厅县册报抛荒者居三分之二。”。[12]往日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江南市镇变得遍地焦土、满目疮痍，原来发达农业、手工业、商业很长时间难以恢复。

“粤寇之变，东南半壁尽皆蹂躏而崇川一郡暨泰、如两邑独完善无恙。……何天之独厚于是郡，特于烽火疮痍之中留此一线生机也！”[13]南通幸运地没有遭受天平天国战火的波及，社会相对稳定，传统的棉业、土布业得以持续发展。由于国际市场对于中国生丝和丝绸的需求不断扩大，战后苏南地区最先恢复发展的缫丝和丝织业，而手工棉纺织业的恢复则缓慢得多。“江南一带产布地区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一时不能恢复，而土布又是生活必需品，于是向江北的南通，大量采购，从此交易旺盛。”[14]“在江南土布衰落的同时，不仅其他地区的土布有的从无到有，有的在数量上以数倍甚至数百倍的速率增加，而且不少地区的土布通过不断改良，在质量上已远远超过江南的土布。苏南土布业急剧衰落之时，江北的通州、海门等地区均崛起为中国新的土布中心。”[15]江南手工纺织业的衰落与南通手工纺织业的兴起同时发生，南通土布不断填补着江南土布业留下的东北市场空白，这对南通社会经济将产生深刻的影响。这在下文中将进一步论述。

三、上海的崛起及与南通的经济关联

南通与上海分列长江入海口南北两翼，它们的经济关联主要在海洋运输方面。海运业在上海的早期兴起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开海禁，次年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江海关设在上海县城，统辖长江入海口南北600余里海岸线、大小24处分海口。清廷废除海禁，开海贸易，成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历史节点。“自康熙廿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16]“沙船”是适应长江口及以北多沙平缓水域特点的船种。“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17]沙船平底、吃水浅，近海浅滩水区行驶不易搁浅。所以，沙船是适应“北洋”海洋运输，同时也是适应长江、内河航运环境的船舶。

道光四年（1824年），黄河决堤，运河淤塞，漕粮阻滞。清廷不得不重开海运漕粮，次年在上海设海运总局，苏南四府一州漕粮由上海北运。1855年黄河改道后，漕运基本改由海运。各地粮船均至上海招雇沙船承运，原来利用大运河的南北贸易也多经上海海运，这大大促进了上海口岸的发展和贸易的繁盛。上海“适介南北之中，最为冲要，故贸易兴旺，非他处所能埒”[18]。到鸦片战争前，上海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南北洋之间，沿海和腹地之间交换各种商货的重要商港。据研究，鸦片战争前上海口岸常年停泊的沙船已达3500艘以上，雇佣水手10万余人，航运总吨位约54万吨。[19]海运业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要经济支柱产业。

在上海取得江南地区一枝独秀的口岸地位之时，从事沙船业的南通、海门沙船帮也迅速兴起。道光五年(1825)，“经世派”名臣包世臣曾有奏议说:“沙船十一帮，俱以该商本贯为名，以崇明、通州、海门三帮为大。尤多大户立别宅于上海，亲议买卖。”[20]“闻上海沙船有三千余号，大船可载三千石，小船可载千五百石，多系通州、海门土著富民所造，立有会馆、保载牙行，运货往来，并不押载，从无欺骗等情。”[21]此时“通海帮”在上海的沙船业中已有一定的声势，不仅拥有众多沙船和自己的商行，还设立了会馆。上海的区位、港口、资源和行商环境为通海船商提供了广阔海天，通海船商得以发挥船工技术优势、冒险精神，承揽海运、创业奋斗，逐步壮大起来。

纺织品是沙船业运销北方的货物大宗。“由南载往花布之类，曰南货；由北载来饼豆之类，曰北货。”[22]因为沙船业“通海帮”的势力，通海棉花、土布通过沙船的运销、山东、天津、东北的“北洋”海运路线也早已存在。日本学者松浦章在日本、朝鲜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一批清代江南北行商船遇风浪漂流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被当地官方调查、询问的档案记录。据松浦章统计，从康熙年间到同治年间的180年，江南商船因遇风浪漂流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的达130例，其中属通州、海门船籍的达36例，可见当时通海船帮的地位。松浦章摘录分析了一些案例，其中有11例涉及通州，可从中窥见通海帮沙船业在南北海运贸易中的基本情况。例如：雍正十年（1732年）正月，有通州沙船由徽州商人吴仁则雇佣从通州装载棉花253包，2月抵山东莱阳卸下，3月到达关东南金州，5月受太仓商人周豹文所雇装炭380担运抵天津，10月又为商人徐梦详所雇到山东海丰运大枣回江南，途遇恶风，漂流到朝鲜半岛南部的珍岛。船中共有16人，均为通州籍船工，常以船受雇于各处商人，从事海运为生。又如：咸丰二年（1852年）10月，通州吕四船员11人受雇于旅沪赣榆县籍巨商孙同德的沙船，运送棉花、西洋布等货物，从上海吴淞口出发往山东金口，途中遇风船损，漂流到朝鲜济州。再如：同治六年（1867年）4月，上海籍顾同盛的商船，受通州商人张顺福雇用，在南通州收购土布、棉花后于9月到达关东牛庄换买黄豆。返航途中遇大风，漂流至朝鲜济州。但是，上述记录除通州沙船受外地商人雇用及上海沙船受通州商人雇用在南通一带收购棉花、土布外，没有更多的沙船业与南通经济联系的信息。[23]有研究认为，虽然通海船商有了足够资本和势力，但南通本地资源物产有限，港口条件先天不足，其缺乏物产丰富的腹地和货物汇聚的区位条件，除了有限的棉产、土布贸易，沙船业“通海帮”并没有与南通本土经济结成紧密的联系。十九世纪七十年在近代轮船业兴起时，“通海帮”因缺乏应变与革新的能力已经走向衰落，错失了通海“关庄布”业迅速兴起、产生很大北运需求的机遇。[24]尽管如此，从上海赴辽东、天津、山东的海上运路依然被后来通海布商继承，只是承运者改为新崛起的宁波船帮。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上海等五口被辟为商埠。开埠后的上海，其地利之便和周边腹地的经济优势进一步显现，上海逐步取代广州成为中国进出口商品贸易的中心。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州、扬州等传统工商业城市遭到巨大破坏的时候，大量的官员、地主、绅商、手工业者以及下层劳动者从战争波及地向上海聚集，大大促进了上海的发展。迅速进入上海得近现代工商文明与传统的江南文化融合，形成了“海派文化”，并长期处于领先优势地位，上海逐渐发展成为区域的工业、商业、贸易和金融中心，进而发展为远东第一大都市。

光绪二年(1876年)，曾任职上海的通州知州松亭说：“亭摄宰沪邑，实为五方荟集之地，而崇川一江遥隔，郡人士之侨于沪者尤夥。”[25]长期以来，缺乏贸易交通区位优势的南通，其商人均需借助上海开展贸易。近代上海的崛起为南通进一步拓展市场、畅通贸易提供了便利。此后各种全新的生产要素从上海进入南通，为大生企业集团兴起和南通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帮助。

四、南通棉纺织业的产业基础

南通地区气候温暖，土质呈碱性，宜于植棉。明清以来，南通棉花的种植面积大，在种植业占比高，农民“图利种棉”者多，商品化已经达到一定程度。明《嘉靖通州志》卷一《物产·货之属》有“木棉花”的记录。清《康熙通州志》及《乾隆通州志》中记载了通州沿江农民“善种棉”、“种业多棉花”。乾隆四十年(1775)高晋在《清海疆禾棉兼种疏》中记述,“惟松江府、太仓州、海门厅、通州并所属各县，逼近海滨，率以沙涨之地宜种棉花，是以种花者多,种稻者少，每年口粮全赖客商贩运。以各厅州县农田计之，每村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26]南通地区重要的大宗外输商品是棉花，不仅产量大，而且品质优良，江南纺织业发达地区也采购通海棉花，如松江用棉花“邑贩自崇明、海门两沙来，碾去子卖于诸处。”[27]而甘熙《白下琐言》中记载：道光年间，其叔父“于孝陵卫一带，设机织布，……惟织布所用棉纱，必得崇明通州所产者，绪理紧密绵绵不断。……所望有力者，赴崇明、通州等处，广为采买，轻其值以鬻之，则习织益多，流通以广”。[28]通州海门棉花还北销徐、淮、山东，同时大量南销福建、广东，“闽粤人秋日抵通收花衣，巨舶千百，皆装布囊。”[29]可见南销数量之巨。鸦片战争后，棉花输出大增，“咸同以来,增开五口,互市通利,西人又够我华棉,与美棉印棉搀用,出布甚佳,而吾通之花市日益盛。岁会棉值,增至数百万,此通花所以为最有名也。”[30]丰富的棉产，是未来机器纺织业产生的重要基础资源。

南通土布业在明代已普及。1958年，南通市郊明顾能墓出土了一批布衫、布裙、布鞋及十数匹棉布，可能产自本地。清《康熙通州志》及《乾隆通州志》中记载了南通农民善织布，“所为布颇粗，然紧厚耐着”，早期的土布生产主要集中在沿江一带，产布称为“沙布”。[31]从元末至清初，长江主泓北移引起北岸持续坍塌，海门沿江一塌再塌，由于土地日削、人口日密，人民生活加重了对纺织副业的依赖。《乾隆通州志》载：“海门兴仁镇值播迁转徙之余，尚能自食其力。家有机杼，户多篝火，一手所制，若布若带若巾，易粟足活三口，三手事事，则八口无虞。”[32]土布的生产已向商品化方向发展。

清兵入关后，关内外交通畅通，山东青岛、烟台各帮商贩，往来于大连、营口及苏北徐淮之间，将通州、海门棉花及少量土布销往东北。由于东北地区气候寒冷，棉布需求量巨大，除了作衣被以外，土布用途很广，如海船布帆、牧民帐篷，豆制品布袋，刷制炕面等，粗厚的通海土布很受欢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后，通海土布多从上海转运，北销持续增长。“棉花为通属出产一大宗,大布之名,尤驰四远，自昔商旅联樯,南北犇凑,岁售银百数十万。”[33]通海土布改进为上海地区北销的“稀布”“套布”规格，并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逐步填补苏松土布北方市场的缺口。至1858年营口被辟为商埠前，通海土布已占上海北销总数的1/4。营口开埠后，上海、营口间的海上运输迅速发展，通海土布运销东北的交通条件更为改善，北销数量持续增长。[34]

由于于手工纺织的效率低下，特别是手纺，三、四人纺纱仅够一人织用，土布产量人有限，市场需求不能满足。1884年前后，印度的机制粗纱开始销于通海地区，并逐年扩大，逐步将劳力从低效的手纺中解放出来，投入到织造中，土布生产从此突飞猛进。机纱条干均匀，不易断头，有利于土布质量的提高，织户用其作经纱，织出“洋经本纬”的“大尺布”。这种门幅宽１尺２、长４丈的大尺布，更受东北的欢迎。八、九十年代，通海每年已有两、三万件（每件４０匹）大尺布北销，而1895年时通海地区对机纱的需求每日达20大包。1898年，关庄布商们在上海成立了同业组织——沙布公所，并在营口也建立了沙布公所。“由于农民家庭织布业的发展需要，通海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展的规模可观的机纱市场，从而为大生的诞生准备了必要的商品市场前提。”[35]

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出纱，织布用纱更为充足，有的布牌已全用机纱织造，土布生产与日俱增，其中大宗为关外销路“关庄布”。通州、海门经营的土布的布庄大量涌现，其中以的世昌德、得记、同兴宏、章源大“四大关庄”最为著名，形成了近代闻名的“关庄布”业。临近的崇明土布也发展起来，“运销牛庄、洋河者为关庄布，岁销约五万匹，皆出女工手织。”[36]

本世纪初期，通海关庄布已逐步侵夺了江南地区土布的东北销路。1906年，通海土布已占上海北销总数的3/4，计在15万件以上。[37]在关庄布业发展的同时，还形成了运销苏北里下河地区及徐州、淮阴的“县庄布”业；向南京、安徽方向转运的“京庄布”业；将关庄布中的滞牌、霉布染成灰色，南运浙、赣的“灰坯帮”；购运杭州，再转销金华、衢州、严州的“杭庄布”业。但近代通海土布业的主体仍是关庄布业，县、京、灰、杭各帮庄销布的总和不及关庄布销量的一半。各路土布业的发展使通海地区成为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土布产区。[38]

大生纱厂建立于棉花和土布产区，它的建成出纱不仅满足土布业的需求，更大大激发了土布业的蓬勃发展。土布业与机器纺织业间产生了强大的联进效应，两者的共同繁荣使南通的地方经济迅速崛起。

结论

在近代急剧的社会动荡中，南通周边区域社会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地区社会衰败、经济萧条。在河槽中断、淮盐衰落、战火破坏中，扬州、淮安、苏州等传统中心城市地位降低；同时南通与上海间因“沙船业”保持着商业的联系，近代上海快速崛起，各种生产要素及“海派文化”大量输出，南通也得到大量辐射。以上种种因素使相对落后、偏安于一隅的南通获得了发展机遇和空间，以棉业、土布业为主体的地方传统产业在产品仿制、销路承接、市场替代中持续发展。1895年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机器纺纱业与本地传统的植棉业和土布业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大生纱厂也由此营业顺利、利润丰厚。植棉业、土布业和机器纺纱业的相互促进、共同繁荣，使大生企业很快发展为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大型企业集团，近代南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市地位也随之崛起。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在一份一百多年前的英文版张謇传记中，作者指出：“在商业世界里，人们常被分为三个层次：一种是平庸之人，他们总是坐在那儿等待机会的来临；另一种是机敏之人，他们会走出去寻找机会；还有一种是智慧之人，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创造机会。……张謇先生在官场的漩涡中，发现了实业领域中的机遇，他毫不迟疑的抓住了它，并去进一步的寻找，最终为他及他周围的世界创造了更多的机遇。”[39]在周边社会经济文化的消长中，以张謇为代表的南通先贤把握时代的脉搏、抓住了的机遇，带领人民大众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资料来源：

[1]王子羲等：《陶澍集》 

[2]张謇：《卫国恤民化枭弭盗均宜变盐法议》，《张謇全集》第4册 

[3]马俊亚：《治水政治与淮河下游地区的社会冲突(1579—1949)》 

[4]丁日昌:《淮鹾摘要》 

[5]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 

[6]张謇:《拟开垦通分司九场蓄草余地章程》,《张謇全集》第4册 

[7]太平天国文献史料编撰委员会：《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8]桂邦杰总纂：《江都县续志》 

[9]范冕总纂：《续纂清河县志》 

[10]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 

[11]侯竹青：《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苏人口损失研究（1853－1864）》 

[12]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卷 

[13]松亭《重修通州志序》 

[14]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 

[15]马俊亚：《江苏风俗史》 

[16]包世臣：《海运南漕议》 

[17]包世臣：《海运南漕议》 

[18]王汝润、陈左高《清代日记汇抄》 

[19]萧国亮：《沙船贸易的发展与上海商业的繁荣》 

[20]包世臣：《海运十宜》 

[21]英和：《筹漕运变通全局疏》，《清经世文编》 

[22]俞樾、方宗诚纂：同治《上海县志》 

[23][日]松浦章《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研究》 

[24]参见赵明远：《湮没于历史的早期“通商”——沙船业“通海帮”初探》 

[25]松亭《重修通州志序》 

[26]转引自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 

[27]孙星衍等：《嘉庆松江府志》 

[28]甘熙：《白下琐言》 

[29]汪嶪《州乘一览》 

[30]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 

[31]夏之蓉等：乾隆《直隶通州志》 

[32]夏之蓉等：乾隆《直隶通州志》 

[33]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 

[34]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 

[35]林刚：《试论大生纱厂的市场基础》 

[36]曹炳麟总纂《崇明县志》 

[37]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 

[38]赵明远：《南通海门地区的植棉与土布业的兴衰》 

[39]邝富灼、邝光林著，赵明远译《一篇张謇生前的英文版传记——现代之胜利者：张謇传》

（编辑：陈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