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禁毒思想略论
□ 陈松林
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在很多领域做出杰出贡献，他的很多思想经世务实，有着超越时代的价值。其禁毒思想熠熠生辉，却鲜为人知，本文通过研读张謇文稿，初步探析，一窥概貌。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鉴于鸦片对国家和统治的巨大危害，晚清、民国历届政府都宣布严禁鸦片，但限于国情和时代局限性，最终都不了了之。1858年上海税则谈判，中英达成鸦片贸易合法化协议，之后鸦片再次泛滥。1906年光绪帝降谕禁烟，其后清政府与英国多次交涉，终于在1908年签订了《中英禁烟条约》。1909年中、美、法、德、日、荷、葡、巴、俄等13个国家在上海举行了万国禁烟会议，开创了国际禁毒合作先河。晚清禁烟尚未成功，清政府伴随着武昌起义炮声，很快走向灭亡。
民国初建，1912年上任不久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大总统禁烟文》，明令全国禁止鸦片。袁世凯接任大总统后延续孙中山禁烟政策，然而当政后期，烟禁开始松弛。1915年为了筹措洪宪帝制经费，袁世凯批准在江西、江苏、广东三省试行鸦片新税，变相承认了鸦片生意合法存在。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混战动荡之中。大大小小的各派军阀，抢占地盘，种植和贩卖鸦片谋取暴利，以鸦片烟税为财源，竞相开放烟禁。于是鸦片烟毒再度泛滥，清末民初的禁烟成效顿时化为乌有。
面对鸦片毒品席卷中华大地，给近代中国带来巨大灾难，一些社会有识之士自发行动起来，督促政府禁烟，张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见证了晚清和民国初期功亏一篑的禁烟运动，对鸦片烟毒深恶痛绝。张謇在致两江总督端方信函中指出“禁除烟害为吾国民生强弱一大转机”[1]，他认识到鸦片不除，民不聊生。张謇自己的妾吸毒“一妾渐习奢好，与无知妇女往还，染嗜鸦片，诫之不悛，辄以己意出家，去而后白。”[2]他严厉训诫，以致离家出走。民国十二年，张謇斥责地方军逼迫百姓种植鸦片为禽兽行为，愤然说道：“而传者言陕西、河南已植棉之地，军人迫令种罂粟，信然乎？此非人所为，吾不能以人之道绳之。”[3]
张謇是个实干家，他不光看到毒品危害所在，更是积极身体力行去禁毒，他在民国十二年三月列举所谓六大政者“水利、蚕桑、种树、禁烟、剪发、不缠足。前三者尽地力，后三者尽人力。地力不尽，人之过。人力不尽，亦人之过。”[4]张謇强调禁毒要尽人力，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实干禁毒，否则就是人之过失。张謇给出了很多禁毒的宝贵经验和建议，其禁毒思想试从五个方面去探析。
一、禁疏结合，源头遏制
早在光绪十九年（1893），张謇发现海门乡村有很多人播种罂粟，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鸦片之毒害人民，造成社会不安定，张謇耳闻目染，认为必将遗害无穷。就写信建议海门厅同知王宾“请禁乡民传种罂粟”[5]，从源头上遏制毒品产生，保护乡人免受其害。当年还应王宾所请“为王丞作《禁罂粟示》”[6]，写了禁止种植鸦片告示。
张謇是个非常通达之人，他清楚知道鸦片屡禁不止重要原因在于有利可图，一味禁种效果适得其反，要禁疏结合，找到鸦片的替代种植，有利于源头遏制。
1913年张謇致赵凤昌函中提到“目前所难者，尚有一沪存鸦片之问题，院中主张不一，其大原则穷之一字掣之，奈何？”[7]意思是说上海鸦片问题，政府对其严禁还是默许意见不一，为何这样？因为财政困难缺钱用，张謇的确道出了问题本质。他给出的思路是努力发展实业增强国家财政收入，农业种植多元化来取代种植罂粟。
民国三年（1914）张謇提出“甜菜宜寒带地，以之为鸦片烟地之代，则山、陕尤宜，直、东、豫、奉、吉、黑亦宜。甘蔗宜热带地，以之为鸦片烟地之代，则川、滇尤宜，闽、赣、鄂、湘亦宜，江、浙任其便。此奖励制糖原料之大略也。”[8]
张謇主张各地因地制宜种植经济作物，让农民能谋生，地方有收入，从而找到替代物来源头上遏制鸦片种植。“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种禁疏结合、疏导替代的新思路非常高明，至今阿富汗和东南亚地区禁毒也是用了这一经验。
民国七年（1918）张謇提出“叠委勘查开坝，议决将该处新涨之沙收归国有。该沙自段山之东，合两泓涨连盘篮沙为一，可得地十余万亩。顾此仅一部分私利之计画，而据南通保坍工师特来克君之长江计划书，酌盈剂虚，总计甲乙丙丁戊各期之工程，约共需六百余万元，而涸出之田，近五十万亩。以时值之中价拟，可得三千余万元，直一与五之比。此实福国利民之政策，较之专卖鸦片、妄增苛税，直有天渊之别。”[9]
张謇主张用“围沙涸田”的巨大利润收益，来引导取代贩卖鸦片，指出这样营生利国利民，还能解决财政税收问题，一举多得。可见张謇倡导广开财路，避免依赖鸦片的一孔得利。
张謇说过“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强调要以深远的眼光、开阔的视野来处理问题。张謇禁种罂粟、疏导替代、源头遏制思想，多管齐下，禁疏结合，来遏制鸦片种植和贩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用商业思维和市场规律来办事，很有战略思维和远见卓识，走在了时代前列。
二、制定规章，引领示范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海门团防营制》规定“吸鸦片烟者不选，来历不明者不选。”“不许在街酗酒讲茶，吃鸦片烟”[10]。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大生纱厂章程》规定“不准吸鸦片烟。虽有贵客，不准赌钱，不准挟妓。”[11]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规定“戒之事：一不得种罂粟，种者察出即锄去。不得吃鸦片烟，本吃者戒。不得在公司界内开小店、聚赌、卖鸦片烟。违者初犯勒闭罚，再犯送官，三犯逐。”[12]
民国十年（1921）《训令工人总稽查杨懋荣等文（附简章）》中有“食鸦片烟者，处以开革之罚。”[13]
以上张謇亲自制定的集团各项规章制度，在用人、做事、考核等方面与严禁鸦片挂钩，违纪者顶格处置，绝不姑息，可以看出张謇的禁毒决心有多强烈，从集团内部约束，以身作则，树立引领示范整个社会禁毒的良好榜样。
三、重视戒毒，媒体宣传
张謇先生有一宝贵精神品质在于与时俱进，善于接受近代文明，行利国利民之事。他重视药物戒毒，特别欣赏留学归来的药物医生，对他们的戒毒新药积极引介，在当时新媒体报纸上大加宣传，广而告之。民国元年（1912）张謇写《禁烟必读序》：
“毒药字始见《周礼·天官》。毒谓药函毒者，药谓平无毒。医师聚之，疾医掌之，虽用各视其疾，而毒以下之，大氐攻伐之齐为多矣。攻伐云者，内瀹以五药，外以五气五声五色，眡其生死，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虽疾医不别列解毒齐，顾曰变曰动，则其不执成法可知；曰参曰两，则其时齐新药又可知。况《秋官》翦氏去庶蛊，庶氏掌除毒，明明有去毒之专官，辅医师疾医所不足。郑君曰：翦断灭之言也，庶读如药煮之煮。循是诂也，去毒断灭之良齐，出自药煮之化理，而参两其君臣，变动其隐伏，决人生死，古人有行之者。夫古之至毒人，而又为医师所必聚者，未知何药，度必更有克制之一药，翦之煮之，以攻伐其毒，于是断灭症结药煮分合之法，乃息息与越人徐生锡骥新药相通。夫越，医薮也，越医而后，蓟子训游焉，讫明滑寿诸人，相望于册。徐生出医薮，入医林，以长卿之后人，为仓公之已事，考药东邻，归有心得，其处齐禁方也，其活人仁术也。毒之中吾民者，府藏之伏也，血气之留也，空窾之塞也，关鬲之碍也。亡清之季，见利不见害，率焉与英议禁烟，英且督促，我不如期有大罚，今期且届矣。徐生洞垣一方，则憯然曰：甚矣毒，有药在，无吗啡，故戒之无病亦无苦，超出林文忠方上，庶几医国矣。盖徐生知兵，以部勒之法固营卫而毒涣；徐生又能文，以清空之气荡渣滓而毒蠲。在浙小试且数千人，十全为上，从未有十失一者。问其能，又唯是断灭焉，药煮焉，兢兢去毒。人以其技神，震曰新药；己亦以神解，揭曰新药。张謇曰：徐生为药学士，职于医师近，参两配制，变动痼积，矢大力，廓大毒，术尤与庶氏近。民命拯，国蛊消，功则视疾医与翦氏有加。药诚新，意则古焉。抑謇读老子书，亭毒实亭育，徐生殆辟毒以育人者耶！卖药海上，门如市，近且以良药育吾通。为序其所为书，傅经义，函雅故，谂读是书者，知药学士具周官之能。我中国之沈疴，得徐生之药而霍然，讵非厚幸也夫。”[14]
民国二年（1913），张謇继续推荐徐锡骥戒烟药，写《上海新药戒烟社》：
“徐君锡骥留学卒业，得药学士。凡东西戒烟药品，无不一一化验，非有烟灰，即搀吗啡，每易致疾。徐君另选药品，悉心研究，实地试验，其效如神。去冬奉委浙江省立戒烟局长兼技师之职，复将此神方药切实化验，制成新药。考其成绩，无论巨瘾，七天内定可完全戒断。尤喜戒时不服吐泻等药，眠食如常，戒后不必再服药粉，绝无他病，屡试屡效，不一其人。现在鸦片禁绝，届期戒烟迫不待缓，鄙人等人道为怀，用劝徐君于上海租界内，特设新药戒烟社，广为劝戒。兹在浙江路清和坊对门七百七十五号门牌为该社戒烟之所，已于阳历二月二十五号即阴历正月二十日开办，并由浙江都督朱移咨江苏都督、民政长饬令上海行政各机关，通布广劝，俾得早清烟毒，立符禁约。凡有烟瘾欲戒而无良药者，幸各奋兴，万勿再误。”[15]
同年8月，张謇又写《介绍南通医院熊省之君精制戒烟神丸》：
“迩来烟禁森严，有烟癖者孰不思戒，特无良药，均存畏心耳。熊君省之所制戒烟丸，改良十余次，经验二年余，灵效无比。凡受熊君戒断者，类能言之。通如海泰城乡戒烟局无不采用此药。一年以来霍然戒脱者不下二千余人。余等闻戒断亲友云，戒时毫无痛苦，戒后亦无贻患。丸分两种：初戒者先服甲丸，过二三日即加乙丸一二粒，以换甲丸。俟甲丸减尽，再减乙丸。无论烟瘾巨细，于不知不觉之间，即脱离黑籍矣。自服丸药后，夜中熟睡，清晨即起，食量加增，躯干健壮。戒烟丸药中当推此为巨擘焉，亲友均身受熊君之益，实非夸大之语，诸君慎勿交臂失之。住院戒者一星期即可退院。戒法另详仿单。丸药零售：百粒，大洋一元；廿元以上九折半，三十元九折，五十元以上八折半。丸药购至五十元者，须三日前关照。”[16]
以上文稿不难看出，张謇一旦发现有戒毒良药，就欣然为之宣传，在新媒体报纸上大做广告，为戒毒大声疾呼，殷切之情溢于言表，希望更多的人能从中受益，这种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可见一斑。
四、政府主导，依法严办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致端方函“上海十二日禁烟馆之令，实行颇有精神，可喜。请通饬州县查照办理。持之以严，当不难渐致也。”[17]建议时任两江总督端方命令地方州县，实行上海禁烟经验，体现出政府主导、强力推行的禁毒思想。
民国四年（1915）致王绍曾函：
“溯沂县长大鉴：顷据友人函称‘海门天补镇国文专修学校校长黄汉若，教习施如昌、黄佐奎，纵任学生二三十人，在四乡查禁罂粟，勒罚乡愚，栽害良善。最烈者，为勒罚草棚镇蔡如舟父子银五十元瓜分入私之一事’等情，查禁烟功令，虽有各法团如农、商、教育会帮同查禁之说，但终以警察为主，法团为辅：法团举发，警察执行为正，断非予法团以完全禁罚分款之权可知。而就教育一部分言，则教育会尚与地方行政相近，若学校则完全无禁烟之权可知。兹据友函所称各节，不知该校平时是否遵章授课，抑专恃借端敲诈为活？校长率学生禁烟，似是因公越法，情尚可原。乃至殴打勒罚分赃，其弊宁止及于教育？抑且妨害治安矣。不知尊处前此亦有所闻否？走于通海，谊关乡里，教育则尤所注意。特抄原函奉阅，希即查明，按法惩办，以安良懦而儆凶顽，并盼见复。”[18]
以上信函说的是居然有学校校长和教师带着学生越权查烟，出现借机敲诈勒索、栽赃陷害良民现象，建议禁烟主体是政府部门，明确禁烟执法权在于警察，要依法惩办，而不能直接让社会群体越俎代庖去查禁，以免出现偏差妨害社会治安。当然张謇并不反对社会力量参与禁毒，他是主张民间力量起到协助配合作用，“但终以警察为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专业人做专业事”。
民国十三年致王绍曾函：
“顷据南通商埠警察局转据委员报告，（全叙）云云。常乐乃謇之故居。贩土，干国之大禁。该犯等胆敢假托愚父子之名，私贩禁物，运存镇肆，欺诈招摇，殊堪痛恨！非彻底根究，按法严办不可！兹由南通商埠警察局派员赍函诣海，即希贵公署查照函开各节，迅派警士赴常乐警局，将该二犯并同禁物证件，即行提解南通，下走将亲询始末后归案办理也。”[19]
民国十五年复上海中华国民拒毒会电：
“比闻他处私庇烟土，甚为痛恨，乃尊电谓此等事亦涉南通，又谓此种机关现在南京附近，通宁相隔数百里，乃亦相涉，尤足诧异。除严密彻查，务绝毒氛外，特此奉复。”[20]
这里的函、电充分体现出张謇除恶务尽，依法严办的禁毒思想，主张对贩毒者“彻底根究”，绝不姑息，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态度。
五、惩恶扬善，赞助公益
民国十二年（1923）致周宝孚函：
“前据马塘陈金即周金略称‘陈观音堂劣僧文宗，将其祖施该庙田产偷贩重榷，得钱荡废，私吸鸦片，贩卖吗啡，不法已极。’查祖施原碑载明‘庙僧不守戒律，仍由施主将该田另拨善举’，兹愿照案收回，另拨善举。良虑该僧贿串劣董或他人蒙诉，用特略请函县主持正义等情，近来通获贩鸦片、吗啡等犯，闻其所供，时有亦涉及该僧者。警局以通、如隔境，未便越俎，遂置未问，然可证陈金之言不诬。兹据前情，似该僧不法，亦非陈金一人之言，与其以善举之田，供其堕落，不如照案另助公益之有着。昨经托人咨询马塘士绅及巡警，据复有‘劣董愿任保护，索值千元，捏情串保’之说，事果属实，殊妨风纪。特将原略附陈，乞即饬传该僧验讯法断为荷。”[21]
说的是一僧人吸食鸦片，贩卖毒品，张謇建议南通县知事周宝孚严惩不法僧人，没收其寺院受捐田产“另助公益”。
民国十四年（1925）致周缵庭（周宝孚）函：
“顷闻常乐警区获有烟土一大包，查询信然，依法应即解县处罚。而地方公意，以前筹设游民习艺所经费尚绌，警察区署房屋亦年久失修，需款整葺，拟请尊处于本案罚锾内量予拨助，以惩奸商，而维公益。该区长刘孝思谨慎守法，必能顾及依轨执行也。”[22]
海门常乐镇查获了大量烟土，张謇写信给南通县知事周缵庭，建议将毒贩罚款划拨一些资助游民习艺所和警署翻修，“以惩奸商，而维公益”。可见张謇“惩恶”之时，不忘“扬善”，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其拳拳公益之心，力透纸背。
结语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受鸦片烟毒伤害，毒品给中华民族带来过沉重灾难。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仅用三年左右时间迅速灭绝毒品，为人类做出伟大贡献，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风云变幻，世事多变，当前国际制造、走私、贩运、滥用毒品问题突出，毒品来源、种类、吸毒人数不断扩大。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快，毒品跨国犯罪严重威胁我国的健康、发展、和平、安全，毒品斗争我们时刻不能放松。张謇先生虽然去世快100年了，先贤深谋远虑、与时俱进的禁毒思想，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对当前新时代维护公共安全、稳定社会秩序、建立和谐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等，都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南通市海门区张謇研究会）
参考文献：
[1]《张謇致端方信札》，北京华夏藏珍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5年华夏鸿禧专场拍卖会，名家珍藏墨迹专场第29号拍品。
[2][19][20][21][22]张謇全集编委会：《张謇全集》第3卷899页，1305页，1390页，1232页，133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3][4][14]张謇全集编委会：《张謇全集》第6卷560页，552页，37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5][6]张謇全集编委会：《张謇全集》第8卷36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7][9][17][18]张謇全集编委会：《张謇全集》第2卷410页，656页，233页，53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8][13]张謇全集编委会：《张謇全集》第1卷318页，52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10]张謇全集编委会：《张謇全集》第4卷1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11][12][15][16]张謇全集编委会：《张謇全集》第5卷11页，37页，136页，13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原载《张謇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