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  
学术研讨
学术论文
学术专著
普及读物
  站内搜索  
 
  学术论文
《清帝逊位诏书》起草百年悬案新证三题
时间: 2024-03-29     次数: 2397     作者: 陈松林

 ●《张謇研究(2022)》·   新论集萃 ●

 

 

《清帝逊位诏书》起草百年悬案新证三题

 

陈松林

 

 要: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袁世凯手批逊位诏书原件中,发现了张謇起草1912年2月《清帝逊位诏书》初稿文本。对该初稿起草时间进行考证,最终得出比较确切时间为2月5日左右。再结合一则张謇佚文手稿,进行考证鉴别,发现张謇还起草了更早的一份逊位诏书初稿,即1911年12月逊位诏书初稿。在此基础上,考证解决了是胡汉民邀请张謇起草逊位诏书,还是赵凤昌邀请张謇起草逊位诏书的历史之谜。并通过以上问题解决,为张謇起草1912年2月《清帝逊位诏书》初稿提供了新证据。

关键词:清帝逊位;12月逊位诏书;2月逊位诏书

 

2022年是《清帝逊位诏书》[1]颁布110周年,这个影响中国历史重大进程的诏书起草者到底是谁,成为百年历史悬案。关于起草者众说纷纭,有张謇、洪述祖、梁士诒、张锡銮、华世奎、阮忠枢、徐世昌、张元奇等等不一而足,近年学术界基本认为《清帝逊位诏书》初稿是张謇拟定。

骆宝善教授“编辑整理《袁世凯全集》时,在从袁世凯内阁及总统府档案流出的文件中,清理出清帝辞位诏书稿本两件,上面有袁世凯内阁人员的一系列签注、签批、修改文字,以及袁本人手批改定文字,反映了袁世凯内阁对于诏书文本修改、批定过程的梗概。”[2]

    骆宝善教授从清帝1912年逊位诏书修改草稿和袁世凯手批件中,找到了逊位诏书的初稿,得出结论“逊位诏书是张謇起草初稿,袁世凯幕僚修改,最后袁世凯本人手批定稿,成为1912年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正式文本。”[3]

骆宝善教授基于原始史料,与传统证据链结合,得出张謇是1912年2月《清帝逊位诏书》初稿的起草者,这一结论是可信的,也符合目前学术界的一般看法。

本文主要涉及三个新问题:一是张謇拟1912年2月《清帝逊位诏书》初稿的确切时间;二是考证出张謇早在1911年12月就起草了另一份逊位诏书,它和2月正式逊位诏书有联系也有区别,在此基础上解决了胡汉民和赵凤昌到底是谁请张謇拟诏之谜;三是在前面两个问题论证基础上,为张謇起草1912年2月《清帝逊位诏书》初稿,增加新证据。这三个问题紧密相连,相互印证。为论述方便,这两份诏书下文统一简称12月逊位诏书和2月逊位诏书,文中均用阿拉伯数字记载公历时间。 

一、张謇拟2月逊位诏书初稿写于何时?

张謇拟2月逊位诏书初稿文本如下[3]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经降旨,召集国会,将国体付诸公决。近日东南留寓诸大臣及出使大臣并各埠商团纷纷来电,咸称国会选举节目繁难,非一时能以解释,吁请明降谕旨,俯顺舆情,速定国体,弭息战祸各等语。 查比年以来,各省迭被灾祲,小民生计维艰。 转瞬春耕,长此兵连祸结,四民失业,盗贼蠭起,荼毒生灵,岂牧民者所忍膜视。又何忍争君位之虚荣,贻民生以实祸,致与古圣民为邦本、先贤民贵君轻之训大相剌谬。 用是外观大势,内察舆情,自应将权位公诸天下,即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以期回复秩序,海宇乂安。 在朝廷无私天下之心,在中国当作新民之始。必须慎重将事,以谋幸福而奠初基。着授袁世凯以全权筹办共和立宪事宜。惟是皇室关系重大,皇族支派蕃衍,即八旗兵丁亦素无恒产,生计均应妥为规画。着袁世凯一并筹商办理。予与皇帝但得长承天眷,岁月优游,重覩世界之升平,获见民生之熙皞,则心安意惬,尚何憾焉。 钦此。

上面2月逊位诏书初稿没有起草时间,也缺乏相关史料记载,张謇日记和年谱中绝口不提自己草拟诏书。张謇初稿写作时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还是盲点,本文经过详细考证找到答案。

根据2月逊位诏书初稿“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经降旨,召集国会,将国体付诸公决”,可定张謇起草初稿只能在19111228日(壬申日)后,因为这一天有“壬申懿旨”[4],隆裕太后下诏召集国会讨论国体。

根据2月逊位诏书初稿“近日东南留寓诸大臣及出使大臣并各埠商团纷纷来电,咸称国会选举节目繁难,非一时能以解释,吁请明降谕旨,俯顺舆情,速定国体,弭息战祸各等语”。东南留寓诸大臣,当指武昌起义和民国成立后,很多清政府大臣寓居上海租界,如前湖广总督瑞瀓、两江总督张人骏、湖南巡抚余诚格、云贵总督李经羲、浙江巡抚增韫、贵州巡抚沈瑜庆、湖南布政使郑孝胥等。

1912115日,袁树勋和唐文治、丁宝铨、杨文鼎、施肇基等联名致电清廷“皇太后、皇上既以公天下为心,保全民命为重,应请明降谕旨,早定共和政体,上法唐虞,特畀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代表组合相当政府,一面速开国会,选举总统,宁息战祸。”[5]160-161

115日岑春煊也致电清廷“今为朝廷计,与其徒延时日,致上下不能径接以诚,何如廓然大公,径降明谕,宣示中外国民,组织共和政治,俾天下知禅让美德,实出自朝廷本怀。人民感念至德,必筹安富尊荣之典,上酬皇太后、皇上之美,宗支王公与八旗亦蒙安全之福。”[6]

上述致电人物,袁树勋为前两广总督,唐文治为前农工商部署理尚书,丁宝铨为前山西巡抚,杨文鼎为前湖南和山西巡抚,施肇基担任过外务部左、右丞,岑春煊为前四川总督。查阅这些清季大臣简历,115日发电人除了施肇基外,其余当时都寓居上海,均符合“近日东南留寓诸大臣纷纷来电”。

1月12日,上海西人商会电载沣、奕劻、袁世凯,请清廷逊位。……1月15日,上海洋商团电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劝早日宣布共和。……1月19日,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奏请明降谕旨,慨允共和。……1月22日,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出使意国大臣吴宗濂奏请宣布共和。……2月5日,出使德国、英国大臣梁诚、刘玉麟奏请速颁诏旨,决定共和。……2月6日出使奥国大臣沈瑞麟奏请速定大计,明诏天下。[7]8-10

上述来电也符合近日出使大臣并各埠商团纷纷来电。综上可以发现,寓沪诸大臣及出使大臣并各埠商团纷电时间,主要集中在1月中旬,个别延续到26日。那么据近日”,可以推断2月逊位诏书初稿起草时间当在1月中旬以来,至迟到2月初。

191223日太后懿旨也提到“前据岑春煊、袁树勋等,暨出使大臣陆微祥等,统兵大员祺瑞等,电请速定共和国体,以免生灵涂炭等语。[8]

据上面懿旨内容,可见2月逊位诏书初稿在2月初是无疑了。

再看2月逊位诏书初稿中有“转瞬春耕”这句,时间线索顿柳暗花明。春耕在立春之后,立春是春耕播种的重大节气,那么初稿拟定日期必然是在1912年立春后不久,查该年立春日为23,那么张謇起草2月逊位诏书初稿时间,只能在191223日到212日诏书懿旨颁布前这一区间。

袁世凯内阁担任文案幕僚的叶恭绰回忆“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5]123

叶恭绰回忆中的农历日期“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说明对应日期是1912年公历27日前后,刚要动笔,南方已拟好一稿,即张謇初稿已经到达袁内阁,这说明张謇2月初稿拟定当在23日后到27日前。

以上时间结论,张謇日记和段祺瑞25日兵谏亦能提供背景佐证。

张謇23日(十二月十六)去苏州“闻慰廷以是日入宫,陈说逊位及优待条件”,24日(十二月十七)抵上海“闻慰廷已有议优待条件之权”。[9]733

“2月5日,段祺瑞、王占元、何丰林、李纯、鲍贵卿等九将领自信阳电奏,斥责王公,阻挠共和,败坏大局,即率全军将士入京,与之剖陈利害。……2月6日,袁世凯召集王公大臣会议,传阅昨日段祺瑞等电报,决定赞同共和。”[7]9-10

可见距离清帝逊位前不到10天,袁世凯对隆裕太后最后的威逼利诱和段祺瑞2月5日兵谏恫吓,加速清室心理防线崩溃,大局已定,让清室下定了逊位的最终决心。2月6日清室王公大臣被迫赞同共和,清帝逊位时机终于成熟,那么随之起草逊位诏书并公布天下,就水到渠成、迫在眉睫了。作为前朝状元殿撰、清末立宪派代表,和袁世凯渊源很深并已转向共和的张謇,成为南北方都认可的诏书起草者,当然是最佳人选。

于是2月5日左右,最有可能是2月6日,张謇在上海起草初稿,交南北议和代表,再电发北京袁世凯内阁,也就有了叶恭绰回忆“至十二月二十(公历2月7日)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

逊位诏书如此重大的历史文件,不可能完全按照张謇初稿一字不漏发表,2月7日前后到2月10日,袁世凯幕僚在张謇初稿基础上几番修改,最后由袁世凯手批定稿。

210日张謇致电袁世凯转汪荣宝、陆宗舆:二君明于时势,务望力助项城,必践廿四发表之约。万勿迁延两误,败破大局,追悔无及。”[10]302-303

张謇敦促袁世凯必践廿四发表之约”,即逊位诏书公历211日务必发表。很快“2月11日袁世凯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赞成共和”[7]10-11,接着212日隆裕太后懿旨正式颁布清帝逊位诏书。

以上证据链证明,张謇起草2月逊位诏书初稿时间是1912年立春2月3日到2月7日之间,也就是2月5日左右,2月6日可能性最大。考证出2月逊位诏书初稿起草时间,对下文揭示张謇前后起草2份逊位诏书,是谁邀请张謇起草,以及充实张謇起草2月逊位诏书初稿的证据链至关重要。 

二、证实草拟另一份逊位诏书,揭开胡、赵建议拟诏之谜

张謇起草逊位诏书的邀请者,流传最广的是胡汉民建议和赵凤昌建议,两者都有很多证据支撑,叙述如下。

赵凤昌儿子赵尊岳说逊位诏书,是张謇应其父所请而拟“张初笑谢,以为不可,终于著笔,就其案头八行横笺,不具首尾,书数百字,文甚朴雅。先公以为可用,亟电京师。不出所料,北方前拟数诏,均不中体,袁正患无策,得之大事称许,一字不易,仅加由袁世凯办理一语颁行之。”[11]

赵尊岳云先公以为可用,亟电京师。不出所料,北方前拟数诏,均不中体”,

和前文叶恭绰回忆“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两者正好相互印证。

张謇之子张孝若编《南通张季直(謇)先生传记》自言又听说我父此项亲笔原稿现存赵先生凤昌处。辛亥前后,赵先生本参预大计,及建立民主之役,那时我父到沪也常住赵先生家,此电即在彼处属稿,亦意中事也。[12]

张謇儿子张孝若亲自证明张謇草拟逊位诏书手迹存赵凤昌处,对赵凤昌之请论又增加了佐证。

19111218日开始到1912年初的南北议和期间,上海南洋路赵凤昌住宅惜阴堂,是南北代表重要的交流场所。查阅张謇日记和年谱[9]731-7331030知,19111225日至1912212日的这50天,除11-8日、116-22日、23日,这16天间歇去了南京、苏州等地,其余34天都在上海,寓居赵凤昌宅。

可见整个南北议和期间,张謇大多在上海活动,和赵凤昌密切合作,两人积极参与、谋划南北谈判,他应赵凤昌之请拟诏,在时间、空间、人际关系上都符合。

曾任袁世凯侍从武官的唐在礼回忆传闻最盛的是南方张季直与赵竹君所拟之稿,用电报传至京。[13]

因此据赵尊岳、张孝若、叶恭绰、唐在礼这4人证言,以及赵、张二人当时在沪活动,赵凤昌邀请张謇拟诏是可以成立的。再据前面赵尊岳云“先公以为可用,亟电京师。不出所料,北方前拟数诏,均不中体”,和叶恭绰言“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就能证明赵凤昌请张謇所拟,就是2月逊位诏书初稿。

再来说说胡汉民邀请论,一般基于张孝若编张謇传中附抄胡汉民1930年致谭延闿之信记载[14]:孝若所为传记有云“胡先生汉民,看到我父的传记后就写了一封信给谭先生延闿……这封信很有历史上的价值,附抄于此:‘组安先生惠鉴:季直先生传记第八章文字,似有可补充者。清允逊位,所谓内阁复电,实出季直先生手。是时优待条件已定,弟适至沪,共谓须为稿予清廷,不使措词失当。弟遂请季直先生执笔,不移时,脱稿交来,即示少川先生,亦以为甚善,照电袁。原文确止如此,而袁至发表时,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既为逊位之文,等于遗嘱,遂不可改。惟此事于季直先生无所庸其讳避。今云来到手中,颇为晦略,转觉有美弗彰,岂孝若君尚未详其事耶?有暇请试询之。……十九年二月十八日。’”

胡汉民信中云是时优待条件已定,弟适至沪,共谓须为稿予清廷,不使

措词失当。弟遂请季直先生执笔,不移时,脱稿交来,即示少川先生,亦以为甚善,照电袁。”胡汉民说南北议和皇室优待已定,那时他刚好在上海,他建议张謇起草逊位诏书,随即交北方谈判代表唐绍仪,唐再把文本电袁世凯。

查《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15]128,胡汉民19121225日陪同孙中山抵达上海,期间停留上海一周,11日上午10点和孙中山一起,乘火车去南京参加临时政府成立典礼。这段时间张謇也恰好在上海,胡汉民之请论也不无道理。

但胡汉民邀请说,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前面详细考证了张謇拟2月逊位诏书初稿时间,为191225日左右,而胡汉民当时在沪时间是19111225 - 31日,查阅胡汉民年谱1912年元旦到2月记事,一直在南京临时政府忙于公务[15]128-140,这存在着时间上的矛盾。

其二、胡汉民信中说而袁至发表时,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即他当年所见的张謇手稿上没有“授袁世全权”一词,而张謇2月逊位诏书初稿有“着授袁世凯以全权”一词,这存在着内容上的矛盾。

胡汉民作为民国元勋,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长,在信中强调自己是张謇拟逊位稿的邀请人,亲眼看到拟诏手稿,又亲自转交北方代表唐绍仪,以胡汉民在民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他没必要谎言沽名钓誉。

那么以上两大矛盾,如何先从逻辑上厘清?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证发现真相。

不妨大胆猜测,胡汉民和赵凤昌都邀请了张謇起草逊位诏书,而且是在不同时间,起草的两个不同版本的逊位诏书初稿。笔者通过一则珍贵的张謇手稿,印证了猜想。

徐俊杰先生编注的《张謇文辑注》[16],从赵凤昌藏札里发现了一篇张謇手迹佚文,此手稿意义重大,经笔者考证,就是张謇起草的另一份12月逊位诏书初稿,这对厘清胡赵邀请之争提供了关键证据,全文照录如下:

内阁袁奏,据专使唐电:上海连日议和各省总代表伍坚称人民志愿趋向共和为唯一之要求。此次武昌变起,朝廷即许滦州将士十九条之陈请,由皇帝告庙宣誓,颁布信条,原冀早息干戈,与全国人民同享和平之福,今人民以不信朝廷之故,希望改建共和政体。余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原以一人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中国从前政体相因二千余年,现际世界大同,本无久而不变之理。皇帝缵承大统,甫在冲龄,余一妇人更何忍以天下自私,黩武穷兵致亿兆人民糜烂于兵革战争之惨,惟改革事大,不得不迅开临时国会征集,三觅以定指归。著袁即以此意,电令唐转告伍,宣示各省速于日内即就议和之地召集。如果全国人民大多数赞成共和,则天视视民,天听听民,余与皇帝必不违天而有所恡惜。至现在用兵之地如汉阳、汉口等处,所有兵队著先一律撤退,以示朝廷与民相见以诚之事实。

将手稿佚文和1228日隆裕太后壬申懿旨[4]文本对比,发现两者文本几乎相同,1228日壬申懿旨全文登载如下:

内阁代递唐绍仪电奏,民军代表伍廷芳坚称,人民志愿以改建共和政体为目的等语。此次武昌变起,朝廷俯从资政院之请,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告庙宣誓。原冀早息干戈,与国民同享和平之福。徒以大信未孚,政争迭起。予惟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兹据国务大臣等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询问,皆无异词。著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豫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将选举法妥拟,协定施行,克期召集国会。并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以奠群生而弭大难。予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原以一人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皇帝缵承大统,甫在冲龄,予更何忍涂炭生灵,贻害全国。但期会议取决,以国利民福为归。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愿我爱国军民各秉至公,共谋大计,予实有厚望焉。钦此。  

仔细对比阅读,两文在语句、词汇、内容上几乎一样,都云为了避免生灵涂炭,南北方要停战合作,召开国会表决,速定国体等。由此可知1228日懿旨的蓝本初稿就是张謇的这篇手迹佚文,张謇撰写时间当为1225日到沪后至1228日懿旨颁布前,因起草诏书有时效性,非一般文件可论。

 张謇12月代拟懿旨初稿中,没有发现“授予袁世凯全权”一词,刚好解决了前面胡汉民邀请拟诏的两大矛盾从时间和文本内容上证明了,胡汉民信中自述邀张拟诏,就是这份12月逊位诏书初稿。

胡汉民虽不是南北议和南方正式谈判代表,但191112月底,他与孙中山和南北代表,以及张謇都同时在沪。作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他理应这时也参与了议和,并能直接代表孙中山的意见,胡汉民邀请南北方都能接受的张謇草拟12月逊位诏书,来体现南北议和12月共识,于情于理都能说得通。

而张謇早在191111月就转向共和,他愿意起草逊位诏书也在情理之中。 1911 年 11 月 11 日张謇等人联名摄政王载沣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10]283随后 11 月 13 日,张謇《致库伦商会及各界电》表示“满清退位,即在目前共和政治成立,人人平等[10]284

那么何以认定张謇这份12月代拟懿旨初稿,就是逊位文件?

张謇12月代拟懿旨初稿开宗明义就强调今人民以不信朝廷之故,希望改建共和政体”,后面云“不得不迅开临时国会征集”,“如果全国人民大多数赞成共和,则天视视民,天听听民,余与皇帝必不违天而有所恡惜”。

可见12月代拟懿旨初稿,主旨就是清帝逊位、实行共和,等于提出清帝逊位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再交国会征集意见。本意就是共和先定论,共和是唯一选项,只是国会征集意见给清室一个体面逊位的就坡下驴仪式而已。

因此12月懿旨初稿是约定逊位的政治宣言,它虽不是一经宣布随即共和的正式逊位诏书,但它以庄重的谕旨形式,承认了共和方向,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它也是一份逊位诏书初稿。

以上认定分析,也符合下面191112月南北谈判,初步达成实行共和、清帝逊位的诸多史料支撑。

南北议和,南方自始坚持必须实行共和,即清帝逊位,这是前提条件,否则其他一切免谈。

议和一开始是在武汉谈判,1911年12 月 7、9 日, 唐绍仪、伍廷芳先后被袁世凯、黎元洪电委北南双方全权议和代表[5]716911日唐到汉口当日张謇电唐赴沪与伍谈判[10]29712月14日起,南北双方代表从武汉转移到上海继续谈判。17 日唐抵沪12月13日离开武汉之前,外务部司员曾宗鉴电外务部“在鄂议四条:一推翻满清;二优礼皇室;三厚待满人;四统一各省[5]208

甘簃《辛亥和议之秘史》记载,和谈正式开议前的某一日,唐绍仪、杨士琦伍廷芳,伍“为今之计,惟推翻清室,变易国体,以民主总揽统治权,天下为公,与民更始。舍是别无它策”[5]116,唐杨将此意电袁世凯后,袁回电表示“训示北洋诸镇将及驻外专使,旅沪疆吏,令联衔劝幼帝逊位,以国让民,一举而大局可定。另拟优待皇室条件,征南方同意[5]118 

袁世凯如是说,在12月也这样做,1911 年 12 月 25 日,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出使荷国大臣刘镜人致电外务部请代奏清帝“追踪太王”[5]154此电被12月26日袁内阁上奏认为“语意趋重共和”[5]154

这表明唐绍仪早在191112月南北谈判初期,就接受了“必须共和”这一南方设置的谈判前提,甚至袁世凯这时也同意共和和清帝逊位。

实行共和、清帝逊位在1911年末就已经是时代潮流,“逊位”之说已经充斥沪上媒体1911年12月25 日《申报》刊《冥王逊位诏》一文,牛头马面诸皇族悉令解职,听命于共和总统[17]

12月18日到20日,南北双方共进行了五次会谈,于20日草签了五条和约“(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会议,恢复各地之秩序。”[18]

张謇应胡汉民之请,拟12月逊位诏书初稿,不提君主立宪,只谈实行共和,正是落实南北议和12月共识的体现。它虽无正式逊位诏书之名,但有逊位诏书之实。以至多年后胡汉民回忆往事,就把它当做逊位诏书对待,就不难理解了。

南北双方1220日达成的五条合约,亦能佐证张謇拟12月逊位诏书初稿时间,当在19111225日到沪后,至1228日懿旨颁布前。

综上,胡汉民191112月底留沪邀请张謇起草的逊位诏书,就是清廷1228日懿旨初稿;赵凤昌19122月初邀请张謇起草的逊位诏书,就是1912212日正式逊位诏书初稿。至此胡、赵邀请张謇拟诏历史之谜基本解决。

那么会有人疑问,为何史学界以前没有把1228日懿旨认定为逊位诏书?

其一在于,史学界以前未发现张謇拟12月退位诏书初稿手迹,不能把其与1228日懿旨进行对比研究。

其二在于,1228日懿旨张謇12月拟旨初稿进行了艺术性修改“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

这是对张謇拟12月逊位诏书初稿“改建共和政体”精神的重大倒退,提出由国会公决实行立宪还是共和,也就是共和未定论”。所以史学界就不把1228日懿旨看成逊位诏书。

1228日懿旨为何出现倒退?这其中有清廷顽固派强烈阻挠,试图继续拖延政体变革缘故,更是由于孙中山和袁世凯对南北12月共识产生动摇和彼此不信任。

19111227日孙中山在上海接见各省代表时说“本月十三日(农历十一日)为阳历一月一日,如诸君举我为大总统,我就打算在那天就职。[19]

接着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袁世凯大为恼火,马上撕毁协议。“1月1日,清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怀芝、曹锟、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王怀庆、张作霖等十五人电内阁,誓死反对共和。 ……1月2日,袁世凯准唐绍仪辞代表职,并电伍廷芳,否认伍唐所订条件。[7]1 

三、张謇草拟2月逊位诏书初稿新证据

应该承认,骆宝善教授据最新发现档案史料,并结合传统证据链,得出张謇是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诏书初稿起草者,符合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唯一缺憾是,骆宝善教授发现的张謇拟2月逊位诏书初稿,非张謇手迹,上面没有初稿落款者,目前我们能做的是不断发现新证据,来充实已有证据链。

本文前面两大问题解决,为深入论证张謇就是2月正式逊位诏书初稿起草者打下基础,上面已经有很多史料证明赵凤昌2月邀请张謇拟正式逊位诏书初稿。

前文介绍的张謇1911年12月懿旨初稿,由于来自张謇本人手迹,异常珍贵。把它和张謇1912年2月代拟逊位诏书初稿,结合起来参照阅读,比较异同,并结合具体时代背景,可以作为深入寻找新证据的一个思路。

首先,这2篇初稿都是太后懿旨蓝本草稿,主题都涉及息兵和平、实行共和、清帝逊位。12月逊位诏书初稿是敦促清帝先赞同共和、再国会公决、待来日逊位。2月逊位诏书初稿是正式逊位诏书的蓝本,一经颁布立即逊位。12月懿旨初稿和2月懿旨初稿,两者文本内容都与当时革命形势以及南北议和进程息息相关。两份初稿分别反映了前、后阶段南北谈判情况,可以说这2份懿旨初稿,就是南北议和阶段性成果体现。

12月懿旨初稿由于有张謇手迹直接证据,真实性毋庸置疑。张謇作为前清状元编撰,前立宪派代表,和袁世凯渊源颇深,转向共和后又和南方革命党人关系比较融洽,是新旧势力、南北各方都能接受的政治“中介”。既然张謇已经起草了凝聚南北议和前阶段成果的12月逊位诏书初稿,那么他理所当然可以继续起草南北议和后阶段成果的2月逊位诏书初稿,他是最合适的不二人选。

其次,我们对照12月和2月两则懿旨初稿内容,发现两者内容紧密联系,一脉相承,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这就说明2月懿旨初稿撰写者非常熟悉12月懿旨初稿内容,两稿理应都是同一人撰写,具体剖析如下:

两初稿相同点都主张停战息兵,避免生灵涂炭,都主张共和政体,行文风格也类似。12月初稿有“何忍以天下自私,黩武穷兵致亿兆人民糜烂于兵革战争之惨”、“至现在用兵之地如汉阳、汉口等处,所有兵队著先一律撤退”,2月初稿有“弭息战祸”、长此兵连祸结,四民失业,盗贼蠭起,荼毒生灵,岂牧民者所忍膜视”。12月初稿有“改建共和政体”,2月初稿有“即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12月和2月两则逊位诏书初稿,更有围绕逊位问题上的前后发展关系。12月初稿虽然主张共和,但非马上实行,而是不得不迅开临时国会征集如果全国人民大多数赞成共和,则天视视民,天听听民,余与皇帝必不违天而有所恡惜”,中间有国会公决过程。

2月逊位诏书初稿则明确指出,建立共和迫在眉睫:“国会选举节目繁难,非一时能以解释,吁请明降谕旨,俯顺舆情,速定国体”,“即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着授袁世凯以全权,筹办共和立宪事宜”。这显然是1月26日和2月5日段祺瑞两次兵谏发挥了作用,此一时彼一时,摒弃国会公决、直接实行共和时机成熟了。

综上所述,尽管2月懿旨诏书初稿缺乏张謇手稿实物,但通过12月逊位诏书初稿和2月逊位诏书初稿比较分析,并结合时代背景细节,我们清楚发现这两则诏书初稿承前启后、与时俱进,充分体现出前、后阶段南北议和成果。2份诏书初稿行文都能如此洞察南北议和动态,这样的起草者只能是议和亲身见证者和参与者,而张謇在时间、地点、身份、才华、社会活动诸方面,恰恰全部都能满足,因此1912年2月12公布的《清帝逊位诏书》初稿起草者,我们可以认定就是张謇。        

晚清民国一代传奇人物张謇,扮演了推动时代进步的多维角色。他既是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又是伟大的政治家,积极推动南北议和。他两次撰写清帝逊位诏书初稿,站在时代巅峰之上,以经国济世奇才,书写波澜壮阔的近代历史。

本文通过新发现的2月逊位诏书初稿文本,和12月逊位诏书初稿手迹,深入探究挖掘,解决了2月逊位诏书初稿起草时间,廓清了胡、赵邀请起草之谜,为张謇起草2月逊位诏书初稿增加了新的证据,有助于接近历史真相。当然百年历史悬案彻底解决,还有待张謇拟2月逊位诏书初稿手迹发现,或寻到唐绍仪致电北京的那份南方拟逊位诏电报档来印证此事。

最后可能有人会有疑问,张謇个人信札、日记、年谱等传世文稿,为何只字不提自己两次草拟逊位诏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张謇顺应时代潮流转向共和,是旧时代的新人,草拟逊位诏书他当仁不让。但是他毕竟脱胎于旧时代,也是新时代的旧人,他是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状元,对清帝存感恩之心,故在个人文稿中回避这件事就不足奇怪了。这种传统士大夫情结,在晚清民国很多名人身上也有体现,如徐世昌是晚清进士、清末军机大臣,清亡后多次拒仕,清帝逊位3年后才始任北洋政府高官,或许亦是源自此种心态。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清帝逊位诏书》“逊位”一词,为张謇惯用,逊位或退位是辛亥革命时人常用称呼,只是1912年2月初南北达成共识的说法是“辞位”,本文为表述方便,统一用“逊位”。

[2] 刘路生.骆宝善.村田雄二郎.辛亥时期袁世凯秘牍 静嘉堂文库藏档[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63-66.

[3]骆宝善.清帝辞位诏书的拟稿与改定[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

[4]清廷.内阁官报[N].1911,第128号.

[5]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6]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增订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38.

[7]郭廷以.中国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

[8]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M].北京:龙门联合书局,1958:311.

[9]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10]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11]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M]//常州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68-69.

[12]张孝若.南通张季直(謇)先生传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155.

[13]傅国涌.辛亥百年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305.

[14]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①[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237. 

[15]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16]徐俊杰.张謇文辑注[M].海门社科联.海门张謇研究会.海门历史学会联合印行(待版),2017:324-325.

[17] 《申报》辛亥年十一月六日第三张第二版.《申报》影印本第 115 册[M].上海:上海书店, 1982: 779.

[18] 侯杰.姜海龙.百年家族 黎元洪[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132.

[19] 章开沅.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3辑[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36.

 

附: 张謇草拟1911年12月清帝逊位诏书手迹

 

作者简介:陈松林,男,南通市海门区

张謇研究会理事,中学历史高级教师

 

 

 


主办单位:张謇研究中心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通市环城南路21号 邮编:226001
电话:0513-85515405 传真:0513-85532753 邮箱:zjyj1984@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