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2）》· 新论集萃 ●
《清帝逊位诏书》起草百年悬案新证三题
陈松林
摘 要：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袁世凯手批逊位诏书原件中，发现了张謇起草1912年2月《清帝逊位诏书》初稿文本。对该初稿起草时间进行考证，最终得出比较确切时间为2月5日左右。再结合一则张謇佚文手稿，进行考证鉴别，发现张謇还起草了更早的一份逊位诏书初稿，即1911年12月逊位诏书初稿。在此基础上，考证解决了是胡汉民邀请张謇起草逊位诏书，还是赵凤昌邀请张謇起草逊位诏书的历史之谜。并通过以上问题解决，为张謇起草1912年2月《清帝逊位诏书》初稿提供了新证据。
关键词：清帝逊位；12月逊位诏书；2月逊位诏书
2022年是《清帝逊位诏书》[1]颁布110周年，这个影响中国历史重大进程的诏书起草者到底是谁，成为百年历史悬案。关于起草者众说纷纭，有张謇、洪述祖、梁士诒、张锡銮、华世奎、阮忠枢、徐世昌、张元奇等等不一而足，近年学术界基本认为《清帝逊位诏书》初稿是张謇拟定。
骆宝善教授“编辑整理《袁世凯全集》时，在从袁世凯内阁及总统府档案流出的文件中，清理出清帝辞位诏书稿本两件，上面有袁世凯内阁人员的一系列签注、签批、修改文字，以及袁本人手批改定文字，反映了袁世凯内阁对于诏书文本修改、批定过程的梗概。”[2]
骆宝善教授从清帝1912年逊位诏书修改草稿和袁世凯手批件中，找到了逊位诏书的初稿，得出结论“逊位诏书是张謇起草初稿，袁世凯幕僚修改，最后袁世凯本人手批定稿，成为1912年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正式文本。”[3]
骆宝善教授基于原始史料，与传统证据链结合，得出张謇是1912年2月《清帝逊位诏书》初稿的起草者，这一结论是可信的，也符合目前学术界的一般看法。
本文主要涉及三个新问题：一是张謇拟1912年2月《清帝逊位诏书》初稿的确切时间；二是考证出张謇早在1911年12月就起草了另一份逊位诏书，它和2月正式逊位诏书有联系也有区别，在此基础上解决了胡汉民和赵凤昌到底是谁请张謇拟诏之谜；三是在前面两个问题论证基础上，为张謇起草1912年2月《清帝逊位诏书》初稿，增加新证据。这三个问题紧密相连，相互印证。为论述方便，这两份诏书下文统一简称12月逊位诏书和2月逊位诏书，文中均用阿拉伯数字记载公历时间。
一、张謇拟2月逊位诏书初稿写于何时？
张謇拟2月逊位诏书初稿文本如下[3]：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经降旨，召集国会，将国体付诸公决。近日东南留寓诸大臣及出使大臣并各埠商团纷纷来电，咸称国会选举节目繁难，非一时能以解释，吁请明降谕旨，俯顺舆情，速定国体，弭息战祸各等语。 查比年以来，各省迭被灾祲，小民生计维艰。 转瞬春耕，长此兵连祸结，四民失业，盗贼蠭起，荼毒生灵，岂牧民者所忍膜视。又何忍争君位之虚荣，贻民生以实祸，致与古圣民为邦本、先贤民贵君轻之训大相剌谬。 用是外观大势，内察舆情，自应将权位公诸天下，即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以期回复秩序，海宇乂安。 在朝廷无私天下之心，在中国当作新民之始。必须慎重将事，以谋幸福而奠初基。着授袁世凯以全权筹办共和立宪事宜。惟是皇室关系重大，皇族支派蕃衍，即八旗兵丁亦素无恒产，生计均应妥为规画。着袁世凯一并筹商办理。予与皇帝但得长承天眷，岁月优游，重覩世界之升平，获见民生之熙皞，则心安意惬，尚何憾焉。 钦此。
上面2月逊位诏书初稿没有起草时间，也缺乏相关史料记载，张謇日记和年谱中绝口不提自己草拟诏书。张謇初稿写作时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还是盲点，本文经过详细考证找到答案。
根据2月逊位诏书初稿“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经降旨，召集国会，将国体付诸公决”，可定张謇起草初稿只能在1911年12月28日（壬申日）后，因为这一天有“壬申懿旨”[4]，隆裕太后下诏召集国会讨论国体。
根据2月逊位诏书初稿“近日东南留寓诸大臣及出使大臣并各埠商团纷纷来电，咸称国会选举节目繁难，非一时能以解释，吁请明降谕旨，俯顺舆情，速定国体，弭息战祸各等语”。东南留寓诸大臣，当指武昌起义和民国成立后，很多清政府大臣寓居上海租界，如前湖广总督瑞瀓、两江总督张人骏、湖南巡抚余诚格、云贵总督李经羲、浙江巡抚增韫、贵州巡抚沈瑜庆、湖南布政使郑孝胥等。
1912年1月15日，袁树勋和唐文治、丁宝铨、杨文鼎、施肇基等联名致电清廷“皇太后、皇上既以公天下为心，保全民命为重，应请明降谕旨，早定共和政体，上法唐虞，特畀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代表组合相当政府，一面速开国会，选举总统，宁息战祸。”[5]160-161
1月15日岑春煊也致电清廷：“今为朝廷计，与其徒延时日，致上下不能径接以诚，何如廓然大公，径降明谕，宣示中外国民，组织共和政治，俾天下知禅让美德，实出自朝廷本怀。人民感念至德，必筹安富尊荣之典，上酬皇太后、皇上之美，宗支王公与八旗亦蒙安全之福。”[6]
上述致电人物，袁树勋为前两广总督，唐文治为前农工商部署理尚书，丁宝铨为前山西巡抚，杨文鼎为前湖南和山西巡抚，施肇基担任过外务部左、右丞，岑春煊为前四川总督。查阅这些清季大臣简历，1月15日发电人除了施肇基外，其余当时都寓居上海，均符合“近日东南留寓诸大臣纷纷来电”。
“1月12日，上海西人商会电载沣、奕劻、袁世凯，请清廷逊位。……1月15日，上海洋商团电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劝早日宣布共和。……1月19日，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奏请明降谕旨，慨允共和。……1月22日，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出使意国大臣吴宗濂奏请宣布共和。……2月5日，出使德国、英国大臣梁诚、刘玉麟奏请速颁诏旨，决定共和。……2月6日出使奥国大臣沈瑞麟奏请速定大计，明诏天下。”[7]8-10
上述来电也符合“近日出使大臣并各埠商团纷纷来电。”综上可以发现，寓沪诸大臣及出使大臣并各埠商团纷电时间，主要集中在1月中旬，个别延续到2月6日。那么据“近日”，可以推断2月逊位诏书初稿起草时间当在1月中旬以来，至迟到2月初。
1912年2月3日太后懿旨也提到“前据岑春煊、袁树勋等，暨出使大臣陆微祥等，统兵大员祺瑞等，电请速定共和国体，以免生灵涂炭等语。”[8]
据上面懿旨内容，可见2月逊位诏书初稿在2月初是无疑了。
再看2月逊位诏书初稿中有“转瞬春耕”这句，时间线索顿柳暗花明。春耕在立春之后，立春是春耕播种的重大节气，那么初稿拟定日期必然是在1912年立春后不久，查该年立春日为2月3日,那么张謇起草2月逊位诏书初稿时间，只能在1912年2月3日到2月12日诏书懿旨颁布前这一区间。
袁世凯内阁担任文案幕僚的叶恭绰回忆“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5]123
叶恭绰回忆中的农历日期“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说明对应日期是1912年公历2月7日前后，刚要动笔，南方已拟好一稿，即张謇初稿已经到达袁内阁，这说明张謇2月初稿拟定当在2月3日后到2月7日前。
以上时间结论，张謇日记和段祺瑞2月5日兵谏亦能提供背景佐证。
张謇2月3日（十二月十六）去苏州“闻慰廷以是日入宫，陈说逊位及优待条件”，2月4日（十二月十七）抵上海“闻慰廷已有议优待条件之权”。[9]733
“2月5日，段祺瑞、王占元、何丰林、李纯、鲍贵卿等九将领自信阳电奏，斥责王公，阻挠共和，败坏大局，即率全军将士入京，与之剖陈利害。……2月6日，袁世凯召集王公大臣会议，传阅昨日段祺瑞等电报，决定赞同共和。”[7]9-10
可见距离清帝逊位前不到10天，袁世凯对隆裕太后最后的威逼利诱和段祺瑞2月5日兵谏恫吓，加速清室心理防线崩溃，大局已定，让清室下定了逊位的最终决心。2月6日清室王公大臣被迫赞同共和，清帝逊位时机终于成熟，那么随之起草逊位诏书并公布天下，就水到渠成、迫在眉睫了。作为前朝状元殿撰、清末立宪派代表，和袁世凯渊源很深并已转向共和的张謇，成为南北方都认可的诏书起草者，当然是最佳人选。
于是2月5日左右，最有可能是2月6日，张謇在上海起草初稿，交南北议和代表，再电发北京袁世凯内阁，也就有了叶恭绰回忆“至十二月二十（公历2月7日）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
逊位诏书如此重大的历史文件，不可能完全按照张謇初稿一字不漏发表，2月7日前后到2月10日，袁世凯幕僚在张謇初稿基础上几番修改，最后由袁世凯手批定稿。
2月10日张謇致电袁世凯转汪荣宝、陆宗舆:“二君明于时势，务望力助项城,必践廿四发表之约。万勿迁延两误，败破大局，追悔无及。”[10]302-303
张謇敦促袁世凯“必践廿四发表之约”，即逊位诏书公历2月11日务必发表。很快“2月11日袁世凯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赞成共和”[7]10-11，接着2月12日隆裕太后懿旨正式颁布清帝逊位诏书。
以上证据链证明，张謇起草2月逊位诏书初稿时间是1912年立春2月3日到2月7日之间，也就是2月5日左右,2月6日可能性最大。考证出2月逊位诏书初稿起草时间，对下文揭示张謇前后起草2份逊位诏书，是谁邀请张謇起草，以及充实张謇起草2月逊位诏书初稿的证据链至关重要。
二、证实草拟另一份逊位诏书，揭开胡、赵建议拟诏之谜
张謇起草逊位诏书的邀请者，流传最广的是胡汉民建议和赵凤昌建议，两者都有很多证据支撑，叙述如下。
赵凤昌儿子赵尊岳说逊位诏书，是张謇应其父所请而拟“张初笑谢，以为不可，终于著笔，就其案头八行横笺，不具首尾，书数百字，文甚朴雅。先公以为可用，亟电京师。不出所料，北方前拟数诏，均不中体，袁正患无策，得之大事称许，一字不易，仅加由袁世凯办理一语颁行之。”[11]
赵尊岳云“先公以为可用，亟电京师。不出所料，北方前拟数诏，均不中体”，
和前文叶恭绰回忆“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两者正好相互印证。
张謇之子张孝若编《南通张季直（謇）先生传记》中自言“又听说我父此项亲笔原稿现存赵先生凤昌处。辛亥前后，赵先生本参预大计，及建立民主之役，那时我父到沪也常住赵先生家，此电即在彼处属稿，亦意中事也。”[12]
张謇儿子张孝若亲自证明张謇草拟逊位诏书手迹存赵凤昌处，对赵凤昌之请论又增加了佐证。
1911年12月18日开始到1912年初的南北议和期间，上海南洋路赵凤昌住宅惜阴堂，是南北代表重要的交流场所。查阅张謇日记和年谱[9]731-733，1030可知，1911年12月25日至1912年2月12日的这50天，除1月1日-8日、1月16日-22日、2月3日，这16天间歇去了南京、苏州等地，其余34天都在上海，寓居赵凤昌宅。
可见整个南北议和期间，张謇大多在上海活动，和赵凤昌密切合作，两人积极参与、谋划南北谈判，他应赵凤昌之请拟诏，在时间、空间、人际关系上都符合。
曾任袁世凯侍从武官的唐在礼回忆“传闻最盛的是南方张季直与赵竹君所拟之稿，用电报传至京。”[13]
因此据赵尊岳、张孝若、叶恭绰、唐在礼这4人证言，以及赵、张二人当时在沪活动，赵凤昌邀请张謇拟诏是可以成立的。再据前面赵尊岳云“先公以为可用，亟电京师。不出所料，北方前拟数诏，均不中体”，和叶恭绰言“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就能证明赵凤昌请张謇所拟，就是2月逊位诏书初稿。
再来说说胡汉民邀请论，一般基于张孝若编张謇传中附抄胡汉民1930年致谭延闿之信记载[14]：孝若所为传记有云“胡先生汉民，看到我父的传记后就写了一封信给谭先生延闿……这封信很有历史上的价值，附抄于此：‘组安先生惠鉴：季直先生传记第八章文字，似有可补充者。清允逊位，所谓内阁复电，实出季直先生手。是时优待条件已定，弟适至沪，共谓须为稿予清廷，不使措词失当。弟遂请季直先生执笔，不移时，脱稿交来，即示少川先生，亦以为甚善，照电袁。原文确止如此，而袁至发表时，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既为逊位之文，等于遗嘱，遂不可改。惟此事于季直先生无所庸其讳避。今云来到手中，颇为晦略，转觉有美弗彰，岂孝若君尚未详其事耶？有暇请试询之。……十九年二月十八日。’”
胡汉民信中云“是时优待条件已定，弟适至沪，共谓须为稿予清廷，不使
措词失当。弟遂请季直先生执笔，不移时，脱稿交来，即示少川先生，亦以为甚善，照电袁。”胡汉民说南北议和皇室优待已定，那时他刚好在上海，他建议张謇起草逊位诏书，随即交北方谈判代表唐绍仪，唐再把文本电袁世凯。
查《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15]128，胡汉民1912年12月25日陪同孙中山抵达上海，期间停留上海一周，1月1日上午10点和孙中山一起，乘火车去南京参加临时政府成立典礼。这段时间张謇也恰好在上海，胡汉民之请论也不无道理。
但胡汉民邀请说，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前面详细考证了张謇拟2月逊位诏书初稿时间，为1912年2月5日左右，而胡汉民当时在沪时间是1911年12月25 - 31日，查阅胡汉民年谱1912年元旦到2月记事，一直在南京临时政府忙于公务[15]128-140，这存在着时间上的矛盾。
其二、胡汉民信中说“而袁至发表时，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即他当年所见的张謇手稿上没有“授袁世全权”一词，而张謇2月逊位诏书初稿有“着授袁世凯以全权”一词，这存在着内容上的矛盾。
胡汉民作为民国元勋，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长，在信中强调自己是张謇拟逊位稿的邀请人，亲眼看到拟诏手稿，又亲自转交北方代表唐绍仪，以胡汉民在民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他没必要谎言沽名钓誉。
那么以上两大矛盾，如何先从逻辑上厘清？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证发现真相。
不妨大胆猜测,胡汉民和赵凤昌都邀请了张謇起草逊位诏书，而且是在不同时间，起草的两个不同版本的逊位诏书初稿。笔者通过一则珍贵的张謇手稿，印证了猜想。
徐俊杰先生编注的《张謇佚文辑注》[16]，从赵凤昌藏札里发现了一篇张謇手迹佚文，此手稿意义重大，经笔者考证，就是张謇起草的另一份12月逊位诏书初稿，这对厘清胡赵邀请之争提供了关键证据，全文照录如下：
内阁袁奏，据专使唐电:上海连日议和各省总代表伍坚称人民志愿趋向共和为唯一之要求。此次武昌变起，朝廷即许滦州将士十九条之陈请，由皇帝告庙宣誓，颁布信条，原冀早息干戈，与全国人民同享和平之福，今人民以不信朝廷之故，希望改建共和政体。余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原以一人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中国从前政体相因二千余年，现际世界大同，本无久而不变之理。皇帝缵承大统，甫在冲龄，余一妇人更何忍以天下自私，黩武穷兵致亿兆人民糜烂于兵革战争之惨，惟改革事大，不得不迅开临时国会征集，三觅以定指归。著袁即以此意，电令唐转告伍，宣示各省速于日内即就议和之地召集。如果全国人民大多数赞成共和，则天视视民，天听听民，余与皇帝必不违天而有所恡惜。至现在用兵之地如汉阳、汉口等处，所有兵队著先一律撤退，以示朝廷与民相见以诚之事实。
将手稿佚文和12月28日隆裕太后壬申懿旨[4]文本对比，发现两者文本几乎相同，12月28日壬申懿旨全文登载如下：
内阁代递唐绍仪电奏，民军代表伍廷芳坚称，人民志愿以改建共和政体为目的等语。此次武昌变起，朝廷俯从资政院之请，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告庙宣誓。原冀早息干戈，与国民同享和平之福。徒以大信未孚，政争迭起。予惟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兹据国务大臣等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询问，皆无异词。著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豫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将选举法妥拟，协定施行，克期召集国会。并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以奠群生而弭大难。予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原以一人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皇帝缵承大统，甫在冲龄，予更何忍涂炭生灵，贻害全国。但期会议取决，以国利民福为归。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愿我爱国军民各秉至公，共谋大计，予实有厚望焉。钦此。
仔细对比阅读，两文在语句、词汇、内容上几乎一样，都云为了避免生灵涂炭，南北方要停战合作，召开国会表决，速定国体等。由此可知12月28日懿旨的蓝本初稿就是张謇的这篇手迹佚文，张謇撰写时间当为12月25日到沪后至12月28日懿旨颁布前，因起草诏书有时效性，非一般文件可论。
张謇12月代拟懿旨初稿中，没有发现“授予袁世凯全权”一词，刚好解决了前面胡汉民邀请拟诏的两大矛盾，从时间和文本内容上证明了，胡汉民信中自述邀张拟诏，就是这份12月逊位诏书初稿。
胡汉民虽不是南北议和南方正式谈判代表，但1911年12月底，他与孙中山和南北代表，以及张謇都同时在沪。作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他理应这时也参与了议和，并能直接代表孙中山的意见，胡汉民邀请南北方都能接受的张謇草拟12月逊位诏书，来体现南北议和12月共识，于情于理都能说得通。
而张謇早在1911年11月就转向共和，他愿意起草逊位诏书也在情理之中。 1911 年 11 月 11 日，张謇等人联名致电摄政王载沣“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10]283，随后 11 月 13 日，张謇《致库伦商会及各界电》表示“满清退位，即在目前，共和政治成立，人人平等。”[10]284
那么何以认定张謇这份12月代拟懿旨初稿，就是逊位文件？
张謇12月代拟懿旨初稿开宗明义就强调“今人民以不信朝廷之故，希望改建共和政体”，后面云“不得不迅开临时国会征集”，“如果全国人民大多数赞成共和，则天视视民，天听听民，余与皇帝必不违天而有所恡惜”。
可见张謇12月代拟懿旨初稿，主旨就是清帝逊位、实行共和，等于提出清帝逊位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再交国会征集意见。本意就是共和先定论，共和是唯一选项，只是国会征集意见给清室一个体面逊位的就坡下驴仪式而已。
因此12月懿旨初稿是约定逊位的政治宣言，它虽不是一经宣布随即共和的正式逊位诏书，但它以庄重的谕旨形式，承认了共和方向，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它也是一份逊位诏书初稿。
以上认定分析，也符合下面1911年12月南北谈判，初步达成实行共和、清帝逊位的诸多史料支撑。
南北议和，南方自始坚持必须实行共和，即清帝逊位，这是前提条件，否则其他一切免谈。
议和一开始是在武汉谈判，1911年12 月 7、9 日， 唐绍仪、伍廷芳先后被袁世凯、黎元洪电委北南双方全权议和代表[5]71、69。11日唐到汉口当日，张謇电唐赴沪与伍谈判[10]297。12月14日起，南北双方代表从武汉转移到上海继续谈判。17 日唐抵沪。早在12月13日唐离开武汉之前，外务部司员曾宗鉴电外务部“在鄂议四条：一推翻满清；二优礼皇室；三厚待满人；四统一各省。”[5]208
甘簃《辛亥和议之秘史》记载，和谈正式开议前的某一日，唐绍仪、杨士琦见伍廷芳，伍云：“为今之计，惟推翻清室，变易国体，以民主总揽统治权，天下为公，与民更始。舍是别无它策”[5]116，唐、杨将此意电袁世凯后，袁回电表示已“训示北洋诸镇将及驻外专使，旅沪疆吏，令联衔劝幼帝逊位，以国让民，一举而大局可定。另拟优待皇室条件，征南方同意。”[5]118
袁世凯如是说，在12月也这样做，1911 年 12 月 25 日，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出使荷国大臣刘镜人致电外务部，请代奏清帝“追踪太王”[5]154，此电被12月26日袁内阁上奏认为“语意趋重共和”[5]154。
这表明唐绍仪早在1911年12月南北谈判初期，就接受了“必须共和”这一南方设置的谈判前提，甚至袁世凯这时也同意共和和清帝逊位。
实行共和、清帝逊位在1911年末就已经是时代潮流，“逊位”之说已经充斥沪上媒体。1911年12月25 日《申报》刊有《冥王逊位诏》一文，云“牛头马面诸皇族悉令解职，听命于共和总统。”[17]
从12月18日到20日，南北双方共进行了五次会谈，于20日草签了五条和约：“（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会议，恢复各地之秩序。”[18]
张謇应胡汉民之请，拟12月逊位诏书初稿，不提君主立宪，只谈实行共和，正是落实南北议和12月共识的体现。它虽无正式逊位诏书之名，但有逊位诏书之实。以至多年后胡汉民回忆往事，就把它当做逊位诏书对待，就不难理解了。
南北双方12月20日达成的五条合约，亦能佐证张謇拟12月逊位诏书初稿时间，当在1911年12月25日到沪后，至12月28日懿旨颁布前。
综上，胡汉民1911年12月底留沪邀请张謇起草的逊位诏书，就是清廷12月28日懿旨初稿；赵凤昌1912年2月初邀请张謇起草的逊位诏书，就是1912年2月12日正式逊位诏书初稿。至此胡、赵邀请张謇拟诏历史之谜基本解决。
那么会有人疑问，为何史学界以前没有把12月28日懿旨认定为逊位诏书？
其一在于，史学界以前未发现张謇拟12月退位诏书初稿手迹，不能把其与12月28日懿旨进行对比研究。
其二在于，12月28日懿旨对张謇12月拟旨初稿，进行了艺术性修改，“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
这是对张謇拟12月逊位诏书初稿“改建共和政体”精神的重大倒退，提出由国会公决实行立宪还是共和，也就是“共和未定论”。所以史学界就不把12月28日懿旨看成逊位诏书。
12月28日懿旨为何出现倒退？这其中有清廷顽固派强烈阻挠，试图继续拖延政体变革缘故，更是由于孙中山和袁世凯对南北12月共识产生动摇和彼此不信任。
1911年12月27日孙中山在上海接见各省代表时说“本月十三日(农历十一日)为阳历一月一日，如诸君举我为大总统，我就打算在那天就职。”[19]
接着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袁世凯大为恼火，马上撕毁协议。“1月1日，清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怀芝、曹锟、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王怀庆、张作霖等十五人电内阁，誓死反对共和。 ……1月2日，袁世凯准唐绍仪辞代表职，并电伍廷芳，否认伍唐所订条件。”[7]1
三、张謇草拟2月逊位诏书初稿新证据
应该承认，骆宝善教授据最新发现档案史料，并结合传统证据链，得出张謇是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诏书初稿起草者，符合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唯一缺憾是，骆宝善教授发现的张謇拟2月逊位诏书初稿，非张謇手迹，上面没有初稿落款者，目前我们能做的是不断发现新证据，来充实已有证据链。
本文前面两大问题解决，为深入论证张謇就是2月正式逊位诏书初稿起草者打下基础，上面已经有很多史料证明赵凤昌2月邀请张謇拟正式逊位诏书初稿。
前文介绍的张謇1911年12月懿旨初稿，由于来自张謇本人手迹，异常珍贵。把它和张謇1912年2月代拟逊位诏书初稿，结合起来参照阅读，比较异同，并结合具体时代背景，可以作为深入寻找新证据的一个思路。
首先，这2篇初稿都是太后懿旨蓝本草稿，主题都涉及息兵和平、实行共和、清帝逊位。12月逊位诏书初稿是敦促清帝先赞同共和、再国会公决、待来日逊位。2月逊位诏书初稿是正式逊位诏书的蓝本，一经颁布立即逊位。12月懿旨初稿和2月懿旨初稿，两者文本内容都与当时革命形势以及南北议和进程息息相关。两份初稿分别反映了前、后阶段南北谈判情况，可以说这2份懿旨初稿，就是南北议和阶段性成果体现。
12月懿旨初稿由于有张謇手迹直接证据，真实性毋庸置疑。张謇作为前清状元编撰，前立宪派代表，和袁世凯渊源颇深，转向共和后又和南方革命党人关系比较融洽，是新旧势力、南北各方都能接受的政治“中介”。既然张謇已经起草了凝聚南北议和前阶段成果的12月逊位诏书初稿，那么他理所当然可以继续起草南北议和后阶段成果的2月逊位诏书初稿，他是最合适的不二人选。
其次，我们对照12月和2月两则懿旨初稿内容，发现两者内容紧密联系，一脉相承，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这就说明2月懿旨初稿撰写者非常熟悉12月懿旨初稿内容，两稿理应都是同一人撰写，具体剖析如下：
两初稿相同点都主张停战息兵，避免生灵涂炭，都主张共和政体，行文风格也类似。12月初稿有“何忍以天下自私，黩武穷兵致亿兆人民糜烂于兵革战争之惨”、“至现在用兵之地如汉阳、汉口等处，所有兵队著先一律撤退”，2月初稿有“弭息战祸”、“长此兵连祸结，四民失业，盗贼蠭起，荼毒生灵，岂牧民者所忍膜视”。12月初稿有“改建共和政体”，2月初稿有“即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12月和2月两则逊位诏书初稿，更有围绕逊位问题上的前后发展关系。12月初稿虽然主张共和，但非马上实行，而是“不得不迅开临时国会征集”“如果全国人民大多数赞成共和，则天视视民，天听听民，余与皇帝必不违天而有所恡惜”，中间有国会公决过程。
2月逊位诏书初稿则明确指出，建立共和迫在眉睫：“国会选举节目繁难，非一时能以解释，吁请明降谕旨，俯顺舆情，速定国体”，“即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着授袁世凯以全权，筹办共和立宪事宜”。这显然是1月26日和2月5日段祺瑞两次兵谏发挥了作用，此一时彼一时，摒弃国会公决、直接实行共和时机成熟了。
综上所述，尽管2月懿旨诏书初稿缺乏张謇手稿实物，但通过12月逊位诏书初稿和2月逊位诏书初稿比较分析，并结合时代背景细节，我们清楚发现这两则诏书初稿承前启后、与时俱进，充分体现出前、后阶段南北议和成果。2份诏书初稿行文都能如此洞察南北议和动态，这样的起草者只能是议和亲身见证者和参与者，而张謇在时间、地点、身份、才华、社会活动诸方面，恰恰全部都能满足，因此1912年2月12公布的《清帝逊位诏书》初稿起草者，我们可以认定就是张謇。
结 语
晚清民国一代传奇人物张謇，扮演了推动时代进步的多维角色。他既是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又是伟大的政治家，积极推动南北议和。他两次撰写清帝逊位诏书初稿，站在时代巅峰之上，以经国济世奇才，书写波澜壮阔的近代历史。
本文通过新发现的2月逊位诏书初稿文本，和12月逊位诏书初稿手迹，深入探究挖掘，解决了2月逊位诏书初稿起草时间，廓清了胡、赵邀请起草之谜，为张謇起草2月逊位诏书初稿增加了新的证据，有助于接近历史真相。当然百年历史悬案彻底解决，还有待张謇拟2月逊位诏书初稿手迹发现，或寻到唐绍仪致电北京的那份南方拟逊位诏电报档来印证此事。
最后可能有人会有疑问，张謇个人信札、日记、年谱等传世文稿，为何只字不提自己两次草拟逊位诏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张謇顺应时代潮流转向共和，是旧时代的新人，草拟逊位诏书他当仁不让。但是他毕竟脱胎于旧时代，也是新时代的旧人，他是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状元，对清帝存感恩之心，故在个人文稿中回避这件事就不足奇怪了。这种传统士大夫情结，在晚清民国很多名人身上也有体现，如徐世昌是晚清进士、清末军机大臣，清亡后多次拒仕，清帝逊位3年后才始任北洋政府高官，或许亦是源自此种心态。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清帝逊位诏书》“逊位”一词，为张謇惯用，逊位或退位是辛亥革命时人常用称呼，只是1912年2月初南北达成共识的说法是“辞位”，本文为表述方便，统一用“逊位”。
[2] 刘路生.骆宝善.村田雄二郎.辛亥时期袁世凯秘牍 静嘉堂文库藏档[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63-66.
[3]骆宝善.清帝辞位诏书的拟稿与改定[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
[4]清廷.内阁官报[N].1911，第128号.
[5]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6]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增订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38.
[7]郭廷以.中国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
[8]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M].北京：龙门联合书局，1958:311.
[9]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10]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11]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M]//常州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68-69.
[12]张孝若.南通张季直（謇）先生传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155.
[13]傅国涌.辛亥百年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305.
[14]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①[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237.
[15]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16]徐俊杰.张謇佚文辑注[M].海门社科联.海门张謇研究会.海门历史学会联合印行（待版），2017:324-325.
[17] 《申报》辛亥年十一月六日第三张第二版.《申报》影印本第 115 册[M].上海：上海书店， 1982： 779.
[18] 侯杰.姜海龙.百年家族 黎元洪[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132.
[19] 章开沅.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3辑[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36.
附： 张謇草拟1911年12月清帝逊位诏书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