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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与射阳述略(续)
时间: 2026-02-09     次数: 177     作者: 梁林军

 

张謇与射阳述略(续)

 

梁林军

 

六、计岁课功:张謇对盐垦公司的规范发展

射阳之行,张謇看到江淮沿海垦区的打通只是时间问题,沿海垦殖的商业和社会价值为各界所日益重视,盐垦公司的设立和投资逐渐掀起热潮,张謇开始思考盐垦公司的规范和统一发展问题。

其一,设盐垦纺织总管理处,统筹管理通系公司的设立和对外投资。1922428日,张謇召集通系各盐垦股东开会。“四月一日,召集各盐垦股东开会。先是,五六年间继大有晋、大豫而成立之盐垦公司,为大赉、大丰、大纲、华成、新南、新通,粗有设施而未成立之公司为遂济、通遂,尤稚者为通兴。”[1]张謇在各盐垦公司股东会上先粗略回顾通系盐垦公司的设立情况:在大有晋、大豫公司成立后的五六年间,先后成立的盐垦公司有大赉、大丰、大纲、华成、新南、新通等公司,还有初步有一些设施但尚未正式成立的公司,如遂济、通遂,以及更为稚嫩的通兴公司。“盖歆于垦牧公司日进不已之垦利而为之,此十余公司外,投袂而起者,涨脉偾兴,各涎一地,假以号召者,尚七八处,有先时不知其名。余以为危,止之不能。”[2]大概是因为垦牧公司每天都能有现金流,除这十几家公司之外,一些新公司迅速涌现,争先恐后、近乎疯狂,各自抢占一块土地,打着旗号吸引投资,甚至有七八处地方的公司连名字都未曾听说过。张謇认为这种情况很危险,但已经无法阻止,只能亡羊补牢。

因此,经张謇提议,通系各盐垦公司股东会议决定设立盐垦纺织总管理处,以统筹管理通系盐垦公司的事务,制订盐垦公司的规范。“其属于通系者,率挹注于大生,大生以棉为纺织必需之原料,有裨于本计,又尝有所挹注而资之,且冀垦地所入可偿岁息,他无所恐也。讵垦利缓而负债重,工程未施,恃天孟晋。适己未、庚申、辛酉,虫雨风水,连灾三年,垦无所获,债息紧逼,乃有踵决肘见之象。此皆余夙昔自治锐进之说之为咎,至是增一至大之阅历。股东会议设盐垦纺织总管理处。”[3]属于通系的盐垦公司,大多依赖大生公司的资金和业务支持,大生公司以棉花为纺织业必需的原料,认为投资盐垦公司有助于自身发展,也曾多次注资支持,并期望通过垦殖收入偿还每年的利息,因此并不担心其他问题。然而,垦殖行业产生利润需要很长时间但是负债却很重,如果海堤、水利这些工程尚未实施,只能依赖天时。不幸的是,己未、庚申、辛酉年(19191921年)连续三年遭遇虫灾、雨灾、风灾和水灾,垦殖毫无收获,债息却紧逼而来,导致不少公司的财务状况已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这些盐垦公司一旦出问题,受害的是股东、受众,而且这些公司烂尾影响的是整个江淮沿海的垦务大局。张謇认为自己也有过错,这是过去自己常常呼吁加速自治导致的错误,从盐垦公司的疯狂乱象中,张謇也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其二,编订盐垦公司的历史纲要,要求各盐垦公司注重公司历史的资料收集、编写并按纲要填报资料以便汇编。1921113日,张謇与张詧撰《与张詧致通泰盐垦各公司函》,函告各盐垦公司:“径启者:事物必有其源流,经历贵详于记载。通泰盐垦各公司之创设,以吕四垦牧为最先,其十年历史久已编印成书,纤悉俱备,成绩灿然。民国后,如大有晋、大豫、大赉、大纲、大丰、华成、中孚、通遂、遂济、新通、新南、大祐、阜通、合德、阜余、通兴各公司等,或已经成立,逐节进行,或筹备方新,正资集合”[4]。任何事物必然有其起源和流变,但其历史或经历还要取决于人们的记载。通泰盐垦各公司的创建,最早的是吕四垦牧公司,它的十年历史已经编印成书,内容详尽,成绩显著。民国成立后,像大有晋、大豫、大赉、大纲、大丰、华成、中孚、通遂、遂济、新通、新南、大祐、阜通、合德、阜余、通兴等公司,有的已经成立并逐步发展,有的还在筹备阶段,正是收集信息和资料的时候。函中所列举的这些公司,或是张謇、张詧直接创办,或是与张氏兄弟有亲炙关系的人士所创办。其中,大纲、华成、大祐、阜通、合德、阜余、通兴位于今射阳县境内。

关于盐垦公司的历史,张謇认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注重历史的记述,这些公司所涉及或所经历都有具体的事实可以追溯;如果不详细记录下来,时间久了可能会被遗忘,这样就无法为后人提供参考,也让人无从考证。各位负责人都是公司的创办者或直接参与者,亲身经历了这些过程,因此有责任将这些历史记录下来。“然自其发生,所涉历皆有事实之可循,倘非记述详明,恐日久相遗,何以示后来而资考证?执事等经营缔造,皆为原办之人,事属躬亲,责无旁贷。函到后,务希各按本公司办理情形,自始至今,编成历史。其以形势言者,或系以图,以构造计者,或附以表。幸勿稍有疏漏,并希抄送汇编,无任盼切。附送《编订纲要商榷书》一纸,统惟察存。”[5]函中提到,收到函件后,请各位根据本公司成立和经营的实际情况,以从成立到现在的顺序,编写一份历史。在说明公司地形或变化的地方,可以配上图纸;在列举或统计构成、构造的地方,可以附上表格。希望不要有任何遗漏,并请将编写好的内容抄送一份以便汇编。信中附上了一份《编订纲要商榷书》,供参考使用。

其三,规范盐垦区的水利工程建设,防范外潮内灌和内水暴涨。1922年,张謇发布了《对于各盐垦公司之通告》,其中第一条就是强调公共水利的建设。“水之为物,亦供求相济者也。供求当则济,济则利。若供过求或求过供即害。而水有源流,源流同则利害亦同。其不同者必各自为源流者也。今各盐垦公司地主要农产为棉,棉为纺织工业之原,棉产丰则利可必。而计共同之利必先计共同之害,知害必防,知害所在即防所在。”[6]此段也甚是精彩,体现了张謇关于“水”的哲学思想。对长期研究水利的张謇而言,水是供求相济的,供求平衡则有利,失衡则有害;水也有源流,源流相同则利害相同,源流不同则各自为源流,利害自然也不同。如今各盐垦公司的主要农产品是棉花,棉花是纺织工业的原料,棉花丰收则利润可期。但要计算共同的利益,必须先计算共同的危害,知道危害就必须防范,知道危害所在就是防范所在。棉花是盐垦公司的共同利益,旱涝则是盐垦公司的共同危害。

张謇认为,对各盐垦公司来说,危害主要来自外潮和内水。外潮离垦地较远,有堤坝防御,危害较小;内水在干旱时用于灌溉,在涝时则需要排泄。排泄可以通过开港或建闸,各公司可以自行解决。“为各公司之害者,一外潮,一内水。外潮去垦地远,有堤以御,害小;内水旱资其溉,潦筹其泄,泄可辟港,可建闸,各公司可自为计。顾此内水,各垦地左近平原之雨水也,其不可预测,猝加之而莫当者,为淮过分之涨。尤莫当者,为淮、沂同时过分之涨(据民国五年淮、沂暴涨下注之量,实测得淮水每秒为一万二千五百立方公尺,沂水每秒为二千五百立方公尺,如以两水全量加入运河,十二小时已充满无余。而消此盛涨,决非十二小时,虽至愚知之矣),御涨以堤,泄涨惟南运河。河不能容则堤溃,溃则建瓴之势排空而来。设不为未雨之绸缪,必至悔沦胥而及溺。”[7]但内水主要是垦地附近平原的雨水,其不可预测且难以抵挡的是淮河的暴涨,更难以抵挡的是淮河和沂河同时暴涨(根据民国五年的实测数据,淮河每秒流量为一万二千五百立方米,沂河每秒流量为二千五百立方米。如果两河的水量全部注入运河,十二小时内运河就会满溢。而要消解这样的洪水,绝非十二小时能完成)。抵御洪水靠堤坝,排泄洪水则依赖南运河。如果运河无法容纳,堤坝就会溃决,洪水将如倾盆之势排空而来。如果不未雨绸缪,必将后悔莫及。

为此,张謇建议按照他在水利局时所测量的淮南各县串场大河的标准来规划各盐垦公司的主要河道。“所为计者,即謇在水利局时所测计之淮南各县串场大河也。以近七八年来所测淮、沂涨盛时每秒流量计,从少约忖,河须宽二十丈,两岸须各留余地十丈。十丈之外各留五丈为堤,堤不必甚高而须厚(大概高五尺,底宽三丈,面宽二丈),合计此堤与彼堤之间,空地须五十丈。各公司又须各相地势,为二三出海之大闸。如此,庶可以为之备矣。此串场大河须准前测之线,共同一致,等其深广,万勿歧异,故必公。”[8]根据近七八年来淮河、沂河暴涨时的每秒流量,从最低限度估算,河道宽度应为二十丈,两岸各留十丈的余地。十丈之外各留五丈为堤坝,堤坝不必太高但必须厚实(大概高五尺,底宽三丈,顶宽二丈)。合计堤坝之间的空地应为五十丈。各公司还应根据地势,修建两三个出海的大闸。只有这样,才能做好防洪准备。这条串场大河必须按照之前的测量线路,共同一致,确保深度和宽度相同,切勿出现差异,因此必须统一规划。

由于19211922两年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张謇在1922年又调整了此宏伟方案。“水利为共同事业,目前即应通筹确定,按河身应留之地,初辟以五六丈、七八丈皆可,以后续年进行,以节经济。”[9]在张謇看来,水利是共同事业,目前应立即统筹确定,按河身应留的土地,初期开辟五六丈、七八丈皆可,以后逐年推进,以节省经济。时至今日,射阳境内,有不少村镇的主干河流都以丈来命名,比如通往双洋闸(原华成北闸)的八丈河。追溯下来,这些都与张謇的规划设计有关。

其四,倡议南北串场大河的疏通和建设。从扬州到射阳这一路,张謇主要走水路,深感水路方便之必要。在射阳考察的十天行程中,张謇深感规辟南北串场大河的必要,在离开射阳五天之后,张謇在1920423日《公园日报》上发表了《致各盐垦公司函》。函中说,“交通水利,为盐垦生存之命脉,自助之纲维。淮南各场,自吕四至阜宁,亘七百余里,大小盐垦公司林立,标本兼营,规模初定。走任全国水利局总裁时,所规定南北串场河之政策,施行有日矣。是策也,当民国三四年间,呈明中央派束曰璐主事,勘测河线,订界成图,原拟次第进行,旋以国是日棼,引退中辍,忽忽四五年矣,幸兹事终有不绝之希望。今欲问各场盐垦公司办事人,所感受于水利不利,交通不通,一切妨垦之苦如何?”[10]张謇在致函中说,交通和水利是盐垦事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和命脉,也是自力更生、内生发展的核心架构。从吕四到阜宁,绵延七百多里,大大小小的盐垦公司遍布其间,既注重眼前的发展,也兼顾长远的规划,初步形成了规模。张謇在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时,曾制定了南北串场河的政策,并已经开始实施。这项政策在19141915年间就已上报中央,并派束曰璐主事,负责勘测河道,划定界限并绘制地图。原本计划逐步推进,但因国家局势动荡,张謇又辞职隐退,导致工作中断。一晃已经四五年过去了,幸运的是,这件事始终没有完全中断,仍有希望继续推进。在各盐垦公司遇到的妨碍垦殖的困难中,水利不利、交通不通应该是首要的两大难题。

串场河必须进行大规模治理,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但他现在想对各公司说明的,不仅仅是治理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串场河的衔接来方便交通、节省时间,并利用这条河实现水流的通畅排泄。在最初勘测时,计划将河身宽度定为二十丈(约66米),现在考虑到河身之外,两岸还需各留出五丈到十丈(约16.5米到33米)的空间。河身宽度定为二十丈是为了方便轮船通行,而两岸留出五丈到十丈的空间,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特大洪水时的水流扩散和消退,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各公司在规划堤防区域时有一定的伸缩余地。“串场河之必大治,殆无异说。今走所欲为各公司言者,非必治之谓,而必取径衔接之谓,盖便交通而省时间,得会通而畅泄泻,必资于此河也。方勘测之始,悬定为河身宽二十丈,今计河身之外,两岸各留五丈至十丈。必宽二十丈者,利于轮行。必各留五丈至十丈者,一为非常泛滥之水,有所游衍消除,一为各公司夹河,规画堤区之伸缩也。各公司有甫成立者,有成立而工程尚待进行者,有此知共同辟接串场河之前案者,有尚未知者。不于此时重复申明,将来著手堤区工程,或不免有碍取径衔接之河线。堤至碍河,两就不能,必至毁一就一,而或未能迂回碍河,斜袤碍堤矣,故不如及早重复申明之,俾如有所依据,而为规画堤区之准备。”[11]有的盐垦公司刚刚成立,有的虽然成立但工程还在进行中,有的已经知道需要与串场河衔接的前期规划,有的则还不清楚。如果不趁现在再次明确这些规划,将来在实施堤防工程时,可能会妨碍到串场河的衔接线路。如果堤防妨碍了河道,两者无法兼顾,最终可能不得不牺牲一方。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不如尽早再次明确规划,让各公司有所依据,提前为堤防区域的规划做好准备。

张謇提醒各公司需要明白,这条河是共同的事业,是地方百年发展的大计,不能以个人、局部或小团体的短期利益眼光来看待。因此安排人制作图纸并送达各盐垦公司,希望各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并绘制一份自己的图纸,随时反馈。张謇非常希望这条衔接河道能早日建成,让各公司和地方早日享受到水利和交通带来的便利和益处。信中还附上了一份表格,列出了河道经过的地名,供各公司研究参考。“今特更绘四十万分一之图,以红线标明串场河身,其间旧有之河,有可就有不可就。可不可之别,在曲度之大小,曲以不及九十丈为小,至三百六十丈为大,其有特别情事,或逾最大之度,要以不逾为径。各公司须知此河即共同事业,发展地方百年之大计,非可以一人、一隅、一团体,沾沾苟且侔利之目光视之也。图到之后,若何设计,希必注意,各绘一图,随时见告。极愿此取径衔接之河早日观成,与各公司、各地方,早享此水利交通之福也。河线经过之处,就原测时所记地名,另列一表,附寄以供研究。”[12]张謇组织团队专门绘制了一份比例为四十万分之一的图纸,用红线标明了串场河的河道。其中,有些旧河道可以利用,有些则不能;能否利用的区别在于河道的弯曲程度:弯曲半径小于九十丈(约300米)的为小弯,大于三百六十丈(约1200米)的为大弯。如果有特殊情况,弯曲半径可能超过最大限度,但应尽量避免。“再,现在吕四堤外新辟之河,已可接至大豫,较由堤内旧运河,近可百里。大豫属掘港。就地势,须沿范堤假旧河至角斜大赉地出堤,由此折北,直须贯斗龙、射阳废黄河,直达新南。约自吕四垦牧公司至新南六百数十里,较由里运河绕从淮阴清江浦之路,固近四五百里,即较由泰县黄村旧串场河之路,亦近二百里上下。此河成,而通、如、东、兴、盐、阜、涟七县之地农工商业,可次第发展,计岁而课功矣。诸君注意。”[13]另外,张謇专门说明,现在吕四在范公堤外新开辟的河道已经可以连接到大豫公司,相比从堤内旧运河绕行,路程缩短了近百里。大豫公司位于掘港地区,根据地势,需要沿着范堤借用旧河道到达角斜的大赉公司,然后转向北,直穿斗龙港、射阳废黄河,直达新南公司。从吕四垦牧公司到新南公司的总里程约为六百多里,相比从里运河绕行淮阴清江浦的路线,缩短了四五百里;即使相比从泰县黄村旧串场河的路线,也缩短了约二百里。这条河道一旦建成,通州、如皋、东台、兴化、盐城、阜宁、涟水七县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就能有序地得到发展,每年都能看到显著的成效。因此,张謇希望各位负责人高度重视此事。

其五,统一培养盐垦区的小学教师。“各公司地所在县份皆荒僻、散漫、椎鲁之区,原订凡佃居满二百五十家即为设一国民小学校。然他处教员,或口音不合,滋学童之困难;或风俗不谙,至教材之暌隔;或俸给不俭,增经济之踌躇。”[14]各公司所在的县份都是荒僻、分散、固执冥顽的地区,原计划是每二百五十户佃户设立一所国民小学。然而,外地的教员可能口音不合,增加学童的学习困难;或风俗不熟,导致教材与本地脱节;或薪资过高,增加经济负担。

针对盐垦区师资薄弱的问题,张謇提议在南通师范学校设小学教员特训班。“兹拟就南通师范附设特班,由各公司向所在县教育会,商择高等小学毕业生五六人,送通肄习师范,间一年加一班。学费由各公司补助,毕业之后即充各该公司国民小学教员,责尽义务四年以后,公司不续订者,各听自便。约计七公司(通海垦牧、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大纲、华成)各送五人,则三十五人,每人学费以百元计,每年共需银三千五百元。七公司亦可按所送人数摊认,若人数适等,则每公司年任五百元耳。以后所省之事不少,所省之俸亦略可偿所费。生聚之后,继以教训,亦各公司应有之事也。”[15]由各公司向所在县的教育会协商,选拔五六名高等小学毕业生,送到南通学习师范,每隔一年增加一个班。学费由各公司补助,毕业后即担任各公司国民小学的教员,义务服务四年后,如果公司不续聘,可自行选择去向。预计七家公司(通海垦牧、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大纲、华成)各送五人,共三十五人,每人学费按一百元计算,每年共需三千五百元。七家公司可按所送人数分摊,如果人数相等,每家公司每年只需承担五百元。如此以来,各公司在教育上未来省去的事情会不少,省下的薪资也足以弥补所花费的费用。生聚之后,继以教训,也是各公司应尽的责任。后面,张謇又强调“教员为义务事业,既在一县,必为此一县分自治之责也”[16],各盐垦公司必须重视师资队伍的培养,这是各公司的义务。

其六,垦区实现自治和内生发展所必需的实业、教育与公益慈善。张謇一再强调的自治,并非在政治上谋求地方独立,实在一是因为当时的国家和政府内忧外患,根本无暇顾及地方发展,因此各盐垦公司应该埋头苦干、自力更生、自谋生计,二是因为地方军阀混战,各方都在抢地盘,张謇不断呼吁江淮地方有自治的能力也是在道义上拒绝地方成为军阀混战炮灰、地方生灵涂炭的一种路径和模式。从张謇的日记中也不难看出,张謇对冯国璋的直系、段祺瑞的皖系等派系的关注,对江浙军阀战事的关注,以及各派系将领对他的拜访;甚至听说有军阀盯上南通,张謇甚为不安,加紧安排南通自治的步伐。因其名望和自治的诉求和主张,南通及沿海垦区在张謇有生之年从未受到军阀混战战火的波及、殃及。“今因国势之危迫而世界意外潮流之崄巇,祸若飓风旋舟之不知何时覆,若峻阪下丸之不知何时止,危哉!险哉!与外人相见者政府,政府堕漩涡中昏昏不暇自救,何暇顾地方?社会与世界则直接受影响者也,地方预焉,乌可不早计?”[17]如今国家局势危急,叠加世界局势的骤变,祸事如同飓风中的船只,不知何时会倾覆,又像陡坡上滚落的球,不知何时会停止。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是政府,但政府已陷入漩涡中,自顾不暇,哪有精力顾及地方?社会直接受到世界局势影响,地方自然也难以幸免,应该早做打算。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竟然丧权辱国,张謇也一再致电要求北洋政府不得签署青岛及德国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的协议。一战期间,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间,列强忙于混战而顾不上控制中国市场,但一战结束后,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危机来了。“以正轨论,欲求自保,必先自治。以我南通论,自治之本在实业,实业范围寖遍淮南。下走兄弟之愚,素以实业资教育,自治之要亦无过实业教育也。实业既遍淮南,则淮南各县凡我实业所及范围内之地,与南通无异,为之策自治者,宁容有异?兹择其于公司切且大者二事,幸各注意,并合力图之。”[18]从正轨来看,要想自保,必须先自治。以南通为例,自治的根本在于实业,而实业的范围已逐渐覆盖淮南地区。张謇和三兄张詧一向以实业支持教育,自治的关键也在于实业和教育。既然实业已遍及淮南,那么淮南各县凡是他们实业所及的地方,与南通无异,为之谋划自治的人,也没有区别。

张謇认为在实业上,各盐垦区不能过度依赖棉花种植,必须在垦殖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发展实业。“若相度闲地土宜,种甜萝卜备制糖,种烟草备制烟,广种芮草备制纸。此又须有场试验,各公司即宜筹设试验场地,至少须二百亩。场中并宜设测候所,以验燥湿、寒热、风力、雨量,其测候生则气象台为次第养成矣。”[19]他建议各公司考察并辟出土质适宜的区域,可以种植甜萝卜用于制糖,种植烟草用于制烟,广泛种植芮草用于造纸等。垦区发展实业需要有试验场地,各公司应筹设试验场地,至少需要二百亩。场地中还应设立测候所,以测量干燥、湿润、寒热、风力、雨量等,测候生则由南通气象台逐步培养。

张謇认为上述实业和垦区教育,各盐垦公司应该做到相辅相成。“再,上说实业、教育,期于相辅。教育必求普及,普及必须多设小学。小学教员,必须就地储材,先求方音之合。除先照上所订选习教员之法积极进行外,尚拟于东台、盐城、阜宁,三年内各设师范学校一所,以期广储师资。”[20]教育必须普及,普及必须多设小学。小学教员必须就地培养,首先要求口音相符。除了按照上述方法积极选拔和培养教员外,张謇还计划在东台、盐城、阜宁等地,三年内各设立一所师范学校,以广泛储备师资。

盐垦公司资金使用需要严格计算和预算,除水利、教育等必备开支之外,在公益慈善方面,张謇并未对各公司提出过多要求,只是建议各公司在实业教育初具规模时,可酌情设立游民工厂,对社会贫民有一定的救助措施。“尚有一说,则在盐城、阜宁、安东等处之公司,三年后公司自治、教育规模粗具,应酌量设游民工厂,补助贫民生计也。”[21]张謇明确在盐城、阜宁、安东等地的公司,三年后公司自治和教育规模初步形成,应酌情设立游民工厂,补助贫民生计。此项措施旨在减少流民,使人们都能通过劳作养活自己或家庭。

其七,保护佃户。针对盐垦公司中出现通过低价提前收购而盘剥佃农的现象,张謇于1921年发布《保护垦佃通告》:“各公司领田之佃,多半是穷户。其种田资本,非出于告贷,即系鬻产做会,本公司体恤保惠之不暇,岂可略予朘削?往者有人效海门下沙粮户盘剥佃户之风,有放春盘、秋盘之事(春豆、秋棉未成熟,先作至低之价)。穷佃但知济目前之急,罔顾后患。往者已矣,来犹可追。今年各公司同人中,若再有此等捉狭盘剥之事,令贷资之佃,只还原本,一面辞歇放盘之同事,无悔。除登报外,合行通告。”[22]张謇在通告中说,各公司领田的佃户,多半是贫困家庭。他们种田的资金,要么来自借贷,要么是变卖财产或集资凑来。本公司体恤和保护他们还来不及,怎能稍有剥削?最近出现有人效仿海门下沙地区粮户盘剥佃户的做法和风气,出现放春盘、秋盘的现象(春豆、秋棉未成熟时,就以极低的价格预购)。贫困的佃户只顾解决眼前急迫的资金需求,却忽视了后患。张謇说,过去的事就算了,不予追究,但未来不允许这种事情再发生。通告之后,各公司同事中,若再有这种刻薄盘剥的行为,公司就会指示借贷的佃户只需偿还本金,同时公司将辞退放盘的同事,绝不宽恕。

其八,规范和统一盐垦公司的财务稽核。在经济形势特别是棉纺织行业经营向好的态势骤然突变,以及盐垦公司出现设立热潮时,大概在射阳之行中或在此之后,张謇开始思考盐垦公司的可持续经营问题,特别是资金链安全的事宜。自此,张謇强调规范各公司的计算财务,确保各公司在财务上独立核算,倒逼各公司作为经营主体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及现金回流情况进行融资和支出规划。其中,张謇着重切断盐垦公司从大生纱厂资金拆借的链条,在此之间,通系盐垦公司为了迅速落地项目,普遍存在从大生纱厂拆借资金、到期不能归还的情况;在大生纱厂经营向好时,相当于大生纱厂为盐垦公司输血,但若是盐垦公司的财务和融资都依赖于此,缺乏内生发展的能力和现金流,必将长期拖累大生纱厂,且自身也永远无法实现独立核算、独立经营。

1920620日,张謇发布《对各公司之宣言》,主张设立总核机关,负责整个公司的账目核查。“愚兄弟创办通泰海各实业,范围渐次扩充。盐垦、工场占两大部,其附属连缀工商之业,亦复不少,金融总额殆以千万计。虽会计之事各有责成,而数目出入既繁,愚兄弟肩承亦巨。盈虚消长之际,权衡调剂之间,界限务各清厘,关系至为重要。今欲谋金融之稳固,策实业之安全,亟宜设一总核机关,以资各机关账目之查考。所有总核员之权限责任,另订专章执行,并通告各公司知之。各公司照章应行呈报之事,其各遵守,毋忽毋怠。”[23]张謇指出,虽然各公司的财务工作各有专人负责,但由于资金往来频繁、数额庞大,自己承担的责任也十分重大。因此,张謇强调在资金流动和调剂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划分各自的权责界限,这一点至关重要。同时,设立总核机关是为了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实业运营的安全。事实上,在1919年,张謇已发布《南通各实业总稽核所成立之通告》[24]。对比二者看来,二者内容相似,《宣言》在内容上作了一定扩张,《通告》是宣告成立,《宣言》是要求各公司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及时提交应报的财务资料,不得疏忽懈怠。

其九,寻求和扩大外部融资。同时,随着外部形势走差,张謇希望引入更多外部融资,资方一般会要求各公司有明确的预算和完善的财务管理。“实业孰不有预算?预算者,计其事以定收入,计其用以备支出,合其收入以孳成事之本之息者也。然而事因乎势,势不能固定,即事不能固定。事不能固定,则用不能固定。出若是,人如之。公司任事人昼作夜思,明一经验,不仅试以一年;适一机宜,不止观于一面。开办后历年规划与预算不同者夥甚,此其故关于今日之政府、今日之社会者不少。謇心知其烦苦耳,不能一一尽言之。”[25]哪个实业领域不需要做预算呢?所谓预算,就是要根据事业规划来确定预期收入,按照实际需求来安排开支,并将所有收益集中起来用于培育事业发展所需的本金和利息增长。然而现实情况是,任何事业都受到外部形势的影响,而外部形势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既然形势无法固定不变,与之相关的事业发展自然也就难以稳定下来;事业不稳定的话,支出与资金使用自然也无法固定下来。支出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就拿企业经营来说,负责管理的团队往往是白天忙得脚不沾地,晚上还要反复琢磨。他们获得的每一个管理经验,都需要经过至少一年的时间来反复验证;发现的每一个市场机遇,也都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事实上,很多公司在创立之后,每年制定的发展规划和财务预算都会出现显著调整,这背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我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当然,这是张謇与资方的沟通。

1921年,经张謇多次呼吁和协调,上海金融界与张謇等人共同发起,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企业债票(企业债),即“通泰盐垦五公司银团债票”(简称“五公司债票”)。通泰盐垦五公司即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五公司,此债票由“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承销发售。此债票的主要条款如下:

第一条 甲方根据民国十年五月间股东会议决,发行公司债票,总额通用银元五百万元,定名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全数由乙方担任分两期发售。第一期发行三百万元,第二期发行二百万元;自十年七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为第一期发行期间,第二期发行日期由公司与银团商定之。

在发行期间内认购债票者自缴款之日起至发行截止之日止按照日数预付利息。

第二条 此项公司债票款项专充公司清还旧欠及推广工垦之用,其分配数目由五公司自行支配,报告银团得其同意,彼此以信面声明作为附件。

第三条 此项公司债票分五年还清,每年还五分之一。第一期三百万元,自十年十一月一日起计算,满一年开始还本;第二期二百万元,自发行截止之翌日计算之。

第四条 此项公司债票利息常年八厘,每半年付一次[26]

本债票合同由通泰盐垦五公司(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以下简称甲方)与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以下简称乙方)共同订立。因甲方需要资金,经股东会议决定,发行公司债票,定名为“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由乙方负责发售。双方达成如下合同条款:甲方根据民国十年五月股东会议决定,发行公司债票,总额为通用银元五百万元,定名为“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全部由乙方分两期发售。第一期发行三百万元,第二期发行二百万元;第一期发行时间为十年七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第二期发行日期由公司与银团协商确定。在发行期间内认购债票者,自缴款之日起至发行截止之日止,按日数预付利息。此项公司债票款项专用于公司清还旧欠及推广工垦,具体分配数目由五公司自行决定,并报告银团获得同意,双方以书面声明作为附件。此项公司债票分五年还清,每年偿还五分之一。第一期三百万元自十年十一月一日起计算,满一年开始还本;第二期二百万元自发行截止之翌日起计算。此项公司债票年利息为八厘(年化8%),每半年支付一次。在合同中,张詧为通泰盐垦五公司董事长,张謇为盐垦管理处处长、江导岷为盐垦管理处主任,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代表则为民国著名银行家、原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和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田祁原。第一期发行的300万元中,华成盐垦公司因尚处于初创,取得30万元的额度,华成公司由韩奉持代表参加签字。

此银团由民国著名银行家、时任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牵头、领衔,参与的银行有上海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上海银行、盐业银行等,以及源昌正、裕盛隆、信康等钱庄。当时金融市场短期借款利息极高,“除长存款月息约在一分之谱而外,平时调汇,以市面银根宽紧,故时有重轻。活期往来,有时市拆涨至按月一分五六厘,定期放款最轻月息亦在九厘左右,平均周年计息约在一分三四厘”,因此年息八厘可以视为上海金融界对张謇盐垦事业的鼎力支持。为了顺利发行五公司债票,张嘉璈和张謇商量,设计了额外的债票发行和认购条件。张嘉璈认为“惟发行公司债票,系属创举,风气未开,仅以轻率利息,恐不足于鼓动企业家之兴味,似须另酬相当利益,方易集款”。经张謇同意,认购此项债票每千元,可以获得五公司另外赠予的红地10亩;如果按未来土地成熟后的地价每亩20元计算,债票持有人预期收益约为年化一分六七厘。

该银票和银团还做了不少创新,比如在大有晋盐垦公司所在的南通三余镇成立农事试验场,共有农田600亩左右,“特聘著名昆虫专家、作物专家,研究虫害之防除、农事之改良,以图增加各公司之收益”,委托东南大学农科代为筹备。农事试验场每年预算经费为2万元,其中,五公司承担1万元、银团承担5000元、张嘉璈个人承担5000元。

由于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棉纺织行业经营困难,债票没能按照合同的规定按期归还,在到期前一年(1925年),我们从张謇与张嘉璈、钱新之等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张謇积极协商解决展期和兑付问题,主动提出增加抵押物、请银团派人到各盐垦公司监管财务和业务等化债方式。“敬复者,顷由华成转到贵团七月十六日大函,略谓‘华成所负银团债额三十余万元,虽以四五乡地亩作抵,然在银团执有该两乡地契,重在保障债权,非在得地。本届常会议决股东分地办法,一若所负银团债款即可以四五乡地契抵还,殊与原合同条文抵触,应仍请设法筹款,俾便到期偿还本息’等语。查华成公司此次所议分地,现方由各代表实地勘视,将来如何议分,尚须考量,并查公司与贵团原订合同第九条,公司如有分地与股东之举,以未经指充担保之地为限。此次议分之地系在担保范围以外,与原合同并无不合。即以担保地而言,亦属地多债少,毫无危险,惟草地收入有限,非进行工垦不足补救。”[27]张謇在回函中说,刚刚收到由华成公司转来的贵银团于七月十六日发出的信函,信中大致提到:“华成公司所欠银团债务共计三十余万元,虽然以四五乡的地亩作为抵押,但银团持有这两乡的地契,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债权,而非获取土地。然而,此次股东常会议决的分地方案,似乎认为所欠银团债款可以直接以四五乡的地契抵偿,这与原合同条款有所冲突。因此,仍请贵方设法筹措资金,以便按期偿还本金及利息。”[28]经查,华成公司此次讨论的分地方案,目前正由各代表实地勘察,具体如何划分尚在商议中。此外,根据公司与贵银团原合同第九条规定,公司若向股东分配土地,应以未抵押的土地为限。此次拟分配的土地属于担保范围之外,完全符合原合同约定。即使就抵押地而言,土地价值也远高于债务金额,毫无风险。只是草地收益有限,若不推进工垦开发,难以改善现状。

在强调分地方案并不违反合同规定后,张謇又有致函银团,讨论增加抵押物、增加融资、债票展期等协商方案。“本年春间,沈籁清兄在此议及所抵四五乡地土质肥美,为公司全数地亩之水利工程,如北双洋河闸疏泄北丰之水,亦有准备。”[29]此前沈籁清先生在此商议时提到,华成抵押给银团的四五乡土地土质肥沃,是公司所有地块中水利工程设施条件最好的,比如有已建好的北双洋河闸,可用于疏导华成公司北部的大水。言下之意,就是可以增加此处的土地作为抵押。“倘能由贵团代筹七八万元,就该地范围内施工放垦,可得熟田五万亩,岁收租息足以抵付息款而有余,加以顶首收入逐渐加增,债息之外不难渐次还本。”[30]如果贵银团能代为筹措七八万元资金,在该地块范围内进行开垦施工,预计可开发成熟田五万亩,每年收取的地租足以支付利息,甚至还有盈余。再加上土地承包押金(顶首)的收入逐渐增加,除了偿还利息外,逐步偿还本金也不成问题。“惟经理其事者,须觅一极有经验、可靠之人方可付托。设贵团款项有著,如需此项人才,敝处当代物色。一面仍由贵团原稽核实行监督。在贵团为自救计,债票本息不患无著,而华成得逐步进行,于债款亦得切实相当之交代,似属两利。为此函达,如蒙贵团审核认为可行,即请切实答复。”[31]不过,负责此事的管理人员必须是一位经验丰富、值得信赖的人选,才能委以重任。如果贵银团资金到位,且需要这样的人才,张謇表示可以代为物色,同时,仍可由该银团原有的稽核人员负责监督。对于银团而言,此举可确保债券本息有着落,是一种自救之策;而对华成公司来说,也能逐步推进开发,切实履行债务偿还责任,可谓双方互利。

此债票是中国金融史上一次有益的创新,开创公司债票(公司债)的先河,促进了盐垦区的融资和发展。由于到期本息未能按约偿付,1929年银团与华成订立代营协议十条,派稽核翁季骧前往接收代管。

七、冠带弦歌:张謇对盐垦地区的文明期许与人文理想

在《华成公司成立宣言》中,张謇对华成盐垦公司提出希望:“十年以后,庶几田田相距,庐庐相望,而冠带之,而弦歌之焉,当尤为股东之大乐也”[32]。作为华成盐垦公司的股东,张謇希望十年之后这里变成田田相连、农舍相望,荒滩变沃野,人们群居而至,这是现实可期的十年计划;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实施第二个十年计划,在这百里荒滩、民风闭塞的地方,通过教育、教化提升当地居民的身份和地位,为他们导入文化修养和艺术情趣。“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张謇深知,只有解决人们基本的生存需求,人们才能过上体面的、文明的生活,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风气和道德风尚。农田相连、村落相望,人们可以过上文明生活,享受礼乐教化,这将是华成股东们最大的快乐。张謇对射阳提出的希望,时至今日何尝不是勉励?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张謇盐垦事业的总体战略。张謇在盐垦事业中总是谈到的“十年”,出自于春秋时期范蠡为越王制订的复国灭吴战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出处是《左传·哀公元年》:“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越王用十年的时间让人民休养生息、繁衍人口、积累财富,再用十年的时间教育和训练人民,伍子胥认为吴王如果不杀越王勾践以绝后患,越国将在二十年后强大到足以灭亡吴国,那时吴国将沦为一片废墟和泥沼。此句是左丘明借伍子胥劝诫吴王夫差的方式讲述,但此计应是出自于范蠡或其师计然。公元前494年,吴王率复仇大军杀向越国,越国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越王勾践被困会稽山,向范蠡问计,范蠡建议越王向吴国求和,以便等待时机。期间随着越地复苏,越王曾多次问范蠡是否可以攻越,范蠡一直认为时机未到,直到公元前482年,越王乘夫差去黄池会盟,偷袭吴国成功,吴国只得求和。后来越王再次起兵,于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复国成功,并且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越国从国破萧条到灭吴称霸,恰好用了两个十年。范蠡的故事存于《史记》“越王世家”和“货殖列传”中,张謇曾多次称赞范蠡,也曾专门探讨《货殖列传》的核心论点——贪贾与廉贾的区别。

在通海垦牧公司的经营中,张謇一直强调两个十年,通海垦牧不负张謇常年奔走在通海工地上的付出和辛劳。这二十年是张謇的黄金年华,晚清十年、民初十年也是大生纱厂蓬勃发展的二十年,是大生纱厂和张謇对垦牧事业倾囊相助、不问回报的二十年。至华成盐垦公司成立,通海垦牧已成立近二十年,其垦区已初见新世界的雏形,张謇更加具体地提出华成公司两个十年的战略规划。在考察华成公司后,随着盐垦公司的林立兴起,张謇开始由呼吁垦殖转为规范垦殖。如上文所涉及,在给各盐垦公司的致函中,张謇除了水利之外,着重要求各公司培养小学教员,为此张謇提议在南通师范学校附设特训班,他还强调“生聚之后,继以教训,亦各公司应有之事也”[33],生聚之后,继以教育、教化,是各盐垦公司应尽的责任。

在张謇所熟谙的《货殖列传》中,中国历史上的两大著名谋士姜太公、范蠡都曾在海边不毛之地垦荒谋业,而且都化荒滩为神奇。范蠡善用天时、人时,在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又三次散去,张謇也曾不吝赞之。海边筑堤,多次被海潮所毁,在身边人都崩溃不已、心灰意冷之时,只有张謇怒向大海、起身与海再搏,只因他心中装有“十年”的信念。华成所在的射阳地区,也终于在张謇实地考察后的二十年建县。

冠带弦歌是张謇对盐垦地区文明教化的未来期许和人文理想。冠带指古代士大夫的服饰,象征着身份和地位,弦歌指弹琴唱歌,象征着文化修养和艺术情趣;“冠带弦歌”通常用来形容古代士大夫或文人雅士的生活情趣和文化修养。孔子在《论语·泰伯》篇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人的修养从诗歌开始,通过礼仪得以确立,最终通过音乐得以完善。冠带弦歌在盐垦区,就是盐垦区的斯文风气和文明教化。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江苏省历史学会)

 

参考文献:

[1]《张謇全集》第八卷,第1044页。

[2]《张謇全集》第八卷,第1044页。

[3]《张謇全集》第八卷,第1044页。

[4]《张謇全集》第三卷,第850页。

[5]《张謇全集》第三卷,第850页。

[6]《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44页。

[7]《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44页。

[8]《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44-245页。

[9]《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45页。

[10]《张謇全集》第二卷,第750页。

[11]《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45页。

[12]《张謇全集》第二卷,第751页。

[13]《张謇全集》第二卷,第751页。

[14]《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45页。

[15]《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45页。

[16]《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45页。

[17]《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44页。

[18]《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44页。

[19]《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45页。

[20]《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45页。

[21]《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45页。

[22]《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21页。

[23]《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02页。

[24]《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02页。

[25]《张謇全集》第四卷,第180页。

[26]《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09页。

[27]《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02页。

[28]《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02页。

[29]《张謇全集》第三卷,第1363页。

[30]《张謇全集》第三卷,第1363页。

[31]《张謇全集》第三卷,第1363页。

[32]《张謇全集》第四卷,第382页。

[33]《张謇全集》第五卷,第245页。

(原载《张謇研究》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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