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突围

（来源：“五点出发” 公众号 2024-06-12）

张 华

一

在世人眼里，张謇的身份是复杂的、多面的，清末状元，是他众多身份中最耀眼的一个。

历代帝王，给读书人画了一个天大的饼，提供了一个看似公平的机会。“朝为田舍郞，暮登天子堂”成了所有人的奢望，他们如过江之鲫，将自己的生命支流汇入滚滚的科举洪流，把高中状元、大魁天下作为毕其一生的终极梦想。

翻开厚厚的中国科举史，哪个朝代的字里行间不藏着几个衣衫褴褛、风尘仆仆、形容憔悴的考生？哪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剧作里，没有进京赶考的伏笔？

我敢肯定，科举之难一定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

这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难，是“难以上青天”的难，也是“勉为其难”的难。

科举考试极为严苛，从流程上讲，考生先要经过县试、府试，取得“童生”资格。这个“童”并非年龄概念，而是程序概念。七老八十仍是童生的，在当时算不上新闻。继而参加院试，取得“秀才”资格。然后才能参加省里的乡试，通过后就有了“举人”身份，俗称“中举”。

范进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名的。可见，走到这一步，对他而言，已累积了太多压抑和委屈，如同在黑暗隧道里独自奔跑了多少年，在无比绝望即将停下之时，忽然看到光明的出口，范进不禁用手掩上了眼睛，一声激荡肺腑的低吼之后——他疯了，他以这种极致的方式释放并表达自己的狂喜。

凭心而论，范进的“喜极而疯”并不矫情，我们甚至应该给他足够的同情和理解。

此前，他是一个贫寒卑微的读书人，可能长时间没有尝过猪油的味道。岳父胡屠夫对他动辄辱骂，在他提出要考举人时极尽讽刺之能事。

中举后，一切都变了，他的人生弯道拐得飞快而生硬，让他感到意外又恍惚。

乡邻们开始送米、送菜、送房给他。胡屠夫对他的态度变得恭敬有加，称他为“贤婿”，并夸他“才学又高，品貌又好”。

这就是科举的魔力。

然而，在范进的记忆深处，更多的是不堪。

去过江南贡院的人都知道，当时考生用的考棚极为狭小，仅一平方米多一点，设施非常简陋，仅有由两块窄窄的木板组成，白天答题，晚上蜷缩着身子睡觉。远处的粪桶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加之蚊虫肆虐，考生在恶劣的环境下需要集中精力进行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对身体和精神都是极大的考验。

乡试远非科举的终点，后面还有会试，举人们要去京城考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进京赶考”，通过考试的人取得“贡士”称号，也就是“进士及第”。

最后一关是殿试，这是级别最高的考试，由皇上亲自主持，好中选优，掐尖录取，第一名方为状元。

会试通常三年举行一次，也就是说全国三年才能出一个状元，这比如今的全省高考状元的含金量不知高出了多少。

费了这么多笔墨，想必读者对“状元”这一称号的稀缺和珍贵，有了初步的认知。

二

为何天下读书人，都对科举趋之若鹜？很简单，因为这是读书人唯一的“敲门砖”，它可以敲开通往仕途的大门，实现由学入仕的人生跃迁。

孔子说过：“学也，䘵在其中矣。”

关于学和䘵的关系，宋真宗赵恒写过一首《劝读诗》，说得颇为直白：“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科举的过程是煎熬的，但前途是美好的，至少看起来是美好的。夜深人静时，读书人手捧黄卷，在青灯下做着良田华屋、高车驷马、美女环侍的美梦，仿佛一条平直的金光大道就在脚下。

还有更致命的诱惑，那就是“传胪大典”。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说这个词，请允许我再啰嗦几句。

按照古代科举的传统，殿试成绩出来以后，要举行传胪大典，这是皇上宣布殿试名次并召见新科进士的一种非常盛大的仪式。

届时，皇宫有华丽的仪仗陈设，文武百官皆立于此，共同见证这一盛事。

大学士捧出金榜，所有新科进士都身着公服，肃立恭听传胪官宣读新科进士的姓名、名次。每喊一次，都有长久的鼓乐伴奏。名单宣布完毕后，新科进士、文武百官均行三跪九叩头礼。

随后，皇上颁布圣谕，给第一名的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给第二、第三名的榜眼和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对取得一甲前三名的人，皇上还恩赐一个特殊的待遇——允许他们沿着紫禁城中轴线走一圈，这路只有皇上和皇后才有资格走，连亲王和宰相都不能享受。

皇帝和朝廷对最优秀的读书人，真是给尽了尊崇，给尽了面子，给尽了风光。

传胪大典之后，写着新科进士姓名和名次的黄榜公示三日，这就是考中进士被称为“金榜题名”的由来。新科状元带着所有新科进士去看榜，结束以后，再由仪仗队接去参加由朝廷举办的恩荣宴，沿路又可以收割众人羡慕和崇拜的目光。

当然，后面还有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在各种抛头露面、歌舞升平中，这些科举幸运者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日渐提升，成为全国的焦点人物。

古代科举制度，满足了读书人对于“成功”二字所有的想象。

新科进士们，如唐代诗人孟郊所写的那样：“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这不仅是个人的胜利，更是整个家族、整个家乡的荣耀。成功者们站在了人生巅峰，春日的暖阳洒满大地，万物可爱，忍不住想要大声欢呼、尽情歌唱。

三

作为读书人，张謇理所当然地成为千万赶考人中的一个，他身影单薄，行色匆匆，普通得几乎可以忽略。

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科举考试失败的典型，张謇真是太成功了。

一组数据足以说明。

张謇16岁初入考场，从县试、府试、院试、乡试、殿试一路走来，26年间，共经历各种考试26次，前后在考场中度过的时间长达120多天。

每一次发榜落榜，都是巨大的煎熬、难堪和打击。

1870年，乡试落榜。张謇大失所望，“头胀目眩，汗出如浆。”夜半发热，在旅舍一病不起，忽而惊厥呼号，旁人为之侧目。

1873年，乡试落榜。感叹“文字果须福命”，人生皆是“失意事”，穷愁之苦，“诚不可解”。

1875年，乡试落榜。好在所有相识的人，都没有考中，自己无所谓遗憾，只是不知如何向长辈、老师们交待。

1876年，恩科“乡试仍黜”。“寒气逼人，骨冻欲折，以被裹体，傍烛不温。”

1879年，“榜发被黜”。看透了世态人情，没有心情去埋怨。老师来信，夸他的文章写得好，哪知早已名落孙山。

1885年，张謇32岁时，终于中举，然而好运就此终结。此后10 多年，他连续4次赴京参加会试，屡败屡试，屡试屡败。

张謇作为一个落第者，一次次带着失望、愧疚和自责踏上回乡之路，在希望、失望和绝望之间，他流干了所有的眼泪。

历经26年科举苦旅，人生已过大半，他决定不再和自己死磕，扔掉了所有考具，就像扔掉那些不堪的过往，发誓远离科举。

到了清光绪二十年，也就是农历甲午年（1894），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倒霉的年份，张謇生锈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

那一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决定增设一次恩科考试，以此为老佛爷祈福庆寿。

这是一次额外的机会，而张謇早已心灰意冷。只是76岁高龄的父亲张彭年心有不甘，期待着张謇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恳求他再试一次，算是最后一次努力。

张謇是个孝子，不忍违抗父命，只能走一下形式。他很晚才启程，到了京城后，连考试用具都是“杂借于友人”，平静地走进考场。

成绩公布后，他没去看榜，对他而言，落榜已成常态。

“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哪里知道，这次幸福来得太突然，突然得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1894年的“传胪大典”，站在最前面的那个状元，就是张謇。

那一年，张謇的人生剧本，从悲剧变成了喜剧。

四

人生有“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在人生到达巅峰的那一刻，张謇没有想象中那般兴奋。

他在高中状元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他说自己本来如同栖息于门楣上的海鸟，已经断了步入官场的心思；像一匹在马棚里的老马，早就没有驰骋沙场的念头。可现在突然时来运转、梦想成真，面临未知的挑战和考验，反而有些无所适从、忐忑不安了。

年逾不惑、大器晚成的张謇，已然没有了发自内心的喜悦，心里竟浮起一丝悲凉。

看似光鲜亮丽的翰林院修撰，实则是一个闲职。当过翰林院编修的林则徐曾经这样说过：“都中本无事，翰林尤可终年不赴衙门。”这样的岗位，即使常年不上班也没人在意。对于有着远大抱负的张謇来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危亡、百姓受难。就如同好不容易用梯子爬上了城头，上去以后一看，不好，梯子搁错了地方，这不是他想要到的目的地，这种极度失落的心情可想而知。

还有压垮张謇的最后一根稻草。

1894年7月，也就是张謇高中状元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这个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慈禧太后依然挥金如土、大办寿礼，文武百官心怀不满却无可奈何。

民间盛传这样一个故事。

甲午年夏天，张謇和文武百官迎接从颐和园移驾回宫的慈禧太后。当天暴雨如注，路面积水一尺多深，文武百官一个个匍匐在路旁，全身湿透，连顶戴上的红纬缨也流下了鲜红的水。老佛爷乘着轿子经过时，连头都没抬就扬长而去。文武百官中，有一位大臣年逾八十，因跪得太久，一时都无法站立。

张謇万分失望，万般感慨。

这场暴雨，浇灭了他在官场大展宏图的雄心壮志，抛弃了对于清王朝的种种幻想，让他从书生意气中彻底清醒了过来。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这样的官场，自己无非“乾坤一腐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只是一句空话。

只怪张謇生不逢时。

1895年4月17日，张謇高中状元一年以后，中日签定了《马关条约》。张謇在日记中愤然指出这个不平等条约“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他痛心地说，条约准许日本人在中国内地办厂，在大量掠夺资源的同时，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产品返销给中国牟取暴利，这好比用自己的血来喂养老虎，这样下去，中国早晚会被这只老虎吃掉。

痛定思痛之后，张謇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既然当官实现不了抱负，那就另辟蹊径、重砌炉灶，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读书人的觉醒，一个状元的呐喊，更是一个时代的宣言。

五

张謇是不幸的，科举考试整整耗费了26年时光。人生能有几个26年？但相对其他读书人而言，张謇又是幸运的，他笑到了最后，考中状元，跻身封建社会的上层。

明朝中期以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翰林院是国家储备人才的地方，翰林是皇帝身边的人，有很大的提拔空间。按照惯例，此时的张謇，在京城穿着官服，踱着方步，唱着小曲，就可以官运亨通、步步高升。

张謇手上抓着一副好牌。

作为新科状元，辉煌的人生帷幕已经拉开。

但张謇却没有沿着这条预设的道路走下去，高中状元以后，他竟然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史无前例、惊世骇俗，几乎让每个人都惊掉下巴的决定，那就是——离开官场、投身实业。

换成现在，这绝对是流量巨大的爆炸性新闻，是要上头条、上热搜的。

对张謇来说，做官并非目的，它只是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途径，既然做官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那就宁愿不做。

在张謇所处的那个内忧外患、国弱民穷的年代，很多人在逃避、在绝望，很多人在激进、在空谈，而张謇却保持着少有的理性，把振兴实业作为支点，以此撬动中国复兴，重燃起人们对于明天的希望。

著名学者余秋雨有这样的评价：“张謇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态。”

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态是什么？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出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何事。

张謇不一样，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挺身而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都说知识分子只会空谈，他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颠覆这个偏见。

用张謇的话来说，就是“儒行商界”，“在商仍向儒”，他听到了内心的召唤。

有人星夜赶考场，有人辞官回家乡。

这样的选择需要勇气，张謇主意已定，不准备回头了。

从京城回到家乡南通，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张謇请人画了一幅《张季子荷锄图》。

图中的他身着一身长袍，头戴斗笠，脚穿布鞋，一手提着衣服的下摆，一手扶着锄头。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一个穿着长袍的读书人正准备下地干活。这正是张謇通过这幅画想要传达的信息，从此以后，他将与旧式文人作彻底诀别，他要以自己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状元郎宣示决心的方式也是如此文艺，如此特别。

从此，中国官场少了一个官员，而近代的民族工业，多了一面旗帜，他注定要改变这个世界。

六

行笔至此，禁不住长叹一声。

历经千年沧桑的中国科举制度，虽经无数次改革洗礼，却依旧难逃其固有的僵化与迂腐。诚然，它以社会和个人的双重代价，选拔出了最优秀的读书人，而最优秀的读书人未必就是最优秀的社会管理者，或者说历史创造者。客观地讲，被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尽管他们有自己的尊严和使命，却被迫抽离了人性的内核，戴上沉重的枷锁，四顾茫然。

张謇是科举制度的觉醒者和叛逆者，他的脚步坚定有力，内心充满惆怅。

他当然知道，士大夫居四民之首，而商人被视为末流。他当然知道，一个人的突围前路漫漫，生死未卜。

就这样，他匆匆上路了，带着倔强、郁闷、矛盾、苦涩、不甘、焦灼、悲壮，更带着希望。

他不知去向何处，但已在路上。

（作者简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张謇研究中心副会长；上过讲台，

进过机关，下过基层，援过边疆；

现任南通市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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