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8）》·张謇与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 ●
再论张謇与辛亥革命
谢俊美
一、“再论”问题的提出
关于张謇与辛亥革命，史学界早有人写过这方面文章，毋须再述。之所以要“再论”，还需从当前史学界研究的方法说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对于清末民初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历史转型时期的历史研究主要以辛亥革命为主线，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只是作为革命的背景来叙述，甚至当做革命的对立面来批判。至于涉及到这－时期的人物，都是肯定和歌颂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而对于张謇、汤寿潜、赵凤昌为代表的立宪派人士和官僚则多存贬低，至于清廷官吏无论其贤愚，如程德全、袁世凯等均概斥之为旧官僚，加以否定。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与之相应，学术研究和学术评论的主场也从革命转向学术本身，摆脱革命史观和新旧＂正统主义＂，无论是观点还是叙事方法，都趋向学术化和客观真实性。研究的视野也从政治转向多元，不再以某一领导的言论发论，而是将历史事件本身及事件发生的社会环境、社会动态、人文地理、有关人物活动及其他各种政治势力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认知的视野，而且也使我们的学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种转向研究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仍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水平。这种转向研究在许多历史问题研究上只是革命范式研究的补充，并不充分，也欠公允。如对于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的研究，近几年来虽有长足发展，但只是为了深化和拓展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需要，所得出的结论仍是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清末新政与立宪的目标本有消弭革命的意图，它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陈旭麓教授指出：革命与改良是推动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两大动力。革命是激进的改良，改良是温和的革命。辛亥革命严格意义上说是－场带有全民参与性质的革命，参加者有革命党人、立宪派官绅、和－切怀有满汉种族意识的会党群众及对现实不满的人。它的发生和成功是近代中国新的社会因素和新的社会力量发生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新的社会因素＂和＂新的社会力量＂既不是会党，也不是对现实不满的人，而是革命派和立宪派。革命的成功与革命前的立宪运动努力分不开，用张玉法教授的话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体制外革命＂和＂体制内改革＂，即革命派与立宪派合力的结果。＂共和制度在中国虽诞生于二十世纪，而追溯渊源，早在帝制时代中国所受西方影响、自强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尝试，清末新政的实行，以及在这一背景下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知识载体的出现，是从帝制到共和的基础和社会条件。＂[1]晚清十多年的新政和立宪运动为日后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或者说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条件。
二、张謇与辛亥革命
张謇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大致包括：武装起义前领导的宪政运动，武昌起义后弃清转附革命，促成江苏独立，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结束清朝统治、实现南北统一、大力劝导袁世凯归顺共和等方面。
1905年立宪运动兴起，张謇加入了这一行列，并日渐成为该运动的领军人物。同年，江浙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张謇当选为立宪公会副会长。稍后任正会长。江苏咨议局成立，被选为咨议局议长。他从事的活动也由实业、教育进而转向国内政治，其活动范围也由南通移步上海、江苏乃至全国。宣统改元后，他先后发起和組织领导了三次全国赴京请愿团，要求早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均遭到清廷拒绝和镇压。＂其用人行政，多拂舆脊；立宪徒托空言，弊窦因而丛积，以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直省咨议局议长等又以速开国会为倩，复经电饬，剀切宣示，不准再行联名要求渎奏，并严饬开导弹厌。如不服劝谕，纠众违抚，即行查拿严办。＂[2] 379、422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对清廷徹底绝望，最终决定＂不再扶助落日＂改而＂手捧朝阳＂，[3]转而归附革命，拥护共和。在中国历史从帝制走向共和的关键时刻，迈出了重要－步。上海光复后，他隨即与江苏巡抚程德全策划宣布江苏独立。由于张謇是立宪派的领袖，他的举动，影响所及，非同一般，正如赵夙昌所说，＂张謇以人望所属，函电四出，各省多闻声响应＂。[4]12月孙中山回国，月底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张謇、程德全、汤寿潜先后参加临时政府，分别担任实业、内政、交通总长。对张謇来说，参加新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光彩的－页，也是他为追求实现中国民主宪政梦想作出的最为壮丽举动。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是辛亥革命的产物，是现代民主共和政制在中国的首次出现，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其他各种反清革命力量意愿、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联合政府的性质。就辛亥革命爆发时的政治力量而言，革命之火虽由革命派点燃，发动，但革命力量相对集中于海外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两广地区，在全国并不平衡。而立宪派则遍布全国各省，大多由士绅和退职官僚组成，他们拥有文化知识，甚而从事实业活动，通过立宪运动，他们控制各省咨议局，直接参与和领导地方公共事业，因此在民众中具有一定的威望，他们的活动直接影响了晚清地方政治秩序，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总之，他们在国内的势力、声望和对舆论的控制均非长期在海外从事反清活动的革命派所能比拟。立宪派又有非常成熟的政治经验，与地方官员和各方各派人士均有密切的交往、联系。就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一事，立宪派不仅在酝酿、设计方面占有优势，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张謇转附共和后，在各地纷纷独立的形势下，就提议筹建统－的临时政府。1911年11月中旬，张謇、赵风昌等联合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倡议组织全国会议团，＂急宜仿照美国独立战争时召开第－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构，磋商对内对外妥善的方法＂。[5]后又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政府设鄂，会议设沪的安排＂。[6]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是为筹建临时中央政府而设立的过渡民意机构，在临时政府成立前，实际行使立法权。后来各省代表从武昌移至上海（后又移南京），固然与武汉形势吃紧有关，但也与上海独特地理位置（如国际大都市、信息交通发达、国内舆论重心等）尤其是张謇的影响有关。
各方虽都有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意愿，但因领导人选不一，－时陷于难产。湖北都督黎元洪系都统出身，在张謇和各省都督府代表的眼中，其资望还不足以号令全国。而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远在海外，在国内的黄兴虽有人推戴，而黄兴本人深感难以胜任。于是便有程德全等人＂拟联合东南各省军政府公电请孙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事权＂的通电。黄兴等人深知革命力量一时还难于推倒清政府，于是提出只要袁世凯推翻清朝，赞成共和，未来民国大总统一席就让予他。从反清革命的立场出发，争取袁世凯反正、达到推翻清朝，实现民主共和的革命目标，无可厚非，没有错，不幸的是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种种倒行逆施乃至悍然帝制自为，以至引起后来历史学家对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当初拥袁之举大加否定。
同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孙中山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即亲自前往南阳路赵凤昌家中拜访赵氏和张謇等人，向他们征求和商讨组织临时政府的意见。此后孙中山还与南北政界要员接洽，争取各方力量，尤其是立宪人士对他的认同，赵凤昌向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推荐张謇、庄蕴宽、汤寿潜、程德全等人。这就进－步增进了彼此了解，直接促成了革命党人与赞同民主共和的立宪人士和官僚的合作，为稍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铺平了道路。
孙中山和张謇虽是首次见面，但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民权的理念、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观，早已驱使他们去自觉地担负起拯救社会、改造社会的历史重任。虽然他们各自从自身吸取的政治文化中选择了自已的救世道路，但是激荡的时代风云，遽变的社会现实，都直接把他们推到历史的前沿。他们都是受甲午战败的剌激而走上中国历史舞台、投身政治的。战前，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主张通过和平改良道路，推动社会进步，用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民主政治，振兴中国。但甲午惨败，击碎了他的这－梦想。战后他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开始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希望通过推翻清政府，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将中国建成－个民主共和国。张謇早在随吳长庆赴朝之后，逐渐明瞭世界大势。甲午战后，目睹清朝的腐朽无能，开始了实业救国的活动，强烈要求厘革政治，主张通过君主立宪，兴办教育，发展实业，振兴国家。经赵凤昌的介绍，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对张謇有了进一步了解。至于程德全，是否与孙、黄等见面与否，无关紧要。程氏是一个思想趋新的＂旧官僚＂，当年在吉林、黑龙江巡抚任上，为抵抗沙俄侵略，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有过出色的表现。辛亥前他与张謇同主君主立宪，呼吁实行责任内阁。武昌起义后，顺应时代潮流，宣布江苏独立，并任江苏都督。倡议起义各省电催孙中山早日回国，组织临时政府。所以，对于孙中山回国，表示欢迎。
孙中山、黄兴等之所以征询张謇、赵凤昌等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意见，首先与他们＂立贤无方、并非偏重民党＂[7]的思想有关。其次，与张、赵、汤、程等人名望分不开。张謇是立宪派领袖，汤寿潜是浙江都督，程德全是江苏都督，有他们支持，南京临时政府不仅能顺利诞生，而且有利于东南社会的稳定。此外，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邀请张、汤、程等参加临时中央政府还有财政上的考虑。孙、黄等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立宪派领袖和实业界领袖的参加，临时中央政府即使成立起来，也不巩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财政上遇到极大困难。作为实业总长，他曾以大生资产为担保，向日本借贷30万元，又通过其他渠道筹借了50万元，为新生的民主共和国尽了自已的努力。由于张謇等同袁世凯保有联系，还可以通过他们争取袁世凯早日归附共和，结束清朝统治，实现全国统一。赵凤昌指出：张、程、汤参加临时政府，对结束清朝统治，＂其效力并不亚于革命党人＂。＂幸亏当时孙中山、黄兴等民党领袖，能识大体，与地方人士（指张、程、汤等－引者）推诚相见，协力相济，众之翕然，无丝毫成见，因以致果。＂[4]这一说法十分中肯，也非常客观。张、程、汤参加临时政府之举，加速了全国各地立宪派的转向，直接导致清政府的垮台。
三、为实现南北统一，力劝袁世凯顺应潮流，拥护共和
辛亥革命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进行博弈的有三股力量：革命派、立宪派和袁世凯为代表的官僚势力。在这三股力量中，立宪派直接左右革命的成败和清朝的存亡。由于清政府的冥顽不灵，拒绝实行宪政，最终导致立宪派背他而去，转附共和。张謇说：＂前此主张君主立宪，乃以救国为前提而非仅以保存君位为目的，乃以促政治之进步，而绝不愿以杀人流血勉图君位之保存＂，＂故而赞同共和。＂[8]立宪派的这一转向，不仅使清政府陷于孤立，而且使革命势力大增。而革命派联合立宪派、旧官僚组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表明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政制正成为现实。
南京临时政府毕竟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过渡政府，只是建立全国统－中央政府迈出的第－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的清政府还依然存在，中国出现了南北两政权对峙的局面。由于列强的干涉，国家正面临分裂瓦解的危险。如何结束南北分裂对立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是摆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等面前的一个严肃而迫切的问题。在结束南北分裂局面、结束清朝统治和建立全国统一民主共和中央政府的过程中，张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张謇利用了他早年同袁世凯的师生关系和革命党人的有关承诺，劝导袁世凯顺应潮流，赞同共和，他的劝导顺应了当时社会民众的企望，受到各方人士的赞许与肯定。此外，张謇还亲自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利用临时政府的有关清朝皇室退位，皇族及有关旗人的优待条件，从而保证了新旧政权的和平交接，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
张謇对袁世凯的劝导成功，与袁世凯当时的处境分不开。纵观近代历史，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和北洋军政集团之所以能迅速地东山再起，从革命党人手中获得政权，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固然与北洋军政集团的实力和袁世凯个人政治手段不无关系，但是在相当程度上卻是和袁世凯在晚清政治改革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有着因果关系。在清末新政中，袁世凯的政治主张是赞同君主立宪的。他的积极态度以及所管辖下的直隶地区自新政以来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为他在政治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他大办警政，编练新军，举办实业，开办各类新式学堂，成效显著，被赋予了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希望。对于宣统改元后他的不幸被黜，人们更是寄于深切的同情，＂袁公去位已将两载，天下仰望者愈众＂。而昔年他编练的新军仍然效忠于他。所以，待到武昌起义爆发，举朝上下，凡一切拥护清廷、反对革命的人和所有赞同推翻清廷的人们（包括革命党人和对清廷不满的立宪派）都把未来中国政治寄望于他身上。
袁世凯被黜后，其政治信念并未有什么改变，还是君主立宪。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请其出山。他提出六项条件，关键是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显然他此时的政治目标仍然是保留清廷。在这点上与张謇的政治意向是一致的，清廷最终被迫同意了袁氏这些条件，并任命他为首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至此，袁氏的君主立宪主张基本达到了。一切反对革命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他做曾国藩，迅速击垮革命党，尽快恢复秩序。然而此后革命形势发展非袁氏所能逆料。他企图用军事和政治两手解决南北对立的计划受挫。与此同时，他却得到革命党人另－种承诺：若袁氏能赞成共和，推倒清室，则未来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席＂断推项城无疑＂。而独立各省代表在汉口开会也－致通过＂虚总统之席以待袁氏反正归来＂的决议案，革命阵营拋出的橄榄枝引起了袁氏内心的极大燥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在袁世凯面前有两种选择：是坚持君主立宪，继续作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同革命派敌对到底呢？还是放弃君宪主张，接受民主共和并迫使清帝退位？选择前者，或将冒着成为清朝殉葬品的危险，十一月二十八他在北京被剌，加重了他的这－想法。而选择后者，虽也有一定的风险，却可成为民国的未来开国总统，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两者权衡，显然后者是最佳的选择。随着局势的发展，民主共和政治巳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张謇告诉他：共和……此南中万派一致之公论，非下走一人之私言，下走何力？岂能扼扬子江之水使之逆流？！＂告诫袁世凯：＂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中。＂＂至于华盛顿传，则世多能导之，亦公所稔，不以烦听＂[9]并派江苏咨议局议员杨廷栋面见袁世凯，要袁接受民主共和：＂其必趋于共和者，蓋势使然矣，分崩离析之余，必求统一维持之法。＂以民主共和已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应以国家统－大业为重相劝。在张謇的一再劝导下，袁世凯态度发生重大改变。他一面公开宣称＂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另一面则上奏，逼清廷退位。并请段祺瑞等近五十名北洋将领帮忙，与之配合，发表电奏，声称宣布拥护共和，并要清廷立即退位，否则将率兵前来北京。隆裕太后一见慌了手脚，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优待条件，1912年2月12日溥仪正式宣布退位。＂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2] 429。至此，袁世凯如愿以偿。同－天，孙中山如约向临时参议院辞职，并荐袁自代。15日袁世凯获临时参议院全票通过。临时参议院在致袁氏电文中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10]就这样，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是一个与革命毫无关系的人。他的政治态度的转变和当上临时大总统并不表明他对民主共和政治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权力欲望的驱动，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印证了这－点。这一点非张謇等人乃至革命党人所能预料的。
四、尊重历史 正确评价张謇
正如本文开头所讲的那样，长期以来，由于史学研究完全从属于当时的政治，受政治意识形态严格制约，革命史观和史学研究“范式”左右史学，并依此对历史进行评价，由于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研究和撰写都强调革命史观，因而呈现了模式化的特征。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同样如此。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直存在无视历史真实的倾向，否定立宪派。对于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不是持否定态度，就是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这种情况虽然在近年来有所改变，但仍未做到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去论述和评价。
三十多年来，张謇研究在学者的努力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对他在近代中国政治、尤其是在辛亥革命时期转向研究，和整个近代史研究一样，明显存在不足。人们在充分肯定他在实业、教育、垦牧等方面的成就同时，却对他在近代中国政治上的杰出作为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至于作为－个历史人物，他充当何种角色也是意见分歧。有说是旧官僚，也有说他是资本家，教育家，也有说是儒商，也有说是爱国政治家，等等。张謇是光绪状元，授职修撰，但还不是正式官职，他在晚清未做过实官，称其为旧官僚还比较勉强。称他是资本家，教育家，因为他办了许多实业和学校。但就是这位资本家、教育家，在晚清却积极投身立宪救国运动，并成为全国立宪派领袖，他希望中国能实行君主立宪，并为之作了巨大的努力。然而待到这－政治理想破灭，他竟然＂叛君＂，转而拥护民主共和，并参加新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进而又为了结束国家南北分裂，大力劝导袁世凯背弃清廷、赞同共和。如果说孙、黄发动革命是爱国、救国，那么张謇呼吁立宪、叛君拥护共和，同样是爱国，救国，这就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所以我们说，张謇不是一位普通的资本家，教育家，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爱国政治家。
述往事，思未来。人类文明的枢纽系于学术，而学术的枢纽系于史学。历史是过去了的政治，今天的政治就是明天的历史，至少近现代中国史是如此。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历史离我们已渐行渐远，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变得十分朦胧、模糊不清。如何真实客观地叙述和评论这段历史，需要我们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作深刻的反思。历史是多元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结果，都是由各种观念和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如果我们放开视野，即使在革命成为＂主流＂，或成为轰轰烈烈＂高潮＂的时候，社会上仍存在各种无声无息的进步力量影响历史进程的发展。在近代中国，改良和革命同是推动社会变迁的动力，如果我们只以革命为主轴去书写辛亥革命，只歌颂革命派，而无视或否定立宪派，只会将多样化的历史图卷漫画式地曲解，这样做的结果，既有悖历史真实，也不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乃至直接影响今天人们对现实运动的误判和误解。
历史是复杂的。事随境迁，人们的思想意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近代中国，由于内忧外患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的表象不同，因而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求诸于西学和传统文化，从那里拿来各种主义和主张。故在不同时期，＂思想＂＂主义＂＂主张＂众声喧哗，共竞共争。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探索。在这种复杂变动的社会中，人们的思想、主张、所奉主义随时不断进行修正。当初孙中山主张通过改良道路来改造中国，待到甲午清朝战败，经过反思，力主通过革命，推翻清朝，实现中国现代化。张謇开始主张实业救国，待看到仅有实业还不夠，还须国家政治改良，进而主张君宪救国。待到这－政治目的无法实现，于是不再扶持清廷，而转附共和，他的每一步政治转向都带有强烈的反思和自我修正的意味。可从说，近代中国所有的思想家，政治家，几乎都毫无例外具有这－特点，不独张謇为然。他们的思想乃至行为的修正，目的只是－个：为了救国，为了中国现代化。陈独秀曾形象地论述自已一生＂三变＂：先为会党，再为革党，最后为共党。岁月掷人急，风云入世多。这是近代社会变迁在他身上的留痕，也是他自我反思和修正的反映。所以说，任何政治主张的提出和实践行动决不是政治家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都是受当时中国国情所制约的结果。只有将他们置诸当时历史的整体中进行探索，才能看清原来历史的脉胳，看清历史的真实，对他们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
1926年张謇去世，他的同乡好友、中华民国国歌词作者沈恩孚敬送了一首挽诗，诗文写道：
名满乾坤事满肩，半生粗粝傲时贤；江淮忧乐关天下，朝市沧桑感暮年；
－代人才青史冠，五山风景白云眠；文章经济均千古，更有南通两字传。
诗见沈氏文集卷四。一个人一生做一件或两件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就将永垂不朽了。张謇＂名满乾坤事滿肩＂，＂江淮忧乐关天下＂，真实表达了张謇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代人才青史冠＂，这是对张謇一生事功的最好概括和肯定，就让它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张宪文.张玉法.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8.
[2] 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4.
[3]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M]南通：张謇研究中心影印：37.
[4]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M]//近代史资料:总字第102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 1911年11月14电[N]. 民立报.1911-11-14.
[6] 张謇致庄蕴宽密函[M]// 上海历史研究所.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070.
[7] 李锺珏.《且顽老人李平书七十》自序。
[8] 见张宪文.张玉法.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M].:54.
[9]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249.
[10] 孙曜.中华民国史料[M]. 上海：上海文明书局，1929: 53.
（作者简介：谢俊美，江苏盐城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