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5）》·学术综述 ●
近十年张謇研究回顾
陈争平
近十年来张謇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张謇研究中心倾心编纂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张謇全集》及其他有关资料书问世，为以后的张謇研究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等专著发表，为张謇研究增添了丰硕成果。张謇研究中心又创办了《张謇研究年刊》，为张謇研究增添了重要阵地。最能反映十年来张謇研究动向的还要看学术界所发表有关张謇研究的论文。2006年11月在南通举行的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与2009年4月在海门举行的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共发表学术论文205篇，其他学术会议上发表及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张謇研究论文也数以百计；虽然这数百篇论文水平参差不齐，但是总的来说从论文内容可以看出张謇研究正在进一步广泛深入。拟从以下八方面回顾十年来张謇研究主要脉络。
一、关于张謇与近代城市建设
进入新世纪后，在张謇研究领域出现一大亮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根据对南通考察及自己多年来对中国近代城市建设的研究，大胆而审慎地提出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命题。这一结论在由全国建筑规划和设计专家参加的“中国近代第一城”学术研讨会上得到与会学者们的认可。2007年吴良镛先生进一步指出，张謇的城市规划思想是以发展实业、推动交通运输、提高生产力为基础、发展社会事业、促进文化教育科技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而所有这些都落实在城市这个空间载体上，各项事业的发展与城市建设的统一是张謇经营南通的成就，这也是他比同时代人的实践的高明之处。他认为，同一时代在外来影响下所建的商埠、半殖民地城市有不少范例，而从吸收外来思想与形式，并建立在自己的文化根基上的城市建设中最为成功者非南通莫属。他从城市建设思想与区域思想同样关注、科技与人文并重的精神、汇理想与笃行于一身这三方面对张謇的城市与区域规划思想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讨论。
余建华从历史发展视角重点评析张謇对南通城市经济结构、城市空间形态、区域城镇化等方面的贡献，以及对南通城市可持续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张謇创造性开展城市建设，改变了过去以中轴线对称的方形城廓和十字长街的城市形态，形成了以城区为政治、金融、商业、文化中心，各具功能特色的唐闸镇、天生港和狼山镇环绕的“一城三镇”空间形态模式，但这种空间形态过早分散了南通城市功能。梁磊专门探讨了张謇对近代苏中市镇发展的贡献，他为市镇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以发展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促进市镇的产生和发展。
二、关于张謇经济思想
以往关于张謇经济思想的研究是较大热点，近十年来这方面研究续有开展。其中，齐海华、吕效华认为，张謇的农工商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才兴农、科教兴农，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实现规模耕作，利用外资发展农业等思想对我们今天进行现代化建设有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陈葳认为，随着张謇现代化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其农本观逐渐发展成为较为完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他较早的认识到农民的土地、就业和生存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从而提出减轻农民负担的“悯农论”，并用其理念来指导其实践。在农业问题上，张謇已经开始形成产业链条中的现代农业观，并以此为宗旨开创了一种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农业经营方式——“公司+农户”。羌建比较了张謇与陈炽的农业观，认为张謇与陈炽在发展农业的重要性、农工商协调发展、多种经营、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水利建设、发挥博览会的作用等观点上形成了诸多共识，张謇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不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还付诸了实际行动，陈炽则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见解。总结二人农业观中的思想精华，对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陈金屏指出，张謇与孙中山对利用外资的认知度，以及在引进外资的原则、安全有效利用外资的保障措施上都抱有基本相同的主张，但在利用外资的侧重点、引进外资的形式等方面存有一定差异。张謇与孙中山利用外资思想有其先进、科学、合理的部分，但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和主观认识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王国卿认为，张謇的经济思想既有对儒家藏富于民、轻徭薄赋、重义轻利、崇尚节俭等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同时也有以工商强国、利用外资等新的时代特点。庄安正认为，张謇的民生观既继承了中国历史上优秀的民生观的内涵，如张謇重视发展农桑水利、要求减轻赋税、以及有关赈灾等方面的主张；又吸收了西方国家有关民生的部分内容，如张謇有关发展近代工业、近代教育、注重地方自治、重视民众自治权利等方面的主张，其宗旨并非欲将国家拉回到封建社会的盛世去，而是顺应潮流，与世界接轨，欲将中国建成一个国强民富的近代国家。蒋国宏认为，张謇的财政思想体现了儒者情怀和以民为本的宗旨。他主张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财政政策，把国家财政建立在经济繁盛、人民富庶的基础之上，强调要体恤民艰，反对横征暴敛，政府在厉行节约的同时应切实履行职能，促进经济发展。
倡导实业救国思想是张謇精神的重要方面，这十年来学界对张謇实业救国思想续有研究，而张謇与孙中山实业思想比较研究成为一个亮点。其中，郑维宇认为，张謇独立自主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意识，勤俭办企业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工兴教，以教促工，教育救国的思想，经济立法和浓厚的风险意识，丰厚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底韵以及注重生态环境的理念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王敦琴认为对于民生问题，张謇并没有系统、充分的学理研究和阐发，更多的是通过身体力行来体现一种民生关怀。张謇实行民生理想的路径是先从实业做起，然后再制定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实施。兴办实业是张謇民生思想的重要内容；2009年章文华、庄安正认为张謇和孙中山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共同思考，使他们走上了实业救国的共同道路。两人在对待农工商的地位以及利用外资方面思想趋于一致；但在农业发展的途径、工业发展的优先顺序和经济早期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认识上又各显特色。两人的实业救国思想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完全付诸实践，但它们不仅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当今社会仍具有启发意义。马敏认为孙中山与张謇二人都在中国近代实业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均提出过实现工业化的宏伟构想，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设计者与践行者，均力倡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均以人为本，注重民生，具有超前的眼光和对民众的深厚同情心；二人的实业思想在相似之下又有差异，各具特色。马敏指出，在张謇看来发展实业，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要有轻重缓急，要区分重点或主导部门。棉纺织和钢铁这两大部门最为重要，需要优先予以发展，这两项实业发展了就能掌控经济的要害与全局。张謇所看重和使用的实际上是注重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在短期内效果往往是明显的，可以快速提升本国经济竞争实力。
三、关于张謇与农业现代化
这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广泛开展，及姚谦先生的《张謇农垦事业调查续录》等相关资料书的问世，关于张謇与农业现代化的研究有进一步发展。以往有些学者如孙家山、常宗虎、严翅君，他们否定了通海垦牧公司的资本主义经营性质，认为公司采用的是招租佃农的经营方式，是传统佃农制度的延伸，所以仍是封建的。而这十年来又有学者对于这种否定提出商榷意见，例如陈争平的《张謇所创通海垦牧模式再认识》、从卫兵《张謇的农业现代化思想与实践》、张士杰的《张謇与近代化大农业的产生》、殷定泉的《论通海垦牧公司与淮南盐区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袁蕴豪、黄志良的《张謇是领军中国近代垦牧的模范》等文，都肯定了垦牧公司是新型的现代农业经营方式。陈争平并指出张謇创设的通海垦牧公司，其独特的“通海垦牧模式”有七项特点：第一、实行股份制，以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第二、建立起“总理制”和“分工负责制”，机构简洁的管理机制；第三、生产经营上以公司进行统一管理，集约经营；第四、实行“公司加农户”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以改良、开发围垦滩地；第五，采取用按资与按经营劳动相结合的利润分配制度；第六、将教育内建于企业体制内；第七、与大生纱厂结合，采取新型的大农业与大工业统筹发展的战略。透过这些途径，带动了苏北地区农垦事业的发展。徐静玉从社会发展的角度阐述了盐垦事业给当地农村社会各方面所带来的变化。从卫兵指出，张謇的现代农业实践始于其1901年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及淮南农垦事业，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农业思想也形成于这一时期，其中关于农业资本的筹措与运作，颇具现代特点，与现在提出的农业发展思路非常接近，对中国新农村建设资本运作不无裨益。林刚认为，张謇的农本观具有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的内涵，经济方面，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社会方面，农民问题即农民的土地、就业和生存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曹发军指出张謇以三项措施推进植棉业发展：第一，制定法令、法律，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棉花生产实施一定的干预；第二、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兴办农业试验场，推动农业科技进步，为植棉业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持。第三、创办农垦公司，建立植棉基地，推行公司加农户（佃户）的新经营模式。透过这些措施，棉花种植面积大幅增加，棉花品质也明显改善，不仅促进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凌振荣指出，张謇对通海垦区进行了全面科学的规划，他成立公司建设大农业、科学规划建设宜居环境和创新思路发展商品农业的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崔巍指出，张謇在担任民国政府农商总长期间，采取了许多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力措施，如兴修水利、观测气象、培育良种、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等。这些措施是张謇试图把中国传统农业引向世界近代农业的重要尝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它在中国的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陈葳认为，张謇主张推动农村城镇化，在其科学的规划下，垦牧公司成为现代农村社区的雏形。倪友春认为，张謇经营垦牧的出发点是实业救国，其核心是棉铁主义。他针对雨涝、盐碱、风潮以及地权等四大难题，步步为营，稳步发展，以集约化经营的理念改良土壤，综合开发，驯化推广美棉，改进缲棉技术，不断总结，方得业绩昭著。也由于垦牧的成功，张謇被誉为近代中国农业之父。羌建及王敦琴则指出张謇透过综合开发利用沿海滩涂资源、采取股东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大力建设水利工程与农田基础设施、扩大围垦规模、采取招佃承种的经营型态、采用农工结合的生产型态等六种方式，创造了以下层面的进步：促进了棉花生产的长足发展、为大批灶民和贫苦农民开辟了新的谋生之途、开创了我国农业集约化生产之先河、促进了地区社会的早期现代化、促成了苏北盐垦带的形成。李健、廖大伟指出，张謇主张成立农业公司采用大农法开垦、设立农会并广设农学堂、改良种子并改进栽培方法、改良土壤以提高产量、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对推动中国农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韩兴勇、于洋认为张謇以海洋渔业的实业作为切入点，以渔政管理为基础，提出维护国家海洋权利，是我国近代重振恢复海洋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张謇为我国渔业及发展海洋事业、培养国民重视海洋的意识作出了重大贡献。
水利自古以来一直是农业发展命脉，张謇一再强调水利事业的重要性，并先后参与了近代黄河、长江、淮河等河流的治理。这十年来有关张謇与近代水利事业的研究出现一个小高潮。例如，须景昌指出，张謇是导淮的倡议者和积极推行者，也是清末学者中唯一研究水利的专家。他的导淮实践起到了我国从传统水利向现代化水利过渡的桥梁作用。卢勇、王思明、张廷栖指出，张謇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水利高校——南京河海工程专科学校，此校开创了我国兴办近代水利教育的先河，是我国近代水利教育兴起的重要标志。卢勇、王思明特别提到张謇的“治江三说”理论，认为这一理论对后来长江整体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赵赟指出，张謇开创了盐垦区风险防范的新模式，标志着苏北沿海水利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张廷栖以荷兰水利工程师亨利克·特来克为例介绍了张謇的用人理念和标准，即以事业之所需、做事之尽责、才干之高超为量才录用的标杆。张謇对特来克等外国水利工程师量才录用，促进了南通水利事业的早期现代化。尹北直、王思明等也指出，张謇一再强调培养水利人才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张謇的导淮工程改变了近代水利中“官僚治水”模式，出现了科学工程设计、培养水利人才、科学治水等近代化的转变。王鹏杰专文讨论了张謇沟通松辽的理念及践行，认为张謇是对沟通松辽的重要意义进行完整阐述的第一人，张謇在上呈袁世凯的《条议全国水利呈》中指出“所谓兴利之大者，莫如穿辽河以通松、嫩二江也”，并为实现沟通松辽的理念而不断践行。张謇沟通松辽的理念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关于大生企业制度及经营管理
张謇兴办实业是从创办大生纱厂起步的，之后张謇又陆续兴办数十个企业，组成大生企业集团。张謇为经营好大生企业曾经殚精竭虑，而大生企业经营绩效又为张謇兴办教育及社会公益事业提供了重要基础。张謇研究离不开大生企业经营管理研究，过去这方面研究较多，这十年来关于大生企业制度及经营管理研究有新发展。
在企业制度方面，陈争平指出，张謇所作诸多历史贡献的重要基础在于兴办大生企业集团，而大生企业集团成功的基础主要在于企业制度创新。张謇利用股份制兴办中国第一个民营企业集团，把爱国爱民作为企业上下一心的价值理念，并建立机构精干、章法严明的企业管理机制，推行将管理人员经营劳动与企业经营效益挂钩的分红激励方式，实行重视市场营销的经营方针，实施重视人才开发与管理，重视新式教育的发展战略，实行从实际出发、人性化的劳动制度等，为中国近代企业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张謇将不断创新的进取精神与务实精神相结合，重视企业制度创新，这成为近代大生企业集团保持较强竞争能力的首要条件，对我们在新世纪里办好中国企业，壮大民族经济实力，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汤可可认为，大生企业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家族公司，而是超越家族企业的局限，最早在实践中探索规范的股份公司制度的确立。大生公司的产权制度和组织管理制度，谋求出资人与公司法人在所有权、控制权、剩余分配权上的均衡，实现多元投资前提下公司激励、约束和控制的创新。大生系统公司治理结构在实践中得到完善，兼顾规范公正和灵活有效，具有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阶段的鲜明特色。张謇是大生系统公司制度的设计者和实践者，作为制度中人，并受制于各方力量的博弈，其创新功绩和历史局限并存互见。李玉认为，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的加深激发了国人创建公司企业的热情，包括大生系统在内的晚清公司企业受惠于政府以政策和法规等营建的有利环境，但传统习惯导致的“官利”之制，则给张謇等企业家带来较多困扰，表现了制度建设方面典型的“路径依赖”。羽离子指出，在民国二年以前，苏北地区就已经创立了20多个大生系列的股份制企业，成为当时中国少有的普遍推行资本主义股份制度的地区。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实际，大生式股份制变通了欧美股份制度而采用了一系列独特的融资方式。大生集团为中国民营企业的资本积累和运作，提供了值得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顾纪瑞先后发表两篇论文，分别根据海门大生第三纺织公司、启东(崇明)大生第二纺织公司的历年档案资料，重新整理了有关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结合历届董事会纪录、历届说略(营业报告)和账略，以统计方法深入分析这两个企业经营实情，以探索企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庄安正发表系列论文，指出大生纱厂营销方针应包括“土产土销”与“土产外销”两个方面。张謇注重土产外销，既在于纱厂生产机制棉纱，其宗旨为了提升关庄布的品质；又因为机制棉纱土销与关庄布外销组成了上下游销售链，前者最终依赖后者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增值。“土产土销”曾为大生纱厂在南通及东北创造良好的销售成绩，但时局动荡，强大的日商纱厂侵犯，让土产土销的负面影响逐渐浮现。张謇在对关庄布外销渠道基本走向+运输方式的综合抉择中，采纳了一种有所缺陷的舍陆就水，运输仍旧的传统方案。但在实践中对流程的四大环节均有变革，使原方案染上了近代色彩，具备了新旧结合，江海有别的区域特色。庄安正还对大生一、二厂1900~1926年间所缴厘金与其他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可发现两家企业虽受厘金盘剥，但厘金压力横向比较相对较轻、纵向比较清民之际又呈现较大幅度降低态势。究其缘由，主要在于企业坚持“土产土销”营销方针与进行裁厘抗争。进而析之，这既是大生企业集团快速发展，一度称雄国内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该集团与其他民族工业在基本相同的市场环境下生存状况迥异的重要原因之一。王敦琴认为，以诚信为基础、以利润为目标、以品牌为支柱、以制度为手段、以人才为依托、以股份制为载体，这一切，构成大生企业集团的存在方式、价值追求、经营之道及行为规范。何新易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论述大生企业集团的融投资，他指出大生财团进行的投资活动多半通过大生一厂的投资来实现。大生一厂的投资活动顺序是先产业后公益事业，先本地工业后外地工业，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影响大生企业集团融资和投资的因素主要有家长式管理、垄断经营、多元化发展、官利制度、个人关系、银企关系等，通过分析这些因素正反两方面的效应，可得到中国近代民营企业集团在融资和投资实践活动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刘杰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论述张謇的企业管理思想，认为张謇的企业管理思想主要坚持“以德治企”为核心，对待员工坚持以人为本，用人上做到德才兼备，张謇的企业伦理思想以“义利合一”为宗旨。卢征良认为，大生在申请创办、集资、企业股份、公积金、企业所负责任形式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形成了一定时代特色的运营机制。从现在的企业理论来看，这些机制也许不完善，但这些早期所形成的企业特征既反映了当时的第一代民族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的艰难和时代的局限性，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至于大生纱厂在1925年被银行团接管，被许多学者认定是大生企业集团的失败。王敦琴认为很少有企业可以长期不倒，因此认为大生企业集团被接管并不代表失败。金其桢、黄胜平对大生集团与荣氏集团在发展战略、资金运作、经营方针、营销策略、管理体制、运营机制、企业文化、育才用人之道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
在企业产业布局方面，张廷栖认为，张謇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观，在创办大生集团中形成了带有生态化的产业结构，不仅科学地利用当地资源，优化资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且还节约资源，再生资源，回收资源，循环使用，形成了生态化的一个又一个的产业链，保护了生态环境，出现了循环经济的端倪。羽离子指出张謇建立银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保障大生企业集团的资金筹集与运作需求，从卫兵指出，张謇主张应该采用“公私兼营”的方式建立农业银行，因为单纯的“官办”银行很难在全国普遍实行，还会有营私舞弊的问题，而办银行必须国人自办，不宜依赖外资，以求自立自主，同时避免利权外放。侯春华、严鹏分别撰文论述张謇以“棉铁主义”为中心振兴实业的思想和办企业的实践，严鹏专门讨论了张謇的棉铁主义与近代机械制造业之发展的关联。
对于如何理解和评价张謇经营大生企业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林刚认为分歧可分为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张謇立足南通、以农户家庭经济和手工业为基础的工业化的“乡土路线”，虽然早期获得成功，但最后还是被西方先进国家经历的城市工业化的现代经济发展之路所取代，说明张謇的路线是受到局限的、落后的，也只能是暂时和过渡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张謇虽然失去了对大生集团的控制权，但并不能因此证明它“不足为训”，张謇失去控制权，是近代中国丧失了国内市场主权、以及当时中国缺乏让近代大工业与农村经济可以相互配合扶持的发展战略所导致，甚至大生集团走的路线，可以做为中国式近代化的一条极具参考的途径。梁磊认为张謇对大生企业集团的经营，为苏中市镇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打下良好的基础，许多港口和盐垦等市镇随着大生集团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加速了苏中市镇的现代化进程。张謇的实业努力，提供了以发展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为基轴的促进市镇产生及发展的途径。吴良镛则认为张謇及大生集团的建设，把南通建立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基本上也是持肯定的立场。
五、张謇与近代教育事业
近十年来关于张謇与近代教育事业的研究高潮迭起，思想火花较多。例如，张新科、宋燕萍认为，张謇以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直接推动了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并将对我们建立现代化教育体系和培养人才，具有启迪作用。王敦琴认为，“父教育而母实业”是张謇建设南通、成就事业、实现理想的思想基点。晚清的社会现实以及张謇对现实的感知是“父教育而母实业”提出的逻辑起点，该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在意蕴，在今天仍具有积极意义。王敦琴还指出，张謇的“救亡图强”的教育宗旨，“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的教育模式，“道德优美，学术纯粹”的育人标准，“德、智、体、群”并育的教育方针，“师贵严”、“学需静”的教风学风等等，不仅在一百年前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大门，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崔荣华认为，梁启超、张謇对中国近代教育的突出贡献，既体现在他们相似的教育活动上，也体现于他们不同的教育实践中。梁启超对“新民”教育观的打造，彰显出理性的光芒；张謇对近代南通教育体系的创立，凸现出实践的魅力。魏丽指出，张謇的教育思想是在批判古代传统教育思想，继承维新思想和吸收当时世界先进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在其教育实践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其办学思想具有时代性、进步性、先进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等特征，堪称清末民初中国教育思想史上一面绚烂夺目的旗帜。陈炜认为，张謇的教育价值观更多从先秦儒家教育思想中得到启发，“人文以化成天下”为其核心主张。张謇将教育同生产实践相结合，教育与实业迭相为用，打破了中国传统人文教育的一统性，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新纪元。张謇的教育价值观，结合现代教育观念和传统文化精神于一体，对于解决当今中国教育领域的一些问题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顾琪章指出，张謇对近代中国教育事业有很大的贡献，他对于师范教育的功能、地位、作用、内涵、方法和管理等诸方面更是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与主张，对当时和目前的师范教育均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倪婷认为，在张謇的整个教育实践中，无论是学校教育宗旨的确立，还是仿照西方学制构建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系统，抑或是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中都充分体现出“会通中西”的教育思想。张謇“会通中西”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国清末民初教育由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化教育的发展和转变，而且对解决当下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如何引进、吸收西方文化知识和改革教育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谢俊美指出，张謇一生的事业活动从根本上说，源于他的人才立国思想。“立国在于人才，人才由于教育”。他的人才立国、人才强国思想及其实践活动直接推动了南通地区的近代化，为我们今天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007年张廷栖发表了《张謇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指出长期以来，对张謇职业教育及其思想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成果，有专著，也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对职业教育方针、政策、宗旨、内容和特点等等也都有论述，但仅处于初始阶段，研究的空间还相当大。张謇职业教育思想形成的条件、发展的阶段、在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史上的定位等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这以后关于张謇与近代职业教育事业的研究论文有多篇。例如，吴国荣认为，在张謇的倡导和带领下造就了中国早期职业教育的“南通模式”，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至今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地方。刘建明认为，“知行并进”是张謇职教思想之精华，对于强化职业人才的素质和培养其能力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方晓敏从教育目的、学制、专业及课程设置、道德教育、教学管理、教学方法、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对象等方面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张謇关于实业教育的理论主张，并对其思想溯源、历史影响和局限性进行分析。张欣主要是从张謇实业教育思想的重要性、目的、教学方法、教育原则、教师养成等方面构建了系统化的张謇实业教育思想体系，揭示了张謇的实业教育不仅促进了实业教育的现代化，而且推动了南通地区经济的现代化。最后论文探索了张謇实业教育思想对当今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启示。章涵指出，张謇的职业教育理念是以强国和开启民智为根本目标，必须适应地方经济和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谋生教育，坚持产学结合、以职业技能训练为核心的培养范式，要求学生德行必兼艺而重，把人格养成作为首要方面。张謇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地位。何增光认为，张謇的实业教育思想与创业教育思想在道德建设、谋生立业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等方面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挖掘、整理这些共同之处，有助于指导当前大学生的创业教育。张謇和黄炎培都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一些学者比较了张謇与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雷婷婷认为，张謇与黄炎培都曾立足职业教育，在以教育救国为职业教育的出发点、以民众谋生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产学结合”、重视职业道德教育、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等方面有相通之处，值得当代人思考和借鉴。羌建、马万明认为，张謇与黄炎培在职业教育观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二人职业教育的理念又各具特色，各显个性。张謇的“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的办学理念与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之处，在于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观比之张謇似乎涉及面更为广阔。张謇办职业教育不仅在于培养高级技术人才，还针对贫民、妇女、残疾人士，甚至是城乡流浪者等各个社会群体开办各种传习所和学校，以实现其“人人能受教育以自养”的理想。相比张謇，黄炎培的职教对象更为广泛，认为实业教育也是普通教育的任务。并于1926年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认为应对普通教育进行彻底革新。张謇在其所办普通教育中增设劳动实践课程，但与黄炎培实业教育也是普通教育的任务的观点不同，张謇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勤苦耐劳的生活作风，普通教育的主要任务仍在于理论学习，为更高一级学习打下基础，黄炎培则意欲将职业教育扩展至普通教育中去，彻底改革普通教育。王飞则比较了张謇、黄炎培与陶行知三人的职业教育理念与实践，认为张謇、黄炎培、陶行知积极探索和推行的“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为中国近代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变革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我国当代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张謇在三人中最早开始“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改革尝试。张謇并没有完整地提出“教学做合一”概念，但他强烈主张“知行并进”，是黄炎培与陶行知的前辈。
这十年来学者们还对张謇的体育思想及女性教育思想等进行了探讨。
六、关于张謇地方自治思想等
十年前章开沅、虞和平等学者在评价张謇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先驱时，既赞扬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和实践，又称颂张謇的地方自治思想和实践。这十年来又有一些学者对张謇的地方自治思想和实践等进行了探讨。例如，陶燕辉指出清末张謇针对朝廷无能、经济落后、外侮内乱的社会背景，提出了地方自治的思想。这一思想不是谋求地方政治的自我控制，而是经济的自我主治、自我发展、实业救国。它以兴办实业、举办教育、开办慈善事业为三大支柱，体现了治国平天下的胸怀和民生为重的愿景，有效促进了当时南通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马珺指出，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张謇明确提出了地方自治的主张，并指出地方自治是实行宪政的基础。张謇认为地方自治的实现，离不开立宪政治的政治保障。地方自治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实业、教育。因为一切政事无财不举，而人的素质提高，根本在教育。张謇地方自治思想有其重实际、求实效的一面，也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南通自治模式的产生，就是张謇实施地方自治，创建新型世界的大胆尝试。他首先以工业化为龙头奠定区域经济基础，然后以教育提升区域民众素质，进而以交通水利和慈善公益等事业改善生态和人文环境，从而体现出循序渐进的全方位发展战略。张荣生指出，张謇把自治的全部内容分为三大部类并排定其次序为：宜先实业，次教育，次公益、慈善，此为三大总。他深入探究实业、教育、慈善三者关系，用以指导行动：“举事必先智， 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张謇的南通自治，涉及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建设，使南通区域的物质、精神、社会文明，一定意义上也包括政治文明，都在未开展自治之前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事实上达成对南通区域社会的整体性、立体型、全方位的改造和重建。赵翀认为，张謇在全力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建立的教育体系、市政建设、公益慈善、文化等一系列企事业，都成为我国近代公共服务事业的典范。张雪倩认为，自1897年开始近三十年中，南通的地方自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被誉为地方自治的楷模。而南通的发展模式也被人称之为“南通模式”。南通模式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以实业为基础，二是张謇一人之治。张謇之所以以实业和教育而不是民权养成作为地方自治的重要内容，重实际求实效的朴学思想，以及对地方自治本意理解的偏差是其重要因由。可以说，他的地方自治从观念到实践自始至终缺少一项自治的实质性内涵，那就是民权。张謇在自治实践中并没有从西方民主政治的潮流中挖掘地方自治的精髓，而是试图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地方自治的理论根据，这注定了张謇地方自治理念的变异。赵明远指出，张謇的社会管理思想源于传统的社会伦理和政治理想，又在近代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加入了“地方自治”的近代内容，目标是在“与世界争文明”中实现南通的社会改良和发展。在张謇的“地方自治”思想指导下，近代南通规划和构建了新的社会管理体系，迈出了区域现代化的第一步。刘环以“国家一社会”两分法为视角，利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分析了张謇南通社会自治模式，认为南通自治模式可以概括为：以企业为社会基本单位，以实业、教育、慈善以及各项事业建设为核心，涉及全方位的社会改造运动。客观分析南通社会自治模式，其带有典型的精英自治色彩，缺乏民众参与的特征，这种局限性可以看作是特殊时代的产物。
七、张謇与社会公益及文化事业等
这十年来，关于张謇与慈善事业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论文也在增加。例如，赵有梅认为，张謇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慈善思想：在救济时间上要“久”，救助范围上要“遍”，救助方式上要“次第举办”。他的慈善思想融合了儒、道、释三家慈善思想，融通了古今中外的慈善理念，充满了理想色彩，在清末民初的转折时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现代慈善事业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蒋国宏认为，慈善公益活动是张謇人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謇之所以重视慈善公益事业，其思想根源主要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商人的正名愿望、绅士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强意识。谢俊美指出，张謇的人生事业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留痕，带有强烈的民族特性。他的政治理念及其实践活动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借鉴和启示。蔡娟认为，张謇的慈善思想和实践蕴涵着崇高的人生境界。他为推进中国慈善事业所做的思考和实践，今天仍使人感到亲切而有启发性，值得后人深深体会和认真汲取。高鹏程、张健指出，张謇的南通慈善事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改造了的南通传统慈善机构。其二，是采纳了的近代慈善机构。其三，是服务特殊对象的慈善机构。张謇从事地方慈善事业的动机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变化过程，即由绅士职责向“通于政”的嬗变。张謇的慈善事业特点鲜明，既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又凸显了张謇的个性特征。他兴办的慈善事业直接造福于南通社会底层百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得到时人的肯定。戚小倩认为，公民社会是一个完全源于西方的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概念。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促使中国出现了一个类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会的阶层，并推动政治社会体制变革，从而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发展之路。张謇的公民社会理论与实践对当代中国构建公民社会的启迪。马金华比较了张謇和熊希龄的慈善思想与实践，认为张謇和熊希龄的慈善思想既体现了传统的慈善救济理念，又都突出了时代的新特征：在救助内容上，保留了传统的灾害赈济活动，又出现了慈善教育、贫民慈善救助等近代慈善事业的新内容；在慈善观念上，打破了传统的只重视“养”的消极慈善观，采取“教养兼施”的近代慈善救助理念。张謇的慈善事业主要是以实业为基础的个人筹资方式为支撑。熊希龄的慈善事业主要体现在官款支持下的慈善活动。张謇的慈善思想是以实现地方自治，建立一个“新世界雏形”为其目标，具有社会改良的性质；相较而言，熊希龄的慈善思想较为单纯，只是为了尽其义务，救济灾民，为社会多做一些事的朴素心愿。张謇的慈善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南通地区老弱病残贫等弱势群体的区域慈善救助上，具有内敛性、区域性的特征；熊希龄的慈善思想则主要体现在对灾民的全国性救助及全国儿童的慈善救助与教育上，具有开放性、全国性的特征。
张廷栖等学者指出，张謇传承“天人合一”传统文化的精华，铸成了强烈的生态意识，他的生态观吸取了东西方生态观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比较科学的内涵。在其实业救国的实践中，创建城乡相间的城市空间布局， 构建生态化趋势的产业结构，积极提倡植树造林，为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作出了突出贡献，对当今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借鉴意义。沈启鹏认为，江海文化的杰出代表张謇营造“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铸就了令世人瞩目的南通近代辉煌。发掘、研究、彰显城市文化特色是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大课题。南通在新世纪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承传历史文脉，加强文化的自觉意识，彰显自己的城市文化特色。邱华东等认为，教育、实业、警政，被张謇视为建设近代城市的三项基本事业，而警政建设更是基本保障和关键举措。张謇的警政思想，在中国近代警察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他在南通创立了江苏乃至全国第一支自治民办的近代警察队伍，创办了全国第一支专职交通警察和多种实业警察队伍。在清朝末年政治腐败、治安混乱的“大环境”之下，创造了南通安定的环境，对打造近代南通城，起了关键作用。
这十年来也有学者对张謇兴办博物馆、图书馆的文化事业思想及创办南通博物苑、南通图书馆等实践进行了研究。
八、关于张謇研究发展方向与张謇学等
资深历史学家、华中师大老校长章开沅先生认为有关张謇资料的发掘、整理、编辑、出版、已经取得多方面成就，并且正在继续向前推进；已经有一批老、中、青热心于张謇研究的学者，分布于全国各地，而且很自然地以南通作为汇聚中心。更为可喜的是，这些研究者已经不仅限于文史专家，由于经济、工程、艺术等方面的卓越人才加盟，促使张謇研究拥有更为宽阔的视野与空间；经过多年的努力，张謇研究的论著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有引人注目的进展，而且不乏堪称上乘的学术佳构。这是继续攀登张謇研究高峰的有力保障；张謇研究已经赢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仅有一批资深研究者，而且还有新生力量(以博士候选人为主)不断增补。章开沅先生主张把历史学的实证工作与当代高科技结合起来，这样才可以更加保证质量并提高效率。他希望张謇研究的资料工作能够朝这个科学的路径扎扎实实前进。他认为研究张謇这样的历史人物，确实需要许多学科的介入。除文、史、哲、经以外，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城市规划学、水利学乃至戏剧、美术、医学等等，从相关理论到方法都应该加以适当运用与整合。从目前状况来说，张謇研究虽然规模与数量已略有可观，但研究方法与视角大多仍然比较单调，因此往往流于就事论事，既缺乏宏大的叙说，更缺乏深刻的阐析，其成果必然停留于较低层次。他认为，张謇研究不能消极地等待其它学科加盟，应该更为主动地走出去，与其它学科对话、沟通以增进相互理解，从而合力将张謇研究提升到更高境界。有些学者提出，“张謇学”是张謇研究到一定阶段的标志，张謇研究有必要也有条件提升成“张謇学”，张謇研究近期的学术目标是建立“张謇学”。章开沅先生认为，张謇研究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然后才有可能出现一批真正可以传世的学术佳构，乃至一批处于国内外先进行列的张謇研究者。只有到那时，“张謇学”才是水到渠成，名至实归。
2009年在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章开沅提出“以张謇的精神进行张謇研究”，要学习张謇的人生观，只有用张謇的事业精神，殚精竭虑，精益求精，才能把张謇研究当作一番重要事业做得更好。研究者应该耐得住寂寞，以极大的定力专心致志做学问，特别是在逆境中或不被他人理解时，更需要学习张謇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刚毅精神。我们应当更为深化对于张謇历史观的理解，而且完全可以用“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来研究张謇本身。研究张謇就必须有大视野与整体思维，绝不能就事论事，满脑袋都是支离破碎的历史残片。他希望有志于研究张謇者，能够效仿张謇那样勤学好问，努力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特别是自己认知水平，这才是繁荣张謇研究的根本之根本。
中央教科所张兰馨研究员认为，近百年来张謇研究大约分三个阶段：1、张謇在世时至逝世后研究张謇的工作即已展开，抗日战争爆发至1949年期间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2、二十世纪50~60年代张謇研究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1966年以后张謇研究被迫中断十年之久；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张謇研究也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进入一个有组织、有系统、多学科、多层面空前繁荣和发展的阶段。他指出：目前张謇研究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发表论文和论著方面规模和数量已经不少，但在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方面还比较单调，往往流于就事论事，在研究课题方面是四面出击，全面开花，缺乏客观的分析和深刻的阐述，其成果必然停留在较低层面上。张謇研究应该有一个更高的境界，要通力合作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有显著效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刚研究员指出：张謇研究确实硕果累累，但也有令人担忧之处，例如尽管研究中不乏借鉴历史以启迪当前的成果，但这类研究不少是将张謇事业中的某些具体事项与今天的工作进行直接联系，例如将张氏办工业、办学校、办农业盐垦、办社会福利等等与今天相应部门对照。无疑，在张謇研究的初级阶段这类研究值得称道，但对于深化研究来说，如果继续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则不免令人担忧。因为这种研究实已不少，大同小异者颇不鲜见，这些联系对照能够联系得上的差不多都已说到，再下去显得勉为其难，且其深度力度都似乎也难以加大。依个人偏见，在张謇研究中还出现了某些令人不安的倾向，就是表面文章多，歌功颂德多，就事论事多，而对张謇的思想主体深入钻研少，对张氏事业与张謇思想整体关联的研究少，将张謇及其事业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及其巨变中，放在中国近代化和当前的现代化道路中加以认识和把握的研究更少。他认为，只有确实把握住时代变革、新旧变迁这个基本特征，只有不局限于张謇所处的时代，将眼光放长，前至传统封建社会，后至当前的社会经济变革，只有不局限于就事论事，从整体和实质上理解张謇及其事业与中国变革的关系，才可能真正理解把握和正确评价张謇及其事业，而深入解读张謇及其事业，也无疑会有助于人们更深地把握这个大变迁时代的规律性，更准确地认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