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8）》·论文精选 ●
过渡时代的天下士：张謇与辛亥革命
罗志田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身处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新旧过渡时代，张謇更多是一位传统的天下士，身逢天下崩散，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履行澄清天下的责任。他很早就预作“亡后之想”，继承从宋代开始的“觉民行道”取径，立足民间，以教育为救亡图存之本，以实业为教育的基础，以读书人为运行的枢机。宪法和天下的关联，是理解其言行的关键。他主张立宪，希望以宪法维持天下公私之平，认为是朝廷的作为促成了革命。革命发生不久，他就从一个清之臣子迅速转向朝廷对立面，其实仍是以天下为己任。但他后来对革命和中华民国，也都较为失望。
关键词：张謇；辛亥革命；立宪；宪法；天下；国家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日知录》[1]
按照胡适的看法，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关系一国的生命”的“重要人物”，张謇是其中之一。“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具体“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2]张謇的影响不仅当年及于全国，他的榜样还一直影响着后人。我们都知道，张謇是科举考试中了状元然后经商的，现在上级希望到外国念书的人回来不必进大学去教书或做研究，而是去创业，这或许就是张謇精神一点小小的“时代意义”吧。[3]
我们当然不能仅言其小，毕竟张謇是一位在近代中国起过多方面作用的重要人物。关于张謇的研究，不说汗牛充栋，也已相当丰富。[4]过去较多关注张謇在做生意方面的成就，近两年学界开始更多注意到他和辛亥革命的关系。的确，张謇在在辛亥鼎革前后的作为和思虑，能反映更大的时代转变，或许还有可探索之处。我们这些身处所谓民族国家之中的后人，对一位天下士怎样在天下崩散之时，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履行澄清天下的责任，并不容易理解。
其实张謇正好身逢武昌起事。他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爆发当晚登船离开武昌，亲见城中燃起的大火。10月14日到南京后，张謇急忙趋见江宁将军铁良，“说军、督合力援鄂，奏速定宪法”。铁良让他去和两江总督张人骏商量。次日往见张人骏，“申昨说”，但张人骏“大否之，谓我自能保”。让张謇慨叹“其无心肝人哉”！[5]武昌事发本仓促，假如他们都接受建议立刻出兵援鄂，同时上奏请速定宪法，说不定历史就此转变，而张謇也就立下了“敉平大乱”的奇功。
按铁良和张人骏与弃武昌而逃的湖广总督瑞澂不同，此后都还为保朝廷而与革命军作战，却在危难时选择坚守自保的途径，固属于军事上无全局观念，也可见张謇自己此前参与推动的“东南互保”事件的持续影响——当国家遭受外来侵略之时，旧观念是朝廷有难则疆吏应率兵“勤王”，新观念则是疆吏须立刻带队伍参与“反侵略战争”。无论新旧，都应有所行动。而“东南互保”时的封疆大吏却可以不与中央保持一致，把“守土有责”落实在自己管辖的范围，这是古今中外极为罕见的现象。后因朝廷自己觉得政策有错误而对疆吏不予追究，无意中就给守土者以“自保”的鼓励。他们未必是“无心肝”，恐怕是其“心肝”已随时代发展而别有所在。
清王朝在武昌事发后迅速土崩瓦解，当时就使张謇感慨“自古迄今，丧国未有若是之易者”[6]。尤其张謇主张立宪而未必欣赏革命，对朝廷失望而又看着清廷被轻易推翻，他怎么对待以及怎么看待那次革命，就有一些特别的意义。
一、革命乃朝廷促成
尽管对辛亥革命的轻易成功有些吃惊，张謇对这场事变还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他在1913年对儿子说，自己在十余年前就已认为“中国恐须死后复活，未必能死中求活”[7]1537。如果说这最初只是私见，到1909年他对杨士琦说了老实话。那时张謇仍为立宪开国会努力，但对他来说，“亟求立宪，非以救亡”，不过“立宪国之亡，其人民受祸，或轻于专制国之亡耳”。到辛亥年正月，他再遇杨士琦于上海，杨提及他前年的话：“问今视昔何如”？张謇答曰：“今视我社会动作，恐人民经不得亡，亡后担不得恢复。”[8]
借用谭词同所说的预为“亡后之想”[9]，当初以立宪为减轻国亡后人们的痛苦，已明显是一种“亡后之想”。但在“亡后之想”还可以说的时候，或许还未必就是亡国。从两年前尚可“强说愁”到辛亥年的“欲说还休”，局势更加恶化，已到不忍言也不可言的程度了。这还是在辛亥年正月，没人预知到下半年的事变，但在张謇心目中，亡国似已近在咫尺了。且此时的问题不仅是朝廷方面是否“易姓”，而是人民是否经得起这样的亡以及亡后是否担得起恢复。
这揭示出张謇当年强调立宪的另一个重要思虑，即因近代“有外交关系，与昔不同”。清季很多人对革命的担忧，是如果革命引发“动乱”，则可能因列强武装干涉而亡国，至少也被瓜分。这样设想，革命就更加可怕。“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另一方面，西潮东渐也带来了新的思想资源，“革命者仇视立宪甚，此殆种族之说为之也”[10]1021.如果广义地理解，西来的“种族之说”，多少也是“外交关系”的一种不同表现。
清末与历史上各次改朝换代的最大不同，即“外国在华存在”（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使中国政治处于一种全新的语境之中。[11]在清季立宪与革命的竞争中，便处处可见“外国”的影子。张謇在1909年强调：
有形之亡国，国亡而民不尽亡。今世界列强之亡人国，托于文明之说，因时消息，攘人之疆域、财政而尸其权，而并不为一切残杀横暴之劳扰，使亡国之民魂魄不惊而詟服于其权威之下。故无形之亡国，国不必遽亡而民亡。至于民亡，而丘墟宗社之悲，且将无所于托。此其祸，视我昔时一姓覆亡之史何如？诸君则既心知之矣。[12]347-348
此文的撰写与前述张謇对杨士琦说亡国大致同时，文中亡国和救亡已成为频频出现的关键词，颇能代表张謇那时的思虑。他所担忧的“无形之亡国”背后就是“世界列强”，虽“托于文明”，却比“有形之亡国”更可怕。后者是国亡而民不尽亡，前者却可能是民先于国而亡。由于西来国家意识的引入，晚清人或不像顾炎武那样区分“亡国”和“亡天下”，而更多诉诸“国”。但所谓“民亡”当然不是指肉体，借用顾炎武的区分，“有形之亡国”是“易姓改号”，而“无形之亡国”则是“亡天下”，更多指向是今人所说的“文化”，即丘墟宗社之所托。
实际上，任何一种“亡后之想”，多少都已超出了一姓之国的范围，而带有某种“天下”的意味（包括表述为“民”）。宪法和“天下”那无形之中的关联，或是认识张謇在辛亥革命前后言说和作为的一个解码关键。更由于“世界列强”的存在，立宪则“国”与“天下”俱可保，不立宪则双双俱亡，甚或不“亡国”而先“亡天下”。
张謇在武昌事发后指出，“枢密、疆吏，皆政府而代表朝廷者也”。但“自先帝立宪之诏下，三年以来，内而枢密，外而疆吏”，所作所为，皆“违拂舆情，摧抑士论，剥害实业，损失国防之事。专制且视前益剧，无一不与立宪之主旨相反”。这在当年是一个具有新意的表述，昔年“政府”基本指军机处即“枢密”，而张謇则明确了疆吏也是政府，同为朝廷的代表。问题在于除了光绪皇帝想立宪，其余朝廷的代表一致表述出不欲立宪的意思。结果是“人民求护矿权、路权无效，求保国体无效，求速国会无效，甚至求救灾患亦无效”，似乎不革命都不行。[13]
所以，正是朝廷自己的作为促成了革命。这在当年是相对普遍的说法，如梁启超在1906年已说，“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14]稍后《申报》说，政府“近日所执行之政策，无一非构造革命之资料，无一非构造乱党之资料，亦无一非构造外交之资料”。若“革命既起，各国又乘之，则吾国殆矣”。[15]革命、乱党和外交的共同被“构造”，最能表现时人思虑的交集。张謇应基本同意这样的说辞，他后来便明言：“致此革命者，非他人为之也。”[16]510
其实张謇在1909年即已警告朝廷，外国能立宪而有国会，其“人民或以身命相搏”。中国是礼教之邦，故民间对立宪和开国会，是“秩然秉礼，输诚而请”。但若朝廷一定要“负我人民”，使民间“诚终不达”，就会出现“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12]347-348当年都察院颁布新章限制士民上书，张謇即认为是“欲塞天下之口”。若因此而使下情不能上达，“恐内外将有不美之观念。一二激烈之士，将以为国家负我，决然生掉头不顾之心；和平之士，将以为义务既尽，泊然入袖手旁观之派”。[17]
两皆言及下之输诚不能上达的严重后果。的确，一旦和平之士灰心而旁观，“不美之观念”就取得了正当性，世风将就此扭转，而激烈之士自然走上主宰之道，“不忍言”之事也就应运而生了。
且在张謇看来，清末朝廷用人也有些问题。先是主张立宪的赵凤昌等设法使所刻《日本宪法》“径达内廷”而引起慈禧太后关注，主持军机处的瞿鸿禨赶紧派人到上海托赵凤昌选购宪法书，竟然不知道赵就是参与刻、送《日本宪法》之人。张謇不由得感叹：“枢臣奉职不识古义，莅政不知今情，以是谋人家国，宁有幸乎？”[10]1020
如果说瞿鸿禨是“不知今情”者，那些“知今情”的能人，却也可能恰是误国之人。盛宣怀就是一个显例。辛亥年的事情，在时人口中常称为“川鄂事变”[18]，而川事起因就是盛宣怀提出的铁路收归国有政策。辛亥年五月，度支部大臣载泽约张謇和盛宣怀讨论四川铁路收归国有的方法。盛宣怀以为“铁道工款中为川绅所亏者三百余万，政府不应受此亏数”，应在给还川人数额中扣出。张謇则主张可以“一面查追绅士”，一面将全款按原数还给川人。因为“收民路归国有”是政府的政策，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不同于“甲商与乙商”，政府不宜“与人民屑屑计利”。[10]1027-1028
张謇自己那时也以绅为商，在他创办实业的过程中，因其特殊的身份，大概也比一般纯粹的商人更能利用“政策”提供的便利。但在商可以言商，若为国家办事，就要以大局为重。1903年他在日本调查时就注意到，日本的“工商之业，官为民倡，有利则付之商。不止不夺也，而维护之”，充分体现其“官智之程度高”。[19]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解。按梁启超在1898年已把“开官智”视为“万事之起点”[20]，但至少在后人的研究中，当年读书人更看重的是“开民智”。而张謇不仅注意到了“官智”的重要，且他所说的“官”，大体就是后来所说的“国家”（state）之意，故此“官智”非彼“官智”。有智之“官”，有利当付之民，绝不应与民争利。如果以国家的地位而与民争利，民固然不是对手，而有国者离易姓也就不远了。
且国家不仅不应与民争利，更应以人民之利为国家之利。这个道理也不是没人懂，如袁世凯同在辛亥年五月与张謇论治淮，就说“此等事国家应做，不论有利无利。人民能安业，即国家之利”[10]1027。不过那时袁世凯赋闲家居，而盛宣怀则在位拿主意，且其建议为朝廷所接受，使朝廷直接推动了自身的灭亡。
据张謇后来的总结，辛亥革命的基本原因就说“晚清朝政之乱”，其“始于宫廷一二人离异之心，成于朝列大小臣向背之口”。最终“因仇生杀”——“戊戍仇帝，仇小臣，卒仇清议；庚子杀大臣，杀外人，卒杀无辜之民”[16]510。一个能与民争利的朝廷，自然也能杀无辜之民。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清末革命“非他人为之”，实朝廷自身有以助成之。
根据这样一种对晚清朝局的观察，不论是说出的还是未曾说出的，张謇很早就开始了两手准备，逐渐从“救国”向“救天下”（或“救民”）倾斜。
二、预作“亡后之想”
前已引述，张謇在辛亥前10年就已认为中国有“死中求活”和“死后复活”两选项，后者可能性更大。而“求活之法，惟有实业、教育”。[7]1537此乃一语双关，即不论出现哪种可能，都只有走实业、教育之路。也就是说，大约在清季新政刚开始推行之时，张謇已经预感到革政（即今人所谓改革）未必能成功，革命恐难避免。但政治革命成功的可能，恐怕也与革政一样渺茫，故只能立足民间，尝试实业和教育。
借用谭词同的话说，这既可能是“亡中之图”，也可以是“亡后之想”。如果革政成功，这就是自上而下的“死中求活”；如果出现鼎革局面，就转为自下而上的“死后复活”了。
在张謇心目中，这样一种双向可能与选择似乎是持续的。还在1904年，朝廷任汤寿潜为两淮盐运使，张謇与朋友讨论汤之进退时就提出两种选择，一是“力辞朝命，使人主知士大夫有节气”；二是“天下将沦，唯实业、教育有可救亡图存之理。舍实业官不为，设至陆沉之日，而相怨吾辈当日不一措手，则事已无及”。他自己明显倾向于后者。[21]这时张謇大概还认为可以走“得君行道”之路，主张赞助朝廷以救亡图存。
稍后立宪之议起，当大家就立宪缓急议论纷纷时，张謇提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争论缓急，“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22]这时，他已把希望建立在民间的努力之上，多少放弃了“得君行道”的想法。尽管他对人民也是有些失望的。据他的观察，那时“众心希望立宪也，实则知立宪之利益者无几人”。[23]不过，众人思虑的不足，正表明了张謇心目中新教育的重要。
那时张謇观察到朝野间已无多少互信，故对朝廷颁布的“立宪之谕，人以为假”。而他却主张“天下之人当咸认为真”。因为只有“认真而后有希望，有希望而后有精神，有精神而后有思虑，有思虑而后有学问，有学问而后知要求，知要求则真真矣”。[24]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他同样主张不能以“逆诈亿不信之心亵视朝廷，以为欺我者以欺应之”。即使朝野间已乏互信，下面的人民还是要“立于诚”，而希望此诚能动朝廷。[12]347-348这是一个很重要但少为人所注意的态度，即以欺对欺不如以诚对欺，只有信以为真而付出努力，立宪才可能有希望。
同在1909年，有人觉得当时“政府、社会各方面之现象观之，国不亡，天无理”。但张謇仍主张，“我辈尚在，而不为设一策，至坐视其亡，无人理”。[25]就当时人的观念言，以“人理”对“天理”，已经相当无奈，充满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味。而且，此前说“吾辈”当措手以救陆沉时，还是去做朝廷的实业官；此时不能坐视国亡，已更多倾向于民间的努力了。
先是张謇已因不可抗拒的机遇而走向民间——他甫中状元即因父逝而丁忧回籍，从仕途的眼光看是甚为不利的。然而从今日的后见之明看，仿佛命运把他从正走下坡路的朝廷拉开，让他很早就有了“看破时局”的机缘。不久他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命办理团练，开始以绅的身份在家乡做事。后更以绅为商，创办实业，但也不忘士之本业，大力创办新型教育事业。
还在1903年赴日本调查实业、教育时，张謇就曾综合评估政、学、业的关系，并对读书人在其间的定位有了清楚的认识。在他看来，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士大夫生于民间，而不远于君相。然则消息其间，非士大夫之责而谁责哉？[26]
与我们后来不少学者区分君权与相权不同，张謇是把他们放在一起的，或近于范仲淹所说的庙堂，而读书人则更靠拢范仲淹所说的江湖。在这样区分的基础上，读书人的作用，是在人民和君相之间沟通，并协调政、学、业三要素。如果说这是基本道理，在晚清救亡图存变得迫切之时，尤当重温孔子所说的“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教诲。因为，不教之民，宁止不可用为兵而已，为农为工为商，殆无一可者。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競兢者矣。
孔子向来主张“富而后教”，从宋代开始，中国读书人已经开始尝试一种“觉民行道”的取径，[27]形成一套以厚生为正德之基的模式。[28]张謇的思路，大体延续了这样的取向。而把“业”上升到与政、学并列，进而提出不教之民也不能从事农工商业，则是他的新知（这里的教，已含有几分今人所谓知识技能的意思）。张謇的另一创新，是以救亡图存为近期目标，把厚生更多落实在“实业”之上，实际上搁置了农为本业的传统思路。
以教育为救亡图存之本，以实业为教育的基础，以读书人为运行的枢机，这或许就是“觉民行道”取向的近代翻版。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张謇虽然侧重工商，却是希望农工商三业兼顾的，其他人（后之研究者尤甚）似较少注意及此，就带来一些问题。三业被隔断，而农被忽视，甚至损农以兴工商，是近代寻求富强取向的一大弊端。其负面影响，迄今犹在。
所谓“觉民行道”，本是一条配合“得君行道”取向的道路，却也可以是独立推行的自下而上之路。从前引张謇的一系列的言说看，他在反复提及教育、实业之时，基本是指非官方的民间努力，主张人人为之，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这既可看作为官方分担救亡图存的责任，恐怕更多是把救亡图存的责任担负在士绅的身上。
前面说过，宪法与“天下”的关联是理解张謇此时言行的一个关键。从顾炎武对“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分（“亡国”是肉食者谋之，而“亡天下”则匹夫有责）看，正是朝廷主张立宪“进我人民于参预政权之地，而使之共负国家之责任”，遂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旧说衍化为“国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即使人民以诚动朝廷的请愿不能实现，“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12]347-348
这里的“国家”，已兼有一姓之国和今日所谓“中国”的双重含义。所谓将来的“绝而复苏”，正是典型的“亡后之想”。在这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中，张謇心目中的“救亡”，越来越从“救国”向“救天下”倾斜，即越来越侧重民间的努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即使国亡也不能民亡。这一发展中的思虑，大概是他在鼎革后快速转向清廷对立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在后来的岁月中，张謇对民国的政象和世风皆不满意，也影响到他对辛亥革命的反思。
三、赞助共和与事后反省
或因对亡国易姓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且早已在预作“亡后之想”，张謇对革命的反应很快从试图挽救转到参与新机构的筹设。1911年11月8日，武昌事起不足一月，他已赴上海参与临时议会的筹组。10天后报载朝廷派张謇为江苏宣慰使，并任命他为农工商大臣，但他以为“理无可受”，发电辞职。[29]在正式发出的电文中，张謇基本是站在清廷以外的“第三者”立场上讲道理，不复以人臣的身份说话了。[30]
任何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在“天下”不靖之时，都不能不“挺身而出”。张謇在武昌事发后一个月曾对人表明心迹：“若多一日踌躇，则多一日糜烂。外人起而干涉，瓜分之祸，即在目前。”[31]瓜分即前述“无形之亡国”，正是张謇素所担心的。稍后他在给沈曾植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对于立宪之旧君，不能无礼；对于共和之新军，不能无义。酌礼、义之通，则不愿为甫易时代之行政官，不敢辞原同性质之议会长，故与一切人坚明约束。”[32]
这里的“立宪之旧君”是有意思的，若不立宪甚且倒行逆施的当局，自可不必以礼待之。到12月14日，张謇正式剪去辫发寄回家中，彻底与清廷决裂了。[33]几个月后他给袁世凯的电文说，“苟世之外尚有世也，孰不愿逃而避焉？既无可逃，乃不得不为佛入地狱救度众生之事”。盖“稍有人心之士，皆以不忍全国人民糜烂之故”出而努力，复因“不共和不足以免人民糜烂之故”而不能不赞助共和。[34]这应是实话实说，可以看到他从一个清之臣子迅速转向朝廷对立面的心迹。
黄远庸在1911年革命前曾说，张謇是“新旧过渡时代之一天桥，彼若稍偏一隅，则桥折矣，其本身价值亦必全失”[35]。他所推测的未必很准确，然实有所见。我们要记得，在张謇的逻辑里，正是先帝主张立宪而使包括士人在内的人民被“进”而“共负国家之责任”；当立宪成为泡影时，这个责任也就随之而去，则弃一姓之国而救天下，也是名正言顺的。
不过，身处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新旧过渡时代，“国”既可以是今日所说的中国，也可以是爱新觉罗一姓之清国。张謇更多是一位旧日意义的天下士，而未必像今人一样自视为民族国家的国民。尽管在革命后迅速调整政治态度，可以自认是站在民心一边，甚或可以自视为接受了“历史的选择”，但毕竟张家已“食毛践土”很多世代，他自己也的确身受“皇恩”。久读圣贤书的张謇，心里其实仍存紧张。
革命发生后不久，张謇就把革命上升到学理层面来探讨。他1912年1月11日的日记说当天“作《革命论》上下篇”[36]，但他儿子张孝若编的《张季子九录》把《革命论》一文系为“民国二年”作。现在《张謇全集》的编者又将此文该系为“民国元年”作，号称从日记[37]205，有些荒谬。因为今存《革命论》不分上下，当为后来的定稿，应从《张季子九录》。无论如何，张謇从1912年1月起就把对革命的思考提到了学理的层面，这表现出什么样的心态以及他究竟说了什么，都有探讨的必要。
《革命论》一文从《易·革卦》的解读申说革命，强调革命有一整套说法，要有信，才能守正居正，“如是而革乃吉”；若“不如是而革之”，则“有凶有悔有咎有厉”。凡改朝换代，分揖让、征诛二类。“尧、舜、禹授受之际，不得谓革命”。而汤、武虽以侯国造反，“本非有取天下以自利之私，因民苦不堪之命，而不得不革。则命必如何而适于民，革必如何而孚于当，自不得不审之详而策之备。”且构建革命的要素不但需要有汤、武这样的圣君，还有要伊尹、周公旦这样的圣臣辅佐，才能使“民蒙其福，而国赖久安”。二者缺一不可。即使圣贤如孔、孟，上无汤、武，便不能革命。后来的改朝换代，虽能成事，也不能算好的革命。张謇总结说：“二千年来革命不一，而约其类有四：曰圣贤之革命，曰豪杰之革命，曰权奸之革命，曰盗贼之革命。汤武圣贤也，假汤武者豪杰或庶几？其次类皆出入于权奸盗贼之间。此诚专制之国体有以造之。假曰非专制而天人则犹是也，奈何乎革而不信，而况乎不正。吾见其自蹈于厉与凶、悔与亡已耳。革命云乎哉！”[37] 205-207
最后一语，虽未明言，实际表明了张謇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在后来的《啬翁自订年谱》中，他在1905年革命之说兴起时，表述了类似《革命论》的看法，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10]1021。不论这是早有的见解，还是后来的反思，都可以作为上面一段论述的注脚。
近年有些学者特别强调清廷的逊位诏书给继承的民国以正当性，近于张謇所说的“揖让”。但一般以为是逊位诏书主要起草者的张謇，对此大概是不能同意的（按《革命论》初稿所作在逊位之前，而定稿则在逊位之后）。首先张謇似不否认这是一场革命，若言革命就已属“征诛”而非“揖让”；其次对辛亥革命这次具体的“征诛”行为，他连汤、武以下的豪杰、权奸层次都不肯给，仅视为“盗贼革命”，何云乎尧舜！[38]
傅斯年曾说，“改朝换代的时候，有些事实只可以改朝换代观之”，出现各种不那么具有“君子相”的事，应属常情，无需太认真。[39]张謇却在革命后很短的时间里，对革命做出相对迂远的学理探讨，好像这位做生意的政治人[40]，比学者傅斯年还看不开。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如他后来所说，“逊清之革命，绝异于古所云”[16]510。清王朝在武昌事发后以超常的速度土崩瓦解，或使张謇感觉到需要从学理的层面认识革命，也只有从自古革命之界定入手，与古来之革命进行比较，才能对身边的革命有更深入的理解。
或也正因此，鼎革之后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发展，使张謇心中所存的紧张开始浮到意识层面。由前引《革命论》定稿可知，至少从1913年开始，他已不看好辛亥革命。再从他此后十多年的言论看，则对民初政治以及革命后的整体世风，也相当不欣赏。入民国仅几年，他就上书大总统徐世昌，指出“年来政流污浊，贿赂公行，内外仿效成风，甚于逊清之季”[41]。清末的政象本已让他非常不满，然而民初的政流，其污浊还甚于逊清之季，这让在鼎革后一个月就顺风转向的前清状元，心绪如何能平！
前面说过，张謇曾经以为，真要救国，立宪优于革命。五卅运动后，他进一步回想起自己曾经并不赞同革命的主张。他在清末说过：“政体固应改革，但不可将国家之基础完全掀翻。国家犹一大器，不可妄动，动则恢复原状难。只可从精神法度改革，则整理自易。”若借用顾炎武的意思，张謇似乎想把变革限制在“国”的范围内，而尽量维持“天下”的不变。但同盟会中人和他的想法不同，“致有今日之结果”。[42]
所谓“今日之结果”，当然不是正面的。经过十多年的体验，张謇可能进一步认识到辛亥革命的整体性。毕竟民国代清，不仅是一姓的“亡国”，而且是帝制的终结，恰是“将国家之基础完全掀翻”，至少在政治上带有“亡天下”的含义。此时他对自己逐步从“救国”向“救天下”倾斜的趋向，或许也有所反省（未必是否定，有可能认为自己做得不够）。
张謇在清末多次说过清廷是实行“专制”，并强调宪法与专制“立政之宗旨不同”，希望朝廷弃专制而行宪法。[43]但他现在感到清末革命党人“欲破君主之说，并破忠君之说以为前驱”的主张未必对，因为“君之义不主专制，忠之用不尽对君。中国文字，举可覆按”。此前他并非不识这些“中国文字”，不过现在思想转变，对字义的认识也就不同了。此时他更理解到“孟子以杨、墨家言冲类比于洪水猛兽”并非好辩，盖“杨、墨学说，宁料其流而至于无父无君；革命风潮，亦不料其变而至于害民覆国”。[44]631-634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有句名言：“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45]张謇后来有了相似的认识，他发现“革命既成，龙鱼鼠虎，向之无聊赖、无意识之徒，群以为汤网解纽，礼防尽撤，举一切暴戾、恣睢、诪张、顽钝、嗜利、无耻之行为，举可明目张胆悍然为之”。一切“公妻之说，无家族之说，均贫富之说，无不假窃文明，乘时蜂起”。盖既是一家眷属，去此也就自然去彼。这时他可能意识到，正是他当年勉强接受的革命，“将国家之基础完全掀翻”，终而至于“害民覆国”。[44]632-634
换言之，张謇后来以为，辛亥革命改变了太多，不仅改变了国体，也改变了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用顾炎武的话说是“天下”，用后来的术语则是“文化”。这当然只是一种看法，另外一些人的见解可能刚好相反，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带来的变化尚不够大，礼防尚严，还须进一步破除（陈独秀就是一个代表）。不论是辛亥鼎革带来了过大的变化，还是认为其未能产生更大的变化，都使不少读书人回到了问题的基本面。此后关于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个体或群体的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内容的探讨，多少都是这些思虑的延续。
张謇自己在1923年编订了个人的年谱，这既是自我的总结，更表出他一生所经历的历史巨变。那时他认识到，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乃“中国上下五千年绝续之会”。由五帝到今日，“国体为君主”，而从此则“嬗民主而开天”。简言之，“黄帝以来，五千年君主之运于是终，自今而后百千万年民主之运于是始”。
张謇的陈述看似中立，其实带有倾向性，这可从他对清季革命与立宪竞争的分析看出。他以为，君主制是家天下，有不可掩之私。若言公，“则孟子所谓‘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是也”。然而“世固不能皆舜禹也，不能舜禹而欲其公，固莫如宪法”。清季“立宪所以持私与公之平，纳君与民于轨，而安中国亿兆人民于故有，而不至颠覆眩乱”。但主革命者目立宪为“助清”，清廷自己又“上疑而下沮，甲唯而乙否，阳是而阴非。徘徊迁延”，终致发生革命。[46]
我们都知道从孟子和荀子开始，对人就有性善与性恶的不同认知。西方讲法治的，倾向于从性恶视角看人。所谓“世固不能皆舜禹”，本是昔人常说的话，在此却多少有些性恶的意味。因人不能皆舜禹而希望以宪法的形式维持天下之公，这是近代人才可能有的新知。张謇无意回到5000年的帝制，却对西来的宪法形式寄予厚望，再次表现出他心目中宪法与“天下”的特殊关联。
两三年后，张謇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是带着遗憾离开的，因为民国并未实现他最看重的以立宪维持天下公私之平。[47]在他去世3年后，他儿子张孝若对胡适说，自己“最痛心的，从前是官国、兵国、匪国，到了现在，又加上党国。不知中华几时才有民国呢”[48]？现实中的“民国”并非真正的“民国”，这是一种怎样的痛心！儿子的话不一定能代表父亲，但那时张孝若刚完成了父亲的传记，正为父亲编文集，这感叹虽是应时而发，或也不仅是为时而发。
无论如何，张謇眼中刚刚启程的“民主之运”，被他放在“百千万年”的长时段中，则他自己身历的十几年以及其后的几十上百年，也不过最初的一瞬而已。他目睹页参与了历史的巨变，并认识到那巨变的意义。这“时代意义”既是当年的，也是今天的。对今人而言，重温张謇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或也有助于认识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自己。
参考文献与注释：
[1]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中册）[M].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55-757.
[2] 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1929年）[M]/胡适全集：第3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782.
[3] 本文是为张謇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和《文化纵横》杂志社在江苏南通举办的“现代化进程中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论坛（2017年3月17日）所作，我要特别感谢杨平兄提出的修改意见。
[4] 入张謇幕的刘厚生就写了《张謇传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张謇之子张孝若也写了《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南通张謇研究中心，2014年重印），章开沅师更写过不止一本关于张謇的书（如《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论张謇》，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年；《张謇》，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年），英文书好像也不止一本（如Elissabeth Koll,From Cotton Mill to Business Empire;The Emergence of Regional Enterprises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2003;Qin Shao,Culturing Modernit;The Nan Tong Model 1890-1930,Stanford:Stanforl University Press,2004）.
[5] 张謇.张謇日记（1911年10月10、14、15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728.
[6] 张謇.致铁良函（1911年11月8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281.
[7]张謇.致张孝若（1913年）[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8] 张謇.张謇日记（1911年2月18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714.张謇.啬翁自订年谱[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026.
[9] 谭嗣同.上陈右铭抚部书[M]//蔡尚思.方行.谭词同全集(增订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276-280.
[10]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11] 关于近代“外国在华存在”，参见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J].中国社会科学，2004.5.
[12]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1909年12月）[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⑥.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13] 张謇.致袁世凯电（1911年11月）[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286.
[14] 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1906年）[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45-46.
[15] 论政府之制造品[N].申报.1908-02-10，第1张第3版。
[16]张謇.四川忠县秦太公墓表（1924年）[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⑥.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17] 张謇.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1909年）[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①.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87-190.
[18] 如张謇.江苏咨议局致各省咨议局电（1911年10月）[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279-280.
[19] 张謇.张謇日记（1903年6月11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48.
[20] 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1898年）[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45.
[21] 张謇.张謇日记（1904年1月24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76.
[22]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022.张謇.张謇日记（1906年10月28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636.
[23] 张謇.张謇日记（1906年7月27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632.
[24] 张謇.张謇致袁树勋[M]//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书.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35.
[25] 张謇.张謇日记（1909年11月3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690.张謇.啬翁自订年谱[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024-1025.
[26] 本条与下条引文，皆出张謇.张謇日记（1903年7月27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65-566.
[27] 参见蒙文通.宋明之社会设计[M]//儒学五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31-148.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M].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4:297-332.
[28] 参见罗志田.地方的近世史：“郡县空虚”时代的礼下庶人与乡里社会[J].近代史研究，2015.5.
[29] 张謇.张謇日记（1911年11月17、18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730.
[30] 张謇.致袁世凯电（1911年11月19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286-287.
[31] 张謇.致张绍曾函（1911年11月15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285.
[32] 张謇.致沈曾植函（1911年11月27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294-295.
[33] 张謇.张謇日记（1911年12月14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731.张謇.啬翁自订年谱》[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030.
[34] 张謇.致袁世凯电（1912年2月25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320.
[35] ]黄为基致李盛铎（1911年）[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1辑第136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370.
[36] 张謇.张謇日记（1912年1月11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732.
[37] 张謇.革命论（1912-1913年）[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38]按高全喜教授就是肯定清廷逊位诏书说的一个代表，不过他当面告诉我，他是从宪法学而非史学的角度立论，亦即他更多是从非革命的视角看待逊位诏书。故他与张謇的具体看法虽不同，其“非革命”的立意或接近。
[39] 傅斯年致胡适（1928年8月13日）[M]//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308.
[40] 按张謇虽以士大夫为自定位，却也久已参与政务、从事实业，与一般读书人还是有些区别。民元时统一党等合并为共和党，章太炎颇有异议，连函张謇陈述其见解。张謇颇不以为然，在其日记中说，“连接章函电，槎桠特甚，乃知政治家非文章之士所得充”（张謇日记（1912年5月6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737.）。这多少可以表现出张謇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自定位。
[41] 张謇.致徐世昌函（1918年11月）[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685.
[42] 张謇.向南通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及教育界人士之演说词（1925年6月）[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606.
[43] 张謇.张謇日记（104年2月15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77.
[44] 张謇.释惑（1925年）[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45] 陈独秀.复易宗夔[J].新青年,1918.5(4):433。按此函发表时原与胡适共同署名，后收入《独秀文存》，知为陈撰。
[46] 张謇.年谱自序（1923年）[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⑥.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65。按这里的“民主”，是“君主”的对应词，针对的是国体，更多是今人所谓“共和”的意思，未必是后来的常用义（即不是英文的democracy，而是republic）。又按，下段所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应出自《论语·泰伯》。
[47] 张謇在1923年谈到宪法时所说的话应能代表他那时的心绪：“吾民之渴望宪法，盖不始于民国。民国十二年来所感受于无宪法之痛苦，日益加甚。” 张謇.对于宪法之意见（1923年12月）[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58.
[48]张孝若.张孝若致胡适（1929年7月21日））[M]//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524。张孝若援引的大概是陈独秀约十年前的话——“中华民国的假招牌虽然挂了八年，却仍然卖的是中华帝国的药，并且是中华匪国的药”。见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1919年第7卷第1号，第14页。
A Scholar with High Ideals in the Transitional Time: Zhang Jian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Luo Zhiti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In the transition era from the old world to the new nation, Zhang was more a traditional scholar than anything else, in a collapse and scattered society, with the attitude to carry out the responsibility of clarifying the world, though he know it was nearly impossible. He made very early the decision, the idea inherited from Song Dynasty, to save the nation by awaking the people with education, which was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industr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world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what he said and his behaviors. He advoc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stitution, hoping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affairs under the rule of constitution, and consider the court deeds facilitate the revolution. Soon after the Revolution in 1911, he turned quickly from a Qing Courtier to the rival, though he always stands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But later he was very disappointed with the revolution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Zhang Jia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constituent, constitution, world, countries.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