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谈论哲学——

哲学是高尚的空气

□梁林军

（来源：《南通日报》2021年2月22日A06版）

19世纪70年代，“哲学”一词由日本近代哲学之父西周参考古汉语，将西方的“爱智之学”意译为东方的“智慧之学”“先哲之学”。1896年前后，康有为等将“哲学”一词介绍到中国，后日渐通行，一直沿用至今。也大约在此之后，大教育家张謇对西方哲学学科的内容和性质有了一定了解，他不仅把自己对《易经》的推崇转化为对哲学学问的崇尚，而且在其创办的高等学校中也注重哲学课程的设立和哲学学科的建设。

一、哲学是高尚的空气

1920年，张謇请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到南通讲学，在欢迎词中说：“博士于哲学研究有年。哲学之作用最大，能呼吸高尚之空气，而使之附丽于实质之中。此实质之为物，使无空气以为营养，则日就陈腐而无用。故政治、教育不能与哲学宣布独立……近世能以哲学灌入于政治、教育者，首推美国。故美国之共和制度，实足为吾人之模范”。张謇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是，与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相比，哲学的作用最大，哲学是新鲜、洁净的空气；空气的特点是看不见、摸不着，人又赖之以维持生命；哲学讲的都是高尚、形而上的道理和内容，哲学概念在现实世界中难以找到一一对应的事物，但是人、国家和社会如果不能用哲学进行思考、进行哲学性的反思，就会缺氧、不能呼吸，日渐陈腐、无用。美国的“共和”制度在政治制度和理论的重要创新，但“共和”的思想不是天赋，也没有现实可以循照，如果不是美国人坚持对政治、政体、政治制度进行哲学性的思考和探索，使得哲学可以进入政治和教育领域，美国也很难有共和制度的创造，甚至影响及于世界。可见，哲学因其高尚，与现实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而现实恰恰因为这种张力而得以不断生发和展开。

张謇认为哲学是高尚的，在道德与伦理上具有崇高性。“诸生知无古今、无中外人人所重者，何等人乎？明公理、修公德之人则人重之，有礼法、不苟简之人则人重之，能成一业之人则人重之……一事也如何而能明是公理非公理，是公德非公德，是有礼法而不苟简，是无礼法而苟简，是能成业，是不能成业？是有界限，有分数。如何而能明界限，能明分数？试问不讲心理得乎？心理者，进于伦理而渐几于哲学之阶梯也。”张謇认为，纵观古今中外，人们尊重三种人：一是明公理、修公德的人；二是有礼法、不草率简陋的人；三是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人。这些人之所以为人铭记，首先是因为他们善于区分公理与非公理、公德与非公德、有礼法与无礼法、不苟简与苟简、成业与不成业，他们有界限感，善于区分，凡事心中有数。张謇提出“心理”的概念，他将伦理、心理与哲学并列，说明是将三者置于学科名称的角度；张謇已知“心理学”，但是他对“心理学”的理解是有道德性、伦理性的。在他看来，“伦理学”是指导人们具体道德规范的学问；“心理学”高于“伦理学”，是教人们从内心判断界限，辨别分数，从而在具体行为规范上做到私德进、公德修的学问；“哲学”则还要高于“心理学”，“心理学”是接近“哲学”阶梯的学问，哲学涵括最崇高、最高尚的道德与伦理问题。由此可见，张謇用“高尚”一词修饰“哲学”，是因为哲学追求最普遍的道理，恰恰是秉承最广泛的公心，探求最广泛的公理与公德，正因为如此，在伦理和道德价值判断上，哲学是“高尚”的学科和学问。哲学是崇高的空气，是高尚的空气；哲学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科，而恰恰是对国家、社会和民生有最普遍、最崇高关怀的学问。

二、中国自古已有哲学

张謇认为，《周易》是最早的哲学著作。“中国讲哲学之最古者，莫如《易经》；其次则《礼记》亦有所发明。《易》《礼》讲圣字，圣即无所不通之谓，宋儒解释拘束，失其本义”。《周易》正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礼记》中哲学性的思想也有很多。《周易》和《礼记》这些中国传统的哲学经典，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新鲜、高尚的“空气”，它不仅滋养着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而且因为其“高尚”与现实之间形成的张力，于无声无息处助力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张謇认为，中国的十三经中，《周易》《礼记》（含《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哲学、教育学经典，《尚书》是历史学、地理学经典，《诗经》是音乐学、动植物学经典，《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是法学、外交学经典，《周礼》是政治学、经济学、农工学经典，《仪礼》《孝经》是修身学、伦理学经典，《尔雅》是国文学经典。“今各国之言教育者，谋普及国民之知识，而以我诸经视其学科，则《易》《礼记》《论语》《孟子》当哲名、教育学，《书》当历史、地理学，《诗》当音乐、动植物学，《春秋》三传当法律、外交学，《周礼》当政治、经济、农工学，《仪礼》《孝经》当修身、伦理学，《尔雅》当国文学。”今天看来，张謇当时对于西方学科与中国传统典籍的理解、认知和融通的尝试是基本客观和准确的。

张謇具体举《易经》和《礼记》中“圣”字为例。“《易》《礼》讲圣字，圣即无所不通之谓，宋儒解释拘束，失其本义。”圣字从耳，呈声；左边是耳朵，右边是口字，即善用耳，又会用口，耳根圆通，口齿练达。《说文》：圣，通也。北宋周敦颐在《通书》中说“圣，诚而已矣”，朱熹解为：“圣人之所以圣，不过全此实理而已，即所谓‘太极’者也”。周敦颐讲“诚、神、几，曰圣人”，朱熹注释为：“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诚，人皆有之。圣人独能全此而已”。可见，宋儒以“诚”阐释“圣”字，偏离其耳、口皆通的本义。在张謇看来，《易经》《礼记》中“圣”即无所不通的意思，具有超越性，“圣”字就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现实世界找不到其对应的事物，但是人不能离开它。所谓“圣人”就是对事理无所不通的人，中国历代士人都以“学为圣人”为人生愿景和核心价值观。

三、哲学是诸种具体学科的空气灵光

在哲学与其他具体学科的关系上，张謇对其子张孝若说“哲学乃各学之空气灵光，尤不可不知”，劝其研习哲学。哲学本义是爱智之学，是研究基本和普遍问题的学科，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哲学又称为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人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形而上学”一词翻译自英文metaphysics，字面意思是物理学之后（或之上）的学科。中文译名“形而上学”是根据《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形而上学”是研究事物之道的学问，而不是研究具体的学科。爱因斯坦认为如果把科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张謇认为哲学虽然不研究具体问题，但是诸种具体学科却离不开哲学，哲学是诸种具体学科的空气和灵光。“灵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指神圣之光、通灵之光，在佛学文化中通常指人的良善的本性。相较空气，“灵光”于现实中更难对应，表达人们对自然可见之光以外的更高的、更神秘的、更具超越性的光的追求。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如果诸种具体学科是对普遍和广泛知识的追求，哲学则是对更普遍、更广泛问题的追问和探求。

四、哲学的学习方法

如何学习哲学？张謇认为要多看书，少发议论。多看书可以增长见识、见闻，哲学著作一定要多看、多读，即使标准化程度比较高的科学课程也要多看书，了解各种科学具体学科，更何况是哲学。“必比类而观，乃能知其要；参互以证，乃能会其通。”不同的书之间有详略、见解不同的区别，但也会互相联系，因此类比阅读便于归纳其中的要点，互相参会阅读便于领会其中的共性。张謇认为学生在学校规定的书本和学校的课程教学之外，应该多看参考书；仅仅靠教科书，涉猎的范围毕竟有限。张謇举交通为例，虽然火车、汽车在交通速度上快捷，但是与步行相比，沿途的见闻则少多了。学习哲学当然应该看更多的书，哲学是研究普遍问题的学问，在熟读哲学原理的同时，应该多读具体的事例、案例和学问，并且如果要做到学以致用，必须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张謇引《礼记·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来阐发其学习方法，即广泛地学习，反复地追问，周密地思考，洞明地辨别，切实不息地实行。

五、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早在1901年，张謇在《变法平议》中主张的考试科目中就有哲学一科，文科即史、哲、地理。在《南通文化教育事业基金意见书》中，张謇提出“文科需办哲学与经史地理四科”，其中所谓“经”是指六经，代指国文、国学。张謇谋求向美国申请基金支持南通大学的建设、南通教育的发展，在致美国国务院远东局麦克莫里的信函中说：“拟建之文理学院将设哲学、国文、历史、地理四系。”哲学都是文科院系中位居首位的建设学科。

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张謇一直是革新派，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正因如此，他对晚清维新派的“国粹保护运动”嗤之以鼻。但在民国之后，西方文化和新学的冲击日盛，有人主张彻底抛弃中国的传统学术，彻底西方化，国文国学日渐式微，张謇对此忧心不已，他认为没有国学，国将不国。“然有主焉，主则国学是已。无学何以为国？此即小国犹然，而况于五千余年泱泱之古国乎！往值前清庚子莠民倡乱，知教之不可不革，而革必有师，乃倡师范学校。校有卒业能为师者，而后倡初等，而及于高等之小学，一以科学矫科举之弊。当是时，来学之士沿科举之余，国学未忘，而科学亦易几于通。”张謇举自己多年兴办教育的经验为证，国学与科学可以并重，即使过去的旧儒生经过系统教育和学习，也可以精通科学。国学与科学并不矛盾，不可走向另一极端，即为了发展科学，废弃国学；国学是国之本，要发展科学，但是不能忘本甚至废本。在张謇看来，国学中最重要的就是六经，其中即有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易经》和《礼记》。

张謇曾称自己“一生得力于易”，儒家诸经之中，张謇对于《易经》用力最多，也应用、实行最多。他从学时曾效仿顾炎武的音韵学研究，致力于易经的音训训诂工作，并著有其一生唯一的一部学术专著《周易音训句读》。但易经之所以成为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儒家经典，恰恰是因为其哲学性。张謇认为哲学是高尚的空气，《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张謇的一生都注重哲学性的思考和学习。正是因为他尊崇哲学并从中汲取营养，追求哲学的高尚性，对现实抱有反思和批判精神，因此他才迸发出惊人的理解力和创造力，他明公理、修公德，有礼法、不苟简，在实业、教育、地方建设与公益慈善领域皆立下不世之功，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为后人铭记和敬仰。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

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