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才”兼备，方为史学人

——浅评《张謇教育文论选注》

□ 徐  织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沈行恬先生编注的《张謇教育文论选注》，我获赠一本，细细品读，甚为欣喜。全书集张謇有关教育文论245篇，分“选录注解”145篇，“存目导读”100篇两部分。《张謇教育文论选注》选文立意明确，编辑脉络清晰。全书将张謇1895年至1926年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简、函、记等体裁的史料选入，涵盖了张謇一生兴办教育所想所书所为的文篇。

《张謇教育文论选注》史料的来源，作者在“编著说明”第三点说明“原文以《张謇全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为依据”，并标明每篇文章在《张謇全集》中的卷列与页码。

历史研究者离不开史料，史料是史学的原始材料。以史料为研究对象，对史料进行搜集、考订、校勘和编纂，以辨明史料的真伪、正误、源流、价值和形成时间的人文行为被称为史料学。史料学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对历史研究提供了真实而相对通畅的史料服务，是史学的基础行为。《张謇教育文论选注》对张謇一生相关教育的史料以时间顺序整理，并下功夫给每篇以关键词提炼、导读编写和注解，编制索引，为阅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通畅的查阅和研究途径，作者沈行恬先生的编撰属于史料学的范畴，该书是一部关于张謇研究的专题著作。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汉族，祖籍江苏通州（今南通），生于江苏省海门厅长乐镇（今海门市常乐镇），清末状元。张謇忧国忧民，爱国爱乡，一生致力于兴办实业、教育，在中国民族工业和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近代伟大的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一生留存丰富的文字、照片、实物，加上相关人员对其回忆的材料，这些史料可以全面、真实反映张謇以实业拯救国家为己任的一生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南通对于张謇的研究就已起步，其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度停顿。改革开放后，对张謇研究深入并规范，1984年成立了“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历史研究的首要工作就是史料的收集，如傅斯年先生对史料的积累之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通过努力，有关张謇的文字史料在原有《张季子九录》基础上，不断发现、挖掘、增补、考证、整理，确定“分类编年”的编撰原则，终于形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的《张謇全集》，其中史料的获得与整理积累了方方面面几代人的心血与付出，是南通市张謇研究之史料学的重量级成果！

《张謇全集》共八卷：（一）公文，（二）函电（上），（三）函电（下），（四）论说、演说，（五）艺文、杂著，（六）说略、账略、规约、告启，（七）诗词、联语，（八）日记、年谱。涉及政治、经济、实业、金融、教育、文学、科技等领域，内容广泛。

张謇有关教育的文篇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文体产生，散见于《张謇全集》八卷。如何就一个专题再编文集，这是史料再编撰的课题之一。笔者1990年曾参加江苏省《工商管理志》的编撰工作，对这项工作的庞杂与艰辛深有体会。史志编撰一般采用“编年归类”的方式，目的是为阅读者、研究者提供有序的历史脉络，每个历史时期的素材。我们强调 “素”材，保证文集采用的材料是经过甄别而来的真实原始的史料，而杜绝后人的加工修饰。史料的编辑起着积累、保存、流传的重要作用，因而遵循史料编辑“原始、真实、全面、科学”原则显得格外重要。

《张謇教育文论选注》很明晰地体现了史料再编撰的目的与原则。从《张謇全集》浩大的文存中将有关教育的内容专题分理出来，其目的就是提供有关教育的专题素材，其原则是按时间顺序，“选录注解”与“存目导读”均以时间顺序编辑，编撰线索分明。我们可以循此看到张謇兴办教育的轨迹。

《张謇教育文论选注》对每一篇文存进行关键词的提炼、文前导读的撰写、对文中一些词语给予注解，这一系列的编撰思路与方法都是很成功地诠释史料学的服务意识，成功地对张謇有关教育史料进一步细化与引导，这是对史料深入研究的科学的方法，提供了一条研究者深化研究的“捷径”。

确定了主题与原则后，对收集来的纷繁的史料的编撰工作是实质性的工作，这项工作繁杂，需要清晰的头脑和大量的时间付出。在此项工作中，往往要面对史料数量大、内容复杂，以及史料年代久远而产生的阅读困难等问题。尤其是面对孤品史料，没有互相验证的史料因而产生的暂时无法解开的疑惑，这些问题都是史料编撰者所要面对与克服的。

笔者在南通图书馆借阅《张謇全集》，仅以卷一（公文）为例，此卷文篇计493篇，涉及教育类20篇，《张謇教育文论选注》是在八卷芸芸史料中，先后经过了通篇阅读、甄别筛选、分析排序等细致详尽的工作。这项浩大的工作在《张謇全集》已经先期完成原始素材积累分类编撰的基础上，利用已成型的史料集以专题研究为目的进行了再筛选编撰，发挥了史料服务于研究的功能，更是探索与实践了对史料学成果再研究的新主题，是史料研究的深入与展示。《张謇教育文论选注》围绕教育主题，通过注解等知识性工作来深化展示史料，史料学的魅力也就在此。《张謇教育文论选注》是对张謇研究的独特视角与编研创新，可喜可贺。

《张謇教育文论选注》前篇有文《坚苦自立   忠实不欺》，我们可以看到沈行恬先生对张謇的教育思想，兴办教育的历史研究的独特视角。立论“张謇教育人格”，将教育思想与兴学行为统一在“教育人格”上分析与结论，是研究者长期的教育实践结合张謇教育思想的体会，也是站在教育事业的高度对研究对象的推崇。沈行恬先生是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其曾供职于中国师范教育的三大源头之一、张謇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学校（现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阅读此文，深感研究了张謇教育思想的脉络，遵循了张謇的“教育兴国”的思想，将张謇的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相结合。有研究才有发现，有发现才有创新，才可能提出自己的观点，才可能胜任其领导工作。沈行恬先生的“教育人格”的观点有新意，“新”与“旧”是对立统一，是实践的真知。

教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基础。历史的变革时期，往往是教育家涌现的时期，比如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和荀子等五位对中国教育极有影响的伟大教育家，在世界教育思想史上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教育史有着许多可以研究的内容，面对繁多的史料，此项研究负重致远。清代末年，甲午战争（1894～1895）失败使改革的努力受到沉重打击，列强瓜分中国。维新运动随守旧派的抵制而胎死腹中。在义和团排外失败、引来八国联军后，清廷也推动清末新政，虽取得一些成效，但部分内容让许多知识分子失望，转而支持革命。这段历史，在近代思想史上有着转折性的意义。而于教育，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教育改革，就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制学堂。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是有识人士的共识，张謇是提倡者，是积极的实践者，研究张謇当时兴办教育的呼声与作为，我们就可以通过《张謇教育文论选注》去了解。从选录注解目录，我们去查找1895年段，首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便是产生于1895年7月，“疏“是封建社会下臣向君主陈述事情或提出倡议的一种文体。张謇当时为两广总督张之洞起草给光绪的奏疏，奏疏中十分明确提出“一曰广开学堂……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在奏疏中分析出洋留学之紧迫，“而今时势断不能待”。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张謇在这个时期与国内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思想上的高度一致。1903年张之洞主持制定颁布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从1895年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到“癸卯学制”，再至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这十年间中国的教育史起了质的变化，张謇在此期间，积极行动，功不可没。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903年，张謇亲临日本考察教育，吸收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并指导实践。

教育理念质的变化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时间的推移发生的，从《张謇教育文论选注》中，我们可以看到张謇为实现教育的理想所疾呼、上书、斡旋及至身体力行、兴办教育的很明确的时间过程。《东游日记》是日记形式，按照《张謇全集》编撰分类归于第八卷日记、年谱类，日记内容涉及张謇1903年对日本国教育与实业方面考察时的所见所闻，此次考察给张謇立志实业与教育以极大的启迪。在《张謇教育文论选注》中的排序，此文是编在1903年段；再如《拟兴五山树艺扩充书院经费议》，属于“论说、演说”类，收于《张謇全集》第四卷，该文产生于1895年，《张謇教育文论选注》则将其排序于“选录注解”第二篇。凡此种种，其所选录文篇皆以产生的时间为序而列。实业救国，兴办教育，张謇不仅为教育所思，也为教育所行，时间痕迹非常清晰，给研究张謇教育思想、教育实践提供了清晰的脉络。

张謇对于教育的贡献与业绩，我们的史料上有丰富的记录：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今南通中学）；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扬州大学，南通大学前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还有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1909年，张謇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曾一度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全校迁往吴淞，故称“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上海海洋大学前身）。1917年，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前身）在吴淞复校。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

《张謇教育文论选注》一书采选的张謇有关兴办教育方面文篇成系列地将其言与行展现在读者面前。比如在争取教育经费方面，1895年的《拟兴五山树艺扩充书院经费议》、1906年的《请拨款补助通州中学公呈》、1912年《为拨款继续办学呈大总统文》、1920年《请拨漕粮特税为义务教育经费至省议会文》……我们通过这些文件可以看到张謇为筹措兴办教育经费殆无虚日、矢志不移。再比如教育思想、指导原则方面，1902年张謇呈文两江总督刘坤一《通海请立师范学校公呈》，呈文体现了张謇“普兴学校”的主张，并本着师资教育为“教育之母”的重要思想，呈文就师范生的选拔、经费的筹措等提出具体措施；再如1912年《通州张氏家塾经史国文补习科答问序》中说“夫塾义主专，而校义主溥，诚不可并未一。顾学必期于用，必用适于地。”此文可以看到张謇在家庭教育中提出了教育的新思想，实质是张謇在教育实践中提出的“学以致用”的指导思想。以上所举星点之例，只是用以说明《张謇教育文论选注》为我们了解与研究张謇教育思想提供更多的方便，而且每一篇前都有关键词的导读。

在阅读《张謇教育文论选注》时，我们开始的重点和注意力往往是在文论篇目的“选”上，看编撰者所选的有关教育文论，编辑的思路与顺序。随着阅读的深入，对每一篇专精覃思的阅读，便能感受到《张謇教育文论选注》“注”的精准到位，感受到作为全书一个重量级的编研内容——“关键词”的提炼和“导读”的思维引导，是编撰者的精心研究的结果。我在阅读时，深感沈行恬先生付出的艰辛，从而感激他的关键词以及注解成果给读者、研究者带来的阅读理解的帮助。

在史料学中，有一点非常明确：书籍自著的为“撰”，整理旧作为“编”，而沈行恬先生的《张謇教育文论选注》史料学行为属于“编撰”，因为他潜心作了关键词的提炼，导读的编写，并附有注解，这项工作量是宏大的，作者自身的付出是艰巨的。

在史料的编撰中，关键词的作用在于非常明确地提炼了文章的主题，使读者有了概要上的认识，同时也起了文章的检索作用。而关键词的提炼却需要作者思路清晰，概括性强，是要具有较扎实的汉语言文学基础与较强的写作能力的。导读同样是要求作者具有很强的的学识阅历和文字能力。关键词和导读让读者快速阅读，基本了解文章的内容，浓缩了文章主题要素。在全本著作中，关键词和导读引导阅读者在大量的文献中，选择需要的相关文档细读精读。在前段中，我举1902年张謇呈文两江总督刘坤一《通海请立师范学校公呈》为例，谈到张謇“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就是先从关键词和导读开始来领会全文，进而进行自己的思索。《张謇教育文论选注》全本、每篇都有关键词和导读，这是对张謇研究的深入和贡献。

《张謇教育文论选注》的最后编辑了关键词索引和人名索引，关键词索引分别采用了类别、主题、文种三种索引方式，人名索引按照音序索引。索引是史料编撰的体裁之一，在本书中起了很重要的辅读作用。

注解，这是对史料研究的深入。我们说史料是历史的材料，而历史的材料，在语言、地理、人文等方面与编撰时代有了很大的演绎与变化、后人在阅读史料时往往会产生疑惑或误解，注解就成了让阅读者豁朗的重要途径，作注解的人必须有深厚的古汉语知识、历史知识和人文知识。

关于史料的专题编撰，所需要遵循的编撰原则、编制的体裁：目录、注解、导读、索引等等，《张謇教育文论选注》给了读者较为完美的呈献。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对于史学研究者有著名的“三才论”，三才论曰：“史有三才，才、学、识，世罕兼之。”一般解释是，“才”是指史学者要有对于历史的敏感与天分；“学”是指史学者要有相关的知识和占有大量的史料；“识”是指史学者要有较强的判断与识别能力。当下有文解释“三才论”指的是搞史学的人必须具备知识结构和优秀的品质。无论是以往的解释还是当下对“三才”的理解，均说明史学者的品质至关重要。知识结构作为各种知识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学家能否胜任其研究和编史工作，尤其是能否创造性地推动史学进步的关键条件之一。而优秀的品质是对史学的热爱与孜孜不倦追求与研究精神。虽说当今教育的普及，教学科目的设置，我们有了很多懂得历史，具备研究历史知识的人才，但如果没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没有对研究的全心投入，是很难达到“著书”的成果的。

沈行恬先生最优秀的品质就是他将张謇的教育思想与成就放在历史的高度、发展的今天进行了研究，把他的教育事业和所学知识在张謇研究中赋予了新的内容，孜孜不倦二十年，埋头研究二十载，其心血就在这选篇、编辑、提炼、编目、注解中。我们读《张謇教育文论选注》，不仅能获得知识，还深深地感动与感激。感动南通有位伟大的张謇！感激南通有位为张謇伟大教育思想作书的当代学人！

（原载《张謇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