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0）》·新论集萃 ●
张謇与晚清江海关税务司好博逊
朱 江
（南通市档案馆，江苏 南通 226018）
摘 要：江海关是张謇兴办实业过程中需要交涉的重要部门，张謇与江海关英籍税务司好博逊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好博逊在《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中对张謇和大生纱厂的记载，是西方人对张謇和大生纱厂的最早的观察和评价。好博逊对天生港自开商埠提供了帮助。
关键词：张謇；好博逊;大生纱厂；天生港开埠
作为实业家的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位于上海的江海关对于大生纱厂的作用，并积极争取优惠的税收政策。大生纱厂开纺后迅速盈利，也引起了江海关的关注，英籍税务司好博逊（H．Elgar. Hobson）在《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中对张謇和大生纱厂的记载，是西方人对张謇和大生纱厂的最早的观察和评价。张謇与好博逊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张謇从事天生港自开商埠过程中，好博逊提供了帮助。
好博逊对张謇和大生纱厂的关注
通常所称的《海关十年报告》（Decennial Report），是旧中国海关所编辑的资料中的核心部分之一，先后出过5辑，涉及时间分别为1882—1891年、1892—1901年、1902—1911年、1912—1921年和1922—1931年。《海关十年报告》是根据1882年总税务司赫德的第200号令开展撰写的，赫德要求压缩年度报告内容，进而编撰详细的十年报告。《海关十年报告》的历史价值在于其内容的丰富性，就如《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封面所揭示的，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开放口岸贸易、航运、产业等经济情况，以及开放口岸所在地区的社会发展现状。每辑均有附录，依然以1892—1901年为例，就包括了各开放口岸的贸易统计、人口统计和邮政报告。是研究开放口岸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1904年出版的《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的江海关部分，出现了关于张謇和大生纱厂的介绍，共有三处，其中有关大生纱厂1899年开工后的经营状况，是笔者所见到的出版物中，西方人最早的关注和评价。
第一处出现在第504页：(m.) During the period，one man—CHANG CHIEN(张謇)，a native of Tungchow—has been made a Chuan-yüan. He won the honour in 1894. 这10年里，张謇，一位通州人，高中了状元，他是在1894年获得这个殊荣的。
第二次提到张謇，是在文章的最后，第526-527页，（x.）The number of Kiangsu men who have risen to high offical positions within the past 10 years is 20，在过去10年里升职的20位江苏人名单。名单里最后一位是新状元张謇（New Chuan-yüan）。
关于张謇的简要介绍，是出于《海关十年报告》编写的例行要求。如果张謇仅仅是个状元的话，也许就淹没在史料中了。1895年张謇受张之洞的委任，筹办大生纱厂，开启了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征程。大生纱厂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代表性企业，因此受到了《海关十年报告》的关注。关于大生纱厂的叙述，则是置于江海关所辖区域内的地方工业化背景中。在第511-518页的（u.）部分，用了很多的笔墨对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后，本地区的工业发展情况进行了描述，主要是缫丝业和棉纺业。在棉纺业方面，除了介绍几家外资企业外，对位于上海的机器纺织局、华盛纺织总厂、裕源纱厂、大纯纺纱厂、裕晋纱厂等华资企业也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文章里提及：
“在过去五年中，上海有些华资纱厂获得了少量的利润。特别是刚刚过去的十二个月内，它们发放了平均高达五厘的股息。
“除了上海的这些纱厂外，下列地方各开设了一家华资纱厂，苏州、杭州、宁波和通州。这些纱厂看来都有可以获得利润的条件，其中收益最好的是通州的纱厂，因为该厂地理位置优越，靠近棉花产地，1901年已能发放七厘股息。
“这些，就是直至目前为止在第一次试图沿用外国方式大规模建立中国地方工业过程中出现的主要事实。由于此事涉及大量资本，大家也一直对此甚为关注，所以才用了这些篇幅加以叙述。”[1]
《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的作者是时任江海关税务司的好博逊，写作时间为1901年12月31日至1902年12月15日。这是一位在中国生活工作时间很长的英国人，出生于英国德贝郡阿什本，在马恩岛的国王威廉学院接受教育。好博逊1862年进入大清海关部门，曾担任总税务司李泰国的私人秘书兼翻译，后在宁波、汕头、汉口、烟台和淡水等地海关服务。1877年1月，他在新通商口岸温州开设海关。此后他前往打狗（高雄）、厦门、淡水和天津，先后主管那些地区的海关。1882年底，他被调往上海任职，他从上海回国休假，返回中国后驻留宜昌，随后开设重庆海关。接着，他先后在九龙、芜湖和亚东服务。1900年3月，他在云南建立腾越海关。[2]根据《上海海关志》，好博逊1884年11月13日至1888年6月8日、1901年4月10日至1910年1月12日担任江海关税务司（其间曾短暂地离岗）。[3]137、139
有着40余年中国多处海关任职的经历，而这40余年又是中国社会变化剧烈的时期，从好博逊拟写的报告看，他是敏锐的，眼光也是独到的。他从上海及周边地区近代工业的起步，体会到了中国社会区域性工业化的兴起。就通州（南通）而言，事实也的确如此，大生纱厂开工后连年盈利，带动了通州（南通）其他工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南通区域教育、文化、慈善等事业的整体进步。《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为英文版本，出版后通过上海、香港、横滨、新加坡、不莱梅、伦敦等地的书店出售，是大生纱厂早年社会形象在海外和在华外国人中的重要塑造者。
1921年当江海关税务司戈登·洛德（E. Gordon Lowder）撰写1912-192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时，南通已经成为众口相传的模范城市，在第249-250页，戈登·洛德写道：
“南通州与中国内地城市不同，除街道比较狭窄外，一切都像上海的公共租界。通州成为模范市应归功于张謇先生的悉心经营。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更生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作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
张謇和好博逊在厘捐问题上的共识
江海关始设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江海关为征收夷税，设立盘验所。1844年设立新关，俗称洋关，又称江海北关。原小东门外的海关称江海大关，两关并立。新关管外国输出入货物、船舶征税事务，取代盘验所。江海大关后改称常关，专管国内沿海航行船舶税收事务。[3]71
张謇很早就与江海关有所接触，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记录是光绪二年（1876年）。农历二月十七日，张謇坐船从南京下关去上海，次日抵达。张謇家里经营瓷器，“适家中有购碗船在此待行，因定于明日北渡。”[4]72十九日张謇下午登船，傍晚时分启行，宿黄浦之滩。二十日一大早，船只抵达吴淞口。“船人俟关吏验繻，停泊一日。……三更后月上，南风飒飒，满帆开行，甚驶。”[4]72第二天早上抵达青龙港。
张謇所过的是江海常关下的吴淞分卡，位于现在的上海宝山区吴淞地区东南。开始设立的许多年间，关员在面临河岸的一所庙宇里办公和住宿。宣统元年（1909年）租了一座半西式的房屋。这个分卡的职能主要是缉私和检查，在很低程度上对经过吴淞进出黄浦江的民船和内河的小轮船及拖驳所载货物征税。[3]80-81
张謇筹备大生纱厂初期的六位董事，其中的潘华茂、郭勋是买办，熟悉进出口业务，是海关的常客；刘桂馨、沈燮均是通海地区的布商，常年经营销往东北的关庄布，也需要跟海关打交道。因此，张謇的团队人员熟知海关对于企业经营和货物流通的重要性。尤其特殊的是，大生纱厂办在通州，通州本地除了棉花外，其他诸如机器及配件、燃料等物资，都需要从上海购买或转运，江海关成为大生纱厂经营环境的重要一环。在张之洞和刘坤一两任两江总督的支持下，大生纱厂取得了“只在洋关报完正税一道，其余厘税概行宽免”的政策。[5]也获得了上海运往通州的物资，在缴纳子口税后，凭护照经江海北关复验后，直接出吴淞口驶往通州的便利。
随着大生企业的发展，大生流通的物资日益增多，缴纳江海关的税额也水涨船高，与江海关的联系愈发密切。从张謇的文章和日记看，张謇与好博逊是有往来的。
张謇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为创办渔业公司事咨呈商部》里披露，宁波和上海的渔船因为关卡税重厘繁，不得已挂用洋旗。关税每次大船27850文，小船15750文，吴淞厘捐每次大船74000文，小船56000文，此外还要受到各个衙门和恶棍的盘剥。“一挂洋旗，税由华人之为洋伥者代缴。按吨位论税，大船征银十二三两，小船征银三四两。厘卡免捐，向索陋规之人亦不敢过问。计每一船进口共费七八十元。”[6]103张謇曾与好博逊有过探讨，两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着一致的看法：“前晤沪关税务司好博逊，亦谓若望各渔船不挂洋旗，非中国真能体恤穷苦渔民不可。”[6]103
张謇与好博逊探讨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厘捐的危害。厘捐是一种商品通过税，由于逢关纳税，遇卡抽厘，重复征课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早在1879年，张謇就指出“其实厘捐所入，半肥委员、胥役之囊”。[6]5鉴于厘捐之弊，导致洋票盛行。贩运洋货之子口税单及贩运土货之三联单，初均限洋商持有，故合称洋票。[7]1895年9月，张謇指出：“各省口岸商民之乐买洋票者，既纷纷矣。将来内地商民，苦厘捐之扰，而便洋票之随处可买也，悉趋日商之门，张日商之旗，以七分五厘归关税，以三四分酬日商”。[8]根据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洋货从通商口岸运销内地，或土货从内地运往通商口岸，除了在口岸海关缴纳5%的进出口税外，缴纳2.5%的子口税后，可以免内地一切税厘。子口税保护了洋商的利益，导致华商依附洋商，假冒洋商名义，以逃避各种厘税的盘剥。在厘捐问题上，好博逊作为江海关税务司，跟张謇持相似的态度。
好博逊在天生港开埠中的作用
为便利交通和贸易，张謇在筹办大生纱厂的时候，就策划将通州的天生港开辟为通商口岸。从天生港自开商埠，到江海关南通县洋关分关的设立，这段时间好博逊担任江海关税务司。现存的史料看，清政府的这些决定需要通过上海道布置给江海关税务司具体操作，好博逊实质上参与了天生港的自开商埠工作，天生港既是通州的重要长江口岸，况且“至内河道仅十余里，其东至海门，西至靖江、如皋、泰兴、泰州，北至东台、兴化、盐城，凡八州县，一水可通，而天生港适为枢纽之地”。[9]8-9天生港的开埠对于长江北岸多地的经济有促进作用，为此张謇动用了诸多人脉争取，首先是1899年山东道监察御史余诚格奏请天生港自开商埠。余诚格，字寿平，与张謇同为乙酉年（1885年）顺天乡试举人，两人之后以“同年”相称，张謇日记中有数笔两人交往的记载。余诚格1889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张謇1894年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两人成为同事。余诚格在初创时期的大生纱厂存过款，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初九曾致信张謇，从“存大生之款暂提规元五千金”。[10]
1904年张謇曾致信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魏光焘，陈述南通各企业购买的物料从上海运到南通时，都在长江中起卸，经由驳船转运，风吹浪打危险得很，因此张謇准备在天生港以趸船作为轮步，解决通州长江口岸没有码头的问题。张謇请求魏光焘指示上海道与江海关税务司协商，派遣关员到通州查验。[9]8-9
张謇1905年致函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禀告业已根据上海道的要求，按照海关进出货物列表，将通州内河一带货物出入情况报告给了上海道，并送交了江海关税务司，税务司好博逊当面答应派副手前往通州实地查看。张謇希望周馥指示上海道转饬好博逊，派副税务司到通州勘察。[11]
1905年10月17日，张謇再次致函周馥，阐述了天生港开埠的缘由，函中提到“沪关殷副税司刻已遵饬来通，查勘关埠”。[9]8-9殷副税司即好博逊的助手，江海关副税务司殷专森（J. W.I nnocent）.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间，即1905年底，好博逊将有关天生港开埠事宜的来往函件抄录后，连同江海关在天生港实地绘制的地图，以及张謇提供的通州进出货物列表，全部报送海关总税务司。[12]
1906年清政府批准天生港暂作可以起下货物之不通商口岸，交江海关辖理，并由江海关道（上海道）会同税务司另订专章详夺。[13]
1906年12月10日，张謇到天生港视察埠头施工情况，然后附“大通”轮赴上海。18日，张謇与好博逊会晤，想来议题离不开天生港开埠事宜。
1907年2月22日，好博逊派江海关副理船厅鹤而生（在大生沪帐房所录信稿中也作哈乐森），与大生纱厂的翻译一同搭乘“鄱阳”船，前往通州测看天生港埠头事宜。鹤而生回上海后向好博逊禀报了天生港码头建筑的基本情况，如“码头现已在动工创造，自岸边起至江心筑木桩250尺。外筑浮桥两顶，自25尺至30尺长，15尺至20尺开阔，一边放在方木桩之上，一边放在平底驳船之上。另外再作浮桥两顶，长30尺至40尺，阔15尺至20尺，接连趸船。”此外还对用作趸船的“威靖”兵船，以及另外一艘“铁壳鸭尾船”如何移放码头，提出了技术上的建议。[14]
1907年10月22日，根据总税务司的要求，作为江海关税务司的好博逊又把后续产生的涉及天生港开埠的往来函件，包括上海道瑞澂迭次给江海关的来函，汇总上报税务处。[12]之后在好博逊给瑞澂的另外一封信中，还附录了江海关所拟的天生港征税试行办法、查勘埠头趸船绘图的说明等。[15]
1910年江海关南通县洋关分关设立，1936年1月1日撤销。[16]1935年12月11日，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董事长徐静仁呈文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要求收回裁撤南通分关的成命。徐静仁认为“南通为江北各县之要口，土产运销外省，外省进口百货，均以本县天生港为起卸货物之总枢。近年江北垦地大辟，棉产日丰，每年价值数千万之原棉，亦以南通为转汇之中心。”[17]对于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其生产的纱布，多数销售到川、鄂、皖、赣等省，到江海关南通分关报验，便捷省时节费。如果江海关南通分关裁撤，货物需要去镇江或者上海报关转运，不仅对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对江北的农工商也都是深重的打击。由此看出当年张謇的努力，给南通乃至南通经济辐射的地区带来的便利。
参考文献与注释：
[1]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107.
[2]夏伯铭.编译.上海1908[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26.（另据《北华捷报》1910年2月25日第417页，好博逊1861年进入中国海关工作。）
[3]陈正恭.上海海关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5]张之洞.南洋大臣张奏稿（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M]//影印创办大生纱厂禀稿暨招股章程原本.南通市档案馆馆藏B401-111-1.
[6]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①[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7]何烈.清末的洋票问题[M]//大陆杂志社.明清史研究论集（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第五册）：381.
[8]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5.
[9]张謇.张绅謇咨周督文（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九日）[M]//通州兴办实业章程（大达轮步公司）.翰墨林编译印书局,宣统二年五月三版：8-9.
[10]南通市档案馆馆藏B404-111-16.
[11]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59-160.
[12]好博逊.好税务司来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到）.南通市档案馆B401-111-10.
[13]外务部户部遵旨议复通州天生港暂借商款自开商埠应归江海关派员经理摺（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M]//通州兴办实业章程（大达轮步公司）.翰墨林编译印书局，宣统二年五月三版：3-7.
[14]好博逊.三十三年二月初二瑞道台来文内附洋文照译录后.南通市档案馆馆藏B401-111-10.
[15]好博逊.好税务司来函（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到）.南通市档案馆馆藏B401-111-10.
[16]《中国海关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海关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365.
[17]徐静仁.呈请收回裁撤南通分关成命以便利工商运输事.南通市档案馆馆藏B403-111-124.
Study on Zhang Jian’s Contact with H. E. Hobson
Zhu Jiang
(Nantong Archives, Nantong, Jiangsu, 226018)
Abstract: Shanghai Customs was an important department that Zhang Jian needs to deal with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industry. Zhang Jian maintained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H. Elgar. Hobson, theCommissioner of Shanghai Customs who was from British. In the Decennial Report On the Trade ,Navigation,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892-1901）, H. Elgar. Hobson recorded Zhang Jian and DaSung Cotton Mill, which was the earliest observation and evaluation about Zhang Jian and DaSung Cotton Mill In the eyes of Westerners. H. Elgar. Hobson gave some helps in Tien Sung Kong Port opening.
Key Words: Zhang Jian; H. Elgar. Hobson; DaSung Cotton Mill; Tien Sung Kong Port ope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