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9)》·2018年度论坛●
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家张謇
——“村落主义”的在地化经营经验
温铁军
时间有限,感谢的话就不说了。上来先问个小问题,在座的各位特别是做企业的,谁会真正相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说了句离场论,大家的预期就没了?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是吓大的吗?接着再问,当这样的所谓的离场论变成领导干部接见民营企业家时候的说法,大家难道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么个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变成这样的吗?这其中有多少背景,希望各位不要太简单,我们也不要以为好像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的矛盾主要对象是国有企业,这些事情恐怕不会像社会上热炒的那样简单。各位应该也知道中国的国企是重资本的,银行为什么大量的形成流动性但却贷不出去,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尽管有民营银行,但是国有银行的资本金80%左右是国家的,从社会存款的角度看,任何存款人都会愿意把钱存到国有大银行,是因为相对来说保险系数高,因此国有大型银行集中了最大量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要想用出去,越是大银行越难以对高度分散的中小企业多贷出,因为它不经济,所以客观上中国出现了M1增长速度高于M2的现象,这些本身意味着中国自身在金融结构上不是一般意义的调整,而是要真正推进国企和民企之间的融合,不是所谓的双方之间存在什么利益对立的矛盾,这件事情上希望大家深入思考。结合现在的形势,我这次的题目和上一年的题目有相似性,但是这次应该说是我们的研究团队,特别是年轻人做研究所提出的一些比较贴近客观真实的结果,所以在这里代表我们的研究团队,向大家做一个汇报。
我们不仅在研究张謇,我们同时也在研究继张謇而后起来的卢作孚,张謇1926年去世,卢作孚1925年创立民生,张謇的大生和卢作孚的民生是君在江之头,我在江之尾,他们前后之间是呼应的。上午有人说到卢作孚曾经两次来南通向张謇学习,并且对张謇在南通的实业在地化、综合开发是非常感兴趣的。大家看卢作孚在重庆搞的民生集团,他的所作所为几乎跟张謇是一样的,都是综合性、在地化的一种社会企业发展模式。去年我们讲的社会企业,今年我们还是要讲社会企业,我不太认同上午发言中有些人所说的,张謇追求现代化,就是要把农民都改造成市民等等,这些我觉得可能客观上有这种情况,但是其实大生的发展,恰恰是他的农业领域中的垦殖和工业领域中的经营方式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点我们下面具体介绍时会给大家讲。
我们来看,张謇1895年筹办大生纱厂,1896年正式开始,1925年被债权人接管,然后1926年去世,前后凡三十年。一个书生能够以一己之力,对南通这个地方做30年的综合建设,谁说他失败了?所以那种说法,以所谓一个企业本身的最终结果来看所谓成败的说法其实并不是客观的。上午有人讲了张謇的伟大,其实他的伟大在于他开启了中国企业界全新的企业类型,叫做社会企业。
我在上一年的论坛中跟大家说,直到21世纪发生全球危机,西方才开始转型为强调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强调企业社会责任进一步的转型就是推出社会企业,或者叫企业社会化。也就是说企业不再是以追求盈利为第一目标,不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要追求可持续发展,追求企业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关系等等。如果我们现在去看各个大型矿物公司,看他们的企业发展目标,没有一家强调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全部都是讲我们要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所以没有像过去那样,像上个世纪那样,或者是像我们现在照搬的教科书那样,也因此上个世纪的发展可以说是粗放发展,它所对应所形成的理论体系是粗放理论。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是如果把这个改变当成新的改变,那我们就错了。因为中国早在19世纪末,张謇他们抱着实业救国的目标创办企业的时候,一开始办的就是社会企业,一开始追求的就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综合的可持续发展。那我们下边进一步解析,看一下演变过程。我们知道现在的新世纪,当中国也连续遭遇到生产过剩危机的时候,我们试图做的调整是一种历史性的、方向性的调整,我们试图转型为生态文明,那转型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是当你把生态资源或者把自然资源分散占有的时候,客观上是存在转型所难以克服的交易费用陷阱的,我们只能使用整全科学体系来重新考量我们原有的制度是如何粗放的造成了经济社会的不可持续,也因此真正的深化改革是应该按生态文明转型要求来考虑深化改革,而不是再按照过去加快工业化、加快城市化那个时代,不是按照那个时代的要求考虑如何改革。所以深化生态文明这个改革早在2015年中央就通过了,但是到现在几乎没有见到任何部门有行动,这才是我们今天转型困难的一个内在原因。
我们客观地看中国民营企业所遭遇的困境,首先应该说它和当年张謇的大生系、大生集团在20年代遭遇的困境有很大的相似性,因为在20年代所遭遇的困境几乎也是一个企业在某一个领域中进一步扩张之后,所遭遇到的内外环境的根本性改变。从外部环境来说,我们都知道纺织业作为早期工业化原始积累中那个阶段上比较适当的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产业,它达到一定时期一定阶段之后就会有所调整。我们看我们国内也是,无论国有还是民营,当年我们的纺织行业不是经过了一次大调整大整合吗?这个就是在中国1870-1890年,甚至到1910年前后中国的纺织业是有利润空间的,但是1920年代后,中国的纺织业空间迅速收缩,当然包括大生在内,所以应该看宏观产业结构的变化,在1870年到1920年代这个大概有40年左右的演变过程,它是由盛而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应该看到大生系其实在竞争中是能够脱颖而出的,它能够维持这么长的时间,本身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了。看企业运作,它是有它的行业规律的,所以不能简单的用一个企业的盈亏来看它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应该把当代民营企业所遭遇的困境和现在的国内国际环境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看得清楚。
我们当然都应该知道,从90年代中国开始推进外向型经济,加快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从那以后我们所发生的几次危机都是输入型的。最典型的是1997年当东亚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我们就遭遇了一次因输入型危机而导致的生产过剩。那次生产过剩首当其冲出问题的是国企,40万家企业倒闭,4千万职工下岗。在那之后本来我们处于箫条阶段,但是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于2001年爆发,同时9.11这个政治危机也爆发,于是美国的资本大量出逃,我们就在2002年陡然进入复苏,2003年因外资大量进入中国,我们进入经济高涨。在这个阶段上本来有高达13%的增长率,突然遭遇到2007年和2008年美国的危机爆发,于是乎外需再度下降,2009年、2010年我们出现了实体经济下滑的困境。这个过程中间,只要你的实体经济缺乏市场,那资金析出实体经济进入虚拟,本来也是客观规律,因此脱实向虚这个趋势是规律使然,不可能靠任何主观政策加以扭转。大量资金脱实向虚进入虚拟部门的时候,当然是虚拟部门泡沫的膨胀,然后这些泡沫相继崩掉。所以客观上我们遭遇的现在的变化不是哪个人主观决策的结果,而是客观演化的过程。这种外部环境导致的内部的变化,应该是几乎所有企业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都遭遇到的。为什么现在国有显得一支独大呢?是因为在经济下滑的时候,特别是市场需求下滑的时候,政府如果不借用罗斯福新政,不是政府直接出手干预,用国有银行的资金去给国有企业搞大规模基本建设,这个国家经济就垮了。所以当然会出现大量的银行资金,特别是国有银行的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去干这些事儿。上午有一个企业家讲到,国有部门去干基本建设,私人部门也不会去干,因为不产生收益,并且短期没有回报,当然出现资金大量被国有部门占压,但不产生税收、不产生利润、也不带动就业,似乎显得没有效益。但是别忘了,这种效益在全球需求下降、中国经济进入第二轮生产过剩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顺利产生的,于是乎就有工业领域中的供给侧改革。在工业领域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中国又提出了农业供给侧改革,其实意味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两大产业相继进入过剩,这就意味着工业化时代需要作出调整,那就是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如果正常的去理解这代领导人所提出的战略调整,本来应该是一个常态的反映,但是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我们的理论界、思想界不能正确反应,弄得社会(哗然)。当然大家不能怪媒体,人家媒体本来就是短平快,不能怪媒体的朋友们太幼稚,结果就把很多东西变成标题党热炒,热炒的结果就变成今天看上去很正确但是似是而非的那些解释。
好了,为什么讲张謇的时代意义?我希望大家理解真正意义的PPP改革,就是国企民企的改革应该走向社会企业,因为生态文明这个发展战略要求的是整体性的、系统性的,出现一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类型,而不是再像工业化时代那样可以把一个产业拆分开,然后变成无数的不同的企业类型,并且越是强调生态文明越要明白生态与可持续本身具有极强的公共品性质,我们希望大家在讨论企业改革企业转型的时候,别忘了我们正处在新世纪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关键的那历史关头上。大家应该明白,实体经济下降不是我们一国的情况,是世界上大多数进入工业化国家共同遭遇到的,并且是自70年代战后再度爆发生产过剩大危机以来普遍出现的趋势。左边的图是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占比不断下滑的趋势,从70年代开始一直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因为实体经济下滑,发达国家开始把实际产业向外转移,于是就有了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实体转移而形成了工业化过程。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且不说他的幅员辽阔,更何况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给中国打下了重工业的(基础),才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工业门类完整的国家,而不是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只接受了一般制造业,只接受了轻型产业。因此这些国家在世界危机面前基本上都垮掉了,发展中国家现在还仍然能够维持住完整的产业门类的工业化的国家,只剩下中国一个国家。这些不多讲了。发达国家产业移出,进入虚拟经济并且虚拟扩张的时候,靠什么来维持虚拟资本获利?靠军事强权、靠政治强权、靠维护原有的所谓国际秩序。因为我们的产业遭遇相对生产过剩的条件下,要想维持增长不得不使用政府手段,于是导致我们的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把财政赤字和其他国有部门的负债打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中国的债务危机很大。但是好在我们的债务基本上对应的是财产,对应的是实体经济,也就是说这个债务还是可以得到支付的,只要把实体经济的财产卖掉了,就可以支付债务了。而西方国家的债务对应的不是实体,他们是消费性负债。所以,我们的负债是建设性负债。但这也很麻烦,去年我们能够产生财政结余的省还只剩下6、7个,今年大概只剩下3、4个。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文明建设、反贫困、战略转型全都压到财政上,这就导致实际上财政不可持续。如果这个时候企业不及时转型为社会企业,还按照过去的思路和发展方式,继续追求粗放型的数量增长,对谁都没有好处。
看这张图表达的就是实际发生的变化,从这里我们来看张謇作为社会企业家的意义。先说当年我们在(十九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用于国外的这些纱和布的进口就高达5000万两海关两,这相当于中国自1840年以来遭遇的无数帝国主义侵略所赔的战争赔款的总额,意味着实际上白银大量外流,于是乎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替代这种危机,就有张謇这样的社会企业家站出来,而且他是被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国洋务运动所代表的那个坚船利炮,最终战败,被这个东西刺激出来的。我们研究卢作孚的时候,发现卢作孚也是7岁到成都去求学,他的老师就以1894年甲午战败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训来教育他,他也是接受了甲午战败的教训。所以张謇、卢作孚之所以都能够成为社会企业家,在于他们以救国为己任,救国的同时要救民。因此我们看到他的企业的产生,就是要建立一套所谓现代公司制度。但是他提出公司制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定义公司的,所以无论定义什么叫公司,还是定义什么叫大生,都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所以从新儒家救国这个一脉相承的体系到张謇,仍然保留了清流的传统。
我们往下看,张謇办大生纱厂的时候,他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所以有的发言的同志讲到说,办一县之事乃为一省,一省乃为一国,而一国乃为全世界,这个阶段上的人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窄的心态,是一个因救国、因危机而形成的非常宽广的胸怀和视野。我们眼中的张謇,他的伟大在于毕生坚持另类清流。清流一定是另类,另类一定是清流。怎么表现?“读书不善考试,入仕不谋官职,为政不服强权,经商惠民为实……”这是一代人,这一代人像张謇者比比皆是,而不是上午我们戴老板所说的流氓大亨比比皆是,那是另外一代。我们用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教育,教出什么样的一代企业家?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另类而必然清流,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中,都是始终坚持他们的本色的。所以刚才有人讲到张謇政治上似乎有很多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铁杆爱国,就是死不悔改的爱国主义者。为了国家的统一,他可以采取任何政治手段,只要维护得住,尤其是清末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种严峻的形势面前,要人不讲策略只坚持某个说法,对不起,那是今天我们的一些愚昧者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愚昧去要求我们的前辈。
我们对张謇的发展过程做了起承转合的分析,他为什么“起”?清末变局之中,一直处于另类地位的张謇秉持清流理性强调五族共和,极力维护国家统一,但却屡遭排异,遂有理性救国之政治,理性实业之经济的相辅相成。他在南通的做法之所以是综合性的,就在于他实际上是在试验他的理想。他的什么理想?第一,强调“余必生抱定村落主义”,意思是他不是想消灭农村消灭农民。张謇的实业之所以能够“起”,是因为初期利润能高达25%,最高能够超过50%,当然是官方的股本在里面必须支付。资本增加很快,主要在于什么?第一他实现了全产业链的在地化,第二他通过把农、工、商、金多种经济门类组合在一起,实现了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如果说张謇的经济实践是有经济学理论可归纳的,我们注意这两条,第一全产业链,第二内部化。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而这个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使农业独立出去,变成一个提供剩余的部分,而是把农业,特别是农户的土布纺织保留下来,用他的纱厂形成适合农户织布的中间品,于是乎他前头的原材料在他自己的垦殖公司,中间的加工在他的工厂,后面的成布在农户的以户为单位的纺织,极大节约了他的成本,在一个体系内,在南通的地方范围内完成了全产业链的整合。更何况不仅仅只是纱厂,同时还有物流、仓储,还有金融、保险,各种各样不同的产业链的环节,于是构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在地化的,能够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的经济模式,这才是社会企业的优势。我们去看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社会企业,你会发现只要能够把所有的经济门类装在一个体系内的,几乎都是立于不败之地。其中比如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综合性企业就是这样的。我们再去看比如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以色列的基布兹,基本上都属于同一类别。我们看当年张謇所做的比他们要早得多,所以我们说这种模式应该是张謇30年能够经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内在机制。“承”就在于因为他是产业在地化的,所以他就地转化利润,优化本地一级市场,收益回流本地,因此他就地的原始积累意味着本地资源的资本化,收益回流本地,形成了在地化综合发展的模式,这是中国企业家首创的社会企业的经营经验,因此实现就地的可持续性。他的教育、公益,乃至于文化、建设等等,所有的这些都不外乎是在地化的一种表达。把这个理解了,我们就知道社会企业本身应该是在地综合建设。这些图片我们以前都用过,只是告诉大家他所面对的这种在地综合建设,首先是环境,是积累,小农耕织与集约规模的融合等于垦牧租佃加厂纱户织,这才是最节约交易成本的,所以能够比别的发展得快,能够形成巨大的利润,利润来源于这种经营模式。最后我们看多元化投资形成的产业链条和本地市场网络体系能够有效节约交易费用。大家也都知道古典主义的市场理论其实不可能达到按照那种理论逻辑推导出的一般均衡的,什么情况下有可能实现均衡呢?就是这种方式,所以我们说得把交易费用理论,得把制度学派的理论引入到我们一般的所谓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当中,我们才能分析得好我们过去企业发展的经验。接着,当他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规模的产业意味着风险的规模化,资本的积累每一分都带来风险的集中,每一分资本带来每一分风险。当风险集中最终爆发的时候看有没有抗御风险的能力,内部风险尚可抗拒,外部风险则很难抗拒。因为这个时候大家知道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得到了3亿两赔款,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三分之一是用于产业发展的,有一部分产业发展的资金是用于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地区扩张他的产业,这就构成了在中国土地上的外资跟中国的竞争,所以日资纱厂对中国本土的纱厂的竞争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再加上这个时期各种各样的成本都上升,又客观上遭到了二三十年代西方市场因西方发生经济危机而萎缩这样的趋势,导致内外压力造成对于集聚资本能力相对弱的一般轻纺产业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所以多种因素最终导致竞争加剧,然后一个产业就出现了相对而言的衰败。我们看最后虽然他去世了,但是去世同时整个中国的改良的乡村建设运动起来了,大约就是在20年代中期,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1千多个单位,很多前辈在做的事情。其实张謇在南通培养的费氏家族(费达生)和后续的其他的,包括黄炎培等各种后续的先贤们都在开展乡村建设,这个乡村建设在民国时期形成了非常蓬勃的局面,这都是拜张謇1894年、1895年起步的乡间先贤所赐,我就不多解释了。最后有一个要解释的是这个图,我们怎么看待社会企业运作的微观机制?但是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图留在这儿,大家自己去读它的注解。谢谢大家。
2018.11.10
(作者简介:温铁军,男,河北昌黎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