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0）》·文献校订 ●

《啬翁自订年谱》新校

张裕伟

在皇皇六百万言的《张謇全集》中，有部分内容曾经出过单行本，如《癸卯东游日记》《张季子诗录》《啬翁自订年谱》等，而张謇晚年所编《啬翁自订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由于反映了张謇一生的经历、交往、思想，又是谱主自订，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史学信息，被认为“实际上是了解张謇一生的大纲”^[1]，因而受到了学界的特别重视。很多近代史方面的史学著作对此进行了征引，可以说这是《张謇全集》中利用率最高的一部分。

张謇对这部年谱的自订，非常重视，作为对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总结，在晚年庶务丛脞的情况下，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检索《张謇全集》中的相关信息，可知张謇自六十八岁即开始着手编纂。1920年张謇日记载，本年正月一日“自编年谱”^[2]876，到1923年张謇71岁时，本年二月二十三日，“自订年谱，根据癸酉以后日记，惟日记有缺失者。”^[2]933四月七日，“自编年谱初稿竟，要事未入尚多，须补。”^[2]935为了尽可能使《年谱》内容准确完善，张謇甚至还邀请家人、好友与其一同“创作”。1923年四月八日，张謇在《年谱》初稿编成之后的第二天，即“以年谱与退翁看”^[2]935，请其帮助修改。本年五月三十日，张謇日记又记“与赵竹君讯，嘱补余年谱之略脱。”^[2]937《张謇全集》中所收张謇为此致赵凤昌函件共三封，三函原件尚存，见于《赵凤昌藏札》。最早的一封为1923年7月13日写发，内容为：

惜阴先生鉴：

在沪过扰，承教尤多，其追述十余年前往事，如烛照而数计，使下走如读旧书，真可感幸。今年下走自编年谱，盖有感于家国身世而然，与但系一人者有别。惟当时有不欲明言尽言者，故甚略。然坐此多难于记忆，无可如何。大都与公共计相商者，亦将二十年。兹以稿草奉览，祈按年书于眉上，以便加入更缮。拜赐无穷，不胜大愿。敬颂

潭安

弟张謇七月十三日

即如庆小山递宪法书于清后，日记止云分寄北方耳，何年、何月、若何情形都失之。^[3]1189

此函内容为专托赵凤昌修改《年谱》初稿，其中强调了自己自编年谱的用意及其对该年谱的高度重视，并谈到自己的日记因文字简略，不少内容由于年深月久，以致难以忆及，又具体说明了希望赵凤昌如何修改。赵凤昌以记忆力甚强著称，张謇在此函中说“其追述十余年前往事，如烛照而数计，使下走如读旧书，真可感幸”，并不是普通的恭维话。可能是由于赵凤昌事务繁忙，未能及时将该稿修改补充，张謇在时隔二十天后，再次去函：

惜阴先生左右：

承允校补下走年谱之遗失，顷已寄奉，不审消夏之余已蒙增补否？顷复捡寻故纸，有可加入者，若公已阅订，幸便寄还。通崇海霪雨为灾，各垦地独否，或可稍望移转乎？即颂

著安

张謇八月三日^[3]1193

又过十三天，张謇再次去函催促：

拙编年谱已蒙补订否？弟处亦尚寻出可以续入者须加入，能便捡还极荷。通海连被风水之灾，而各垦区独安稳，此或天之怜宥。今春曾小小施工处已大效，惜债重难回旋耳。新凉，惟冀珍重。

惜阴先生

謇八月十六日七月五日^[3]1196

此两函可见张謇急切盼望赵凤昌修改自己《年谱》的心情。赵凤昌后来对《年谱》初稿进行补充后，张謇又参照自己新找出的资料记载和个人回忆，进行了充实完善，本年十月二十七日，张謇“改定年谱”^[2]944，至此《年谱》基本写作竣事。这部仅有四万五千余字的作品，大约耗时五年才基本编成。

张謇为此稿写作了一篇序言，在序言中将自编《年谱》置入到“中国上下五千年绝续之会”中予以强调，并特别突出“黄帝以来，五千年君主之运于是终，自今而后百千万年，民主之运于是始矣。呜呼！岂非人哉，岂非天哉！謇年二十有二始有日记，至于七十，历四十有八年，视读古史殆易数姓。此四十八年中，一身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尝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不忍舍弃，撮为《年谱》，立身行己，本末具矣。系日于年，固有事在，以供后之作史而论世之君子，倘亦有所取裁。”^[4]可见此稿对于张謇总结自己一生，并放在中国历史纵深发展的长河中、关照中国政治社会发展全局的深刻用意，对于这一重要历史文本，宜乎后世史家高度重视。

对于张謇晚年的这一重要著作，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尚不充分。笔者孤陋寡闻，目力所及，写成专文讨论《年谱》的，最早为包谦六的《啬翁自订年谱研究》一文，此文刊于1939年，分“订谱缘起”“忧患”“学问”“出处”“政闻及其政治思想”“事业”“评骘人物”“版本及考订”“结论”九个部分，主体是叙述《年谱》中反映的张謇生平及学问事业概况^[5]。后有20世纪60年代南通老辈学者瞿镜人和管劲丞二先生的两则短文。瞿镜人先生的《张謇的自订年谱》虽仅短短160余字，但保存了大量珍贵信息^[6]50。管劲丞先生的《张謇年谱手稿影印本和排印本有不同》一文，举了三个例证证明标题观点，此文也仅不足500字^[7]。近年对《年谱》进行较为深入研究并写成专文的，为上引高广丰先生的《我读〈啬翁自订年谱〉》一文，此文重点强调了《年谱》在张謇研究领域的重要价值，指出“从读《啬翁自订年谱》开始，然后根据它的提示，再进一步逐一拓展开去，阅读张謇的相关文章，我们就能对张謇有个全面的了解和总体的把握。而从事张謇研究，就必须从这一步开始。”^[1]该文并对《年谱》中所及张謇政治思想、交往人物和相关细节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论述。

张謇的自订年谱，及至今日，主要版本约有六种：

一是初稿本。《年谱》最初是由张謇秘书管国柱起草初稿，以日记为蓝本，稿纸间行逐年编写，便于张謇修改。张謇对这个初稿进行了大量的增删改易，要紧处圈改再三，几同重写。管氏起草的初稿至六十八岁为止，六十九、七十岁两年由张謇自己撰写。该书据说是“因张之族孙某，另有借作证明需要”，所以“摄影石印。精装一巨册，初不分卷，当时仅印三百部”^[6]50。该书存有大量张謇手稿，因此弥足珍贵，从张謇的增删改动处，均可看出大量相关历史信息。

二是排印单行本。该本于民国十四年（1925）铅字排印，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至四十二岁止，下卷至七十岁止。此本自然是照上述初稿本排印，但如上引管劲丞先生文所述，此本与初稿本还有一些不同，显然张謇在此本排印时，又进行了一些修改，而此本在文字上还有一些错误，因此后来又出了11条“校勘记”附在书后，对相关文字表述的错讹进行了更正，并补充了一条重要记载。张謇为该本的正式出版于本年写作了《年谱自序》。此本作为正式发行的专书，又经反复校勘，应是最能体现张謇原意的版本。

三是《张季子九录》本（以下简称《九录》本）。张謇逝世后，其子张孝若在张謇前期编订的基础上，继续主持了《张季子九录》的编辑出版事宜，《年谱》收入该书的“专录”部分卷六、卷七。此本与排印单行本相比，增加相关内容十余条，少数部分文字也略有不同。另外，《九录》本增加了自张謇七十一岁至七十四岁逝世四年间的内容，相关表述全部依据张謇日记摘抄，所选内容较为琐碎。此本成为展示谱主完整一生的第一个版本。《九录》于1931年出版，聚珍仿宋版印刷，有旧式基本句读。但因《九录》部头过大，后期相关编辑人员并非专业学者，因此在文字和断句上存有一些遗憾^[8]。

四是《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本（以下简称《传记》本）。此书由张孝若撰写，综述乃父一生经历与事功，该书最后附有《啬翁自订年谱》及年表。内容上与《九录》本基本完全一致，不同的是，该本采用了现代标点。

五是旧版《张謇全集》本（以下简称旧《集》本）。旧《集》1994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发行，《年谱》在该书第六卷第827—898页。该本为第一个简体通行排印本。但因旧版《张謇全集》出版仓促，编校不精，文字上有较多疏漏。

六是新版《张謇全集》本（以下简称新《集》本）。此本在旧版全集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整理，并主要与《九录》本对照校勘，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同，并给出了大量校勘记。新《集》2012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年谱》在该书第八册第987—1049页。这是目前《年谱》最为通行的版本，也是最新的整理成果，文字上最为精确，学界引用最多。但该本限于当时条件，文字上仍有少量遗憾，且似乎未与其余版本全面比对，因此有进一步校勘的必要。

除以上六个版本外，另有一个日本内山书店日文本。据南通赵鹏老师微文及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刘佳博士指出，该本于1942年由内山书店出版，东亚同文书院教授日人铃木择郎翻译为日本文字。此本前有张謇友人唐文治所作序言，序言由张謇助手陈葆初请托唐文治所作，唐因目疾，口述成稿，并由陈陶遗署端。据该书后记，译者铃木择郎与编纂过张謇诗集的画家李祯相识，并曾在民国十三年（1924）来通拜访过李祯，见识到了张謇的事业概况，知晓乡民对张謇的尊敬之情。铃木翻译张謇《年谱》的目的，是想让日本国人通过这一《年谱》，了解从咸丰三年到民国十四年间中国的政治、外交、产业、社会、教育等情况。该本也分上下两卷，很可能是依据1925年铅字排印本翻译。该本从传统版本学角度看，校勘方面意义不大。笔者对于此本因无缘寓目，且不通日文，未能利用。

以上六种版本，本次重新校订，进行了认真比对，以新版全集为底本和基础，重点比对了最为接近张謇原意、版本学方面最有价值的1925年铅字单行本，并兼顾其余四个版本。初步整理的成果，已撮为《〈啬翁自订年谱〉校勘三题》一文^[9]，其余成果按照张謇年岁缕述如下。笔者学殖谫陋，聊供百虑一得，目的是使该部分张謇文集更加精善，为学界提供一个更加可靠的《年谱》版本。不当之处，恳请师友不吝指正。

1．五岁，“正月，三叔父来，知余已识字，命背诵《千字文》，竟无讹，三叔父喜，先君、先母亦喜。”手稿本及排印单行本无“字”字，《传记》本亦无，可采。《九录》本及旧《集》本有。《千字文》为旧时蒙学读物，《千文》即其简称。

2．十一岁，“先生命属对，法以上下左右昼夜黑白相对，如是推类。先君见以“日悬天上”对师所命“月沉水底”而喜，谓可读书，谋于三叔父，明年延师于家。”手稿本于“月沉水底”后，张謇加了一个“句”字，排印单行本亦有此字，可采。《九录》本及《传记》本均有，旧《集》本无。

3．十六岁，“駉孙故以贫读书于县之抚幼塾，塾不征学资而给食，就学子弟以字分次其入塾之年。”《传记》本于“駉孙故以贫”后加逗号断句，旧《集》同，可采。《九录》本未断。

4．十九岁，“先君请于璞斋先生，先生谢不能为力，余家实不支，而金太夫人郁致疾。”手稿本及排印单行本于“余家实”后有“亦”字，手稿本此处为张謇改定，《九录》本及《传记》本同，可采。旧《集》无。手稿本及排印单行本又于“而金太夫人郁”后有“忧”字，手稿本此处亦为张謇改定，可采。《九录》本、《传记》本及旧《集》均无。

5．二十二岁，“四月朔……孙先生介见泾县洪琴西先生（汝奎）、石埭杨仲乾先生（德亨）。”手稿本及排印单行本“埭”字为“棣”字，《九录》本同。《传记》及旧《集》为“埭”。按，“石棣”应为“石埭”，石埭即石台县，安徽省池州市辖县，地处安徽省南部，秋浦河畔。据《元和郡县志》记载:“石埭在县西北一百三十里,有两横石壅江,有如埭焉,因为名。”《太平寰宇记》记载：“因贵池原有两小石埭堰溪水,遂以为名。”旧时亦偶有称“石棣”者，两字不同，大抵因形近讹变。可出注。

“十月……学院翰林院侍讲学土长乐林锡三先生（天龄）。”“学土”应为“学士”，诸本均不误，应改。

“十月……又训之曰：‘家中债，有父母在，可渐理，勿以为念。冀非分财，辱父母。’余悚泣。”手稿本及排印单行本“念”字为“急”字，手稿本此处为张謇重新撰写。《九录》本、《传记》本及旧《集》均为“念”字。按，应为“急”字更胜，意为还债是我们的事，你不要为这事着急。“急”字与“可渐理”的“渐”字正可呼应。

6．二十三岁，“三月……去年吴公见所与来往函牍，因识余，至是数过从与谈。而孙先生于余逢人游扬，颇遭同辈之忌，讽刺或见词色，余不欲以新间旧。

六月，借住惜阴书院肄业避之，荐海门秦少牧（兆鹏）为代。”

排印单行本“六月，借住惜阴书院肄业避之，荐海门秦少牧（兆鹏）为代”条连接上文，不另起，可采。按，排印单行本于每年之中各条间有空格，而此条“六月”前无空格。根据文意，这里“六月，借住惜阴书院肄业避之，荐海门秦少牧（兆鹏）为代”，正是承接上文“孙先生于余逢人游扬，颇遭同辈之忌，讽刺或见词色，余不欲以新间旧”，而采取的自避措施。《九录》本、《传记》本及旧《集》本均另起，不当。

7．二十五岁，“十一月，具呈学官详改今名。彦升后有《更名篇》见规，谓謇有直言、蹇吃二义也。”手稿本无“彦升后有《更名篇》见规，谓謇有直言、蹇吃二义也”一句，排印单行本始有，而“后”字为“复”字，可采。两字应为因繁体字形相近致误。《九录》本、《传记》本及旧《集》均作“后”，不当。按，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第456页引用本《年谱》中内容，此字不误。

8．二十七岁，“五月，应科试，经古制艺正覆四场皆第一，优行试亦第一。夏公命见，见谓：‘初至江阴，属幕宾磨勘前任校试卷，见于前试诸作，传观交誉，余适至，询何名，则子前名育才也，因告诸宾。’”排印单行本中“见于前试诸作”的“于”字为“子”字，可采。手稿本此部分为张謇重撰，此字张謇本写作“余”字，后圈改为“子”。“子”是时任江苏学政的夏同善对张謇的爱称。二字字形相近致误。此字《九录》本、《传记》本及旧《集》本均不误。

9．二十八岁，“四月，吴公有陛见之行，余与杨子青（安震）、彭芾亭（汝枟）偕，张先生以事去山东，肯堂以事至扬州，同发。四月……从吴公登岱，题名快活岭下，题曰：‘光绪六年四月，浙江提督庐江吴长庆入觐道此，偕乐平彭汝枟、崇明杨安震、通州张謇登岱陟顶。庆于兹山凡六游，而陟顶且三度矣。’”。新《集》于“汝枟”下出脚注，指出《九录》本“枟”字作“沄”。按，泰山石刻原迹确作“枟”字，且张謇手稿本中亦同。另，石刻原迹“光绪六年四月”后有“望”字，“登岱陟顶”的“陟”字为“及”字，“庆于兹山凡六游”无“山”字，“而陟顶且三度矣”的“矣”字为“已”字，想是张謇记忆有误差。彭汝枟生平虽未考知，但古人名、字通常相关，汝枟字芾亭，“芾”字意思为“草木茂盛”，“枟”字则指树木的纹理，两意正好呼应。

10．三十一岁，“吴公属苏松太道刘芝田（瑞芬）寄千金于余家。盖援朝之初，公有建策速定其乱者酬赏三千金之谕，此犹其意也。余念却则虑违公意，又似余病其少者，乃声明作为无息之借贷。”排印单行本于“公有”后有“能”字，可采。手稿本此部分为张謇改撰，有“能”字。此字《九录》本、《传记》本及旧《集》本均无。

11．三十七岁，“正月，北上应礼部会试，不中，挑取誊录四十名，房考内阁侍读长白小舫（熙麟）。倪抚以郑工合龙，保六品衔教谕即选，列保之前，倪抚问所欲得，答以无功无所欲，故就已选之教谕而袚饰之云尔。”手稿本及排印单行本于“故就已”后有“注”字，可采。“注选”意为应试获选，注授官职，也作“注拟”。按选举制度，唐代凡应试获选者，尚书省先注其名姓履历于册，再经考询而后选授官职，因称。《九录》本及《传记》本亦均有“注”字，旧《集》本始无。

12．四十岁，“应礼部会试，仍不中。爽秋为言，闱中总裁房考竞觅余卷不得，以武进刘可毅三场策，说朝鲜事独多，认为余，中会元。计余乡试六度，会试四度，凡九十日，县州考、岁科试、优行、考到、录科等试，十余度，几三十日，综凡四月，不可谓不久，年又四十矣，父母必怜之，其不可已乎，乃尽摒试具。”手稿本及排印单行本“县州考”的“考”字为“试”字，可采。二字文意相同，但因其后罗列诸“试”，以见自己饱受场屋折磨，难以继续忍受的心情，故“试”字更胜。此字《九录》本、《传记》本及旧《集》本均作“考”。

13．四十一岁，“先是孙先生知余与诸人善，令取诸命造推算，语余曰，异哉，伯熙、可庄、仲弢、道希诸君，仕皆不达不久而寿不永；子培、子潜必外为监司，后乃皆验。说子培、子潜与李仲约说相同。李尚及爽秋、芾卿，亦验也。”本条为另起，前应空两格。

14．四十二岁，“三月十六日，覆试第十名。二十一日，殿试四策，问河渠、经籍、选举、盐铁，具本朱子学说对。阅卷大臣八人，张相国之万、协揆麟书、李尚书鸿藻、翁尚书同龢、薛尚书允升、唐侍郎景崇、汪侍郎鸣銮、侍郎志锐。二十四日，乾清宫听宣，以一甲第一名引见。”手稿本及排印单行本于“十六日，覆试第十名”前无“三月”二字，应加。但张謇会试复试中式第十名，按照其日记记载，为四月十七日，“取十名。卷出礼部侍郎志手，初(依宪纲)定十一，常熟师改弟十。”^[2]378前会试初试中式第六十名，则在四月十二日，“丑刻闻报，中六十名贡士。”^[2]378而三月十六日为会试初试结束日期，“午刻出场，傍晚出城。”^[2]377此“三月”二字《九录》本无，《传记》本有。旧《集》本有，但此条未另起。

本年“五月，叔兄奉父命归。二十八日，诣礼部翰林院听宣到衙门。”《传记》本于“诣礼部翰林院听宣”后有逗号断句，《九录》本未断。按，应断。张謇《日记》本日载，“二十八日，诣吏部、翰林院听宣，到衙门，壬辰留馆编检并预。”^[2]380则《年谱》此处“礼部”应改为“吏部”。手稿本亦作“吏部”，排印单行本始误为“礼部”。此处“到衙门”即到翰林院衙门，因当时张謇受职翰林院修撰。《传记》本断句，《九录》本未断。

本年“八月十八日，随班贺太后加徽号，朝鲜正使李承纯、副使闵泳喆犹进贺表。闻我军溃平壤，退安州，日兵扬言分道入寇。”新《集》于“李承纯”下出脚注，指出“原作‘李承’，此据《张謇日记》及《九录》改。”按，此注不确，手稿本、排印单行本、《九录》本、《传记》本、旧《集》本均作李承纯，不误。据张謇日记载，“十六日，随班入贺上皇太后加徽号礼。朝鲜正使李承纯、副使闵泳喆犹奉表而来也，为之感喟无已。”^[2]383则《年谱》本条时间应为八月十六日。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高广丰.我读《啬翁自订年谱》[J].张謇研究，2013.3.

[2]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3]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③[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4]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⑥[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5]包谦六.啬翁自订年谱研究[J].金声,1939.3.

[6]瞿镜人.张謇的自订年谱[M]//张謇轶闻.张謇研究中心翻印1962年南通政协文史委《南通轶闻》（内部发行）,2000.

[7]管劲丞.张謇年谱手稿影印本和排印本有不同[M]//张謇轶闻.张謇研究中心翻印1962年南通政协文史委《南通轶闻》（内部发行），2000:50—51.

[8]张裕伟.“东奥山庄记”校订兼谈《张季子九录》中的编校问题[J].张謇研究,2018.3.

[9]张裕伟.《啬翁自订年谱》校勘三题[J].张謇研究,2019.3.

（作者简介：张裕伟，男，

海门张謇研究会会长，

海门历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