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

2019年度论坛的启示

南通市档案馆  朱 江

三次参加张謇论坛，感触很深。

第一，张謇研究要与时代相结合，才有生命力。张謇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对今天的南通乃至中国社会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张謇精神，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股精神动力。张謇倡导的企业家精神、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研究张謇，就是要了解张謇，把握当下，展望未来。

第二，张謇研究不能在小圈子里自我欣赏，要走出去，请进来，要与其他领域的专家互动，倾听来自其他行业的人士的意见。要以更宽广的视角，多学科的背景，再次出发，发现更具体、更多面的张謇。

对于今后南通张謇研究，在座的都是行家里手，我不敢提什么意见。我结合单位的工作，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

2019年我们南通市档案馆的工作重点之一，是编辑《张謇与近代上海》，这本书原来是根据市领导的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编辑，作为南通接轨上海大会会议材料分发的，却意外受到了广泛欢迎。我们决定在此基础上重新编写，初衷是以档案人的眼光，以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为依托，梳理张謇与近代上海的关系，反映在张謇创业过程中与上海的互动关系，相信无论是对于探索张謇早期现代化实践的过程，还是研究当今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都有启迪。

作为档案编研作品，《张謇与近代上海》建立在对大量馆藏档案研读的基础上，再辅以各类资料、论著的参阅，力图提供新的观点、新的史料、新的视角，为研究者钩深致远提供帮助。我们有两点启示：

一、历史研究过程要留意对相关历史遗迹的寻访

2013年，为纪念张謇先生诞辰160周年，南通《江海晚报》组织大型采访活动“追梦——寻访张謇足迹”，我被邀请作为评论员参与采访。活动为期半个月，先后到了武汉、甘肃、景德镇、安阳等地。寻访过程中，我内心深受震撼，更加认识到张謇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认识到实地寻访的重要性。

在《张謇与近代上海》编写过程中，我们实地踏访了上海的张謇足迹。实地寻访，可以跳出文献记载的局限，给人以直观的感受，对于研究者来说，能体味历史风云留下的痕迹，直接走入过往岁月的场景，有助于编研人员建立空间感、厘清思路。

我们先后寻访了徐家汇、杨浦滨江、沪所已知的地点，分别在九江路、南京路保安坊沪所旧址所在的全季酒店、如家酒店住宿。实地步行计算从沪所到十六铺码头的时间。参观了土山湾博物馆、上海历史博物馆，相关的感悟体现在书中。

其次，作为档案编研作品，应该充分挖掘馆藏，向社会提供新的史料

我们在《张謇与近代上海》编写过程中，阅读了大量大生档案，相信能补充原有的研究。如张謇与震旦学院的关系，之前已有研究涉及，但都没有充分利用大生档案中的相关史料。震旦学院由马相伯始创于1903年，1904年因与总教习南从周在教务问题意见分歧，马相伯率学生出走，另创复旦，震旦陷于停顿。张謇、李平书、姚子让等人合组校董会，帮助震旦于1905年8月正式复课。大生档案保存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下旬所立的震旦学院乙巳下学期收支账、丙午（1906年）正月所立的收支簿，说明在震旦复课后的账务是由大生沪所代理的，其中记载了大生多次汇来洋元。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震旦学院曾经为购买枪支弹药报关事宜致信张謇。据大生沪所三月十二日（4月24日）的来信摘录，震旦学院“第四学期即须添授军操”，因此委托意商义丰银行承运毛瑟枪120杆，子弹1万发，希望作为校董的张謇能够跟海关沟通，发给护照。

对于大生沪所的起源，一般都引用《大生系统企业史》中沪所职员徐润周1962年的回忆：“1897年冬，筹建中的大生纱厂在上海福州路广丰洋行内附设帐房。1898年迁设小东门，1901年迁天主堂街外马路。”这个错误影响了几乎所有张謇研究的学者。大生上海公所应该是在1896年初设立的。

《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是一本张謇研究领域相对权威、可靠的著作。该书编写过程中，一方面用了很多档案，另一方面采访了很多知情者，做了一些口述。但人的记忆难免有误。口述史料引用需要慎重。

（原载《张謇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