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7）》·新论集萃 ●

简议上海与张謇的立宪活动

卫春回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200237）

摘 要：张謇是清末立宪派的头面人物，作为国内首个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的副会长和江苏咨议局的议长，在立宪运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预备立宪公会”还是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活动，均与清末最具现代元素的上海密不可分，可以说，上海是这一新型立宪团体和立宪活动的重要据点和策源地。

关键词：上海；张謇；立宪运动

一、世纪之交的上海

上海的崛起无疑是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最值得关注和书写的篇章。作为中国最早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自1843年11月开埠后，她便以超凡的速度迅速发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俨然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绝佳的地理位置使上海在五个通商口岸中首先成为内外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上海位于东亚大陆海岸线的中点，是中国沿海航运的中枢，同时，上海又位于长江入海口，是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的海上门户。明清时期，上海仅是一个人口不足20万的县级城市，其经济远不及有“天下四大聚”之称的苏州，或者说，它仅是“大苏州”中的小上海，摆脱不了农业时代的县城发展规律。但开埠后，上海的发展则走向了市场经济的全新发展模式，西方各国对华贸易主要选择上海口岸，仅10年时间，上海对外贸易总额便超过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长江可以自由航行和通商，上海又具有了辐射长江流域的优势。海洋经济与长江经济的结合，造就了上海商业贸易的迅速繁荣，很快成为全国最大的内外贸易中心和轮船航运基地。江海交汇的地理优势，还吸引了大量国内外的商业和金融资本，19世纪80年代上海的金融结算已占全国总额的80%，^[1]外国银行的数量在1911年达到27家，成为中国最大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上海同样是中国发展现代工业最早、工业种类最齐全的城市之一。开埠不久，一些外国商人就在上海先后开办了一些中小型工厂。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创办的军用和民用工业也以上海为重要基地，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机器造纸厂、上海机器轧花局等都是洋务运动的产物。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国外资本在上海建厂正式有了条约依据，上海的工业更加蓬勃发展。到20世纪初年，据《海关十年报告》称：“上海的特征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以前它几乎只是一个贸易场所，现在它成为一个大的制造中心……主要的工业可以机器和造船工业、棉纺织业和缫丝业。”^[2]民族资本的工业企业也于同时兴起，20世纪初的“实业救国”思潮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有巨大鼓舞，上海逐渐亦成为民族资本最集中的地方。显然，上海是向一个多功能的经济中心城市迈进。

新式教育在上海也起步很早。开埠不久，外国传教士及其他侨民便开始在上海按照西方模式开办初等、中等学校，其中包括徐汇公学、裨文女子中学、圣芳济学堂等著名的学校。19世纪80年代以后，又在上海开办大学。受外人办学的影响，也出于培养新式人才的目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地方政府与上海地方士绅也开始兴办采用新式教育方法和学习新知识的新式学校，其中较著名者有广方言馆、格致书院(中外合办)、梅溪书院以及后来的南洋公学、经正女塾、三等学堂等。由于这些新式学校与近代上海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因而“它们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越办越兴旺”。^[3]20世纪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上海新式文化教育得到更大的发展，并形成了多层次、多种类的教育结构。

在新式文化事业方面上海同样遥遥领先。19世纪末新式的图书出版业已占据全国中心，尤其是创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发展迅速；在报纸、杂志出版方面也是全国的中心，其时有学者分析上海在杂志出版方面占据全国第一位的原因，“上海坐着第一把交椅，不是近来的事情，好久好久已这样了。因为在全国中它是最拥有多量的印刷工具者，又是对内对外交通最方便的口岸，故输入纸张等原料便利低廉，而印成的东西更容易分送到各处去。再又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由于上述两种缘故的绵延，使上海出的杂志带有普遍性，而不是地方性的，于是尊重了上海出版物的地位。”^[4]

随着经济、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上海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是上海绅商的自觉意识快速提升，他们为保护自身利益开始了各种活动。上海的绅商最早感受到工商业者的艰难处境：一方面受到传统行会制度的羁绊以及官府的种种剥削和限制,另一方面则受到外国商人的打压,其发展受到很大的束缚。随着自身力量的不断扩大,他们对于建立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团体——商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希望通过商会“以联络商情,开启商学,扩大商权”应对激烈的竞争。1902年，为了应对与列强的谈判，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这是上海绅商阶层临时成立的商会组织；次年在清政府商部衙门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后,上海在商业会议公所的基础上改组成立了上海商务总会，这是国内较早的商会组织。

地方自治也是上海绅商们最为关注的重要活动。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实行“预备立宪”,地方自治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上海作为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其地方自治较其他地方更早开始。与内地不同，上海自开埠后，英、法、美便在上海设立租界,因界外的战乱,原本“华洋分局”转变为“华洋杂居”,清政府的地方政权面临瘫痪状态,租界抓住这一机会建立统治机关,并由小到大,将租界变成“国中之国”,英美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到19世纪60年代分别成立了行政机关:工部局和公董局。外国人通过攫取种种特权在租界建立日渐完善的市政机构,展现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逐渐与华界有了巨大差距。在租界的示范效用下，1905年开始,上海地方绅商主动发起地方自治运动,并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完全同意和支持,11月南市的总工程局正式开张,由李钟链担任总董,后改为“上海城自治公所”,成为整个上海华界的地方自治总机关。

可以看出，自开埠后，在独特的港口经济的背景下，上海迅速发展成为一座集贸易、工业、金融、教育、文化等诸多现代元素为一体的大都市,具有辐射江浙乃至全国的巨大影响力。上海绅商阶层也以其独特的姿态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与江浙一带的绅商有着广泛和频繁的联系，而江浙的绅商也以上海为重要的活动基地。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江浙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均以上海为宣传和汇聚力量的首选之地。

二、预备立宪公会

清末立宪派大张旗鼓地宣传立宪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2月13日）末发生在中国的日俄战争，日本在战争中的小胜，被立宪派们认为是君主立宪制对俄国专制制度的胜利，因而实行立宪势在必行。张謇作为江苏立宪派的头面人物，自光绪三十年（1904）到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颁布立宪上谕的三余年时间中，做了大量的促进立宪的工作：一是为张之洞、魏光焘起草立宪奏稿；二是宣传和普及立宪知识；三是主动恢复和袁世凯绝交20年的关系以获取其对立宪的支持。这三件事情，均与上海以及上海、江浙的绅商们密切相关。在为两督起草奏稿的过程中，张謇与蒯礼卿、刘世珩、赵凤昌、汤寿潜等友人反复磨勘斟酌，七易其稿，而这些磨勘之人均是张謇在江浙两地有名望的绅商老友，蒯礼卿常驻江宁、赵凤昌久居上海，汤寿潜乃杭州要人。为宣传和普及立宪知识，张謇先后组织编译出版了《日本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等宣传立宪的著作，而这些著作的出版印刷，均委托在上海的赵凤昌，显然上海发达的出版业是其他地方所不及的，光绪三十年（1904）的七月到八月，张謇和赵凤昌频繁通信，催问印刷出版的情况：“印书必望速成、速布、速进，并望以百本即见寄。”^[5]之后将其分赠与王公大臣，甚至送达内廷。在与袁世凯复交的问题上，张謇极为谨慎，除了与汤寿潜等绅商好友商量外，还在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专程赴上海与袁世凯的机要谋臣杨士琦交谈甚久，了解袁世凯的政治动向。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日俄战争终以日本在海陆两个战场的胜利而告终，一年来人们对这场战争的分析似乎得到了印证。特别是日俄战争加速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1905年沙皇被迫宣布立宪，这对清朝统治集团无疑是不小的刺激，使他们深刻体会到专制体制再无法存在下去了。在巨大的压力下，清廷诏命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人为考察政治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是年十一月底，五大臣考察终于成行，张謇看到了立宪的新希望，他在日记中详述了立宪推进的过程，并寄望五大臣考察回归后政府的决策。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五大臣先后回国，张謇专程赴上海谒见端方、戴鸿慈，“诣端谈宪事，意尚不衰”^[6]，两位大臣支持立宪的决心使张謇甚感欣慰。为表欢迎，张謇联合上海及江浙绅商及学界人士，“公宴二使于洋务局，众心希望立宪也。”^[7]数日后，他又为端、戴两使草拟致各督抚电，以加强立宪的声势。由上可见，围绕立宪的诸多活动，离不开日益重要的上海和江浙绅商的支持，上海已是江浙两地各界人士政治活动的中心。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内第一个结社性质的立宪团体在上海应运而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颁行“预备立宪”上谕，张謇更加积极地为立宪事奔忙不停，最重要的成果便是于年末在上海正式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与之前在上海成立的学术性质的“宪政研究会”不同，预备立宪公会是国内第一个具有政治结社性质的立宪团体。该组织先是由两广总督岑春煊提出动议，据郑孝胥日记载：“刘厚生邀宴于商学公会，晤陆伟士，在岑云帅幕中，云云帅有信与季直，欲立法政研究会，愿助开办费一万元，仍筹常费岁壹千。”^[8]岑春煊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张謇主持此事，因张謇不能常驻上海，便把发起组织的责任交给了过去的幕僚郑孝胥。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亦作苏堪、苏龛、苏盦），号太夷，福建省闽县（今福州市）人，光绪二十八年（1903）郑孝胥任广西边防督办，因其在任上的几年之中，治理广西颇具成效，深受上司岑春煊的赏识。

在筹备过程中，张謇与郑孝胥有过反复的商议。郑孝胥日记中多有记载：“初六日，赴刘厚生、沈友卿之约于商学公会，在座者王丹揆、张季直、王胜之、曾少卿、李平书、陆伟士，议立宪政研究公会。曾少卿、李平书先去，余人皆署名入会为发起人，各捐入会费五十元。”，“十九日，午后，过商学公会，为宪政研究公会第二次谈判会。”“甘七日，宪政公会第三次会议。”“初四日，午后，诣公会，会议改会名曰‘预备立宪公会’，入会者凡二十七人。”^[9]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一日（12月16日），预备立宪公会的成立大会在上海愚园召开。“是日，为立宪公会第一次开会，会员、来宾二百余人。”^[10]下午四时，参加公会成立的会员，选举出预备立宪公会的会长、副会长、会董等，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以后张謇连任四届副会长，宣统三年（1911）第五届当选为会长。

预备立宪公会的会员来自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省，以江浙两地为主，人数最多时计有300余人。其主要人物多是宪政研究会的成员，他们或是上层绅士、或是文士名流，在江浙地区极为活跃，如朱福洗、孟昭常、张元济、沈同芳、许鼎霖、雷奋、陶葆廉、周廷弼、赵凤昌、温宗光、陈宝琛、瑞澂、谢远涵、庆山、伍光建、高而谦、沈林、沈懋昭、章宗元、刘厚生等。^[11]引人注目的是会员中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大多为留日学生、教员或报社编辑，在预备立宪公会中表现非常积极。如公会的编辑部的成员孟氏兄弟——孟森、孟昭常，秦瑞玠、汤一鹗等人。黄炎培称赞他们“都是当时留日学生中久负盛名的，开讲习会必请这几位先生为讲师；修订章则，非请这几位先生起草不办。”^[12]

学界的研究表明，围绕着立宪预备事宜，预备立宪公会在在数年间做了若干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第一，出版报刊，宣传宪政。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该会刊印《预备立宪公会报》半月刊，宣统二年（1910）移至北京，改名《宪政》月刊；另外还将《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印送各省，以备参考。第二，编篡商法，以促商法尽早颁行。该会建立后，积极联络邀请各商会人士，共同研讨编篡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商法，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完成公司法及总则两部。此草案成为以后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期间颁布公司法和商法的基础。第三，开办法政讲习所，训练立宪人才。讲习所分一年班与半年班两组，一年班注重法律，造就司法人才；半年班注重地方自治所需财政、预算、决算等方面的知识。第四，积极参与各政团的请愿速开国会活动，后文有详述。

在预备立宪公会的示范效应下，其他各地也先后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如湖南的“宪政公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广东的“粤商自治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等。海外的康梁也积极响应宪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在东京成立“政闻社”，次年初其本部迁至上海，很快和“预备立宪公会”建立起密切联系。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立宪公会发起的大规模签名请愿速开国会，虽在清政府的压制下被迫停止，但它成为此后一系列请愿活动的开端。总之，预备立宪公会作为国内首个立宪预备团体，在宣传鼓吹立宪、编纂商法、培养立宪人才方面做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工作，而这些工作的开展都依托于上海这个越来越具有吸纳力和影响力的中心城市。

三、国会请愿

预备立宪公会的一项中心工作是积极参与请愿速开国会运动。国会请愿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7—1908年在各省咨议局成立前，主要是各地宪政团体和个人的上书请愿活动。首先提出国会请愿的是湖南宪政公会的立宪派人士杨度。光绪三十三年（1907），杨度在《中国新报》上发表文章，说明立宪国家中宪法、国会、责任内阁三者尤为重要，缺一不可。而三者之中，国会最为重要。目前之时局应速开国会，才能实现立宪，挽救国家危亡。“故吾今日所主张之唯一救过方法，以大声疾呼号召于天下者，曰‘开国会’三字而已。”^[13]

此后，宪政公会率先上书清廷，请求召开国会。是年9月，熊范舆、沈钧儒、恒钧、雷光宇四人受宪政公会委派，前往京师上书，要求在一二年之内召开民选议院。“伏乞速颁诣旨，晓示天下，督饬廷臣遵去年七月十三日上谕，发布选举制度，确定召集期间，于一二年内即行开设民选议院，俾全国人民得以勉参国政，协赞鸿圜，同德一心，合力御外”。^[14]

湖南宪政公会的请愿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相应。各地的立宪团体，亦纷纷组织请愿活动，康有为领导的帝国宪政会、梁启超的政闻社等均要求速开国会。预备立宪公会更是积极参与。是年12月，副会长张謇、汤寿潜与蒯光典等人商议召开国会事，“与汤寿潜、蒯光典等筹立宪国会事”；^[15]与此同时，公会又与宪政公会、政闻社、宪政研究会一起共同设立国会期成会，希望以此作为国会请愿活动的领导机关，实现速开国会之目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会长郑孝胥在会员常会中提议，设立国会研究所一处，负责编纂《速成国会草案》一书：“余议设国会研究会，合有志之士共编《速成国会草案》，俟《草案》成，合各省上书进呈《草案》，请政府实行，众皆赞成。”^[16]之后连开四次会议，讨论该草案。六月底《速开国会案》编纂完成，郑孝胥亲自拟定致清廷电文，大意是传言清廷预备立宪六年为限，应提前至二年之内速开国会，方能挽救国家于危亡。郑将此稿交与张謇、汤寿潜二人过目，“此稿交孟庸生商之季直、蛰先，以立宪公会名义发电”，^[17]“归，过立宪公会，电镐为季直、蛰先各异数语，遂令即发”。可见，这是一份张謇和汤寿潜均过目和修改后的电文，以预备立宪公会的名义致清廷。

国会请愿活动在各省咨议局成立后进入一个由咨议局的立宪派们为主导的新阶段。咨议局是清政府预备立宪中准予设立的一个新的议政机构，各地即刻闻风而动。光绪三十三年（1907），预备立宪公会等11个团体齐聚上海，商议筹办咨议局的相关事宜。次年（1908）六月，张謇奉旨在南京筹建宁属咨议局，经过一系列的筹备活动，八月三日咨议局开会，到会者95人，张謇以51票当选江苏咨议局议长。半年之内，各省咨议局纷纷诞生，其议长几乎是清一色的立宪派头面人物，除张謇外，浙江咨议局议长汤寿潜、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都是知名的立宪派首领。事实上，这个新的议政机构吸纳了各地的社会名绅和新兴阶层，使他们有了更大的政治独立性和活动空间，其影响力很快就超出了清政府的预想。咨议局不仅力争立法权力，而且有组织有计划地积极推进立宪步伐，从宣统元年（1909）末到二年（1910）形成了三次以设立责任内阁和早开国会为目标的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以张謇为首的江苏咨议局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张謇凭借自己的私交，与时任江苏巡抚的瑞澂等人商议，由瑞澂联合各省的总督、巡抚，共同上书清廷请求组织责任内阁；由张謇亲自出面联络各省的咨议局议员等人，亦共同上书清廷请求速开国会，二者相互呼应，相互促进，以便早日实现立宪：“与瑞中丞及雷继光、杨翼之、孟庸生、许久香诸君议，由中丞联合督、抚请速组织责任内阁；由咨议局联合奉、黑、吉、直、东、浙、闽、粤、桂、皖、赣、湘、鄂十四省咨议局请速开国会。议定翼之，唯一、庸生三人行，联合督抚，瑞任之；联合各咨议局，余任之。”^[18]九月二十一日，张謇又赶赴杭州，与时任浙江巡抚的增韫讨论，劝说其参与，“晚晤增中丞，为陈国会及内阁之要。增极表与瑞同意。”^[19]

各省请愿活动代表们的汇聚地选在上江浙两省在立宪问题上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三位联络员的四处奔走也很有成效，各地约定推举代表于十一月齐聚上海，共商进行之方案。十一月十五日，奉、吉、直、陕、晋、鲁、豫、湘、鄂、苏、赣、皖、浙、闽、粤、桂十六省咨议局代表共五十一人，齐聚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各省咨议局代表成立“请愿国会代表谈话会”，选举福建咨议局副议长刘崇佑主持会议，江苏咨议局议员雷奋、福建咨议局书记林长民为书记，决定数日后联合赴京请愿。当夜，张謇将林长民所拟《请开国会公民呈》重新修订改稿。十七日，再开会推举进京代表三十三人。接连数天，预备立宪公会、咨议局研究会等团体为各省请愿代表设宴践行，张謇特作《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以资鼓励：“闻诸立宪国之得有国会也，人民或以身命相搏；事虽过激，而其意则诚。我中国神明之胄，而士大夫习于礼教之风，但深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稚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心，忍负我人民也，即使诚终不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事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望而复苏之一日。”^[20]

张謇的讲话表明，请愿之事，虽属激烈，但全处于挽救国家危亡的至诚之心。纵然一次不成，还可三次、四次乃至于无尽，此乃无愧于国家民族。

其实，张謇早已做好持续请愿的准备。初次请愿失败后，立宪派们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下一次请愿的准备，宣统二年（1910）五月第二次请愿再以失败告终；仅隔两天，代表们已经商讨次年进行第三次请愿。事实上，当年七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了咨议局联合会作为领导立宪运动的统一机构，张謇尽管没有直接参加，但他领导的江苏咨议局在请愿活动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八月，他以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威望致函各省咨议局：“此次请愿，拟向资政院陈请建议，以期必达，此第一步也。请愿之人，就苏言，拟推謇以议长名义北上，此第二步也。请愿之期，以十月底成行，十一月到院陈情，适已毕本局之事，而尚在资政院开院之期，此第三步也。以议长名义北上，各省能否赞同？或不尽能去，亦当转托他省能去之议长为代表，合成一议长之请愿团，以结前二次代表团之局，而别开第三次请愿之新面目，此第四步也。”^[21]这四个步骤显然经过了精心策划，最厉害的是组成各省咨议局议长团赴京，对清廷的巨大压力不言而喻。

九月五日，在举国一致的呼声中，国会请愿代表团的第三次上书正式开始，各省咨议局和人民团体纷纷分别上奏以作后援，各督抚亦联合电奏，各地报刊舆论也对清廷给予无情抨击。大势所趋下，清廷于十月三日宣布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唯是召集议院以前，应行筹备各大端，事体重要，头绪纷繁，计非一二年所能事，著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22]即由九年预备立宪改为三年，在宣统五年（1913）实行开设议院。张謇在上海听到消息，释然宣称“北行可免矣”。^[23]并以咨议局名义致电资政院叩谢。较之更激进的立宪者，张謇不仅有耐心等待，而且对清廷的立宪诚意抱有乐观的估计。然而，宣统三年（1911）四月十日“皇族内阁”的成立，让张謇的失望溢于言表：“是时举国骚然，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可惧也！”^[24]他已预感到更大的动荡将要来临，清政府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险境地。

以国会请愿为高潮的立宪运动，终因不能见容于清朝当局而宣告失败。就张謇个人而言，追求宪政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他晚年总结一生诸多大事，“莫大于立宪之成毁”，^[25]足见其对立宪至殷至诚的期望。深厚的宪政情怀表明以张謇为代表的新兴绅商阶层在政治上已具有可贵的独立与自觉意识。

四、结语

众所周知，南通是张謇事业的根据地，其“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付诸实际也是以南通为依托的，他在南通的地方自治卓有成效，起到了“造福一方，影响全国”的重要作用。但是，南通毕竟是江北小城，其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有限的。在具有全国意义的立宪运动中，上海成为江南立宪人士的首选之地，张謇频繁地出入上海，把主要的立宪活动放在了这个新兴的都市。

上海开埠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迅速形成中心口岸，同时也成为中国的贸易中心、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辐射整个长江流域，尤其是中国最富庶的江浙两省。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始社会转型的城市，由于得风气之先，这里的新式绅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成长迅速，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格外强烈，因而第一个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诞生在上海实则是顺理成章之事，这个组织实际吸纳了东南地区特别是江浙两省的社会精英，在各地的立宪组织中是最具广泛性和包容性的。

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远不止经济和金融，她还是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潮的出发地和来源地，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桥头堡。上海拥有全国最发达的报业和出版业，最发达的传播系统，是当时中国信息的集散地和新学枢纽。19世纪末期创建的商务印书馆，在全国的很多城市都建有分馆，使上海的出版物可以遍布各地。立宪运动期间，无论是张謇组织编译的《日本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还是“预备立宪公会”的各种宣传立宪著作都是在上海印刷出版，进而传播到更多的省份。

拥有诸多现代元素的上海，在清末也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在这个自由多元的现代都市，集聚了包括绅商和新式留学生在内的各种新兴阶层，他们也让这个城市充满了活力。事实上，江浙绅商和新式知识阶层均视上海为首位性城市，自然向这里集中和汇聚。不仅江南，清末全国的新兴力量都看好上海，第一次请愿活动即汇聚了全国十六个省的立宪人士，在以后的辛亥革命和南北议和中，上海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新政治策源地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以新兴绅商为主体的立宪运动乃是上海在政治上凸显作用的开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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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謇：《日记》∥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六卷，第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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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六卷，第 869页。

[16]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1138页。

[17]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1148页。

[18]张謇：《张謇日记》∥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六卷，第625页。

[19]张謇：《张謇日记》∥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六卷，第626页。

[20]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一卷，第127—128页。

[21]张謇：《致浙江咨议局函》∥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一卷，第 150—151页。

[22]《缩改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谕》，1911年11月4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78页。

[23]张謇：《张謇日记》∥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六卷，第640页。

[24]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73页。

[25]张謇：《年谱自序》∥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五卷（上），第299页。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Constitutional Activities of Zhang Jian and Shanghai

Wei Chunhu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Abstract: Zhang was the bigwigs of the constitutionalism group in the last years of Qing Dynasty, as deputy chairman of the first domestic constitutional groups The Preparatory Council for Constitutionalism during the consultations and president of Jiangsu Bureau,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Whether the Preparatory Council for Constitutionalism or the huge congress petition, both we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Shanghai, the most modern elements in Late Qing Dynasty, in some way, Shanghai is a important stronghold and hotbed of the new type of constitutional groups, and also the constitutional activity.

  Key words: Shanghai, Zhang Jian,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作者简介：卫春回，女，华东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