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1）》·新论集萃 ●
张謇与刘国钧之比较及其价值向度
马 斌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7）
摘 要：张謇与刘国钧因为家庭背景、人生境遇的不同，形成各自成长成功的不同轨迹及其性格特质，打上时代深深的烙印，留下独一无二的岁月风华和人生印痕。试图通过两人在人生境遇、事业发展、情怀和格局等方面的比较，探究其共性和特质。后来者在新时代应学习他们的精神、践行他们的情怀。
关键词： 张謇；刘国钧；比较；价值向度
引 言
张謇（1853-1926），字季直，晚号啬翁，生于江苏南通海门常乐镇。清末状元，是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和社会政治活动家，一生创办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大生企业20多家、学校370多所，致力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地方自治，开创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城市化和早期现代化的“南通模式”。刘国钧（1887-1978），名金生，字国钧，号丽川，生于江苏靖江生祠镇。他白手起家，秉承实业救国的宏愿，创办了大成纺织染公司，成为近现代中国纺织史上著名的企业家、民族工商界的骄子、常州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也是经济学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这两位称雄于实业界、经济界，同时又涉足教育、政治和社会生活众多领域，对当时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有哪些共同共通的人生历练以及独特的个性？为什么堪称伟大的英雄、先贤和楷模？为什么会成为丰碑？探究、比较这两位实业巨子的成功轨迹和心路历程，其价值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两位处于世纪之交、新旧世界转型时期，在实业界叱咤风云，堪称近现代伟大的实业家之间的比较。虽然他们并无多少现实生活中的直接交集，且年龄相差30多岁，刘国钧1887年4月出生时，张謇已34岁，其时张謇正准备跟随知府孙云锦赴开封任职，为孙云锦草拟文书；筹办于1895年而1899年4月“大生”纱厂落成开机之时，13岁的刘国钧正入墅就读，几个月后即辍学去当学徒；1926年刘国钧40岁宏图大展之时，张謇却因巡视江堤防坍工程感染风寒于8月24日不治离世；1930年2月“大成”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组建之日，“大生”早已风雨飘摇而被上海几大财团接管。
但张謇与刘国钧并非毫无瓜葛。他们多有神交，刘国钧身在常州却深受南通张謇“棉铁主义”影响，由此心生创办企业之念，而且坚定执着地实施，由小变大、由弱到强。“南通张季直（张謇）说：‘制且未成，抵于何有？’这句话，就掀动了我办工业的信心。”[1]12刘国钧创办的“大成”还与后张謇时代的“大生”有过合作，刘国钧1933年4月至大生纺织厂参观，并作“工管工、工教工”报告，应邀帮助大生调解处理工潮，在报纸上发表《为大生厂工潮事致函南通教育局管局长书》，刘国钧还曾与张謇之侄张敬礼协商就公司股份进行合作，“这样大生就投资了大成，大成的公股成分就增加了”[1]99。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我国棉纺织业界的两位顶级大咖人物，共同共通之处甚多。虽然所处时代有些前后错落，年龄相差一代有余，但两人的境遇遭遇、事业选择、理念认知、情怀情趣、家风家教等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相近的地方，令人称奇，堪为绝妙。
一、境遇之比较
主要是试图在两人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遭遇方面，看其共性和特性。
1、家境。刘国钧出生时家境贫寒、生活拮据，其父因科举屡试不中而致神经错乱，时好时坏，10岁时刘国钧即自寻生活，靠贩卖水果白酒、拾柴弄草为生，后又学做道士、学做槽坊，1901年15岁时随同邻居到常州西门外奔牛镇刘吉升京货店、元泰京货店等谋份差事，1908年刘国钧与人合资在奔牛镇开设和丰京广洋货店，经营土布、绸缎及染坊，生意兴隆，遂由穷转富，此后，刘国钧洞察并抓住每一次机会，步步为营、破茧成蝶，生活终于不再穷困潦倒，而致子女满堂、父慈子孝。张謇的祖父，家道破落，但父亲主事农业兼做生意，勤俭治家，家庭日渐宽裕，生子五人，张謇排行第四，天资聪颖，年仅四岁时父亲即教其《千字文》，五岁入学塾读书，十一岁时已读完蒙学书籍，十六岁时进入科场，二十二岁开始十年游幕生涯，1885年三十三岁的张謇赴京参加顺天乡试高中第二名“南元”，其后又乡居十载，劝导蚕桑，经营乡里，倡办和参与慈善活动，1894年张謇年已四十有二时奉父之命参加“恩科会试”，通过初试、复试、殿试而高中一甲第一名成为状元，此后毅然辞官回到家乡在唐家闸创办“大生纱厂”，从此风生水起，集聚了大量财富，不仅社会事业日益隆盛，而且家业兴旺。
2、家眷。1907年刘国钧21岁时回到靖江老家与年方二八的同乡鞠秀英订婚，次年结婚。鞠秀英端庄贤淑，不仅心地善良，而且手脚勤快，新婚第二天就煮饭烧水做家务，夫妻夫唱妇随，当刘国钧找到“辫须”商机时，鞠秀英就和婆母在老家将丈夫运回的丝线编成辫须出售，为丈夫后来开设布庄准备了资金。家有贤妻，夫复何忧？刘国钧一心扑在开店办厂上，鞠秀英则对子女严格管教，并对婆母尽孝送终，婆母弥留之际，仍赞叹儿媳胜似亲生女儿。三子一女刘汉堃、刘汉栋、刘汉良、刘璧如皆学有所成，先后定居香港。张謇一生共有一妻四妾，一妻名为徐端，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两人恩爱有加，徐端因后来未能生育而执意为丈夫纳妾，可见徐氏之通情达理、宅心仁厚，四妾中仅吴氏（道愔）生子张怡祖（孝若），张謇46岁得子，生子较晚却无半点溺爱，对张孝若的管教十分严格，在习惯、品行的培养上，在学业、做人的指点上，同时在生活的关照和呵护上，可谓无微不至、悉心教诲。张孝若不负父母之望，也是才气能力俱佳。
3、贵人。他们在其创业过程中，除了审时度势善于把握商机外，有友人贵人相助是为获得发展到达成功之境的密钥。刘国钧从学徒起步到办店开厂，皆因结识了很多朋友，得到诸多朋友的支持，既有朋友在事业上的襄助，如蒋盘发、朱希武、陆绍云等，又有政治上的劝进，如黄炎培、田诚等，坦诚以待，肝胆相照，成为刘国钧事业和政治上的贵人。张謇几乎在人生的每个关节点都得到了友人的帮助和贵人的提携，每每化险为宜、起死回生，常常逢凶成吉、遇难成祥，从孙云锦、吴长庆的赏识到翁同龢、张之洞的器重，从沈敬夫、江导岷、特莱克、孙支夏、江谦在所办事业上的鼎力加持到张詧、沈寿在精神上的抚慰，还有梅兰芳、欧阳予倩、金沧江等的深厚友情。所以张謇慨叹：“贵赖于不绝贤人助阵”，尤得力于“一兄一友两弟子”[2]149，每每“二三同志君子贤人劻勷而提挈之力多也。”[3]6
4、灾祸。灾祸总是会出现在事业发展和人生成长的某个时刻，虽为偶然，却总是增加了惊险、悲壮色彩。刘国钧除了险些被日军炮弹炸飞外，还遭遇了绑匪绑架。其叙述极具画面感，令人惊愕，“只相差两分钟，我跑过的路上就落了一个炮弹，炮弹爆炸的‘弹风’把我震得老远。我几乎被炸死，与我同住在一间屋子的一个湖南人，一发炮弹刚巧落在他的身上，炸得他尸骨全无，只有两个牙齿钉在墙上，惨不忍睹。”[1]531942年阴历九月初八刘国钧在酣睡中被绑架。说来极具偶然性，绑匪原计划要劫持的是大成的另外三位负责人，适巧听闻刘国钧要回常州的消息，便将他纳入其绑架策划方案中，幸好最终以80万赎金换得未被撕票。张謇因“冒籍”被讹诈和三番五次敲竹杠也险些酿成命案，无妄之灾的激愤令其陡发冲动欲手刃狂徒，“惆怅随身三尺剑，男儿今日有恩仇”。如果这些不幸发生，常州和南通的历史或许就会改写，幸好历史不是用“如果”来书写的。张謇所遇灾祸，还有沿海垦牧过程中，海潮巨浪的侵袭，摧坝毁岸，一夜之间人畜财物荡然无存，令人惊悚万分。其实，最大的灾祸还是战争，日军对大成三个工厂均实施了轰炸，致使大成损失惨重。
5、挫折。从创业起步直到有所成就，虽不能用步步惊心来加以概括，但挫折和坎坷总是少不了的。刘国钧为盘买“大纶”而“设法招股”，“口说到干，多方奔走，只招到二三万元……那时真有些‘一筹莫展’。”[1]22-23在印花染色技术方面，刘国钧请来上海工程师数月也未能解决问题，刘国钧只好“进车间自己来动手搞，废寝忘食，日日夜夜在印花车上打交道，弄得浑身五颜六色，手上、脸上都被擦破、烫伤……可是任你怎样努力，弄来弄去还是弄不好。”[1]22再请日本籍工人也无济于事，“弄得‘焦头烂额’……一天打三四个样子还是不成功。人吃了苦，花的钱又多。”[1]27张謇在创办大生时同样在集资筹款等方面遭遇极大不顺，既遇言而无信、背信弃义之人，又逢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者，直至在上海街头路灯下仰天长叹，苦得连回南通的盘缠路费都没有了，只好街头鬻字。“千磨百折，忍侮蒙讥，首尾五载，幸未终溃。”[3]6无论在盐垦、治淮方面或者具体到征地拆迁上，所遇阻力和困难皆无以计数。
在境遇方面，有所不同的是，张謇读书的时间更多更长，26年的科场搏击以及游幕生涯，还有在盐垦、自治等方面的广泛涉猎，使其视野更为辽阔，而精力却多少有些分散；刘国钧小时候吃苦则更多，家境贫寒使得塾学仅有差不多一年时间，而需及早为生计而谋，开店办厂最为紧要迫切，也更为“一心专意”。
二、事业之比较
两人都选择了棉纺织业作为自己奋斗的舞台，只不过刘国钧选择了独幕剧，始终以纺织印染为向度，而张謇则选择了多幕剧，以纱厂为主线，兼营社会自治，一番心思花在全面建设“新世界雏形”上。
1、初心。两人创办实业的原始出发点竟然出奇地一致，都是：为了不让外人分肥，国人应创办自己的民族企业。刘国钧这样说道：“我就念念不忘地想发展工业。又看到中国没有工业，一天天穷下来，帝国主义把货物来倾销，吸我们的血，养得他们强起来，这样年复一年，一定要亡国。” [1]13刘国钧之所以把自己工厂出产的斜纹布定名为“蝶球牌”，意思就是“无敌于地球”。“就要与外国人敌一敌，看看中国人行不行。……我决心要把厂搞好，即可赚钱，又可为国家挽回利权。”[1]17于是，刘国钧倾心创办了“大成”。张謇认为救国的根本在于发展实业，外贸逆差犹如被罄膏血，“今日致穷”、“明日可富”，挽救穷困惟有践行“棉铁主义”，兴办棉纺织业。于是，张謇以“状元办厂”的勇气创建“大生”，既要与外国人争利润，还要为书生争口气，更要给百姓争口饭，认定天地间最大的恩德就是让生者生。
2、战略。刘国钧采用“滚雪球式”的发展战略。1909年刘国钧在奔牛镇与人合开和丰京货店，1915年投资一万元与蒋盘发、刘宝森等人合资在常州创建大纶机器织布厂，1918年春收回大纶投资而独资创办广益布厂，开工不到一年就盈利三千余元，此后年年盈利，1922年再建广益二厂成为常州最大的布厂，1927年到1930年，刘国均将广益厂、广益二厂合并接盘大纶久记纺织厂，改称大成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1933年春将广益布厂并入大成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定名为大成二厂。这种“滚雪球式”的发展战略，丝毫不满足于小富即安，刘国钧的资本因此越来越雄厚，体量也越来越壮硕。张謇则以“链条式”的企业发展战略，建立了联系紧密、头尾相接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人才链。他以四大纱厂为主干，棉纱生产为主线，利用纱厂废料棉籽建广生油厂生产食用油、棉籽饼（肥料），利用油厂废料油脂油膏建大隆皂厂生产肥皂、蜡烛，利用大生原料建阜生蚕桑公司，为解决大生机器配件及各种小机械建资生冶厂，利用大生纱厂下脚飞花建大昌造纸厂，利用大昌纸张建翰墨林印书局，利用大生多余电力建大达公电机碾米公司和复兴面厂，为解决大生纱厂原材料建通海垦牧公司，利用新垦海滩种植高粱、大小麦，建颐生酿造公司生产颐生茵陈酒等，还有通明电气公司、公路铁路及水路大达内河小轮公司、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十六铺码头、大聪电话公司、大生上海事务所、淮海实业银行、通崇海泰总商会等，还有旅馆、剧场等等，各种职业学校也渐次创设，只为提供各种实用适用技术技能性人才。所有这些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链条，俨然全面系统的社会体系，张謇是把南通当成自家的后花园在建设。
3、举措。无论是刘国钧的“单向一贯式”，还是张謇的“全面开花式”，有几点是共同的：一是延聘能人助力。例如为了解决浆纱、印染、割绒等诸多技术难题，刘国均“重金聘请日本工人来华传授割绒和磨刀技术，两三年间，开创了我国民族工业中最早生产丝绒、灯芯绒成功的先例。”[1]135张謇则聘请荷兰工程师特来克来南通主持水利工程、聘用江谦为通州师范监理、校长，后来江谦升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二是开办职业养成学校，培养技术工人。刘国均主要采用 “自立更生”即“工教工互助化”的办法，自己工厂培训练习生和艺徒，张謇则通过创办二十多所职业学校及其传习所等措施来培养技术骨干。三是选派青年才俊出国留学，培养管理人才。刘国均认识到，“如果办工业，会技术又会管理的，是头等人才；会管理，不会技术是二等人才；只会技术不会管理，只能算三等人才。”[1]14因此，刘国均选送缪甲三、陈钧分赴美、英留学。张謇则选派沈燕谋、宋达庵等出国留学，以期学成回国、为国效力。四是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等机构。他们都把上海作为信息发布、资讯传达、资金筹措、产品推送、社会交往的中心，资讯和物资等都与上海牵扯起来。四是加强技术创新和品牌塑造。他们研发的很多产品都是开先河、创先例的，如广益染织厂的“蝶球”“征东”等七个品种在中华国货展览会上均获得优等奖，大生的“魁星”系列商标名闻遐迩，颐生酒厂的茵陈酒1906年获得意大利世博会金质奖等。五是严格企业管理，堵塞流弊。大成通过确立“五化”方针，即工管工自治化、工教工互助化、工资等级化、华厂日厂化、出品日货化等，并改革创新工头制度，设立练习生、艺徒培训、养成工等制度，兴办工人福利事业，订立“厂训”、“厂歌”，为工人设“功德堂”等，使企业奖罚有据、有序；大生则建立了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如《厂约》《大生纱厂章程》等，事事、人人、处处都有明文规定，“凡我共事之人，既各任一事以专责成，事有权限，无溢于权限之外，无歉于权限之内，事庶举乎。”（3）6从总经理到普通员工的职责都不可缺位，亦不可越位或错位。
4、成因。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刘国钧和张謇所办实业的起与落、兴与衰似乎都与日本有着脱不掉的干系。如果说张謇所办实业的滑坡是因为日本在中国倾销棉纱，那么刘国钧的大成企业受损直接原因则是日本的军机轰炸。虽然这绝非根本原因，但至少可以说是重要原因。没有甲午海战中国失败以及签订“二十一条”的屈辱的刺激，恐怕刘国钧和张謇就不会投身到实业之中。正是因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加重、日本布匹在中国大行其道，致使刘国钧“研究进口洋布，慨叹‘肥水外流’，感悟：‘商为分利、工为创利’，萌发从工之志。”[1]148张謇也讲得很透彻，“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3]6 当然刘国钧和张謇具有远大的抱负、敏锐的眼光、开阔的视野、聪明的睿智、活络的脑筋以及识变应变的技能等，这是刘国钧和张謇所办实业之所以取得成功的“硬核要素”，从大成和大生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每一个关键时刻的决断、生死攸关的拍板，都缘于他们的胆识和绝不“死脑筋”。
纵观张謇和刘国钧的事业，把事情做到极致、止于至善，这是两人最大的共同点，所不同的是：张謇的事业范畴、所涉领域更为广泛，梦想建立地方自治式的模范社会，而刘国钧则专注于纺织印染，一心建成“全能企业”，颇为专一而坚定。
三、情怀之比较
张謇和刘国钧有着浓浓的情怀，表现在爱国爱乡、热心政治、钟情事业和缔结友情等诸多方面。
1、家国情怀。张謇和刘国钧都是以其一腔爱国爱乡的赤子之情谋划发展实业的，既要为百姓“以生计为先”使他们有饭吃，又要兴办教育以启迪民智，并通过兴办社会公益事业赋能家乡、助力故里建设，可谓实业扶贫、启智扶贫之发端。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7月21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企业家爱国有多种实现形式，但首先是办好一流企业，带领企业奋力拼搏、力争一流，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强的发展。”张謇和刘国钧正是这样，把全力办好实业放在第一位。不仅如此，刘国钧还数次捐资，并提出减薪要求，“凡与我有关的企业中，在我名下应得的定息，一律放弃，薪金也自愿减低。”[1]120张謇以“我是穷人来，还是穷人去”为遵循，心心念念把财富和精力都奉于社会，其子张孝若在《哀启》中说：“三十年来集众资经营各业，为将淮海地方生利者，现值逾万万金；以一己所应得，公诸通海地方作建设及经常费者，先后计数百万金。衣食于所营公私各事业待而生活者，士农工商合数十万户。而先严转负债累累，迄今弃养，所盈尚不足当所绌，此则为远方人士所未及知，而先严劳劳毕世，立人达人，耻一夫不获其所之精神之所萃，不敢不濡血和泪以陈者也。”[4] 361两位实业家在民族情感上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日本的爱恨交织。一方面对日本先进的理念和做法予以赞赏，并在自己兴业、办教等方面进行效仿，另一方面又对日本的侵略本性及恶行非常痛恨和充满戒备之心。他们俩都曾到日本参观学习。张謇一生中真正意义上的出国仅有一次，即1903年到日本进行了长达七十天的考察踏访，写成《东游日记》，而刘国钧则四度赴日本，而且每次考察回国后均有借鉴革新之举。尽管如此，学是要学的，而防也是要防的、恨也是有点恨的。刘国钧说道：“我的目标是以‘日本人’为对手，一面向他们学习，一面抵制他们。”[1]23
2、政治情结。奇妙的是，张謇和刘国钧他们都与政治结缘，既厌恶政治而后又都投身政治，并在政治漩涡里左冲右突，于熙熙攘攘中东奔西走，俨然也是政治舞台上不可多得的重要角色。他们曾经对政治毫无兴趣，后来发现恐怕没有离开政治的实业“真空”，转过身来再与政治打交道。张謇对官场的腐败和黑暗深恶痛绝，对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把戏嗤之以鼻，但为实现自己的实业梦想必须构筑良好的政治生态，因此张謇不仅出任过江苏咨议局议长、实业总长、农商总长、水利总裁等，而且还深度参与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政体建设；有的因为政见、人品不同而“不足与谋”，却又不得不见，如与袁世凯相识于朝鲜而成同僚却没有与其过从甚密、彼此忌惮却又相敬如宾，直到袁世凯称帝才毅然决然地进行挞伐谴责。刘国钧早年一直不涉足政治，但新中国建立后认同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遂逐渐担任公职，65岁时刘国钧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70岁时当选常州市政协副主席，后出任江苏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副主任、民建副主委和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等，为社会主义建设殚精竭虑、贡献智慧。
3、事业情愫。张謇和刘国钧都有着一股干事创业的闯劲、执着和耐苦，以“为世牛马”的吃苦奉献精神，不辞劳苦地工作。张謇的感悟是，“若以为劳，则下走之为世牛马，终岁无停趾；私以为今日之人，当以劳死，不当以逸生。”[5]252张謇究其一生，就是世人常常所言的“劳碌命”，像老黄牛一样停不下来勤耕深耕的脚步，终日在为纱厂、学校、慈善、救灾、政治以及各种繁杂事情等不辞劳瘁、忙东忙西，正是在连续不断的辛劳中，张謇巡视江岸堤坝而感染风寒一病不起。刘国钧也是如此，出生劳苦似乎就喜欢为事业而吃苦耐劳，他不无感慨地说道：“一个人‘不耐烦者，做不成一件事业’，‘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心之所至，无坚不入，意之所至，无远不届’，‘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只要有决心，无有不成功的。我决定放胆耐心，做好为止。于是继续夜以继日地干，即使出外应酬，在路上车上也是钻研样子，半夜睡在床上，想到一点心得，立刻开了点灯记在日记簿上，或者立即到车间里去，等于得了神经病一样。”[1]27-28这种“神经病一样”的坚持，就是对事业情深意笃的最好诠释。他还这样认真地说道：“只有办好事业，才是有了基础，应先有事业，家在其次，有了事业，有了基础，不怕无家，根生在何处，要以企业为基地，要以企业为重，不能以家为重。”[1]13这分明就是对事业的深情表白。
4、挚友情义。人与人之间因为有缘才能在茫茫世界里照面，并义结金兰，而情义又是人生成长与发展的润滑剂、推进剂。张謇和刘国钧在各自经办各项事业的过程中，都以自己的真诚和率直感动人心、凝聚力量，从而与他人结下深厚的情谊。情义之谓，说的是“兄弟情、英雄义”，既有深厚的手足之情，又具浓浓的侠义肝胆，这种人格魅力正是他们所营事业得到众人帮扶、助力的最好注脚。刘国钧就是与刘靖基、蒋盘发等人像兄弟一样团结构成台柱子，才能构筑“全能企业”的，“两刘一内一外，配合得宜，对大成厂的继续发展起了很大作用。”[1]134同样，张謇一生之中，既有师友相助，又有同道相帮，还有学生、工友等鼎力加持，更有很多像特来克、金沧江等外国友人加盟，所以总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张謇与张詧、沈敬夫等亦是主外主内、和谐有序，大生才能挺立雄起。张謇与沈寿的旷世友情，更是传为美谈，他们既是红颜知己、莫逆之交，又是事业上的同仁，十年相识、七年共事，犹百年承托，共同为苏绣的发展、传承、特色创新以及刺绣艺术人才的培养贡献心力，《雪宧绣谱》成为他俩共同打造的传世之作。
四、格局之比较
张謇和刘国钧都有着大的格局。所谓大格局，就是看得最透、放得最开，豁达大度、包容万物，海纳百川、运筹帷幄，既能登大雅之堂，亦能容世俗之事，一心只为做事，不为名利所累。人的格局是由情趣、品性、眼光、胆识和责任心等要素构成的。
1、情趣。张謇和刘国钧都有各具个性的喜好。张謇的爱好是丰富多样的，他十分喜爱书法，其书法水平座师翁同龢评价有“字亦雅，非常手也”之谓，史料则称之“同光间书法第一”，常常以鬻字来解决公益资金；他喜欢记日记，留下几乎每天的人生轨迹，直到病重无力时才无奈未记；他喜欢读书到痴迷的程度，即便旅途中也不顾舟车劳顿而坚持读书；他喜爱写作，奏折、策问、政论、诗歌、楹联、信函、启示等无不涉及，有的短小精悍，有的则洋洋洒洒数千言；他还喜爱戏剧，专建“更俗剧场”及其“梅欧阁”，邀约梅兰芳、欧阳予倩等名家名角来通演出。张謇自己认同的的“最爱”则是建筑和植树，无论是濠阳小筑还是濠南别业，均为中西合璧风格；植树的喜好，则使五山之上、濠河之畔、马路两侧绿树葳蕤、林荫茂密。刘国钧自从日本考察归来，对日本的卫生整洁颇为赞赏，即在厂区推行清洁卫生，也成其一大癖好。其实，刘国钧的最大喜好是钻研染织印花技术，进行技术革新，他总是亲力亲为，自己调试，自己校验，在从多次失败到最后成功中获得无限快意。
2、品性。张謇和刘国钧品性高洁，为人正派，心地善良，率直淳朴，不仅对员工的不良嗜好深恶痛绝，而且自己品行端正、严于律己，做事讲究一丝不苟，追求完美，做人则讲究厚道、诚信、节俭和耐苦。张謇为人厚道，大建养老院、栖流所、残废院等，总是“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6]508刘国钧也是如此，多次捐资捐物，既创建镇江团结中学、重修生祠堂镇岳武穆庙和文笔塔，还将珍藏的395幅书画、96件红木家具捐赠给博物馆。张謇特别注重诚信之用，视信用为做人之基，一再强调“忠实不欺”，他还说道：“如履行契约，所有条件，稍有欺诈，则信用难以保持，何以招徕主顾？便宜不过一时，损失终无尽期。” [6]278刘国钧为大成题写的厂训就是“忠信笃敬”，他的座右铭则是“忌我安知非赏识，欺人到底不丈夫”、“心地光明，暗中自有青天”[1]32，同样把信用作为实业之根和做人之魂。张謇认为，“天下之美德，以勤俭为基。凡致力学问，致力公益，致力品行，皆勤之事也；省钱去侈，慎事养誉，知足惜福，皆俭之事也。”[7]1524刘国钧是小时候缺吃少穿的人，自然更讲究节俭，其座右铭就是“日月倘随天地在，勤俭终疗子孙贫”，刘国钧“独资创办广益布厂，请母亲出来管摇纱，妻子管布机兼炊事，一家人胼手胝足，勤俭经营。”[1]133肯吃苦、能吃苦、吃得起苦，既是一种生活的美德，也是一种生存的能力，更是一种生命的境界。张謇和刘国钧都深刻地认识到，苦难是磨练人的意志、确立奋斗志向的最好导师。张謇说过：“有志气，能勤苦，然诺不轻，取不予苟，此能成业之界也。”[6]76刘国钧父亲给儿子的家训便是“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苦难，就没有作为实业家的他们俩，没有他们俩的耐苦之心、耐苦之能、耐苦之力，便没有“大生”和“大成”的繁荣事业。这两位实业家给自己企业的取名也颇耐人寻味，同时也具有一种缘分，“大生”和“大成”让人思索生存与成功的哲学意义和道德境界。具有这许多善良本性和良好品行并不偶然，一是因为中华传统美德和儒家思想的浸染，二是因为优良家风家教的涵育。张謇的家教自然是严格有度的，而刘国钧父亲在病发之外的教育，以及母亲的教育督促也是深具影响力的，刘国钧说道：“所得到的成就，都是得之于父母的现实教育。”[1]5因为受了这些教育，“立志要勤勤恳恳做事，作一番事业，下定了决不荒唐、要争得‘出人头地’的心愿，不负母亲吃的一番苦和对我的希望。”[1]7
3、眼光。张謇和刘国钧有着深邃而远大的眼光，他们总是把自己所创办的实业、所经营的事业与国计民生紧紧联系在一起，与国家的富强联系在一起。张謇试图在南通建设“新世界雏形”，其意境还不是南通的区域发展，而是要影响和示范于全国。刘国钧则渴望通过“全能企业”建设向外拓展，其视域也不仅仅是纺织印染行业，而是整个常州、江苏的经济社会发展。张謇说过，办一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全国的眼光，办全国的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可谓精辟之至。刘国钧考察欧美纺织业后则呼吁纺织业要“迎合世界潮流革新，不可墨守陈法”，都是远行前瞻的目光。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胸襟和视野，张謇才在实业之外，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身缔造共和运动以及抗灾治淮等，刘国钧才会毅然从香港回到常州，并在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中、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党同心、慷慨捐赠。所谓：有襟怀才有气度，有眼光才有前途。
从个性特质来看，张謇显得沉稳从容，似乎严肃、忧愤有余而欢快不足，即使高中状元也没有高兴起来，而大有迟暮之感，中年得子“举一雄”，也以“万事居人后”慨叹，因此有人说，从未看到张謇有一张笑脸、一副笑容。这是否与小时候严格的塾师教育和后来的幕僚生涯有关，还是为所处的时代而深感焦虑？刘国钧则显得伶俐机灵和精明练达，善于把握时机，每逢机遇来临时总是或合并或拆分获得“做大”生机，这是否与小时候小贩、苦工生涯有关，需要察言观色、把握火候，从而养成机敏灵性？张謇和刘国钧俩人都能在大变局中识变应变促变，识大体、顾大局，“识时务者为俊杰”，张謇和刘国钧堪称俊杰，也堪称英雄。
五、比较的启迪意义和时代价值
这两位在时空上有些交错的实业巨子、大佬，都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爱乡之忱、爱家之情，他们有着众多的共同点、相似处，都折射出一种精神，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称道的企业家精神，即爱国情怀、创新胆识、诚信品格、担当意识和国际视野，这些都是企业家做大做强、行稳致远的必备素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这些可贵的精神都屹立不倒、永恒不变。同时，张謇与刘国钧因为家庭背景、人生境遇的不同，又形成各自成长成功的不同轨迹及其性格特质，打上时代深深的烙印，留下独一无二的岁月风华和人生印痕。
时势造就英雄，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英雄也成就了时势，这是辩证的。同时，他们身上又有历史的局限性，比如面对汹涌而来的革命浪潮也曾观望摇摆过、犹豫彷徨过，看清他们的时代局限性，有利于后来者以后少走弯路，但这并不会也没有抹去他俩英雄的底色和渴望国泰民安、山河安澜的善良本性，这也是辩证的。他们创造了事业的高峰，其精神也必然地成为高峰，令人高山仰止，但他们不是顶峰，这就是后来人学习他们的精神、践行他们的情怀继续前行、攀登和奋斗的理由。创造下一个高峰，便是后来者的旨趣。这又是辩证的。
张謇与刘国钧的比较，不是比事业体量大小、做事水平高下、财富集聚多寡，而是要找出他们事业的初心与壮志、品位的特征与个性，以激励和鞭策新时代的广大跋涉者、探索者和远行者，其价值意义在于：一是可以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一个真正的有价值的人生，应当以实业事业为成长根基，以报国为职志，以用诚与信待人接物为做人准则，以勤苦耐劳俭朴为本色，以强毅力行、力求精进为做事基调，以识势应变、与时代同行为基本策略，力求精进；二是可以使我们深刻地体悟到，出身可以贫寒、卑微，但志向与勤勉是人生的“万向节”，可以改变人生的向度及其生命的旅程；三是可以使我们生动地领会到，人生境遇是极其重要的，遇人不淑与有贵人相助，对人生成长和事业发展有着多么重大的影响，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自身的品质与追求，决定着生命的厚度和宽度及其质量、精度。正如张謇所说的那样：“人恒以寿为重，其实人之寿不寿，不在年岁之多寡，而在事业之有无。若其人果有益于地方，虽早夭亦寿；无益于地方，即活至百岁，奚得为寿。……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6]508
他们俩出生于上世纪中下叶，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动乱之世、艰难困苦中度过的。自古英雄多磨难，纨绔子弟无伟男。张謇与刘国钧堪称人杰、标杆，堪为楷模、典范，堪为表率、榜样。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通参观张謇业绩展陈时指出，张謇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楷模。这既是对张謇的肯定，也是对江苏近代荣氏家族、刘国钧、盛宣怀、陆润庠等为代表的实业家群体所显现的苏商精神特质和中华商道的点赞。找寻张謇与刘国钧的共同点及其个性特征，就是要沿着他们人生成长和事业发展的厚实轨迹，从中认真把握先贤们那些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和改善民生的责任担当，吃苦耐劳、发奋打拼、善良质朴、创业创新的人生底色，以及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甘为牛马、奉献社会的优秀品质，以汲取人生追求之伟力和奋斗动力。其实，不管出生是卑微还是高贵、贫寒还是富庶，读书或多或少，只要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有梦想有追求、有行动有践履，做到勤于在实践中学习，善于在笃行中明理，勇于在险境中求胜，敢于在创造中出新，长于在服务中担当，为社会进步与和谐贡献应有的心智与责任，就一定会开创富有意义的人生并书写永不褪色的辉煌。这是一个不同于张謇与刘国钧所处的风雨如磐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需要担当、扛起社会责任的时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大局“双局”并存的新时代里以及“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我们需要以勇往直前、力拔千钧的气概，弘扬张謇与刘国钧的精神与情怀，以便接续前行。
结 语
把张謇与刘国钧作一番比较研究是必要的，这两位实业家都有宏大的理想抱负，又都能脚踏实地、厌恶空谈，都读懂并深刻体悟了社会生活这本如此厚重的书，孜孜不倦，大彻大悟，并懂得与时俱进，与发展变化了的时代同频共振，绝不因循守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一颗以民为天的心，这就是他们感乎天、动乎地的密码所在，也是后来者学习传承他们精神和情怀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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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6]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7]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③[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马斌（1962.8— ），男，
江苏如东人，张謇研究中心干事会副会长，
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张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