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奥山庄记”校订

——兼谈《张季子九录》中的编校问题

□ 张裕伟

新版《张謇全集》（以下简称新版《全集》）第六册收录张謇“东奥山庄记”一文^[1]，全文如下：

军山为南干分支，过江而北，出地蜿蜓，最隆起之终结。其势趋东而回南，若反顾长江然。故其开鄣独当东南面，左右峰岭冈阜相对拱峙，溪河屈曲，地丰于北南西，而夷而奥，旧名以形曰奥子圩。余为师范校林买地辟河，四周山阿，因以弧形规奥一面，弸弱杀强，视与奥俾半璧圜。环山为田，环田为溪为河，环河为堤，堤上为外路，皆买而得，皆治而成。买之地凡一百六十亩，治而为田凡一百七十七亩四分三厘，溪与河凡七十五亩二分九厘，堤凡三十六亩七分五厘，田间之路凡八亩三分二厘。买田县官沿用之弓□计，治用部定营造尺计，以尺较□，赢一百三十亩七分九厘也。于林之卫，于田之获，于人之休止，皆不可无庐舍，乃营数椽为山庄，以东奥名之，而缀其崖略以为记。己未五月，啬庵老人。

东奥山庄是张謇晚年休憩、会友、宴客的场所，也是张謇营建的五山别墅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东奥山庄与张謇晚年建设的另一座院落西山村庐同时设计，1919年初，东奥山庄正式开工，历时9个月落成。山庄背山面江，张謇生平所好花木多有种植，既有江南园林的典雅，也不失江海民居的野趣。主要建筑有受颐堂、倚锦楼、东奥支庙等。抗日战争期间，东奥山庄部分毁于战火，其余部分后来也被拆除，现仅余遗址。

此文新版《全集》标明“据1919年8月8日《南通新报·文苑》”，其实旧版《全集》^[2]及《张季子九录》（以下简称《九录》）均已收录。南通博物苑编《铁画银钩见性情——南通博物苑藏张謇书法选》（以下简称《书法选》）一书第103页收有张謇手书此文的碑刻拓片。文中“因以弧形规奥一面，弸弱杀强，视与奥俾半璧圜”的“视与奥俾半璧圜”一句，包括《九录》、新、旧版《全集》及其他相关文献均同，但这句话颇难索解。经细心观察，在张謇手书碑刻中，这句里的“奥”字和“俾”字之间的夹行中，添加了一个很小的“等”字，显然是张謇书写此文时漏掉，后来发现后又补上的。这样，这句话即可重新断句为“因以弧形规奥一面，弸弱杀强，视与奥等，俾半璧圜。”意思是把地面整理平整，和“奥子圩”的高度相当，整理后的山庄总体呈半圆形。上文因失去了“等”字，致使文意扞格难通。笔者因此推测，《九录》收录此文的来源很可能就是张謇的这个手书碑刻，而后来新、旧版《全集》及其他收录此文的资料可能都本源于《九录》，因此这个漏字一直沿袭至今。

此文中“买田县官沿用之弓□计”一句，《九录》、新、旧版《全集》及其他相关文献也都相同，但此句不合语法。这句中的“田”字在原碑中为“用”字。建筑东奥山庄的土地是张謇出资收购的，购买时丈量土地使用的是当时官方通用的丈量工具“弓□”。下文“治用”云云和这里的“买用”云云句式相同，正可承接。

这则三百字的短文，《九录》中有以上两处较为重要的编校失误。所谓尝一脔而知一镬之味，则《九录》中存在的文字编校问题并非少见。笔者寡昧，见闻孤陋，以常见的《书法选》等书与之对校，即已发现《九录》中尚未更正的编校问题不下十余处。而翻检新版《全集》，从相关的注释中可见编者对《九录》中存在的问题作出的订正更是所在多有。如民国三年十二月“博物苑中馆匾并题语”^[3]一则“中国金石至博，私人财力式微，搜采准的务其大者：不能及全国也，以江苏为断；不能得原物也，以拓本为断。甲寅十二月，啬翁。”这则七十余字的匾跋，其中“财”字《九录》误作“能”字；“搜采准的”《九录》误作“搜集准物”。再如“天放楼诗集序”一文六百余字，经编者考证，本文的题目、系年均不确切，另有文字错误两处。

除文字上的错讹外，更为学者们关注的是《九录》中存在的大量系年错误。很多篇目标明的年月不够确切，有的与实际写作年份相差数年之久。如“江都李氏宗祠记”一文，写作年份《九录》标作“民国四年乙卯”，即1915年，但据原碑拓片，本文为“民国十二年五月上旬，南通张謇撰书”^[4]，其间相差八年。再如“述训”一文，九录系年为光绪二十年，但文内有“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云云，则必为此后所作^[5]。其余如张謇致翁同龢的系列函件、五四运动前后的几篇文章、《教育录》中的系列文章等，均有学者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形成了相关成果^[6]。我们可以推测，虽经学者们多方努力，纠正了大量编年错误，现在张謇文稿中肯定还存有不少系年不确者。

《九录》作为张謇存世文稿的第一次大型汇编，在我们原有的印象中一般认为其质量是上乘的。从形式上看，本书为白纸精印，聚珍仿宋版，线装5函29册，十分精美。从编著者看，此书是张謇生前即着手编次，编订者陈邦怀、束劭直、孔得天等都由张謇亲自挑选。从编订时间上看，张謇自1921年即着手编订，时年68岁。张謇1926年谢世后，其子张孝若在守孝期间，摒弃俗务，以编订先人文集、完成乃父未竟之志为事，在助手的帮助下又用时三年多才最终完成，于1931年正式出版。若从此书开始着手编订算起，到最后出版，前后历时近十年之久。再从出版单位来看，该书由著名出版社中华书局印行。中华书局是中国出版界的著名老字号，在文化领域享有盛誉。该局于1912年1月1日由陆费逵等人在上海集股创立，民国时期编辑出版的《四库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一大批古籍，在学术界影响广泛。新中国成立后，主持了修订二十四史的重大文化工程。该社也是当今文化出版领域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另外，随着当今“民国热”之风的吹拂，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都被重新给予很大肯定，《九录》作为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大型著作，很多人认为质量上乘是合乎逻辑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审视《九录》中存在的编校问题，其原因一则是因为卷轶浩繁，该书5函29册，收录文字达200万字以上，当时的编校技术全靠手工誊抄编录，张謇的大量函电文牍均是手稿，将之录为文字耗时费力，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认读失误，再经辗转誊录，自然更增讹夺，鲁鱼帝虎，在所难免。而当时编校人手有限，仅有寥寥数人，这样一部皇皇巨著编订起来，自然难免出现这样那样令人遗憾的地方。二则，今天的学者看待《九录》中的错误，多是学者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发现的，在《九录》基础上编订的新、旧两版《张謇全集》也是从为张謇研究提供史料的角度从事工作的。而《九录》的编纂意图，在张謇在世时主要是存其重要作品以传诸后世，在其逝世后，张孝若除此目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借此宣扬张謇的道德文章，将之作为一项“爱的工程”。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难免偏重所辑文章的思想性、艺术性及传播价值，因此无意中可能会对编校等“细枝末节”关注不够。另外很多今天看来是很重要的张謇亲笔文稿，在这一编辑思想的指导下，被认为是“边角余料”，不是能够体现张謇立身行事大端的大块文章，因此被摒而不录。三则是张謇生前虽然早就启动了《九录》编纂工程，但因年老体衰，又忙于庶务，肯定难以抽出许多时间亲自加以细致指导。而其子张孝若虽富有才华，但作为张謇去世后各项事业的主要继承人，恐怕也难以投入主要的精力在《九录》的编纂上（其间张孝若还集中精力撰写了一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编纂初期的重要助手之一张謇的最后一任秘书丹徒人陈邦怀，接受编务后不足一年即因妻丧而回里，后又受无锡国专之聘，因此真正投入编纂的时间、精力十分有限。另一重要编纂者束劭直为张謇三兄张詧的女婿，张謇逝世后，也不再参与《九录》编纂。后张孝若为加快编纂进度，编辑助手未经严格遴选，仅选一般文字人员，许多熟悉张謇文献者如顾怡生、曹文麟等均未邀参加，而当时中华书局也未派出责任编辑参与此事，因此这部200余万字的大型著作的文字编校难免不尽如人意。

对于《九录》中的编校问题，其实很早就有人指出。《九录》出版后，各界的读者们发现了其中存在的不少问题，曾建议中华书局“补正重印”，但中华书局“乃以营业困难却之”^[7]。张謇的学生顾公毅先生的“跋啬庵师通州师范学校始建记”^[8]一文，在指出其中存在的系年错误、字句中应补、应正等问题后，说道：“即《九录》言，公毅尝举其字句讹误者若干条、系年不实者若干条、重要篇章漏列与非师撰稿而为他人记录阑入者各若干目以见例，函达孝若，谓《九录》重版前当延聘少数学人愿为校勘者萃于一堂，以长时间相互为记，并征国内读《九录》者之记录，汇为一篇，附《九录》以行，其讹误者正之，不实者实之，漏列者补之，阑入者删之，孝若颇然吾说。”在这里顾公毅实际上提出了对新出版的《张季子九录》进行全面修订的主张，设想通过重新组建修订班子，广泛征求读者意见，在此基础上对所发现的《九录》中系年错误、字句讹误、漏录、错录等问题进行全面的纠正，这个意见也得到了张孝若的肯定和重视，但因后来张孝若突遭戕害，导致此事搁置，未能实行，令人惋惜。除顾公毅外，张謇的另一个学生曹文麟也为修订《九录》做了大量工作，他“毅然任校补之役，集合徒侣，努力十余年告成”，终于形成了“二百三十六页，约十六万字，分装十二册”^[9]的校订成果，即《<张季子九录>校补稿》。这些成果基本都被吸收进后来编纂的《张謇全集》中了。

总的来说，《九录》作为张謇存世文稿的第一次大型汇集整理，对保存张謇研究的基本文献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当今张謇研究蔚然成风，学术成果洋洋大观，均有赖当年《九录》的编纂奠定最初的基础。倘若不是张謇注重保存资料，张孝若及时编纂出版，随着后来国内战争的爆发和日本的全面侵华，时局动荡，学者颠沛，到处难以安放一张治学的书桌，则张謇的诸多微言大义、锦绣文章都将随之散失，那将是多大的不幸！由此可见《九录》编订出版的巨大文化价值。

张謇的传世文献作为张謇研究最重要的史料基础，对其进行精细的校订整理，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益的工作。不少研究者因为使用了系年错误、文字讹脱的张謇资料，导致其研究结论出现严重偏差，有的甚至因为某则材料误用，导致整个研究逻辑错误，研究结论也如沙上之塔，顷刻倒坏，其教训是深刻的，令人深思。但总的来说，纠正《九录》及现有张謇文献中存在的编校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度在不断地增强。在曹文麟、顾公毅的时代，距离张謇去世不久，很多文献存于公私机构和及门、友好手中，“书故易成而亦无所遗”^[10]。而随着时光的飞逝，原有查询文献的线索随烟云俱散，亲炙张謇教诲的学生纷纷谢世，再加上时局动荡，饱经兵燹，很多手稿散佚无存，现在的研究者传统学问的功底远不逮前人，今人想要考订一篇张謇文稿系年的失误、甚至个别字句的讹夺，均要付出远过于前人的努力，甚至经过一番求索之后仍然难以得到确切的结论，也属常见。但正因为校勘问题越来越难，我们现在就更应该抓紧从事——不然今后将更加困难。正如顾公毅所说“呜呼！啬庵师，天人也，古今上下，未可囿以一家；《九录》，名著也，博大精深，未可科以一学。若讹误，若不实，若漏列，若阑入，于其人其书，又何损何碍！惟校勘一大事，责在后之学者，与愈后而益其困难，宁及时而多所设计！”^[11]

当今在张謇传世文献的校勘上虽然较以往存在着诸多困难，但也有着许多超出前人预想的便利。如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上各种原始文献的不断涌现，很多淹没多年的张謇文稿都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如张謇生前即已散佚的重要文稿《朝鲜善后六策》的重新发现就是明显的一例^[12]。另有从各种角度编制而成的大型数据库，给当今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心的学者运用这些先进手段，采用“预流”（陈寅恪语）的E—考据等方法，将广泛搜集的资料加以排比爬梳，把前人总结的对校、他校、本校、理校等校勘方法熟练运用，必能进一步大大夯实张謇研究的史料基础——也将为张謇研究发展到更高水平提供重要条件。

（作者系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会员、海门市历史学会会员，工作单位：海门市政府办公室）

参考文献：

[1][3][4][5]李明勋等：《张謇全集⑥》，第448—44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曹从坡等：《张謇全集⑤》，第17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6]如秦玉清、季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编年考略”，《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都樾“张謇教育论著系年考订”，《南通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4期；张自强、刘道荣“对张謇‘1919年’五篇文章写作时间的考证”，《南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7][9]杨立强等：《张謇存稿》第5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8][10][11]陆文蔚等编：《教育家顾怡生诗文选集》第15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12]庄安正：《搜寻张謇佚文<朝鲜善后六策>过程略记》，《档案与建设》2016年第11期。

（原载《张謇研究》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