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0）》·新论集萃 ●
近代中国戏曲改良思潮与
第一所新型戏剧学校之考辨
——以张謇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羌 建
（南通大学，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近代中国，危难日益深重，一批有识之士发现戏曲之于社会改良的重要作用，发起戏曲改良运动。早在1906年，张謇便开始思考戏曲改良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逐渐从理论探索发展到实践尝试，创建了我国第一所新型综合性戏剧人才专门学校，即伶工学社。学社制定了新制度、编制了新教材、采用了新方法，并与梅兰芳、欧阳予倩等戏剧改革家密切合作，培养了一批戏剧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后来中国戏剧界中坚力量，影响深远。然而，这所开风气之先的新型戏剧学校却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甚至常被忽略，值得进一步研究。在创办伶工学社的过程中，张謇与戏剧界名家频繁书信交流。这些书信为研究张謇的戏曲改良思想与实践探索提供了一条完整的线索链，是十分可靠的一手资料。
关键词：戏曲；戏剧；伶工学社；张謇；书信
在近代中国的大变乱时代，戏曲作为一种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大众娱乐方式，其通俗教育的作用为一些有识之士所公认，他们大力倡导，掀起了一股戏曲改良的思想浪潮。在他们当中，张謇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领军人物。他不仅大力提倡，而且对戏曲内容进行潜心研究，还将之付诸实践，创办了伶工学社，这是我国第一所培养新式综合性戏剧人才的专门学校，在我国戏剧教育史上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在当今的中国戏曲教育史书写中，它却屡被忽略，实属遗憾。
综合来看，学界以往对伶工学社的研究较少，主要涉及张謇与戏剧名家的交往、张謇戏剧思想的内容及对我国戏剧发展的贡献、伶工学社的兴衰及启示等几个方面。但关于张謇的戏曲改良思想缘于何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伶工学社经历了怎样的创建过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实际影响？以往研究似乎不能充分回答。事实上，这些内容在张謇的书信中有着较为系统的反映，但以往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书信作为一种重要的人际信息交流媒介，有着信息真实可靠的显著特点，对于贴近人物，探索历史细节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史料价值。笔者以张謇书信为核心资料，同时旁及他方记载，以做印证，发现了许多以往研究未曾涉及的细节，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新问题，特撰文一并加以考辨。
一、近代戏曲改良思潮的勃发与张謇戏曲改良思想的发端
（一）近代戏曲改良思潮
1840年后，中国历史进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列强纷纷侵入，政局波谲云诡，社会动荡不安，悲观情绪在民间蔓延。戏曲作为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娱乐方式，也开始悄悄地因时而变。取材社会现实，抨击社会现象成为这一时期戏曲作品的一大主题，引起了观者特别是知识阶层的强烈共鸣。诚如学者郑振铎所言：“皆激昂慷慨，血泪交流，为民族文学之伟著，亦政治剧曲之丰碑。”[1]
1894年，中日甲午一战，寄托着国人希望的洋务运动惨淡落幕，继之而起的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制度和文化层面，他们积极利用报刊进行宣传，引领了一系列变革运动。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第一次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小说、戏曲对民众具有“熏”、“浸”、“刺”、“提”的艺术感染力。同期发表的《劫灰梦》剧本，则被公认为是揭开清末戏曲改良序幕的标志。[2]2671903年1月，蔡元培主编的《俄事警闻》发表了佚名文章《告优》，论证了戏曲之于社会的作用，激励戏曲界增强社会责任感，结合现实，针砭时弊，感化人民。1904年10月，戏剧名家陈去病、汪笑侬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的戏曲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该刊“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致力戏曲改良。之后，相关文章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掀起了一股戏曲改良的浪潮。
（二）张謇戏曲改良思想发端的考察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后弃官从商，致力实业救国，是一位长期活跃于政界、教育界、商界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他对戏曲改良的意义十分认同，并亲力亲为，联合戏曲名家和戏剧改革家切实开展了戏剧改良实践，成为戏剧改良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之一。
关于张謇的戏曲改良思想发端于何时这个问题，在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均未见有学者明确提及。笔者查阅了大量张謇存世资料，发现张謇第一次提到“戏曲”一词，是在1906年他写给时任两江总督端方的信中。[3]193-194
从这封书信的整体内容来看，主旨在于阐发自己的“立宪”思想，并非专为“戏曲”之事。当时的情况是，在日俄战争（1904-1905）中，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战胜专制大国俄国，清廷上下为之震动。1905年，端方、戴鸿慈等一行历访欧美十国，回国之后，端方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并献上自己所编的《欧美政治要义》，力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学习蓝本，尽速制定宪法。此时正致力于倡导君主立宪的张謇，写信给刚刚匆匆南下赴任两江总督的端方，一来表示“此邦人士洒然色喜，沪滨骀荡，敬备欢迎”[3]193之忱意；二来强调自己的“立宪”主张；三来，与端方交流立宪之法。
在这封信中，张謇谈及自己对如何实现立宪的思考。他认为：欲行立宪，必人民能懂立宪，大兴教育，开启民智是重要之途。但当时有许多人认为“立宪必先用强迫教育”，[3]194张謇则认为不可行。在张謇看来，这其中有几个问题，一为“强迫者谁？”，“然中国以四万万人计之，以一人而强迫万人，亦当有四万人之明教育者。”以当时国情来看，“有何学力可以强迫？更有何威力可强迫？”因此，张謇提出“强迫之毋宁先利导之。利导云何？改良戏曲是已。”[3]194为何以戏曲为“利导”之途？张謇认为戏曲之于普通大众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可以弥补兴办教育之不足。大众虽未必有知识，然对于戏曲却是大多喜闻乐见，对于戏曲中所传达的内容也较为容易接受，“胜于晓晓然向之劝办学堂矣”。[3]194在此基础上，张謇强调应首先对戏曲进行改良，使之与时代需要相结合，以便于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的传达与感染。如“演为战败种种之丑剧及战败后种种之苛待，使观者怒目决眥，遂一跃而登于民主立宪之阶级。”[3]194为了彰显戏曲在社会改良方面的作用，张謇以日本为例，“日本维新，亦以注重戏曲为武土道之遗，通国尚武，精神为之一振。”至于国内，“近日海上有编改良新戏者，将一切旧社会之习惯贯穿其中，观者往往泣下。”[3]194考虑到新型戏曲人才对于戏曲改良的基础性作用，张謇提议由官方为之倡导，设立戏曲改良演习所。同时，他提议首先须要对戏曲界进行整肃，使之能身负劝导之责任。
张謇写给端方的这封信洋洋洒洒近二千字，其中谈及戏曲的就占到近一半篇幅，此时的张謇对于戏曲的作用不但给予了高度认可，而且还提出了改良戏曲的主张，以及具体的措施。但同时，张謇将改良戏曲的希望寄托于官方倡导，而此时的清政府已是日薄西山，革命的风波此起彼伏，官方焦头烂额，已无暇顾及此事，张謇的这一设想自是无法实现的。1910年，张謇在致丁衡甫的信函中，不无感慨的说：“近年悟得吾辈凡办一事，皆须含教育主义，不问听者之乐受与否，我必为之竭诚尽虑。”[3]265表达自己的无奈，也越发坚定了不依赖政府，通过“地方自治”实践自己理想的决心。
二、张謇戏曲改良思想的发展与伶工学社的创建
（一）从戏曲改良到戏剧改良的理论探索
1.一个偶发事件与张謇戏曲改良思想的演进
民国初立，国基未稳，政局多变，列强盘剥日甚，国内局势动荡不安。1915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对张謇触动极大，使张謇改良戏剧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15年，报载伶人高福安以正当防卫连毙日警三人事，张謇闻之，“不禁愤极而喜”。[3]539为此，他专门致信新闻界友人狄楚青和黄远生，表达自己的关切与赞赏之情：“愤者，全中国人同具之情；喜则喜我国尚有男儿也。”[3]539同时，张謇十分担忧这位叫高福安的伶人的安危，甚至为此做了细密的应对策略谋划，“第一步当使通国皆知此事之真相（按实事排剧亦是一法），似不必候此案终结。第二步当力请索回自办，然恐无效。第三步须请律师辩护。”也做了最坏打算，“辩护而直，固好；若不直而难免于死，则当由伶界及各界于高就死之日，往送，并须为立坟建表，以旌于后，通知各县开追悼会，以荣其死。”并托请狄、黄二人“往说伶界联合会及谭鑫培、梅兰芳、余振庭、潘月樵、夏月润、月珊等主持”，及至所需各项费用，自己愿意出一份力量。为一个普通的伶人如此费心费力，在外人看来似乎有些不可理解，但在张謇看来，“此事关系国誉民气，不可轻视。”[3]539-540同时，张謇也看出，戏曲不仅有助于开启民智，而且受戏曲内容影响，戏曲界本身还蕴藏着强大的民族能量，是社会改良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进一步增强了张謇通过改良戏曲从而助益社会改良的信心。
2.在戏曲的研究与交流中深化认识
张謇与梅兰芳的交往对其戏剧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查现有资料，张謇自1916年10月初开始写信给梅兰芳，从书信的内容来看，此时，张謇已与梅先生“别一年许矣”[3]617，此次写信，是因为刚刚知道梅兰芳已至上海，虽然很忙，但还是耐不住“极思一见”的心情，决定“月底必至沪”[3]617。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张謇已与梅兰芳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笔者粗略统计，1916年10月-12月，2个月内张謇写了7封信给梅兰芳，频率之高，在张謇同时期书信中实属罕见。在1916年11月18日的信中，他甚至主动为梅兰芳取字“浣华”（梅兰芳原字“畹华”），以“婉华为北史宫嫔之官，浣花乃西川诗人之里”各取一字，并在日后书信中如是称呼梅兰芳。[3]620-6211916年11月7日的信中，张謇提到“昨夜之剧，小友艺益精进，欢喜无量，但劳累吾小友，微不安耳。”[3]619张謇观看了梅兰芳演剧，且观其“艺益精进”，甚是欢喜。可见张謇确实履行了“月底必至沪”的承诺，渡江到上海与梅兰芳一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信中，张謇还对梅兰芳所演之《思凡》、《葬花》两段进行了点评，在高度赞许《思凡》“音与节合，容与情称，绝无遗憾”，《葬花》“通体婀娜绰约，隐秀无伦”的同时，也对其中《西厢》一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黛玉接口说有趣一句，可去。黛玉口中，只可说‘文章好’（即令宝玉重问‘有趣与否’，黛玉也只说‘文章好’似合身分），其黛玉心中以为有趣，只在微笑中露出，剧情似尤超妙。”[3]620反映出张謇对戏曲已不仅停留在感兴趣和认可其作用上，而是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
从张謇书信的内容来看，他对戏曲的认识是在与戏曲友人的交往、创办戏曲教育机构、改良戏曲的实践中不断发展提升的，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如他在1918年于南通创办剧场时，还在与梅兰芳探讨自己对戏曲中舞法的见解，[3]7021920年2月写给梅兰芳的信中，他更是提到：“吾于舞欲先事研究鞞铎巾拂四种”，[3]734从其言谈，可见是花了一番心思去研究了的。
（二）伶工学社的创建及其性质考辨
1.伶工学社的创建之考
（1）张謇的前期准备
由于各分南北，难得一见，张謇与梅兰芳通过书信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创办一所研究戏曲、培养戏曲人才的专门教育研究机构的设想也逐渐开始向实践层面深入。
1917年10月20日，张謇在写给梅兰芳的信中首次提出“兹南通地方拟建戏园，鄙意则先须养成正当艺士之才，特开生面”[3]636的设想，在此基础上，还以征询的口吻提出了首先在京城就地养成戏曲人才的想法：“都中年轻而习戏者较多于他处，假如养成三十人，就曾学戏之子弟中，择其聪慧而安祥者合为一班，即在都中加以训练，延聘一二人为之监督，岁由南通给费以资之。”并就具体筹办与梅兰芳协商：“惟约计其事，须若干年可成，每年须费若干，其事是否易于组合，若何组合之法，吾友与奉卿诸君能为其事否，一切茫然。希晤奉卿、妙香时，讨论研究，见示端要。”信末，他说：“敝处农校主任孙君北行，不日南还，能即见复，俾商进止，实所大愿。”[3]636强调此事并非只是设想，而是经过长期酝酿，已渐成熟，已成“大愿”，表达了此事必成的决心。
1917年10月25日，张謇再次致信梅兰芳，开头即谈及“昨南通农校孙主任入都，附寄一函，就商为地方养成正当戏剧艺员之事”，询问“不知早晚何时澈览”？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关切之情。之后，张謇说京城“富连成小班艺亦不劣”，向梅兰芳了解这个戏剧班子是否可用，并由此延展出一系列问题：“如其不劣，此班可全行移动否？抑可择尤延致否？使仅平平，另谋招练，是何方法？训练集合之地、教养主任之人、须用之费、养成之时，皆设计中应有之事，应计之秩序也。”这回，张謇讲的更细了，显然已在实践计划之列，呼之欲出，只待贤人。在这封信中，张謇再次强调了自己对于致力戏剧改良的宗旨所在，即“世界文明相见之幕方开，不自度量，欲广我国于世界，而以一县为之嚆矢。至改良社会，文字不及戏曲之捷，提倡美术，工艺不及戏曲之便，又可断言者。”并贴心地表达了自己对梅兰芳的期望：“吾友当知区区之意，与世所谓征歌选舞不同，可奋袂而起，助我成之也。”[3]636
1917年11月16日，张謇再度致信梅兰芳，就在南方办昆曲班一事进行商议，[3]638将戏曲学校的创办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1918年2月22日，张謇致函梅兰芳，其中谈到：“南通公园虽为公益一端，要以实业为母。蜡宾张驰，周文武所以尽游观之乐；凭轼敬蛙，越句践亦是作国人之气。鄙人窃念之矣，现在公园、戏馆初开，恰际元宵前后，拟就各公司余利及比较上年收入溢数中提五百分之一汇拨公园，作为听戏、会饮之资。”[3]643其中说：“公园、戏馆初开”，可推知：南通的戏馆初开于1917年底至1918年初。1918年4月10日，张謇在给梅兰芳的信中再次提及：“南通新改公园亦有剧场，甚愿子来为我之助。”[3]648一来告知梅兰芳南通已建剧场，培养戏曲人才已成当务之急，同时力邀梅兰芳大力相助。
（2）伶工学社的建成
从张謇写给梅兰芳的书信来看，他一直都希望梅兰芳能大力相助其改良戏剧的“大愿”，但由于种种原因，梅兰芳始终没有明确应允，这也导致张謇创办戏曲学校的设想迟迟未能实现，甚至产生了放弃的念头。1919年3月，张謇听说梅兰芳可能会来南通，兴奋地去信梅兰芳：“自子有来南通之说，仆因复动通俗教育、改良戏剧之夙愿，而不得不待商于子。”[3]707当年6月，再次写信给梅兰芳，言明自己的理想：“国之社会不良极矣。社会苟不良，实业不昌，教育寡效，无可言者。而改良社会措手之处，以戏剧为近。欲从事于此已有年，而求之不得要领。”[3]715表达出自己希望梅兰芳相助自己的强烈期待。同时，张謇告知梅兰芳，南通已做了一系列的准备迎接他的到来，包括建伶工学社，这是张謇第一次提到要创办伶工学社；此外，建新剧场，张謇在信中说：“新剧场之成计在八月”，可知新剧场当早已开建。在此基础上，说了四个理由：一为“家退翁今年六十有九，生日即在下旬”，即其三哥张詧生日将至；二为“天高气清，便吾友之参观各事”；三为“欲观友新习之舞，聆友游东之论”；四为伶学之助。[3]715张謇书信极尽热忱之意。其实，此时的伶工学社当已在创办之中，因为此信最后，张謇告诉梅兰芳：“顷属予倩与薛生秉初偕北，选视伶徒”，即此时已邀请了戏剧名家欧阳予倩经办伶工学社。从上信中可以看出，在伶工学社的创办初期，欧阳予倩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亲自北上选徒。张謇所办地方报纸《通海新报》1919年9月6日有一则报道，其内容为：“张啬老注意社会教育，特聘伶界饶有思想学问名誉之欧阳予倩君来通为主任，创办伶工学校，以资改良戏曲，扶助教育，迭志前报，”证实欧阳予倩为伶工学社主任。欧阳予倩在其个人回忆录《自我演戏以来》中对自己在南通的经历也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据他所说，“伶工学社的学生，大半都是些贫民子弟。伶工学社的办法第一是要求他们能读书识字，……，我把一切科班的方法打破，完全照学校的组织，用另外一种方法教授学生。”同时张贴信条，言明“伶工学社是要造就改革戏剧的演员”的宗旨。[4]90-91
据梅兰芳的回忆，在1919年到1922年期间，他曾三次到过南通。其中，第一次是在1919年冬季在汉口大舞台唱完戏后，第二天“先去参观伶工学社”，此后在新落成的更俗剧场演出了“十天光景”。[5]302其间，梅兰芳和欧阳予倩同台献艺，盛况空前，传为佳话。
伶工学社1919年开学，至于何时完全建成，查以往学界研究未给出明确时间，这一点从张謇的书信中可以发现一些端倪。在1920年2月4日写给梅兰芳的信中，张謇提到：“吾拟明年夏初学社成”，[3]7341920年3月28日，张謇又致信梅兰芳，其中明确说到：“伶工学社建筑及半，三四月间可望成矣，颇盼子为助。”[3]744可见，直至此时，伶工学社仍未完全建成。此间，当听说梅兰芳“有志营剧场于京”，张謇认为：“殊非其时”。同时再次力劝梅兰芳到南通实现自己的梦想，并认为：“吾之伶工学社、更俗剧场，将以为全国之导线也”。[3]735
2.伶工学社的性质之辨
伶工学社以其独特的办学方式，新颖的教学内容，培养了一批新式戏剧人才，在近代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独树一帜，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但从各方观点来看，说法不一。如梅兰芳在其回忆录中赞誉伶工学社“在当时的南方，这个科班的设置，是开风气之先，惟一的一个训练戏剧人才的学校。”[5]302《中国戏曲志》的江苏卷则认为伶工学社是“江苏省第一所新型京剧学校”。[6]53在《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一书中，作者则认为伶工学社是“我国近代建立的第一个专业戏曲、音乐教育机构。”[7]48
笔者认为，存在说法不一的情况，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来是各自看问题的立场和角度存在差异；二来是因为评价者自身对认识对象的了解不充分造成的。从梅兰芳的说法看，他仍然称伶工学社为“科班”，可见他对伶工学社的了解不是十分充分，对其性质还是存在误解的。《中国戏曲志》江苏卷从江苏的情况出发，从微观层面，比较审慎严谨地认为伶工学社是江苏省第一所新型的京剧学校，说法没有错，但说伶工学社只是一所新型的京剧学校是不全面的。至于《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从书名即可看出，其主要是从音乐教育方面来看的，而是否为第一个专业戏曲学校，就存在问题了。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定位伶工学社在中国近代戏剧发展史上的地位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得从戏曲与戏剧的概念说起。戏剧相对于戏曲而言，概念更为广泛，换句话说，戏曲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一种戏剧形式。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纷纷侵入中国，中西文化交流随之迅速扩大，西洋戏剧也开始进入中国，并逐渐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与中国传统戏曲融为一体。需要说明的是，戏曲和戏剧这两个概念，在近代中国常被混为一谈，不加区分，如张謇的信中也忽而称“戏曲”，忽而谓“戏剧”，梅兰芳和欧阳予倩亦如是。
1919年创立的伶工学社由戏剧改革家欧阳予倩任主任，负责日常运作。欧阳予倩早年留学日本，后加入春柳社，从事话剧表演，1915年，开始进入京剧领域，成为兼具传统戏曲改良和西洋话剧改良的双料戏剧改革家。在欧阳予倩主持下，伶工学社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戏曲的改良和西洋话剧改良结合，发展中国新式戏剧，从而形成了伶工学社最大的特色。此时的伶工学社，培养包括京剧、昆曲、话剧等等多方面人才，“旧科班里的体罚习惯，他们已经废除不用了。课程方面，不单是注重戏剧，就是一般学校的国文、算术也都照样的悉心教授”，[5]302这已与传统科班教育有了显著的区别。而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共办有大小科班近200个，科班与学校教育都是并行发展的。[8]195-196另外，为了扩大伶工学社的影响，促进伶工学社的发展，张謇还联合朱庆澜、程龄荪、卢寿联等于1919年创建了中国影戏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影视作品就是由伶工学社演出的京剧艺术片《四杰村》，该片还曾在美国纽约放映过。南通伶工学社事实上已成为一个综合性戏剧改良和养成综合性戏剧人才的新型戏剧学校。综上所论，笔者认为，将伶工学社定位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综合性戏剧人才专门学校应不为过。
此外，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由于以往学界对伶工学社关注不多，引起不少学者的误解。如贾志刚先生把成立于1930年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称为“第一所新型的培养京剧演员的学校”，称其“标志着戏曲教育走上了正规化、学校化的道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揭开了中国戏曲教育史的新篇章”，[8]199这是违背事实的，与他在讲到戏曲“学校教育”时称南通伶工学社为中国“第一所培养京剧演员的新型学校”[9]361的说法也自相矛盾。
三、伶工学社对戏剧及社会影响的考察
伶工学社虽是一所建在地方的戏剧学校，但却是张謇的一个“大愿”，寄托着他改良社会的希望。张謇对戏剧的功用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欲借戏曲之改良补益教育之不足，达到教育人民，启发民智，提高文明水平的目的。
张謇发展近代中国戏剧的实践是有其整体规划的，具体来说，是有一个由理念到实践，由外部影响到内部渗透的过程安排的。为了更好地实践自己的这种“大愿”，他一方面自己研究戏剧，从唱法到动作，再到舞蹈，甚至唱词，都有涉及，最终目的则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改良戏曲，使之更为贴近社会，贴近民众，达到通俗教育的目的。正如他所言“仆之欲复古舞，为沟通救济社会之对于美术通俗计也。”[3]735其次，通过创办伶工学社，张謇与众多戏曲名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并通过密切交往，对戏曲界产生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张謇对梅兰芳的影响。在伶工学社的创建过程中，张謇与梅兰芳通信频繁，对梅兰芳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在思想上取得了更多的共鸣，梅兰芳也树立了通过戏曲研究和创办剧场而成美术通俗教育家的志向。对此，张謇大加赞许：“知以仆之前说，有志成美术通俗教育家并有志创良好剧场，此弟进境也。虽然，仆犹有说为弟进。”[3]735最后，通过引进戏剧改革家欧阳予倩主持伶工学社，培养新型戏剧人才，促进戏曲改良。据伶工学社毕业生刘质平（后自日本留学归国被聘为学社教员）回忆：张謇“对伶工学社希望很大：一方面改革昆剧、京剧，一方面提倡世界歌剧。……要求先把基本功学习好，再来研究改革，有了成绩就在更俗剧场试演。”[7]49欧阳予倩在南通的三年，改良戏曲，创新话剧，影响了一批人，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以赵丹为代表的话剧运动，成立了新民剧社和小小剧社，培养和造就了一批著名的电影戏剧家，为中国社会改良乃至革命胜利储备了人才，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余论
南通伶工学社从开始创建到最终结束，满打满算仅存在了7年，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然而其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为鉴。首先，资金来源比较单一，造成先天不足。由于所需投入较大，又主要依靠张謇私人筹资，伶工学社只能采取边建边办学，学员边学边到更俗剧场演出实践的方式运作。其间，除梅兰芳三次到南通演出之外，更俗剧场似乎并不十分景气，正如张謇在写给梅兰芳的信中所说：“自子去后，更俗剧场之掌声，予倩登场外，沉沉矣。”[10]771其次，南通伶工学社师资力量显见不足，前期几乎仅凭欧阳予倩一人撑持，欧阳予倩离职后，更是师资匮乏，欲养成一二名伶实属不易。张謇在信中也无奈地对梅兰芳说：“伶童中二三人者可造，须子来审定。”[10]771其三，张謇与欧阳予倩本想通过创办伶工学社，养成新式戏剧人才，达到改良戏剧之效果，学社初成，欧阳予倩便着手进行戏剧改革，推行新剧，但是，南通地方普通市民思想毕竟相对保守，推行戏剧改良阻力不小。连欧阳予倩自己也有些悲观地说：“我到南通住了三年，本抱有志愿，不料一无成就。人家个个看我是幸运。但我物质上既无所得，精神上的损失，真是说不出来”[4]89
事实上，欧阳予倩也不必过于悲观，虽经营不易，但毫无疑问，南通伶工学社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不但开风气之先，而且引潮流于后，影响造就了一大批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的新一代改革者，他们不仅致力于改革戏剧，还戮力于社会改革，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中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值得无论是张謇还是欧阳予倩等创办者自豪。他们既专精于业，又以业造化社会，他们身上的这种执着、坚守、热血、创新的精神品质，值得当今社会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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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Improvement of Modern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 And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First New-type Drama School in China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Zhang Jian’s Letters
QIANG Ji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of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019）
Abstract: In modern China, the social crisis was deepening day by day, social intellectuals discover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opera, launched a movement to improve opera. As early as 1906, Zhang jian began to think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improving opera, put forward his own views, and began to practice, created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new-type school for drama talents, it’s Ling-gong academic society. This school trained a number of theatrical talents, many of them became the backbone of Chinese theatre circles later. However, the first new-type school of drama in modern China had not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s, even often overlooked, it deserves further study. The large number of letters Zhang jian left behind, procides a complete chain of clu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search.
Keywords: drama; theatre; Ling-gong academic society；Zhang Jian; letters
（作者简介：羌建（1979— ）男，
南通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名人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