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

标识状元企业家张謇

□ 黄正平   吴昊翔

现代化进程中关于张謇的身份，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名目繁杂、各执己见。读懂一个人，还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具体的人放到当时历史条件下来认知，既要看到其个人的巨大作用，更要看到人民群众的作用。既要听其言，还要看其行，进行全面、客观、符合实际的综合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得真知出灼见，符合人物原型与时代形象。

对张謇身份的认定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作粗浅分析：

一是新旧交织的历史维度。

张謇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因为其所处的时代恰是中国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关键几十年，如果从他1895年开始办厂算起就是30多年，从1868年考上秀才算起就是近60年。这一时期，弃旧迎新、风云激荡。在1895年前，作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他登上了学业的巅峰——状元。然而，时代的激流把他抛向了一个急剧变迁的世界。善于学习思考、大开眼界的张謇，奋发图强，毅然以全新形象跃向实业的舞台。就儒家学说而言，他饱读四书五经；从所言所行来看，他实现着一种嬗变。通俗地讲，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弃官从商。

作为新旧转换、新旧并存于一体的张謇而言，生长在旧时代而趋向新思想。虽富于辞章，尤重于实业。他既具有鲜明的状元、封建士大夫、六品官（后升至三品官）的传统身份，又拥有鲜亮的现代意义上的实业家、维新人士等身份，体现了旧时代、新形象的一种复杂性。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了“士负国家之责”的爱国情怀，“独力开辟新路”的创新精神，“言忠信行笃敬”的诚信品格，“兼济天下苍生”的民本意识，“洞明世界大势”的开放胸襟。

二是非凡事业的成就维度。

张謇举办事业既多且广，自谓涉及三大领域，有农工商业、文教卫体、济困助弱等方方面面。张謇当时在南通的所作所为，旨在全域治理，覆盖城市功能主体要素，唯政治功能因张謇特殊的声望和经济实力而应另当别论。其所涉领域众多，既是工业企业家，又是农业企业家；既是教育家，又在科文卫体有着卓越识见和业绩。如果把他的身份和贡献一一罗列出来，那就太多了。所以，有必要进行仔细梳理，分析研究，突出重点，彰显元身份、主身份。

三是历史评价的现实维度。

后人评价历史的张謇，就有了现代的眼光和观察视角，依据科学历史观来看待张謇，就是要用历史学的科学方法、正确路径，把历史与现实紧紧地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作出客观的评价。如果张謇所涉每个领域的研究者，都各自强调他所达到的高度，都可谓“某某家、某某家”，那张謇可能就会成为全才、全能甚至无所不能的人，这或许连张謇自己也是不敢想象、不能祈望的。还原历史、重归历史现场，恰如其分地作出结论，切忌只知局部、不知整体的“盲人摸象”，切忌“任意拔高”，那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张謇确是一个丰富的人、饱满的人，也是一个矛盾的人、并非没有缺陷的完人。时代有局限性，张謇身上也会体现出时代与个人的双重局限性。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历经一个世纪，我们再来评价张謇，就有了从容、理性、冷静以及思辨，就有了认识上的递进和新见。突出主干，反而更能彰显其本意、本色、本质。他主要是五个角色定位和身份标识。

1. 爱国者的核心身份

爱国是民族生存之本，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源。张謇作为封建士大夫，他的忠君报国思想、民本意识比较浓厚。在民族危难之时，这种爱国、报国的热情如火山喷发。不光高呼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口号，还一反封建士大夫这种旧知识分子述而不作、坐而论道的习气，积极投身实业救国实践，历经艰难曲折，1899年5月第一个现代工业企业——大生纱厂终于办成，实业救国梦想在现实中看到了充满生机的曙光。尤为可贵的是，张謇一生贯穿了爱国家、爱家乡、强国爱民富民的主线，并在南通走出了一条报效祖国、造福一方民众的路子。他给所办企业命名，往往都有个“生”字，用心良苦，即为例证。这是令他自豪和骄傲的，也是令现时南通人感恩于先贤张謇的地方。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这一突出“爱国”精神、核心的揭示和评价，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席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2003年江泽民主席为张謇题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既是一脉相承的，又体现出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

2. 实业家（企业家）的主体身份

在社会经济双重历史转型中，张謇的社会身份转换，突出表现在创建大生纱厂及以后举办的40多个实业项目中。张謇怀揣实业救国的瑰丽梦想，信奉和贯彻棉铁主义的实践路径，据地域产业优势，从兴办棉纺工业起步，在南通渐次展开工业—农业—商业的实业道路。从工业到农业、商业各业，从微观到宏观，构筑了作为一个近代城市相对完整的城乡一体的经济格局、地域循环的产业体系，仅《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一书《实业编》中所列就有29项。兴旺了经济、富裕了民众，令海内外啧啧称赞。英国人把持的上海海关在《1922—1931年十年报告》中就特别地提及张謇“企业家精神”在南通的引领作用。如果说1894年及以前张謇的成功之处主在学业，那1895年及以后张謇的辉煌之举就无疑是在实业。这便造就了张謇不同于以前封建士子追逐“状元宰相”梦的两座人生巅峰。1899年办成的大生纱厂是其实业报国的圆梦起始，更是他在南通引领、最终缔造“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原点。张謇状元身份之后的“企业家”身份，正是从1899年5月23日开始确立的。由此可见，企业家、实业家是张謇后半生的基本身份。从企业、到企业家、再到企业家精神，体现了认知发展的历史脉络。如果说办实业以前的张謇主要依靠“状元”“翰林院修撰”的声望，那以后其声望随实业发展进步，随资本积累而更加隆起，以至于到后来分别一度担任清政府商部的头等顾问官、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民国北京政府的农商总长等职。

3. 教育家的重要身份

在张謇心目中“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是并举的，所谓“迭相为用”，启民智、开风气，重在教育，而实业又为教育提供了难得珍贵的“初乳”，张謇遂用“父实业、母教育”比喻之。他的理念是大教育、广义的教育，以通达天下的眼光，直接举办、倡导举办的不仅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还有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幼儿教育、艺术教育、特殊教育……涉猎足够广，且不局限于南通一地。新中国成立后又随院系调整，而播及更广，在他及他的引领下办学达370多所。不仅如此，他还创办了更俗剧场、博物苑等，把文化也作为社会教育纳入其中。张謇所办教育的思想与实践，对同时代的陈嘉庚、卢作孚和无锡荣家是有鲜明榜样作用的，他作为新型教育的带头倡导者、躬身实践者，其本人也义不容辞地担任过江苏教育会会长、全国教育会会长等职。

4. 慈善家的社会身份

张謇在初步总结南通所涉事业时，把实业、教育、慈善列为三大领域，《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记载创办各类慈善机构12家，可见其对慈善的看重和尽心尽力。作为具有深厚儒家传统思想的旧朝状元，深厚的民本思想促进他更多关心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生产生活无助的人、弱势群体。于是，不忌谤言、力排众议，不遗余力，倾心倾力扶弱济困，在他身上体现出传统慈善思想和现代慈善思想的转化与统一。在办慈善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张謇是一名状元企业家，那他更多展现的是从商向儒的实实在在“儒商”形象。

5. 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活动家身份

张謇所处的历史时期，传统守旧势力开始衰落，资本主义萌芽，帝国主义侵略，国内军阀战争等重大事件频发，各种思潮先后泛起，多种力量不断倾轧。张謇被裹挟其中，几度沉浮。对外，他见贤思齐、学习效仿，寻求合作，为我所用。对内，他周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经历了近代几乎所有的政治大事件，在思想演进和理想更迭中试图施展其政治抱负和救国理想，终于以强国梦痕告终。他凭借独特身份（包括幕僚出身和经历），也担任过部级领导人。据其政治抱负、政治思想、政治地位、政治经历和经济社会的广泛影响，用“社会活动家”称谓具有包容性，也是名实相符、恰如其分的。从史料中发现，张謇还特别擅长演讲，重视宣传的作用，显示了社会活动家的禀赋和远见卓识。

综上所述，把一百年前的张謇定位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基本上能涵盖他在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个人独特的作用和历史的地位，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和贯通。“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在“中国近代第一城”创建中，他是领先者、领导人，发挥了主导者、主力军作用，他的事业覆盖上海、南京等诸多城市，影响及于全国。在近代现代化探索中，作为一座丰碑，他功不可没。对这一点，既不能夸大，更不能掩盖。然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无法、不能担当反帝反封建宏伟责任和伟大使命的。唯有他去世之前5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前人探寻基础上义无反顾地把这一重任担到肩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在新的时代，我们回过头来看张謇，作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在他身上体现的思想品质和行为特征有这样几个方面：起而行之、敢为人先的强国担当，强毅力行、甘为牛马的奋斗姿态，知己知彼、见贤思齐的国际视野，福泽百姓、公仆天下的社会责任。这是张謇作为状元企业家的精神特质，跨越时代又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作为早期优秀企业家，张謇实业人生突出表现为“梦想理想、创新创造、实干苦干”，其实业报国、实干兴邦的言行具有企业家榜样意义，他给我们留下了有限的有形资产，而留下的精神遗产将激励着我们走向新的时代，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

南通市通州区图书馆）

（原载：《张謇研究》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