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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儒商:张謇的企业家精神
时间: 2021-04-16     次数: 672     作者: 高全喜

 ●《张謇研究(2020)》·论文精选

 

再造儒商:张謇的企业家精神

 

高全喜

 

张謇:改良主义的现代企业家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之际,张謇作为一位卓越的现代企业家是无可置疑的,也富有代表性。但有一个问题时下还缺乏深入的探讨:张謇的企业家精神究竟是什么?其源泉来自哪里?张謇的企业家精神与其一系列人生事业是何种关系?

考诸张謇的生平,可以看到在他步入不惑之年以前,走的还是传统士大夫的科举老路,但在夺得状元头魁之后,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不再效力于庙堂仕宦的“正途”,而是转向民间社会,开始了新的人生规划,实现了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企业家的转型,为什么张謇的人生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呢?关键在于他身处的中国社会遭遇了西方势力的侵入、正在发生古今之变。此时的中国将往何处去,如何变法改制,王朝变革的缘由及动力是什么,这些问题势必刺激饱读诗书的张謇,促使他探其究竟,问其根本。因为这位状元并非那种无所事事、袖手谈道的书生,而是关注黎民苍生、国家兴亡的志士。

近代中国变法维新的传统可以追溯到魏源、王韬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郭嵩涛等人,他们尽管在变法图强的理论主张和人生实践上多有区别, 甚至相互对立,但有一条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都经历了从传统儒生到现代人物 的转变,都立足于儒家经典教化而致力于对西学、西政的开放与学习。从这种 转变的外部形式来看,张謇作为后来者与前辈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张謇转向一个工商企业家,并在41岁之后,把全部的生命都投入到一个连他自己都似乎并非深刻理解的现代企业家的事业之中。这种独特的转型路径及其典范意义,才是本文予以论述的中心议题。

依照现代儒学的解释,这是传统儒生基于中国的外部刺激而形成的一种从内圣向外王、从心性儒学向事功儒学的转变,这种说法固然有理,但并没有触及张謇角色转型的根本,即此时的张謇已不再是传统的儒生,而是逐渐成为一种现代的工商企业家,其企业家精神取代了儒家的事功与外王之学,成为一代中国士绅企业家的精神基础。换言之,伴随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到了张謇这一代企业家的出现,已具备了现代性的意义,他们成为变革的主体,真正面对现代社会的法政制度、经贸工商与地方城镇的自主构建问题,而不是传统社会结构的延续和发展。这里有一个本质性的裂变,即古今之变。尽管这个裂变在张謇那里,并没有表现为激进主义的革命,而是表现为改良主义的变革,并与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毕竟与传统发生了本质性的裂变。

本文在此拒斥两种对于张謇企业家精神属性的教条主义解释,一种是延续论,另一种是突变论。前者固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把张謇的转型视为传统儒家经世思想的延续,认为张謇本质上还是一位现代的儒商,是儒家经世思想面对新时局挑战的一种积极应对;后者则强调张謇的转型具有革命性的现代企业家意义,由于传统社会缺乏现代工商企业与法权制度,张謇的企业家实践具有社会革命的作用,从传统儒家转变为现代的企业家并创建了一套现代企业制度与文化。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解释都具有片面性,只是看到了相互对峙的一个侧面,揭示了一个维度,而张謇的转型意义恰恰是两者的结合,但不是权宜之计的中庸之道,而是具有强大精神基础的会通之道。这个强大的精神基础,就是张謇创发了一种具有崭新意义的企业家精神,这种企业家精神与奥派经济学所揭示的企业家精神具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正是这种企业家精神,使得张謇完成了从一个传统儒生士绅向现代企业家的转型。不同于张之洞意义上的“中体西用”,或者革命党人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张謇属于改良主义的现代企业家,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1]

奥派经济学的企业家精神与张謇的契合

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所揭示的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呢?这个问题在本文至关重要,它是我们理解张謇这一批中国近现代企业家的要点。

首先,企业、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这组概念是奥派经济学的专用术语,不同于一般经济学的含义,因为奥派经济学理论建立在企业家的经济行为基础之上。在他们看来,人的行为都具有企业家的性质,社会的经济行为不是客观均衡的,而是建立在人的行为之上,不同的行为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性质。一个富有活力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企业家发挥自主才能以及制度创新的社会。[2]

其次,奥派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来自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行为的深刻观察与分析,因此具有现实基础。换言之,奥派经济学是一种方法论,通过对于现代经济行为之研究,他们对于现代社会的企业运行、资源配置、机会信息、企业家行为和企业家精神等,都有一系列新的解释和论述,开辟了一条主观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之路。

再次,由于奥派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并非是西方社会独有的,而是在任何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秩序中都普遍发生的。所以,当中国社会面临或融入初始的市场经济之时,必然会产生相关的经济行为。尽管并非出于主观意愿,但企业家们都不期而然地扮演了奥派经济学所定义的现代企业家的角色。之所以把张謇这一代中国企业家视为新型现代企业家,而非洋务派或者买办,其关键点也正在于企业家的主体自主性。

奥派经济学所定义的企业家是一种具有自主性的以企业为中心的事业人,这一点对于转型之际的中国社会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因为传统儒家眼里的士农工商之“商”,不外乎买卖,这类商贾行为在奥派经济学看来并不具有现代性。但现代企业家的行为是通过提供产品来满足社会需要而获得最大化利润。因此,企业行为不再是单纯的买卖谋利,而是制度创新。关于生产、交换、产品、贸易以及由此衍生的货币、银行、债券等信用产品,还有公司、企业、工厂等,都是企业家创造的产物;规则、法律、仲裁、法院、社团、城镇、国家也是企业家行为的结果。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所有内容,几乎都离不开企业家的主观创造。

当然,企业家的组织和创制行为,是一个古今之变的产物,即便是在西方社会,也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性变革。[3]企业家的主体自主性,根本性上依赖于企业家精神,这个精神就是自由意识,即不受制于外在强制性压力而自主地从事企业活动。企业家的自由精神不仅表现为道德信念,更主要的是形成一套规则和法律机制,通过这些习俗惯例和行为规则、法律规定而支撑和保障企业的经济行为。

正是基于上述的企业家理论,奥派经济学发展出一套富有特色、自成一体的经济社会理论,对于后发国家的工商企业家的行为模式及其精神归属,也具有警示的意义。

张謇的企业家行为与精神之再探讨

重审张謇的一生事业,就会发现张謇与奥派经济学所倡导的企业家理论具有深层的契合。他不是那种单纯商贸意义上的商人或工商经营者,并不仅仅以盈利为目的,而是把自己的事业作为一种企业来加以经营和运作,从而赋予了企业和企业家以新的现代意义。正像他指出的,“天下之大本在农,今日之先务在商,不商则农无输产之功”,[4]“我国家欲求商业之发达,必先求商品之增加;欲求商品之增加,必先求原料之充足”。[5]为此,他离开仕宦之途,在家乡南通创办企业,促农行商,垦殖造地,兴修水利,推广他的富国利民的“棉铁主义”,[6]大生纱厂之“大生”,就取之于《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既然是工商为本,那么运营企业的第一要务,就是确立企业的独立自主性,使之不受制于外部权力。对此,张謇不仅有着明确的意识,而且也是这样实践的。他在南通创建涵盖纺织、垦牧、航运、码头、机械、面粉、榨油、制盐、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30多个企业,代表者包括大生纱厂、海通垦牧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并组成了大生企业集团。此外,他还创办了南通师范学校、南通女子师范、南通纺织学校等一批新式学校,以及南通博物苑、图书馆等一批文化事业单位。这些举措并不仰仗官府,而是完全基于民间资本的自愿合股,这有别于洋务运动时期由官府主导的工商洋务行为。张謇可谓中国现代民营企业的开创者,他首先创发了民营股份制,这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们确立了企业家得以自立的经济基础。

现代企业有别于传统的商贾营生,在于其需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早在创建南通大生纱厂之时,张謇就意识到传统的独资企业及合伙企业存在规模狭小和风险集中的短板,率先引进西方的股份制向社会募集资金,并制定严格的章程,保障企业的社会化和商品化得以有效实施。这一现代企业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工商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张謇在公司构架、管理机制、财务审核、营销策划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率先建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企业制度,被赞誉为实施“大农”、“大工”、“大商”的南通“大生模式”,从而推动中国工商经贸活动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7]

正是在企业主体和企业制度的基础上,企业家才真正成长起来,并担负起领导企业发展壮大的责任。如果没有现代企业主体性及其制度支撑,企业家就不可能具有独立的创造力,并发挥中坚作用。从这个视角看张謇作为企业家的事业,就不难发现在他的整个人生中,企业、企业制度和企业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创立企业、开展贸易,拓垦土地,乃至建立学校、图书馆、慈善救济、文化社区等,都与企业家精神密切相关,并服务于企业家的事业。这里企业家推动的是社会经济贸易和文化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这样一来,现代企业和企业家就面临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企业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涉及所谓的义利之辨,对张謇和奥派经济学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传统社会一般都是贬低商人的。依照传统中国的义利观及其社会分层的流俗看法,商人不属于社会中坚。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商人追求私利,对于社会和体制并不具有建设性的作用,国家历来推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基于农耕文明的义利观。就西方社会来说,传统的古典文明,尤其是基督教也不推崇工商社会,将商人视为缺乏公共美德的谋利之徒。

不过,在奥派经济学产生之前,西方社会至少发生了两个重大的变化,从而为奥派企业家理论奠定了基础。第一,在制度架构上,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发端于工业革命以及工商市场经济秩序的扩展,并确立了一整套关于私人财产权的公法与私法,这就开辟了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先河,促进了工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壮大。第二,在思想观念上,西方社会经历了启蒙运动,尤其是经历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苏格兰启蒙思想的洗礼,不再将工商追求仅仅视为谋求私利。这里有一个化私为公的道德问题,即追求个人私利不是丑恶的,本身就具有正当性,每个人追求私利反而会促进公共利益的达成。这样一来,传统的“义”、“利”就不是简单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对此,休谟和亚当·斯密等经典思想家们都有过论述,由此改变了传统的道德观和义利观,成就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新道德。

正是在上述法律与道德的两个基础上,奥派经济学进一步把工商社会的文明进步机制上升到企业家精神的高度,赋予企业和企业制度一种新的含义。在奥派经济学看来,追求最大的利益,正是现代企业的本质,不追求经济效益和企业利润的行为都不属于现代经济行为。但企业追求的利益是法治社会下的商业利益,因此法治经济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企业利益的源泉不是计划经济或国有经济,而是通过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而实现的商业利润。因此,企业创新是最根本的。此外,企业利益的实现又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通过利益竞争机制、企业制度创新,以及企业家的精神努力,一个社会才会生机勃勃,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财富涌现,才会有文明的扩展和知识的进步。所以,“义”和“利”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二者结合的关键是工商与个人自由;私利和公益,说到底不是属于某个抽象物,如国家、集体、民族等,而是属于社会中的每个人,尤其是自由的个人,经济自由远比义利更为重要,只有自由才能调整义利的表面矛盾,才能达到企业家精神的升华。

张謇的义利观有很多与奥派经济学一致的方面,他超越了传统中国的义利观以及对于商人的贬低俗见,真正认识到工商社会和商业文明对中国的现代意义。作为中国工商阶级最早的代言者,张謇所代表的中国士绅能够自觉地与传统士绅有所区别,把自己的使命与私营企业联系在一起,把创建企业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并在其中挖掘出一种企业家的精神担当,赋予了现代企业家以创制救国的新意义。他在为大生纱厂拟定的《厂约》中指出:“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钞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8]在张謇心中,他所致力的企业行为不是为个人谋利,但也不是不考虑企业利润,相反,民营企业当以追求商业利益为本务。为此,他一生殚精竭虑,创办公司,筹款募资,发展实业,其目的是为了实业报国,“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9]“然非先兴实业,则教育无所资以措手”。[10]由此可见,张謇试图从企业甚至个人的私利追求中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当时中国最大的公共利益就是救国,这样一来,张謇这一批现代企业家便超越了传统中国的商贾,具有奥派经济学所定义的企业家特征。[11]如果单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看张謇的社会和文化事业,其大多属于公共文化和社会福利救助,应该是国家的公共事业部所为。但如果从奥派企业家理论来看,则属于企业家的行为范畴和公共责任。对于张謇来说,这些公益活动系自身乡土社会建设的一部分。有别于孙中山那种华而不实的建国方略,张謇作为一个企业家务实求真,实事求是,主张渐进改良。面对晚清民初社会凋敝的情势,他十分看重地方自治建设,倡导实业民生,推行开放改革,退出京城仕宦之道以后,张謇就扎根于家乡南通,致力于地方的工商贸易、文化建设和城镇规划,探索出一条富有生命力的南通模式。[12]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国尚处于古今之变的发轫,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地方社会的诸多方面还处于空白,这恰恰为张謇的企业家行为提供了一个大力驰骋的舞台,从而构建起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影响深远的张謇南通模式。在西方社会,奥派企业家却没有如此的机会把企业家的抱负实施于社会与地方公益。

张謇与奥派经济学之企业家的差异

如前所述,奥派经济学不过是发现或挖掘出人类尤其是西方现代的一个真实内容,那就是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催生或促进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构建及其工商文明、法政制度的发展,奥派经济学不过是把过往历史的这些面相作为原理揭示出来而已,它们不仅适合于西方诸国,也适合于转型时期的后发国家。张謇恰好处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一生的事业不期而然地契合奥派经济学的原理,它们不单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工商事业,而且还包括地方自治、国家建设、文明进步等事业,这些事业一以贯之就是企业家的事业,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展现。

虽然奥派经济学的企业家理论对于张謇具有一以贯之的解释力,但张謇毕竟不是西方的现代企业家,更非奥派经济学所研究的西方近现代的典型人物,而是一位中国的企业家,且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洗礼,其一生的事业具有深厚的儒家传统士绅的气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13]“而自乙未以后,国势日亟,知非教育不足以图存,非实业不足以自治,乃以绵力经营地方。亦时摅一得之愚,强聒于当时之政府,始终迄不见纳,故自持村落主义益坚,亦冀不幸而亡,留此为国不尽无人之纪念”。[14]由此可见,张謇作为一个传统儒生有着家国济世的情怀。这样一来,本文的立论就处于一种尴尬的处境:张謇是时下通说的儒商典范,还是我等认为的奥派企业家呢?对此,笔者认为有两层问题需要加以梳理,并分别给出相关的讨论。

第一,如何理解张謇心目中的儒学及其现代化转型问题。虽然张謇处于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巨变的时代,但他的思想意识并没有像其他敏感的儒生那样经历如此苍黄凌厉的心灵悸动,他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着儒家浑厚简朴的思想意识,试图以儒家的义理和事功来促进古今之变,完成儒家经世致用的目标,这一点与康、梁的激进主义儒学有着巨大的不同。在张謇那里,儒家思想似乎与现代社会的古今之变以及现代工商致用并没有天崩地裂的隔绝,与西学、西政也没有势不两立的对垒,而是延续着郭嵩涛的“三代之治在英美”的传统识见,试图从儒家精神中开辟出一条走向现代中国的道路。因此,张謇的创办工商、规划企业制度、倡导地方自治、文化建设、兴学慈善公益等,都与他秉承的儒家精神密切相关,都可以与这一脉儒家精神水乳交融、连为一体。故此,多有论者大力褒扬张謇的现代儒商精神,视为儒家可以独自走向现代文明和工商社会的标志与楷模。

对此,我们不能说不对。但张謇的这个倾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认知和言行表率,并不足以说明儒家传统的全部要义,甚至遮蔽了传统儒家的弊端,这也显示出张謇与奥派经济学关于企业家定位的一个重大不同,即传统儒家能否真正成为现代工商社会的担纲者,不经过浴血重生就可以完成现代转型,并开辟出一个现代的工商社会与法治国家。[15]这一点是存疑的,至少从张謇的最终失败中,可以印证出儒家现代化的一种必然失败的命运。郭嵩涛的愿望固然是一个不错的儒家前景,但要达到三代之治之“英美”,不是凭借着儒家自身的义理与事功就可以实现的,也不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以完成的,而是要经历一番彻底的变革,尤其是制度上的变革。其实,张謇在观念上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他对于儒家传统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于现代企业家精神的领会,与奥派经济学就显示出很大的不同。

第二,虽然张謇对于现代企业家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于传统儒家的反思,从观念上看较为肤浅,但张謇的行为所焕发出来的客观社会效果,却是意义巨大的,甚至凸显了现代企业家精神在中国近现代转型之际的革命性作用,远比那些试图激励批判儒家思想传统的激进主义,如康、梁托古改制的戊戌变法和孙文的工业主义乌托邦,要有效得多和实在得多,故此张謇才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工商企业家的代表者和士绅立宪派的领导者。换言之,张謇那一代中国工商企业家们,虽然还纠缠着儒家传统,在思想观念上并没有意识到儒家的没落,依然标榜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但他们的行为却是在践行奥派经济学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家的精神,为一个迥然不同于儒家社会的现代工商社会与法治社会而克尽厥职、殚精笃行。

可以说,张謇既是一位儒家精神的继承者,又是儒家精神的变革者,至少他不是康有为那样鼓吹新公羊学的圣人,也不是孙文倡导的革命之先知先觉者,而是朴质的经验主义者。就像苏格兰启蒙思想所推崇的那些“最终的不可知主义者”一样,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的终极关切之为何,但心系民生、戮力事功,社会恰恰是由他们所推动的,历史是由他们所造就的。但开风气不为师,一生所为付流水。由是观之,张謇的一生事业,是儒家又不是儒家,是奥派企业家又不是奥派企业家,成耶败耶,是耶非耶,一切都蕴含在历史演进的波谲云诡之中。

 

  注释:

 [1]任剑涛:《现代建国中的企业家:张謇的典范意义》,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米塞斯:《人的行为: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柯兹纳:《竞争与企业家精神》,刘业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3]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4]张謇、张孝若编:《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上海书店1991年版。

  [5]张謇:《筹措奖励植棉制糖牧羊基金呈文》,载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6]参见马敏:《孙中山与张謇实业思想比较研究》,载《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周见:《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比较研究:张謇与涩泽荣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章开沅:《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版。

  [7]陈争平:《近代张謇的企业制度创新及其现实意义》,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8]张謇:《厂约》,载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5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9]张謇:《江苏教育总会咨呈江督苏抚宁苏提学司请开办实业教员讲习所文》,载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10]张謇:《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载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11]高全喜:《传统儒家商业伦理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载《天府新论》2017年第1期。

  [12]吴良镛:《张謇与南通“中国第一城”》,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13]张謇:《呈报南通地方自治第二十五年报告会筹备处成立文》,载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14]张謇:《请解农商总长职专任水利局务呈》,载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15]高全喜:《传统儒家商业伦理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载《天府新论》2017年第1期。

(原载《文化纵横》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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