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0）》·史料考辨 ●

校歌三辨

赵 鹏

一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詹皖主编的《民智兮国牢——南通近代校歌歌曲集》，内收《南通学院校歌》一首，标明词作者为张孝若，未标谱曲者名。因为对此歌有些疑惑，于是搜采资料对此作了一点探讨，不想疑问仍不得解决，现在只好披露出来，供有兴趣者一同求索。兹先据上书将歌词先录于下：

南通大学，三院鼎立，农医纺并[织/职]中。真才造就，实学研[改/攻]。往绩可述，来绩无穷。愿我人继前人之志，尽我人之力，益大益充。传校誉于后世，建大业于寰中。

据编者所注，此谱录自《近代中国高校校歌选》。查检《近代中国高校校歌选》，此歌标题作《南通学院院歌》，并标为“佚名词曲”，而歌谱乃“录自《南通学院纺织科民卅八[级]毕业纪念刊》”。顺流溯源，又看到那个纪念刊，果然未署词曲作者，至于所刊此歌名则称作“校歌”，因知《近代中国高校校歌选》的歌名“院歌”是误改，至于歌词被录错并沿误了的两个字，我上引时已给标出。

这首校歌还见于次年出的《南通学院纺织科1950年毕业纪念刊》，文字全同，然而在同年的《南通学院纺织科学友录》里，此歌首句却作“南通学院，三科鼎立”，与彼称“南通大学，三院鼎立”有不同。

上述三种老版本的校歌都作简谱，刊布时间在1949年和1950年，都不能算早。另外还有一种五线谱者，见于1944年刊印的《南通学院农科民卅三级毕业纪念年刊》，名作《南通大学校歌》，首句也称“南通大学，三院鼎立”，与上引两种纪念刊全同。

按张謇在世时曾有合组农、医、纺三校为南通大学之意，只是荏苒未果。1928年张孝若继长各校后开始归并，名之为“南通大学”， 三校各改为科，两年后得教育部批准，以“南通学院”名立案。由此可见，学校以“南通大学”名义存在的时间只有两年，如果校歌里真以“南通大学”名称出现，那势必创作于这两三年内；而如果像另外版本里称为“南通学院”的话，则又肯定在部批校名为学院之后，可惜找不到最原始的本子。1944年还在抗战期间，由于抗战初南通学院医科已随军西迁至湖南沅陵，随奉令与江苏医政学院合并成国立江苏医学院，南通学院的医科因此中断，所以此时歌词中“三院鼎立”的状况已不复存在。由此也可知校歌创作的下限，必在抗战之前。

有意思的是2002年出版的《南通医学院志》里，又影印了一种五线谱与简谱合一的《南通大学校歌》。我曾多方打听这个影印校歌的出处，结果毫无结果，仿佛成为一个无头悬案。就在灰心丧气之时，偶翻检自存图片，竟看到这个歌谱，并由此知道它出自1934年刊印的《南通大学医科第四届毕业纪念刊》。这是某年在网络上看到拍卖此纪念刊，因附图片多未曾见过，故手勤保存了一份，想不到如今派上了用途。

特别注意这个版本的理由，是看到歌词首句与上说诸种又有不同，此首句为“南通大学，三院分立，医纺农并附中”，称“分立”比彼之“鼎立”意思更明确，因为张孝若合并三校为南通大学，及奉令改称学院，这三校即使改名为科，却仍然各自为政，正处于“分立”状态。及至1936年8月郑亦同接长院务，三科才得以统合，正式建置的学院至此方告形成。“医纺农并附中”句，除三校的次序与前引各版本不同外，此称“附中”也与其他版本的“职中”不同。三校合组成南通大学时，原农校的附属中学相应改为南通大学附属中学，由农科兼办，这一点也符合歌中的“附中”。及至郑亦同长校后，普通科的附属中学已不存在，学院所附设的是高级植棉职业学校和高级纺织职业学校，这两所学校与歌词的“职中”相符合，推想歌词的“职中”是后来根据现状更改的。

这个五线与简谱合一的版本，从刊布的时间和内容看，可以确认其作于张孝若长校时期，也即1928年至1935年间。然而根据歌词出现的“南通大学”而断其作于1928年至1930年以“大学”为名时期，也未免可以遽定，因为当时学校虽改称“学院”，可一般习惯还称为“大学”，即如刊印此歌的纪念刊，封面名称就写作《南通大学医科第四届毕业纪念刊》，而内里庞京周、宋国宾等人题词的抬头都写作“南通大学医学院”，尽管其时正规名称已是“南通学院”，且无论大学还是学院，其所构成的三校都称为“科”，并不称“院”。举此例是想说明，即使学校早已改称为“南通学院”，但时人却仍有称呼“南通大学”者，所以还不能以此名称来定时期。另外，歌词中无论是“三院分立”还是“三院鼎立”，都不是一种准确的表达，因为规范名称只作“科”而不作“院”。

据闻1935年的《南通大学农学院二四级毕业纪念刊》也收录校歌，这个版本未曾寓目，因看到时间后于1934年所刊，故暂视作无。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校歌大系》（第二集）收录此校歌，题作《南通学院院歌》，也标注“佚名词曲”，并在注解文字里有一段说：“南通学院校歌，约在三十年代以后所作。据说，校歌公布后，不仅每年入学要教唱，开学典礼、重大会议和毕业典礼都要同声合唱校歌。她激励着热血奔腾的青年学生，真才造就实学。”不知这些话的依据何来。

以上介绍各种版本的校歌，尽管名称及歌词首句文字有些不同，但不著词曲者名却是一致的。《民智兮国牢——南通近代校歌歌曲集》编者认定词作者为张孝若的依据，在其曲谱的脚注里有说明：“2010年4月16日编者特地去北京方庄芳群园张绪武先生家中，向先生请教出版《民智兮国牢——南通近代校歌歌曲集》一书的几个问题。他唱完此歌后，激动地在《南通学院校歌》下方写下‘此歌歌词为先父孝若公所作’几个字并签名，盖上‘南通张氏’大印。”不知绪武先生写此话的真实语境是何样，即凭此来认定词作者，如果没有什么可靠的旁证材料，窃以为似嫌草率。

我对这首校歌的搜讨已如上述，如果要总结一下结果，大概可以说：这首校歌的创作时间、创作者以及准确的歌词其实都没有能弄清楚。这事做得有些遗憾，但也只好无奈。

然而有点不可思议的是，现南通大学于2018年12月以多种媒体向外公布了一个“《南通大学校歌》与时俱进的全新版本”，该版本采用原校歌“南通大学，三院鼎立”版，仅将原“农医纺并职中”句改成为“钟灵毓秀根脉弘”。而看公布的歌谱上，赫然署着“张孝若词，徐立孙曲”。这就有些荒唐了，即使能认定词作者为张孝若，你改了他的原词，还可以再署他的名吗？另外，突如其来的出现了一个谱曲者徐立孙，好像也没有任何史料依据。这种做法似乎想为前贤扬名，可是以在下看来，其实是一种极不尊重。

二

《民智兮国牢——南通近代校歌歌曲集》里的《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十周年纪念歌》，编者定词作者为范姚蕴素，其根据有注云：“歌词的作者经著名书画家范济先生考证。”不知如何作的考证，我却有一个反证材料，乃南通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所收范北强先生的《南通女子师范概述》。范先生在文末附录了该校不同时期的五首校歌歌词，三首为张謇撰，两首为顾怡生撰，而上说的这一首，作者正在顾怡生名下。女师十周年时，范北强为本科二年级在读生，而顾怡生为其老师，她的记述应该更可采信。

三

再说《民智兮国牢——南通近代校歌歌曲集》里的一首歌，即《南通县女子师范学校校歌》。编者标明此歌为“张孝若词”，且于歌谱下有说明云：“此校歌录自《南通县女子师范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册》，大约于1925年至1936年间在学校纪念周会上歌唱。当时每周一的纪念周会上，师生要先背诵中山先生遗嘱，然后齐唱校歌。此为南通县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三首校歌，由校友邵冲世回忆（时年90岁，2010年4月）。为了寻找本校歌，编者走访了十多位90岁以上当年的校友。2010年5月，有幸在南通市图书馆又发现此歌。”

其实即如这个说明，也不能认定歌词的作者就是张孝若。且不论说明中那个“纪念周”的说法多么不靠谱，只说校歌出处的那个书名，就错字连连，实际刊载此歌谱的，是印行于1946年的《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四十周纪念刊》。了解了一下，女子师范三十周年时并没有出过纪念刊，最起码南通市图书馆没有这书。所以编者在南通市图书馆“又发现”的，肯定与他列的书名不合。以小人之心度之，我甚至怀疑书名的“四十”改为“三十”是故意之为，因为女师三十周年正是张孝若去世之年，这样方能与说他为词作者相匹配，否则到了四十年出纪念册时，已与张孝若没有什么关系了。

刊印此校歌的纪念刊，称其校为“四十周”，这是当时的语言习惯，四十周指的就是四十周年，并非如现在说的四十个星期。或许编者不知此理，为了解释，就弄出一个“每周一的纪念周会”，也不想想每个周一都要纪念个啥事。

再说点虚些的感觉，看此歌词用语用意，也与张孝若的语言不类。歌词中的“女权发展，教育提高，本着三民主义，蔚成女界之英豪”，倒像1930年许公鉴任女师校长时提出的三项教育宗旨：一、谨守总理遗训，培养妇女取得社会平等地位之能力；二、遵照教育宗旨与实施方针，以适宜之科学教育，严格之身心训练，养成健全之师资；三、秉创办人之宗旨，保持原有之精神，以谋发扬光大。

另外再从常理说，张謇既有校歌作于前，作为儿子，如果不是学校有了特别变化非得改作校歌不可，他也决不可能自己再作一个校歌来取代父作。综上所述，我觉得这首校歌的作者决无可能是张孝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