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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张謇治水之方略
时间: 2020-03-06     次数: 5121     作者: 庄 奂

 

浅析张謇治水之方略

 

 

张謇是清末民初一位忧江海连年水患、人民深受其害,而潜心研究水利,吸取前人和国外治水的成功经验,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坚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用科学方法治水、解除民困的学者和先驱。披阅有关史料,对其治水方略,试作如下粗浅的剖析:

一、为除水患,标本兼治,治本为主

早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通州知州孙云锦调迁江宁发审局,21岁的张謇应邀任该局书记。即随孙查勘淮安渔滨河积讼案,初次接触水利,由此阅读了前人大量的水利著作,意识到为根除水患,应查清灾情、水势,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光绪十三年(1887),孙调任河南开封府知府,张謇随往。不久,黄河在郑州决口,灾情十分严重。张謇奉孙云锦之命,与孙的儿子东甫冒险乘船,调查灾情,办理急赈;并走遍决口的上下游,察看水势。通过察看,张謇主张将黄河疏浚,分数道从山东入海,这一疏导之法,可以根治水患。北洋大臣李鸿章聘用的水利专家,经过对上下游的观察和研究,也是这一主张。但钦差督办河工大臣李鸿藻却说“我只负担堵塞决口之责,而且堵塞决口之款项,至多不过数百万元”,对张謇的意见不以为然。混迹多年的其他河防官吏,也一致附和李鸿藻的意见。张謇欲干不能,只得辞别孙云锦,返回原籍。

张謇回籍途中,经过徐州、淮阴、淮安,眼见黄河之水漫无归宿,淮河流域各县均受其害。于是便在淮安住了10多天,详细调查了解淮河的变迁史。原来,黄河和淮河各自出海,黄河出海口在山东渤海湾;淮河出海口在江苏海州附近的云梯关。元朝末年,黄河夺淮,连泗州城全被淹成洪泽湖。清咸丰六年(1856),黄河从铜瓦厢决口,改道北迁,又回到山东出海;淮河仍单独出海。可是,黄河给淮河留下严重后患:夺淮之时,清流变成浊流;退出之后,沉积大量泥沙;淮河的流速、流量大大降低,不能推动淤泥,致使海口堵塞,出水困难,经常造成水灾。两岸百姓因而陷入困境,年年扶老携幼,渡江逃荒。有鉴于此,张謇频频发表治淮见解和疏请,往往遭到地方官吏的竭力反对或婉拒。

民国二年(1913),张謇应邀赴京就任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曾由美国驻华公使介绍,与美国红十字会订立了一个借款导淮的合同草案。他想用这笔资金从三个方面着手治淮:一是常年疏浚淮河河床,并拓宽加深,扩大流量;二是清理旧黄河入海口淤积的泥沙,让淮水仍从这里入海;三是在古运河以东,开一条新运河,北从阜宁陈家港起,至如皋东乡入海口。这条河与运河平行,可将淮河、泗水、沂水分流,使其七分入江,三分入海。实施这个计划,淮河流域的水患就可得到较好的解决。终因借款迟迟不能兑现,计划难以实施。

民国七年(1918)徐世昌任大总统时,江苏灌河口之运盐河及清江浦(淮阴)至瓜州的运河区域连年闹灾;民国八年(1919)委张謇任江苏运河局督办,张虽年近古稀,仍为治水奔走操劳。民国十一年(1922)又委张兼任新运河工程局督办,并以其在水利方面的功绩授勋。张謇在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任上,对国内的水利曾作过全面统筹,提出:“除害之大者,莫如导淮而兼治沂泗二水;兴利之大者,莫如穿运河以达松嫩二江。”却因时局动荡,国力衰微,政府腐败,使张謇有关水利的设想和计划总是不得落实。

尽管如此,张謇在治水过程中,已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主要是:亲自实地勘察,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灾情水势,因时因地制宜通盘考虑、精准谋划,从全局着眼、局部着手,分别轻重缓急,有序进行。在进行中注意做到:救灾和治水兼顾;眼前效益与长远效益兼顾;全局与局部兼顾,若不能兼顾时局部应当服从全局。凡遇到群众因治水而发生矛盾和纠纷时,则从有利于团结的愿望出发,尽量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化解矛盾,平息纠纷。民国十年(1921)八月中旬,连续5天大风大雨,长江、淮河同时涨水,运河堤工日夜告急。时任江苏运河局督办的张謇与会办韩国钧一行,日夜勘察堤坝,得知早在7月下旬车逻坝、新坝、南关坝已经开凿,下游7县已成一片泽国。此时又降大雨,高邮、宝应两城的人要求打开昭关坝泄水。此坝一开,不但再筑困难,而且上游留不住水,会造成来年水枯;下游水已排泄不及,再来新水,受灾更重。因此下游四、五千人守卫坝上,不许开坝。上下游一时争执不下,张謇与韩国钧等即去察看劝说,向上下游群众晓以大义,要他们顾全大局,待调查后再作决定。通过调查,乃决定打开东台泄水要道王家港,坚持不开昭关坝,至9月10日前后水势降了下去。第二年大旱,别处只能种旱作物,高邮、邵伯、淮扬一带,仍可种水稻,秋季获得大丰收。张謇坚持不开昭关坝带来好年景为乡民称颂。当地耆老拟做“万民伞”送往南通,被张謇制止。

二、欲求安全,建保并重,形成常态

在苏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张謇治水的设想和计划虽然得不到落实,但在家乡南通,经过他多年的奔走、操劳,兴修水利却创下了辉煌业绩,既重建设,又重保护,并加强管理,使之形成常态。

为防御长江潮水冲毁江岸,早在清宣统二年(1910),张謇始筑江堤10公里;其后于民国元年(1912),自天生港经芦泾港至任港,筑新堤6.2公里;民国三年,修筑天生港至任港段江堤18.5公里;民国六年,修筑任港至姚港段江堤2.5公里;民国十二年,由任港向西接新堤,自天生港经太平港至九圩港,再自九圩港经捕鱼港、大小李港、洞子港、大汐港、亮港,筑堤10.18公里;民国十三年,自任港经姚港、狼山港、小洋港、裤子港至营船港,筑新堤12.7公里;6次共修筑江堤60.08公里。

海堤,古称“捍海堰”,具有“束内水不致伤盐,隔外潮不致伤稼”的作用。清末民初,张謇与三兄张詧兴办大有晋公司,自九门闸向南,经恒兴、环本,以及海晏乡的五三、红卫、近海、闸北村和东余乡的新港、建兴、同兴、茂芳村抵鲜鱼港,修筑海堤31.65公里,如今被人们称为张公堤。

与江海堤防相配套,张謇还曾偕同工程技术人员实地勘察、深入调查、仔细测算全县各市乡不同时段的雨量和江海潮升降,以及各河港宣泄积水的数据,弄清已建涵闸的流速、流量,找出易涝易旱的地段,注意“蓄与泄并重”,兴工改建和新建了多座涵闸,开挖和疏浚了多条河道。据民国十年(1921)张謇撰写的《南通水利已办工程及未来之计划》所载:已办工程属入江者,一为民国七年二月新建之龙潭坝利民闸;二为民国九年改建之唐家闸。属入海者,一为民国七年一月新建之吕四东头总双门涵洞;二为民国八年十月新建之吕四廿九总闸;三为民国九年八月新建之遥望港九孔大闸;四为民国十年新建之骑岸镇闸。在原定计划之外,为本年附设县路干支各线之涵洞100余处,能分泄一部分水入江入海。

已办港河工程:中部,为民国六年开浚城区之小洋港、山港、裤子港;民国六、七两年开浚四安区之王通港。西部,为民国七年开浚平潮区之丝鱼港,东西捕鱼港,大小李家港,九圩港。东部,为民国六年开浚三乐、竞化两区之三竞官河;民国七年开浚余西、余中两区之龙游沟;民国八年吕四区与海境合开蒿枝河;余东区与海境合开十三框河;三益区与海境合开新港、界牌港;余中区与海境合开宽兴河;民国九年开浚吕四区南倒岸河;民国十年开浚余西区之十甲河。以上港河,“皆随各区之水势,顺流疏导,以尽其宣泄之利”。而河港工程之大,以三合口的东西港为最。东港于民国六年五月开浚,西港于当年九月开浚。两港“港线既长,工亦深阔,汪洋直泻,为北部入海之尾闾”。另据费范九著《南通水利史料》载:南通县水利会自1917年至1927年10年间,开浚的河港即达129条。其中大部分河港系张謇生前兴工开浚的。

清末,长江南岸常阴沙一带沙洲扩大,江流对江北的冲击力增强,造成南通江岸大量坍蚀。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后,西芦泾港附近的唐港镇、东芦泾港离江岸3里的三店圩、任港口的二濠庙、大姚港的义学镇,以及狼山附近的山港镇,大片农田和村镇坍入江中。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謇请两江总督端方,饬上海浚浦工程局荷兰工程师奈克来通勘察,复派瑞典工程师海德生偕施美德往返4次,实测成图,并具说明书,建议用塘柴木垫沉石法修筑水楗(即丁坝)。宣统三年(1911),南通县成立保坍会,张謇任会长。他又邀请了荷兰、瑞典、美、英等国的水利专家共商南通治坍方案。民国三年(1914),从天津接来中国河海总工程师荷兰专家贝龙猛,召开水利学术讨论会进行论证。民国五年(1916)聘请奈格之子特莱克负责沿江筑楗工程。6月动工,历时3年,由特来克负责建水楗10条,以后又完成8条,收到“分杀水势”之效,沿江堤岸渐趋稳定。除了筑堤挡潮、筑楗防坍之外,在沿江险要地段,还采用抛石护滩、种植芦苇护坡等办法,以减轻江潮对堤岸的冲刷。

张謇整治水患,兴修水利,重建设,也重保护,为了做到常态化,还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除了民国三年(1911)成立的南通保坍会以外,民国五年(1916)还由通境的余西场、吕四场、石港场、金沙场、西亭场和如皋的马塘场、掘港场人士,与大有晋公司、大豫公司、华丰公司代表协商,共同组建七场水利会。同年12月,南通县各市、乡人士集议,组织南通县水利会,于民国六年(1917·1)成立,张謇任会长。水利会担负筹集资金、组织员工平时检视、修建堤坝、涵洞,准备和保管防汛器材,灾时抢险救灾,以及调节上下左右的关系等任务。并在全县设置雨量器23处,按日记载各处天气和雨量;沿江设立水标3处,按日记载江潮潮位;沿海设立水标3处,按日记载海潮潮位;沿运河设立水标4处,按日记载各处运河的水位。随时掌握雨情、汛情、水情,发现险情,立即采取应对措施。水利会的建立,对全县的水利事业加强管理,并形成常态,起到了组织保证作用。

三、任用人才,引培结合,立足自培

整治水患,兴修水利,需要人才,张謇采取从国外引进水利专家和培育国内水利人才相结合的办法,并立足于自培。

引用外国水利专家,最早是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请来荷兰工程师奈克,嗣后是瑞典工程师海德生和施美德。民国元年(1912)请来英国工程师葛雷夫。民国二年(1913)请来比利时工程师平爵内。民国三年(1914)请来荷兰工程师贝龙猛。请这些外国专家来通,或是实地勘察,或是实测绘图,制订筑堤保坍方案,并开会反复研究论证落实,民国五年(1916.3)聘请奈克之子、继承父业的荷兰著名水利专家特来克,来通负责实施保坍护岸工程。特来克对长江南通段江岸、水势,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南通保坍计划报告书》,勘察详细,考虑周密,切实可行。来南通短短的3年中,他完成了沿江水楗10座,大小水闸3座,桥梁1座,对南通的水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民国年(1919.8.17),他冒着酷暑勘视遥望港九门闸施工情况时染上霍乱,在返通治病途中不幸逝世,年仅29岁,张謇将他厚葬于剑山南麓,并为他撰写墓表,立碑纪念。

对于培育国内水利人才,起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9月15-16日),张謇决定在通州师范附设测绘科,16日开学,学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1)毕业,共43人。其中挑选优秀毕业生9人进入通师所设土木工程科学习,宣统元年(1909)初毕业。测绘科和土木工程科的所有科学技术知识,都是聘请日籍老师宫本讲授的。

通州师范附设测绘科和土木工程科,培养的是初级水利人才。民国二年(1913)十月,张謇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时,就考虑要培养高级的水利人才。民国三年(1914),在《拟请申令各省速设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呈(附章程)》中提到:“为水利、治淮”培育中国人的河海工程专家,以减轻政府负担,前曾请设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于江宁,建议校款由直(河北)、鲁(山东)、苏(江苏)、浙(浙江)4省分担。该校原定正科4年毕业,特科2年毕业,开设课程20门。当年8月3日,呈请申令各省速办。还致函时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专门谈及速办河海工程学校的问题;有关校址、选定校长和申请办校拨款、分省摊筹常费办法,均呈报大总统鉴核,河海工程学校终于开办起来。

民国十一年(1922)河海工程学校第四届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张謇欣然参加并发表演说,勉励毕业生回到各地,要为当地的水利建设努力工作,多作贡献。民国十年(1921.2),他要该校许校长选派程度较优、性情较谨之毕业生来通,分配参与水利建设。7月,又要许校长选派二三人至豫北办理以工代赈事宜。该校毕业生宋希尚(字达庵)来通后在保坍会工作,与荷兰水利专家特来克共事,配合默契,特来克病逝后,其未了工程即由宋希尚接管。任务完成后,由运河局、南通保坍会资助,宋去美国考察,兼及欧洲德、法、比、荷4国,民国十二年(1923)回国,成了一位优秀的水利专家。

四、筹集资金,官民互补,广辟渠道

治水需要大量资金,如何筹集?张謇采取官民互补、广辟渠道的办法。

官补,主要是争取省政府拨给工赈补助费和救灾赈款。清宣统二年(1910),张謇兴工筑堤10公里,经费50万两,其中官补20万两,其余由地方分摊。民国元年(1912)春,自天生港经芦泾港至姚港筑堤6.2公里,其经费由上年潮灾官赈余款5000两拨济使用。张謇恳请官补颇费周折,虽经三番五次申请,经常落空;即使批准拨款,也是大打折扣。宣统二年(1910·8·12)通州沿江遭风潮袭击,35公里江岸倒坍,城郊2万余人流离失所。张謇先后拟《七月初八潮灾致度支(财政)部电》、《潮灾赈济致民政部电》、《为江坍请款上度支、民政两部略》三电,迟迟未见批复,张謇即同州自治公所议事会与董事会诸君,筹拨款物急赈灾民。

宣统三年七月(1911.8),张謇再次分别致电度支部、民政部与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苏巡抚程德全,就长江江岸筑堤工程,请酌酬拨款。据刘叔璜、陈泽渔著《辛亥年大灾赈灾电文及查帐实况》所载,张謇的电文如下:“连日与救济会筹划迅办工赈,修筑圩堤,御目前潮患。一面分电度支、民政两部代奏,借款筑楗,以固根本;又电盛大臣除由地方自筹急赈外,务请加拨2万金,以助灾区之不逮。闻筑保坍一事,前经代表公呈民、度两部,已蒙允许代奏,现在叠被潮灾,保坍之事愈不容缓矣”。据查赈灾实况:财务大臣札委候补知县杨兆庚大令、候补训导强敦保广文携带赈银一万两,救济通州各港灾民。筑楗保坍款只字未提,赈灾款只给一半。

张謇在为《通州江岸潮灾报告书》作序中哀叹:“再请而总督再不许,朝廷无自而闻,无自而仁,而沿江岸数千户之沙民,涛卷其尸,浪颠其庐,波荡其田畴,无几微幸生之路矣”。尽管申请官补困难重重,但是他决不放弃,而是一再为民请命,争取官补。

民补,主要依靠田赋带征的“水利费”,标准每年不一,视收成状况时多时少;另还靠其它行业货税带征的“水利费”。张謇于民国十年(1921)所撰《南通水利已办工程及未来之计划》中讲到,新建7闸10涵洞,所需经费及河道补助费计需235300元(当时币制,下同),加上涵闸常年修缮费、临时风雨施治费、水利会职员薪膳费,共需385300元,水利会只存现款12000元,预计应收水利专款148000元,尚短缺225300元。拟采取二策:一是田赋带征。即于地丁芦课折价项下,每两带征水利费银1元,以二年为限,自民国十四年起至十五年止,可得银120000元。二是货税带征。于南通货物税项下,每元带征水利费2角,三年为限,自民国十三年起至十五年止,可得银90000元。两项合计210000元,缺额可基本解决,且此二策有旧案可援。

慈善团体和个人捐助,也是民补的又一渠道。张謇和各公司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謇曾出私资3000元,聘请奈克、海德生等外国水利专家来通勘察,制订护岸治坍方案。大有晋、大豫、华丰等公司成立后已捐助不少,至民国九年又支付水利费达6万元之巨。在张謇等带动下,民间也有所捐助,以捐助钱物用于急赈的较多。

此外,即由受益的田亩分担。民国八年(1919)建成的遥望港九门闸,用银139600余元,按受益田亩分担:大有晋3.6万亩,华丰1万亩,大豫1.5万亩,马塘场1.83万亩,掘港场13.28万亩,余西场12.29万亩,石港场11.35万亩,西亭场3.5万亩,金沙场7.6万亩,合计55.95万亩。

江岸筑楗保坍势在必行,且需急办,计需筑楗费50万两,经自治局开会议决向银行借款分年偿还。先后报省、报两江总督不准;张謇又上书度支部、民政部转饬江苏巡抚准予商借,也未得到切实答复,便想方设法另辟渠道。后以刘海沙涨滩报买九案归公40000多亩,作借款抵押,筹得20万元;又因聚丰公司在段山筑坝,逼江水北流,给南通江岸造成严重损失,经如皋、南通各港人民据理报省,经省长调停,获赔款30万元,终于使筑楗经费获得解决。

张謇的一生,除致力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外,并以很大精力“治水救民”,且一以贯之,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民国十五年(1926.8.1),已感身体不适的张謇,仍冒着酷暑,偕工程师视察沿江保坍工程,终因过度劳累,数日后病情加重,于24日病逝,享年73岁。张謇为国为民整治水患、兴修水利的家国情怀,严谨周密的科学态度,踏实细致的办事作风和无私奉献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典范,值得加以传承和弘扬。

 

【参考文献】

[1]张绪武著《张謇传略》,见姜卫国主编《张謇与故乡》,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2]陈自清著《张謇》,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版。

[3]喻文广主编《南通县水利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3月版。

[4]张謇撰《南通水利已办工程及未来之计划》和《南通水利计划书》,见姜卫国主编《张謇与故乡》,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5]费范九编撰《南通水利史料》,见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1月出版发行的《江海春秋》中册。

[6]张宗著《南通沿江保坍工程》,见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1月出版发行的《江海春秋》中册。

[7]庄安正著《张謇先生年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8]管劲丞著《通州师范的创办与发展》,见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1月出版发行的《江海春秋》下册。

[9]杨得心著《张謇支持外地办教育》,见南通市通州区张謇研究会主办《謇园》2010年第一期。

[10]刘叔璜、陈泽渔著《辛亥年大灾赈灾电文及查赈实况》,见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南通掌故》,2004年12月版。

原载《謇园》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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