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桑浦游子

（原载“桂子先导” 2018-12-11）

编者按：2012年，吴玉章基金首度设立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每年表彰两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中国学者，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学科各一人，奖励金额为每人100万元。2018年12月11日，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在京颁发，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和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吴易风先生获此殊荣。由于章开沅先生刚动完手术，不能到北京领奖，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马敏教授代为领奖。今天桂子先导特推送网友桑浦游子撰写的《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读章开沅口述自传》，以飨桂粉，并以此向为桂子先导微信公众号题字的章开沅先生致敬！

这几天，天寒地冻，每晚我都早早上床，偎在被窝里读《章开沅口述自传》。读这本书的感觉是温馨的，好像听一位九旬老人给我讲故事，且很多故事令人回味无穷，不少话语发人深省。正如本书扉页所云：“章开沅一生历经世变，阅尽沧桑，其丰富阅历，不但能补正史之阙，也能为对民国以来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很多掌故，还能以长者的智慧予人以启迪。”总之，该书是当今名人口述史的顶尖作品，值得再读一遍。

章开沅先生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也是我大学时代的校长。其实，章先生在华中师范大学当校长的时间并不长，满打满算只有6年，但他在华师师生心目中的地位很高，堪称华师自院校调整以来声望最高的校长，甚至学校图书馆前从西区通向东区那条笔直的大道，被华师人称为“章开沅大道”。章校长为何有如此高的威望？他为华师做了什么？作为学生，我还真说不出所以然。大学四年，我见到校长的机会屈指可数。除了入学典礼听他做了一次报告外，好像还有三四次在全校的大会上远远地见过章校长。他讲过什么，我完全没有印象，只觉得他身材不高、气度不凡。

这次阅读《章开沅口述自传》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位历史大家。令我感到意外的是，章先生在书中并没有花费太多笔墨讲述自己怎么做学问，怎么成为历史学家的，而是主要讲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和遇到的各种故事，读起来让我倍感亲切。

章先生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祖籍浙江吴兴（也是我父亲50年代当兵之地）。他的曾祖父曾是安徽的地方官员，辞官后选择芜湖创建实业。章先生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作为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大师，章先生青少年时代并没有接受太多的国学教育，甚至也没有接受过比较完整的历史学专业训练。他在做大学教师前的经历非常曲折，富有戏剧性。抗战爆发后，他随家人逃难到四川，历经磨难。尚未成年的章先生先后两次被学校开除，还曾经到长江的船上打工，到青年军当兵……抗战结束后才到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但两年后又退学远赴中原投奔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章先生在华中师院任教的经历也极不平坦，“反右”时遭到自己学生的批判，文革中遭到批斗，住过牛棚，小女儿还差点夭折，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获新生，他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1984年被任命为华中师范学院院长（1985年华中师范学院改为华中师范大学）。1990年，章先生辞去校长职务，到美国访学4年多，其后一直在华师潜心做学问。

我的文笔拙涩，无法用很短的文字描述章先生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大家如果要了解章先生人生故事，最好读一下《章开沅口述自传》。这本书很多地方的描写极为生动细腻，也不乏幽默趣味，可读性很强。我读后最大的感觉：章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感情真诚细腻的“真人”，也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乐观向上精神、保持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大家”。

我这里只是摘录了三段章先生关于做人和做学问的观点，以便让自己记住这些重要观点，更好地向章先生学习。

 即使社会病态，也不要随波逐流；处在人生最低谷时，不妨充实自己。（《自传》第250页）

 有勇气与主流保持理性的距离，才能独立思考，不阿世媚俗，寻觅真知。我一直非常欣赏清代大儒戴震的如下名言，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自传》第311页）

在与主流保持理性的距离后，才有可能进入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是什么？简单地讲，就两个字，一个是“虚”，一个是“静”。“虚”即是虚空，胸中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羁绊，没有项目，没有考核，甚至于没有以前的一切理论知识，将自己完全放空。“静”即是宁静，不生活在热闹场中，才能宁静；心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才能宁静。能虚能静，便能神游万古，心神专一，思虑清明。“虚”“静”的学者，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发疯了，痴呆了，入迷了”。但这确实是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虚”“静”的学者，是纯真的学者。越虚越静，纯真度越高。一个学者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开创什么样的局面，和他的纯真度是大有关系的。（《自传》第311页）

章先生这些话说得太好了！我要郑重地抄下来，最好能背下来，作为我读书做学问的指导思想。“虚”和“静”的确是做学问最佳的状态，要做到真不容易！但不容易，也要争取做，尽量抗拒各种名利和诱惑，放空各种杂念，做纯真的学者！

我认为，如果按照章先生所言之“纯真度”来划分，学者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最低层次的叫“全俗型学者”。就是“著书只为稻粱谋”的那种，心中不仅向往着论文、项目，还考虑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甚至还惦记着股票、房产。这样的“纯俗型学者”杂念太多，学问显然是做不好的。

中间层次的叫“半俗型学者”。就是对生活上的俗务追求较少，对学问有热情有追求也很刻苦，但非常看重项目，做论文的选题基本都是跟着项目跑、跟着热点和主流跑。这样的学者能申请到国家级项目，能在顶级刊物发表论文，也有社会影响力，但由于功利心强，做大学问和真学问比较难，学问持续成长的空间也会比较有限。

最高层次的就是“纯真型学者”，就是章先生所说的能真正做到“虚”和“静”的学者，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者，这样的学者能够抵御外界的一切诱惑和干扰，专心做自己的学问。

现实中，“纯真型学者”凤毛麟角，特别是纯真度很高的学者更为罕见。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大家中举出一些人物。陈寅恪先生当然算一个，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牟宗三师徒二人应该也算。熊十力作为儒学大师，却有很多类似魏晋名士的狂放和疯癫表现。对熊十力的狂放和疯癫，学术界可能有多种解释，但我觉得这是他纯真度高、不落俗套、做学问“做疯了”的真实呈现。牟宗三也是纯真度很高的学者。他甚至认为，要做学问就不要与家人太亲近。有一次，他到徐复观家中访问，看到徐与家人很亲密，就觉得不合适，认为这样怎么做得好学问！当然，真正的学者，不是不要亲情爱情，而是不会被亲情爱情羁绊，因为做学问才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们视学术如生命。

我认为，过去“纯真型学者”多与那时相对单纯的学术环境有关。现在的情况真的不一样了。现在做学问变成了搞项目，学者为了追求项目，必然要学会应景，完全做到“虚”“空”实在很难。这正是章先生忧虑之处。他认为：“学术是一项追求真理的事情。但在今日，很多研究机构，很多学者，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做什么事情，都是从‘项目’入手。有项目就做，没有项目就不做。殊不知，如此这般，做的是项目，不是学问。……今日很多人所做的学问，追求的是金钱，而不是真理，完全远离学问之道”。（《自传》第310页）

章先生言之有理，但当今的大学，项目研究已经取代了传统科研方式，大学的评价也唯项目是从。在这种背景下，章先生的批评已经显得微弱不堪，估计很难对现实产生多少影响。而且，项目研究也有合理性，特别是有些集体性的研究，还有些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的大研究，离开项目还搞不好。当然，章先生也不是反对搞项目研究，只是反对“唯项目”和完全“以项目代科研”。

对今天的学者而言，如果要在大学生存和发展，肯定不可能不搞项目，而且搞得低（项目级别低）不行，搞得少（数量和经费）也不行。评高级职称肯定要国家级或省部级项目。评上教授了，按道理可以不理睬项目了，但迫于各种压力，还是得去申请。一个教授，即使有水平，但如果好几年没项目没课题，在领导眼中基本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所以，今日之学者能做到“半俗”已经相当了不起了，甚至“纯俗比”能达到“三七开”都算不错。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学学者，无论怎么落俗，还是不能失去一颗追求纯真的心。换言之，因为种种压力和其他各种原因，我们的行为可能做不到纯真，但我们的心还是应该纯真一些，至少应该保持一点学者的理性和良心。心若坏了，一切都没了。

另外，章先生做华师校长的那几年经历，《自传》写得不多。但我觉得很值得研究，如他“不拘一格”的人才观、“副校长负责制”的领导观等都对当前高教改革有启发意义。领衔辛亥革命研究和领导华中师范大学是章先生一生最重要的两件大事，而《自传》在这两件事上并没有大写特写，篇幅都不大，这也看出章先生淡泊名利的学者本色。而占据篇幅很大的那些早年经历，似乎与后来的事业无关，但仔细琢磨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古今中外，凡成就大事业者都在早年有“劳筋骨、苦心志”的经历，章先生是这样，我的导师潘先生也是。读他们的口述史，早年及文革时期的奇特经历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因为我没有经历过，也没有机会经历，所以感到特别有趣。我估计，把他们口述史的前半部改编一下，拍成电视剧也会有不错的收视率吧！